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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国家形式分析:形式与功能

【摘要】:对于马克思而言,以理性的官僚制、普遍的投票权为基础的现代民主代议制国家,对资本主义来说在形式上是充分的。

5.2 形式充分性与功能充分性:以马克思的国家形式分析为例

普兰查斯在《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中最早提出了资本主义国家类型的概念,他指出,“使用资本主义国家一词是指资本主义国家类型占统治地位的国家。”[8]在普兰查斯看来,所谓资本主义的国家类型也就是正常形式的资本主义国家,并且认为他自己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分类法并没有超出马克思主义分类法的问题范畴,亦即按“图式”、“型态”或“理想典型”的分类法。[9]杰索普也认为,普兰斯的这种“理想典型”的分类法,正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以及其他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中分析资本时所利用的方法,马克思本人就一直重视这样一种基于“抽象—具体”的双重理论运动之上的形式分析。所谓“抽象—具体”的双重理论运动是指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的双重分析运动,有意识地把“真实—具体”再生产为“思维中的具体”。前一运动包括逐步地具体说明抽象概念,展开它们的完全含义,并藉此走向更具体的分析;后一运动则包括不同抽象层面上的概念接合,如此在保持相对综合的条件下,分析又变成了多维度的。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一个典范。利用这种双重的理论分析运动,马克思考察了资本主义的商品形式、价值形式与资本形式,以及由这些形式所衍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动力体系,这是一个典型的“形式分析”。

杰索普指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常常展开形式充分性的观念。形式充分性是指不同形式的资本关系之间的对应性,如不同形式相互适应、一起为资本积累的整个动力体系提供最好的框架。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马克思把工厂分析为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充分形式,这是相对于工厂中的简单或稍稍更复杂的合作模式而言……就我们当前的理论目的而言,我们也可以注意到,马克思把资产阶级民主制视为有利于巩固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政治组织的充分形式。”[10]马克思的这种“抽象—具体”的国家形式分析,突出体现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与《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之中。比如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马克思指出在1848年2月以前,革命“意味着推翻一种国家形式”[11],在6月之后,革命变成了推翻资产阶级社会,而一年之后的1849年6月13日事件的后果,即“有了立法国民议会,立宪共和国的外表即共和制的国家形式也就完成了,在这个国家形式中确立了资产阶级的统治”。[12]在杰索普看来,马克思在这些著作中普遍采取了一种“制度主义”的国家分析模式,考察了国家的组织原则、国家的“类形式”,联系着不同生产方式的特殊国家形式,以及国家的特殊形式或特殊类型在形式上、物质上和功能上的充分性。对于马克思而言,以理性的官僚制、普遍的投票权为基础的现代民主代议制国家,对资本主义来说在形式上是充分的。[13]

莫尔(M oore)则是普兰查斯之外另一个关注到“资本主义的国家类型”的理论家,他从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提取出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类型的理论本质,即“当剥削采取交换的形式,专制就会采取民主的形式”,[14]资产阶级社会的自由民主平等只是价值交换原则在政治上的反映。事实上,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也曾指出,“显然,这里通行的是调节商品交换(就它是等价的交换而言)的同一原则……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虽然原则和实践在这里已不再互相矛盾……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但是)就它的内容来讲,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15]在马克思看来,基于这种形式平等而内容不平等的权利之上的民主共和国,正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最后的国家形式”。[16]列宁也认为,“民主共和制是资本主义所能采用的最好的政治外壳,所以资本一掌握这个最好的外壳,就能十分巩固十分可靠的确立自己的权力。”[17]从根本上说,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国家正是对应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商品价值交换形式,“工人们可以在劳动市场上自由交换其劳动力,所有这些都是以平等交换的形式进行的,但这里面隐含着不平等的资本主义剥削关系。这种交换关系进入政治领域后,也就转化成政治上的平等与自由。”[18]概而言之,在经济上是形式上自由平等的价值交换,在政治上是形式上自由平等的民主政治;前者隐藏了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后者隐藏了资本对劳动的专政。

由此可以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最好的政治组织形式应当是一种形式上自由且平等的资产阶级代议民主制(或共和制),它既能有效地服务于总资本的利益,同时又能很好地伪装资本的阶级统治或阶级专政,正是这种最好的政治外壳在形式上给资本家的政治统治提供了重要的合法性支持。在这样一种资本主义国家形式之中,政治统治主要是依靠民主政治手段以及相关的市民社会领导权方案来实现,国家并不直接听命于资本的需求,更不依仗暴力机制来强制推行有利于资本利益的政策,因此在这种正常的资本主义国家形式之中并不存在太明显或太激烈的“公开的阶级斗争”,相反意识形态机器(如阿尔都塞和普兰查斯)或政治合法性的输送机制(如密里本德)起着“粘合”资本主义社会的关键作用。在最一般、最基础的意义上,这样一种具有现代资产阶级代议民主制的国家就可以称之为“资本主义的国家类型”,它的形式充分性有利地保障了它对资本主义的功能充分性。

