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索普国家理论：资本主义国家类型再推演

5.4　资本主义国家类型的重释与规定

经过对“资本主义的国家类型”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之间的批判性比较，杰索普提出“我们的研究就是要关注这种国家类型独特的历史发展，而不是所有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及其形式、功能和历史发展，在此我们把国家视为关系而不是权力工具”^[36]。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类型是一种“理想典型”，它适当地忽略了不同国家在民族上和历史上的差异性以及非正常情形下资本主义国家的偶然特征，所以这样一种研究范式有利于在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较具体的实体性分析时避免陷入复杂而琐碎的经验材料之中却无法自拔，也有利于避免重蹈归类主义的覆辙。与此相反，选择“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作为国家理论的研究客体，要么是不可能的，要么是负担过重的，而且更为根本的是它可能会从大量的历史经验证据中按照研究者本身的理论目的，作出一些抽象的概念化或归类，从而冒着把特殊现象错误地抽象为一般现象或者把特殊现象视为普遍现象的理论风险。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中，由于特殊的历史发展或局势，国家权力可能直接成为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统治工具，或者是形成一种权威主义的政体。如果把这种特殊现象视为普遍现象的话，那么就会很容易把偶然的、暂时的特征当作资本主义国家的永恒特征。对此，杰索普借用英国经验展开了形象的说明，“比如，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英国，人们不会惊奇富人们不想交税，政府和法官也制订政策有意让富人少交税，这几乎成为每个公民的权利。到了英国与德国进行战争的时候，法官们认为每个人都要多交税，这是公民的义务。如果我们把战时的态势构造当成资本主义国家普遍的特征来看，那么我们就会得出引人误解的结论。因此，我们不会对战争结束后法官们再次决定富人们可以少交税而感到惊奇。所以，我们的研究既要关注多形态结晶体的占统治地位的构造，也要关注其相对的暂时性态势中的构造，我们不能把‘异常国家’或紧急状态中的国家当作资本主义国家的永恒形式或构造。”^[37]

但是，仅仅依据国家的结构形式或者正常政体与异常政体作为划分资本主义国家类型的标准仍然是不充分的，如普兰查斯那样，相反它具有更广泛的内涵、需要更丰富的标准。杰索普指出，确认一个或一组国家是否可以归之为资本主义的国家类型，首先要确认它或它们是否资本主义国家。事实上，无论是把国家视为“统治阶级的工具”（密里本德）还是把国家视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重要部门”（普兰查斯），都在根本上先验地把现代国家的本质首先视为服务于资本主义的机器、部门或亚系统。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都没有能够像迈克尔・曼那样清楚地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是“多形态的结晶体”，也没有认识到现代国家的首要组织原则也许首先并不是资本积累逻辑，亦即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并不必然都是“资本主义国家”。确实，从抽象的层面上说，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权力在原则上首先应该是资本主义的，然而现实情况中的国家却并非如此。

要把“资本主义的国家类型”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中区分出来，借鉴迈克尔・曼关于“国家是多形态的结晶体（Polymorphic Crystallizations）”的观点就特别具有理论意义。迈克尔・曼利用化学术语“多形态的结晶体”来表达国家形态的高级成形。他指出“在化学中，多形体指的是一种物质，它可以成形为两个或多于两个的形态，通常可以归属于不同的系统。这一术语亦表达了国家成形的方式，即国家的若干权力网络成形为中心——在不同的时候有不同的中心——的方式。国家有多重制度，履行着多重职能……因此，国家是完全多形的。”^[38]现代国家最终的“高级成形”是指一种制度或系统逻辑成为主要的或者首要的组织原则，但是并不排斥其他的逻辑或原则，不同逻辑之间也不是二元对立的冲突，“国家很少以是X而不是Y这种方式体现出来。”^[39]曼进而指出，在现代，“国家成为资本主义是再明显不过的。整个这一时期，西方国家在给予私人财产和资本积累以特权上是坚定不移的。”^[40]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国家来得比任何单一理论所认为的要混杂得多，却没有那么系统和统一……国家成形是互相缠绕的”，^[41]现代国家的多种“高级成形”并不是逻辑构造的，而是历史形成的，并且现代西方国家的历史成形“过去是、现在仍是、而且不只是资本主义的。”^[42]

鉴于现代国家的不同历史发展轨迹，我们至少可以辨别出现代国家的多形态结晶体的七个方面，当然不仅仅是这些方面，而且这些方面并不必然全部都存在于一个既定的、现实的现代国家之中：

