福特主义、凯恩斯主义与福利民族国家的特征

2023-11-29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与福特主义相对应的资本主义国家类型即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是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形式。依赖于规模经济和充分利用相对刚性的生产手段，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试图调节有效需求以适应福特主义规模生产的供应需求。

6.2　福特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的特征

杰索普认为，分析资本主义的国家类型必须首先分析其赖以建立的经济基础，他将之称为积累体制或积累策略。积累策略界定了“一个特殊的经济增长模式，并兼有各种超经济的前提条件，还勾画出一个适于其实现的一般策略”。^[31]国家形式、国家干预与国家政策的选择，随着积累策略的改变而发生相应的变化，成功的积累策略维持着资本流通的整合。资本主义在特殊的时空定位和尺度安排中选择其积累体制、调节方式和治理模式，由此形成资本主义国家类型的多样性和阶段性。积累体制的变化是调节方式、治理模式、国家形式变化的主要根源，正是积累体制的变迁造成了资本主义国家类型的不断重构，而调节方式与治理模式则构成了资本主义国家类型的功能与形式特征的具体化。

战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积累策略或积累体制，可以被称之为福特主义。福特主义的形成与推广，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福特制的广泛推广促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终渗透到所有迄今为止还保持着前资本主义经营方式、交换方式和消费方式的领域。资本主义经济的福特主义阶段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经济形式渗透的最后阶段。”^[32]福特主义可以被简单地定义为一种建立在规模生产和规模消费（大众集体消费）基础上的有效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积累策略/体制，它依赖于大公司生产和高度的国家干预，通过独特的调节方式而得以保障，这种调节方式话语的、制度的和实践的具体化于凯恩主义福利民族国家之中。

一种积累策略可以从四个方面来分析：（1）劳动过程或生产范式，即技术性和社会性劳动分工的特定构造。（2）积累体制，指维持资本主义的生产消费结构与增长模式的那些具有连贯性的宏观经济体制的总和。（3）调节方式，它被定义为维持和指导既定积累体制的规范、制度、组织形式、社会网络等等的整体，这可以按照调节方式的五个结构方面而加以考虑：企业形式和竞争方式；工资关系；货币流通的性质和信贷关系；国家的形式和功能安排；它嵌入到国际经济制度中的方式。（4）社会体化（societalization）的具体模式，它是制度整合和社会凝聚的样式，能够补充占统治地位的积累体制和它的调节方式，并保障统治的社会条件的生产与再生产。

作为劳动过程的一个独特类型，福特主义的生产范式包括大规模生产，建立在由许多半熟练的工人车间操作的流水线技术的基础上，生产相对比较刚性。作为一个稳定的宏观经济增长模式，福特主义建立在大规模生产、生产率的提高、工资的提高、大规模的集体消费需求、经营利润的不断增长、有效率的宏观经济增长周期之上。作为一个经济调节方式，福特主义企业的所有权与控制权相对分离，进行规模经营，分享市场利润的增殖，采用成本加成的价格策略。福特主义工资关系取决于工会的合法性及其与企业的集体商议或妥协，工资挂钩于生产的增长和零售价格的浮动。货币流通和信贷政策指向保障民族经济有效的聚集起国内需求以及在膨胀的但适度浮动的环境中使消耗和债务社会化。国家则通过整合资本流通和消费品生产、管理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冲突、对资本主义的危机趋势进行“危机管理”，从而促进福特主义经济的增长、维持其有效的运行。国际金融、国际贸易、国际投资、能源开发和经济安全体制主要服务于维持美国霸权下民族经济的福特主义式增长，并促进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国际贸易投资的有序扩张。作为一般的社会组织样式，福特主义的工人依赖于工资和社会福利，国家服务于满足他们从摇篮到坟墓的需要，家庭按规模消费的标准消费，公民对官僚国家提供标准化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需求不断增长。

与福特主义相对应的资本主义国家类型即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是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形式。这种国家类型或国家形式的出现与福特主义生产范式的传播与巩固具有密切的历史联系。戴维・哈维在《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中指出了这种历史联系的前提。福特主义产生于20世纪初，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阶级关系状况和国家形式却妨碍了福特主义的广泛传播，战后福特主义要克服的一个主要障碍在于国家干预的传统方式或机制。哈维指出：

必须设想出一种新的调节方式来配合福特主义生产的要求，它要经受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冲击和资本主义的几近崩溃，以把资本主义社会推向如何设想和运用国家权力的某种新构想……正如凯恩斯那样的经济学家所看到的，问题是要得出一系列使资本主义稳定的科学的管理策略和国家权力……国家权力适当的结构和运用问题，只是在1945年之后才得到了解决。这把福特主义带向成熟，成了羽翼丰满的和与众不同的积累体制。就这样，它接着形成了战后长期繁荣的基础……福特主义与凯恩斯主义有了牢固的联系。^[33]