“资本主义的国家类型”,这一概念实质上强调的是“形式会使功能发挥成问题”,而对国家持简单工具观的国家理论正是没有看到这一方面,形式分析在他们那里往往是无关紧要的,或者按照战后西方共产党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国家的制度形式无碍于国家服务于垄断资本的功能。然而,对保障资本积累和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来说,民主的国家形式与独裁的国家形式在功能上明显有着巨大的差别。例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分析所表明的,虽然“第二帝国”的皇帝在当时法国阶级力量的妥协平衡中建立起资本主义性质的帝国政权,并自命为负有保障“资产阶级秩序”的使命,但是这种资本主义国家的异常形式(流氓无产阶级的独裁政权)却使得它在保障资本积累的功能发挥上出现了问题。它最终不但会被工人阶级或劳动者所埋葬,而且资产阶级本身也逐渐不能容忍这样一种政治外壳,“结果使一切阶级一致起来和它作对”。[19]那么,它的灭亡也就是必然的,正如马克思所预测的那样:

波拿巴既被他的处境的自相矛盾的要求所折磨,并且像个魔术家不得不以日新月异的意外花样吸引观众把他看作拿破仑的替身,换句话说,就是不得不每天举行小型的政变,于是他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经济陷于全盘混乱状态,侵犯一切在1848年革命中看来是不可侵犯的东西,使一些人对革命表示冷淡而使另一些人奋起进行革命,以奠定秩序为名而造成真正无政府状态,同时又使整个国家机器失去圣光,渎犯它,使它成为可厌而又可笑的东西。他模仿特里尔的圣衣礼拜仪式在巴黎布置拿破仑皇袍的礼拜仪式。但是,如果皇袍终于落在路易・波拿巴身上,那么拿破仑的铜像就将从旺多姆圆柱顶上倒塌下来。[20](www.chuimin.cn)

从马克思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甚至赋予了国家的形式充分性比功能充分性更为重要的意义。

但是,形式上充分的资本主义国家并不逻辑地或直接地产生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事实上,资本主义国家最初在形式上并不是充分的,在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阶段,它所借助的是绝对主义国家政权。正是现代资产阶级民主代议制的最终形成,才提供了这种最好的政治外壳,而其中政治斗争、阶级斗争或大众民主运动对这种政体形式的形成起着具有进步性的重要历史作用,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精彩描述可为佐证:

资产阶级的这种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伴随着相应的政治上的进展。它在封建主统治下是被压迫的等级,在公社里是武装的和自治的团体,在一些地方组成独立的城市共和国,在另一些地方组成君主国中的纳税的第三等级;后来,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它是等级君主国或专制君主国中同贵族抗衡的势力,而且是大君主国的主要基础;最后,从大工业和世界市场建立的时候起,它在现代的代议制国家里夺得了独占的政治统治。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21]

马克思的分析也表明,对资本主义的国家形式及其历史发展的考察,要拒斥经济决定论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简单解释,自由平等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并不仅仅是自由交换的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必然的政治演绎结果,一如普兰查斯所看到的,国家形式实质上也是阶级力量变动平衡的物质性浓缩。从历史上看,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经济并没有必然导致产生自由民主的资产阶级政体,事实上现代自由民主代议制的最终稳固也是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事情,正如戴维・赫尔德在《民主的模式》中所指出的那样。

可以看到,通过考察马克思的国家形式分析,杰索普在此再次明确了策略关系方法的国家理论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即国家形式并非是由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或者经济基础所单独决定的。国家形式或国家结构塑造或限制了在国家内外部斗争的那些主要力量(阶级的、社会的或政治的)的策略计算和策略竞争,但是策略斗争的结果也塑造着国家的策略选择——国家形式、国家规划、领导权方案等等。国家形式是依据结构与策略的辩证法并在力量斗争的妥协平衡中最终形成的“政治策略的结晶体”。相应地,依据策略关系方法的国家理论,那么在资本主义国家类型的理念下,它表明只有当资本积累的需求与国家在力量斗争达成暂时的妥协平衡下所形成的策略选择(国家形式或制度结构)具有结构一致性的时候,一种资本主义的国家类型或资本主义的正常政体才具有了对资本积累最有效的形式充分性和功能充分性,形式与功能由此才有可能实现实质的统一。当然,形式与内容之间永远存在着冲突,形式的充分性并不必然保证功能的充分性。

杰索普指出,马克思国家理论中所蕴涵的形式分析并没有被后来的追随者所重视或发展。就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而言,形式充分性常常关注于资本主义国家类型的分析,而功能充分性则关注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在既定局势下保障适应积累需求的经济与超经济条件时的特殊功能或能力。后者很少关注国家形式,更多的是关注国家的特殊目标和使命。正是普兰查斯关于“资本主义的国家类型”的理论演绎,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作出了重要的发展,他把马克思国家理论中暗含的形式分析作为一个重要内容给突显或提炼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