“资本主义国家”，这指的是现代国家的“财富容器”，其目的是要保障资本积累。“军事政体”，它是一种“权力容器”。“民族国家（Nation State）”，它关心的是国家的民族构成，这是一种“文化容器”，如苏联解体后成立的各个民族国家。“代表制国家”，这是现代国家普遍的“公民政体”，它是一种政治组织形式。“神权国家”，在这种国家形式当中，宗教信仰和教义律条占据首要地位，如伊斯兰国家。“安全国家”，民族安全、主权独立占据首要地位，如二战后的东亚国家。最后是“种族国家”，种族分化或种族隔离占据首要地位，如南非。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当中，以上几个方面在不同的国家当中占据着不同的分量，而且它们彼此之间可能存在着紧迫的张力甚至相互矛盾。^[43]

杰索普指出，迈克尔・曼关于“国家是多形态的结晶体”的观点，意味着现代国家的组织和能力也许在本质上可能首先是资本主义的、军事的、神权政治的或民主的等等，这是依据斗争中力量的妥协平衡所决定的，尤其是影响国家整体以及国家权力执行的那些力量。一个现代国家必然有其占主导地位的权力结晶体，但它向挑战开放，并随局势变化而变化。^[44]

这种方法的重要贡献，在于它并不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都可以一律描述为资本主义国家，这是因为一些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其组织和功能也许并不是首先保证资本积累，它也许是以其他的组织逻辑为社会体化的统治原则，如种族、宗教或国家安全占据首要地位。这也就意味着“现代社会的国家权力的替代结晶体之间存在着的潜在张力，并不能保证现代国家在本质上总是或永远是资本主义的，甚至当资本积累深深地嵌入其组织基体时也是如此。”^[45]由此，“国家作为政治权力的多价的、多形态的结晶体，同样的权力网络，依据特定阶段或态势中的统治问题，会以不同方式构造成现实国家的结晶体。没有一个普遍在场的国家，我们只能说存在不同态势下的许多不同形态的现实国家，它们是多形态的、多价的、多意义的国家。”^[46]就国家的高级成形而言，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正常情况中，一般的结晶体（资本主义国家）会长期进行统治——它主要服务的是资本积累的需求，但在特殊情况下也会出现更特殊的结晶体（种族国家或安全国家等等）长期占据统治地位——主要服务于非资本积累的组织逻辑或社会体化的原则。

杰索普高度肯定了曼的理论贡献，并指出正是借助于这个理论，我们可以把资本主义的国家类型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中区分出来（参见表5. 1）。在普兰查斯与迈克尔・曼的基础上，杰索普认为“资本主义的国家类型”必须符合下列条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据统治地位，资本积累逻辑成为社会体化的组织原则，具有自由民主代议制这种“资本最好的政治外壳”，阶级权力嵌入并隐藏在社会结构当中并且相当模糊从而伪装了阶级统治，国家具有自主性，国家主要服务于保障资本积累所需的各种经济与超经济条件。当然，由于它仍然镶嵌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之中，因此资本主义的国家类型仍然会与其他替代性的国家权力结晶体产生竞争或激烈冲突，它典型的还要考虑资本积累之外的非统治性的社会组织原则或逻辑。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的国家类型在特殊的时期、环境或局势中，也可能会赋予其他的社会组织原则或逻辑以优先性，从而重组其形式与功能。而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中，资本积累未必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体化原则或社会的首要组织逻辑，“如南非这样的种族国家，它把种族分化或种族隔离放置于比资本积累更高的地位。”^[47]或者虽然资本积累成为主要的社会组织逻辑，但却并不具有自由民主代议制这种正常政体——但这种异常政体在特殊时间阶段也可能具有对资本积累的一定功能充分性。就国家权力而言，相比于“资本主义的国家类型”，“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具有清晰的工具性特征从而其相对自主性的范围非常有限。

表5.1　资本主义的国家类型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之比较

(www.chuimin.cn)

来源：B.Jessop，Dialogue of the Deaf：Some Reflections on the Poulantzas-Miliband Debate（电子版），in Paul Wetherly，Clyde W.Barrow，and Peter Burnham（eds.），Class，Power and the State in Capitalist Society：Essays on Ralph Miliband，Basingstoke：Palgrave，2007.