杰索普指出，作为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独特的国家类型，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这一概念中的每一术语，都体现了这种国家类型在每一定义维度上的独有属性（参见表6.1）：（1）在提供资本积累的内外部条件从而促进私人资本的利润实现时，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是凯恩斯主义的，它试图在相对封闭的民族经济内通过需求管理保障充分就业。依赖于规模经济和充分利用相对刚性的生产手段，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试图调节有效需求以适应福特主义规模生产的供应需求。（2）在再生产劳动力和保障社会再生产所需的条件时，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指向的是福利，它试图在与充分就业增长水平相一致的情况下调节集体薪资协议，使规模消费标准化、普遍化，促进有利于福特主义增长的集体消费形式，从而保障所有的公民都可以分享经济增长的果实。（3）在其主要职责是在民族国家边界内的不同空间组织尺度上发展和引导凯恩斯主义经济福利政策时，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是民族的。“国民经济”、“国家利益”、“民族大众”这样的话语成为了民族国家在政治、经济和市民社会领域中的领导权话语。（4）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是国家的，国家在福特主义积累体制中是市场力量的主要补充者，并且在市民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国家被用来弥补市场失灵并且把繁荣普及到所有的公民。市场与国家相结合的“混合经济”为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调节和治理提供了引力中心。^[34](www.chuimin.cn)

表6.1　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

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作为一种理想的或抽象的福利体制之指称，并不存在一种纯粹的福利模式或类型。埃斯平—安德森是福利体制分类学的奠基者，他以劳动力的去商品化这个简单的定量标准，从战后欧洲经济与发展组织的18个成员国中划分出三组不同的福利体制：自由市场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保守合作主义。^[35]杰索普发展了安德森的分类学，认为分析凯恩斯主义福利体制的类型学，需要我们对增长模式、调节方式、治理模式和福利体制之间路径依赖式的结构耦合进行更成熟的分析。

在经济和社会干预的形式方面，我们可以区分出自由社会市场体制、三方合作伙伴式的社会民主主义体制、保守合作主义体制（社会福利部分地组织于职业或地位，并由此维持经济和社会的不平等）、管制主义体制（具有强国家和相对碎片化的劳动力）、调节性国家（通过支持托管集体协议和劳动立法来保护工人而非通过扩展普遍的福利国家）、经济和社会的依附主义模式。它们分别对应于北美、北欧、英国、法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南欧六种福利体制。同样的，就治理而言，我们可以区分出自由混合经济模式（市场力量优先，国家是一种剩余型或弥补性角色）、协商经济模式（依赖于社会合作者之间的商议，需要国家的支持）、国家主义模式（国家界定工人和雇主的职责与义务以及调节市场活动、非营利性市民福利组织）、家族模式（扩展性家庭和家长制或“家族主义”组织在再分配中具有重要作用）。^[36]尽管存在着各种不同实体的福利体制，但是其一般特征仍旧可以辨别和归纳出来。福利体制是传输福利的复杂机制的基体，这些机制包括：职业福利、国家的直接财政再分配、金融手段、国家基金、国家提供的集体消费、住房再分配、家庭的代际维持、慈善活动、基础设施建设、养老金等等。凯恩斯主义国家的福利传输主要有三种主要形式：（1）集体组织的社会保障体系，其功能如照顾失业者、患者、孕妇、退休者；（2）通过财政金融系统和社会政策，对工资收入、税收进行再分配。（3）扩大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输出，扩大公共财政支出，从而促进社会的集体消费。社会福利权利以公民资格为基础，凡是福利国家的公民，都具有充分享受福利供给和福利产品的权利——不管是否参加工作或劳动。^[37]

在考虑了福特主义、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的一般特征和福利体制之后，杰索普考察了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作为民族国家的独特类型。这主要表现为：（1）在各种正式政治组织的不同空间尺度上，主权民族国家被认为是首要的层次。地方和区域的政府主要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政治的传送带而发挥作用，民族国家主要关注人口、社会再生产、公民权、移民和领土的捍卫。（2）国家的经济策略和经济调节主要建立在相对封闭的国民经济前提上，民族经济之物质的和话语的建构依赖于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的经济调节。（3）在经济组织的不同空间尺度上，国民经济主要与国家行动保持一致，按照民族共同体而加以界定和衡量，按照共同体目标的变化而加以控制。地方和区域经济被视为国民经济的次级单元，地区间的差异相对不重要。（4）福利和社会再生产政策的主要对象被看作常住的国家人口以及它的家庭或作为个体的公民。（5）国家的社会基础的主要单元是作为民族国家政治主体的公民，他们被赋予了不同的法律、政治和社会权利，并且被组织为经济法团组织的成员（如工会、行业协会等）。（6）围绕着国内政治领导权斗争中心的是民族—大众的斗争以及实现政治过程中公民权利的扩展和保护，这主要涉及经济和社会的再分配问题，但本质上仍是资本主义特征的。^[38]

当然，尽管杰索普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特征的综合性详细描述，但同时我们也发现他忽略了许多政治制度上的内容，如国家机器的内部接合（国家机构不同部门的关系）、特殊的政治制度设计（民主制度、政党制度、代表制模式）等等——这常常被其批评者指责为仍然是经济主义的国家理论。实际上，把杰索普对这些内容的忽略视为经济主义的国家理论是一个误解或误判。一方面，杰索普的国家理论研究更多的是关注他所说的“资本主义的国家类型”的四个主要维度或要素，而并不太涉及一些具体的国家部门、民主制度、政党制度之类的内容；另一方面，杰索普自己也承认他忽略了这些内容，但这并不表示它们不重要，而且他也曾指出策略关系方法的资本主义国家类型分析应该包括这些方面，只不过是“没有必要拘泥于此”罢了。^[39]

福特主义、凯恩斯主义与福利民族国家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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