必须加以补充的是，杰索普对两种国家理论研究对象或路线的比较也表明，把国家视为关系并不代表绝对否认把国家视为工具，他的意思更多的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中，国家权力更多的体现为工具性，而在资本主义的国家类型中，国家权力更多的体现为结构性和关系性。换句话说，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国家可能更明显更直接的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如列宁），而在资本主义的国家类型中，国家则主要是“理想的总资本家”（如马克思）。事实上，杰索普在此并没有否认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不具有理论价值，只不过他在“资本主义的国家类型”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两者的比较中选择了前者。杰索普也承认，“形式一致性本身并不能解释任何实质的一致性是如何历史地产生的。资本主义的国家类型，也不能帮助我们解释资本积累在最奇异的国家形式中是如何得以发生的——即便我们可能认为它们在形式上是不充分的。”^[48]这也就意味着，有关资本主义国家类型的研究并不能替代某些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的特殊案例研究。可以说，资本主义的国家类型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之间的比较关系，类似于一般性与特殊性、普遍性与偶然性之间的关系。

这里还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艾伦・伍德在《民主反对资本主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对普兰查斯的“资本主义的国家类型”的批评：

他（普兰查斯）在建立了这样的原则即整个社会结构——囊括它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和理论的层面——都包含在“形式上抽象”的生产方式中后，进一步从理论上构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政治方面”，并提出了结构上的国家“类型”以适合这种生产方式。这包括在理论上构筑国家与生产方式不同层面之间的联系，也包括对资本主义“类型”国家的特征做详细描述。

这种论证的结果是自相矛盾的。其含义似乎是，生产方式的各“层面”间的联系，更具体地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的国家“类型”间的相关性，是“形式上抽象的”而不是“真实、具体的”，生产方式的各组成部分可能是在“结构上”相互联系的，而不是必然地在历史中联系起来。于是，一方面结构逻辑压倒了历史事实；另一方面，似乎在历史上存在的社会形态中，国家与生产方式之间实际盛行的关系可能与这种结构逻辑无关，从而使二者的联系几乎总是表现为偶然的。由“形式上抽象的”领域中必然的结构逻辑联接起来的生产方式的各个组成部分，能够很容易地在历史现实中被分解开来。

这样，一个国家之所以是资本主义国家，不是由于它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联系在一起，而是依靠自主的理论构筑从形式上抽象的资本主义生产中演绎推理出的某种结构特征。因此可以说，在一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尚未盛行的社会形态中，也可能存在着“资本主义的国家”。

事实上，这就是普兰查斯对欧洲专制主义的描述。一个专制主义的国家被认定为一个资本主义类型的国家，并不是因为它具有支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样实际的联系（普兰查斯尽力强调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这一阶段远未发育完全），而是由于它展现了某种形式上的结构特征，这些特征多少有些武断地被他认为是符合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49]

在普兰查斯那里，划分出资本主义国家类型的依据是资本主义经济与政治在形式上的制度分离产生了一个具有相对自主性的国家，当这种自主的国家拥有正常政体时就是资本主义的国家类型。就普兰查斯以现代国家的形式结构即国家自主性作为划分资本主义国家类型的标准而言，伍德的批评是有见地的。但是，考虑到经济与政治在形式上的制度分离只是出现于稳固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时，伍德的批评则有失偏颇。

虽然杰索普没有直接回应过伍德对普兰查斯的批评，但是他也认识到相似的问题，比如他指出普兰查斯仅从国家自主性以及正常政体与异常政体来区分资本主义的国家类型是不充分的。因为，一个充分具有国家自主性的现代国家，也许并不以资本积累作为社会体化的组织原则，即便是一个既具有国家自主性又拥有正常政体的现代国家也未必就一定会是资本主义国家。资本积累占社会组织原则的统治地位，是资本主义国家类型的一个首要前提。也正因此，杰索普在自己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类型的规定中，始终强调这种国家类型必须是一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积累的逻辑成为社会的首要组织原则，它必须具有最好的政治外壳，它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当然，伍德可能也会指责杰索普分解了历史现实，而杰索普则可能会反驳说资本主义国家类型的概念是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的双重分析运动的结果，有意识地把“真实—具体”再生产为“思维中的具体”，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运用的方法那样。或者，杰索普会批评伍德同样也没有把资本主义的国家类型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中区分出来。事实上，杰索普对“资本主义的国家类型”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两者作出的区分，始终存在着割裂历史与逻辑的嫌疑，把前者当作资本主义国家的一般性“理想典型”，显然冒着把具有浓郁“西方中心”色彩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形式视为一种普遍现象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