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定义及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研究成果

2023-11-29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相反，马克思主义将国家谴责为统治阶级的“工具”和“执行委员会”。关注“现代国家的历史发展”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是以现实中的由历史构造的政体为实体研究对象的国家理论，可以称之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研究。

5.1　国家的定义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可能对象

国家理论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如何定义国家，然而“国家是什么”却不是一个可以简单回答的理论问题。尽管国家经常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用语之中，但是有关国家的定义或者“国家是什么”却从未有过清楚的一致意见。杜威就曾经感叹说，“如果人们要询问国家的定义，那么他们将会陷入争论以及相互矛盾的喧闹嘈杂之中。”^[1]随着国家活动或国家运行的空间尺度的不同，在国家内外部活动的政治力量及其政治理念与运行环境的不同，国家会改变它在“日常用语”和“理论表述”中的形状和面目。确实，从经验上看，不同的人在不同的环境下常常会有不同的所指，比如国家有时指的是中央政府，有时指的是民族的政治共同体或者想象的利益共同体。正是参照点的不同造成了国家的多指性，也由此形成了不同的国家观以及国家理论的各种解释范式。正如帕特里克・邓利维（Patrick Dunleavy）和布伦登・奥利里（Brendan O’Leary）在《国家理论：自由民主的政治学》一书中所描述的：

“国家”是一个经常挂在人们嘴边的词汇。技术专家政治论者声称他们能够驾驭它，法官坚信他们能够洞悉国家的利益所在，而政治家们认为他们知道怎样去管理它。自由主义者似乎认为国家应当成为社会利益冲突中的裁判员、调解人、规制者和裁决者，甚至是“收银机”。相反，马克思主义将国家谴责为统治阶级的“工具”和“执行委员会”。愤世嫉俗的现实主义者把国家视为操纵者和（或者）寄生虫的精英组织，他们利用“政治规则”来愚弄普通的公民大众。学者们有的将国家定义为社会中所有权力关系总和的浓缩，或者定义为一套监管制度，或者是一部通过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对社会进行激励的自治机器。另外一些人则要打碎国家机器，或者促使它消亡，成为历史的记忆……即使在那些认为现在某种形式国家是不可或缺的人中间，围绕国家的起源、特征和活动范围，仍存在许多严重的分歧。^[2]

邓利维和奥利里在比较了国家常见的组织定义和功能定义之后，发现即便寻求一种宽泛的解决方法，“定义国家”也似乎是一个始终困扰国家理论研究者的永恒问题，因为从来就不存在也不可能出现一个会让所有人都一致接受和认同的精确定义，也从来没有一个定义能够勾勒出现代国家的所有特殊性。(www.chuimin.cn)

在杰索普看来，尽管定义国家确实非常困难，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给出一个相对被普遍接受的基本定义，即韦伯对现代国家的经典定义：“国家者，就是一个在某固定疆域内——注意：‘疆域’（Gebiet）乃是国家的特色之一——（在事实上）肯定了自身对武力之正当使用的垄断权利的人类共同体。”^[3]与领土相联系的合法垄断权力是现代国家的一个首要特征。依据这个经典定义，杰索普最初将国家简单地定义如下：“国家机器的核心包括非常独特的一组制度和组织，它们被社会接受的功能是要界定和增强集体决策，以共同利益或普遍意志的名义将这些决策强加于‘社会’成员之上。”^[4]在这种制度主义国家观的基础上，杰索普进而主张把国家视为一个社会关系和一个策略平台，是政治策略的结晶体——然而这并不完全构成国家的定义。事实上，杰索普也承认给出一个包含所有可抽象化的决定性因素在内的综合性国家定义，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给出一个适当的定义，仍然是推进国家理论研究进程的必要前提。由此，杰索普认为，不但要接受韦伯的定义，还必须接受葛兰西对国家的著名定义，即“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进一步地，依据策略关系方法，结合着国家的制度性、话语性、关系性、策略性特征，我们最好是把国家定义为“围绕着（或至少涉及）为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做出有集体约束力的决策而组织起来的社会镶嵌的（socially embedded）、社会调节的（socially regularized）和策略性选择的制度、组织、社会力量及其行为的相对统一整体。”^[5]

依据这个国家定义，杰索普认为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至少应该包括五个研究维度：“（1）现代国家的历史发展；（2）资本主义的国家类型及其关键特征；（3）中间层面的政治制度分析（如政党制度、议会制度）；（4）变动的国家规划及其与广泛的社会秩序之关系、其支持的不同社会基础；（5）国家归位——国家嵌入广阔的社会形态和世界秩序当中”，马克思在不同时期根据不同局势对这五个方面都作出过相关研究，而一种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最好是能够结合着所有这五个研究维度。^[6]在杰索普的国家理论中，第4、第5两个维度正是策略关系方法的具体运用层面，而第2个维度则主要是调节理论、空间尺度理论和治理理论的具体运用层面，而且这主要是在与第1个维度的比较中选择出来的，但总的来看，杰索普对第3个维度的分析则相对比较贫乏。

关注“现代国家的历史发展”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是以现实中的由历史构造的政体为实体研究对象的国家理论，可以称之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研究。在杰索普看来，选择“资本主义的国家类型”作为实体研究的理论对象比选择“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更具有理论意义，更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批判理论的宗旨，并且“在许多方面，提出一个形式上充分的、作为一个‘合理—抽象’的‘资本主义的国家类型’，可以有助于我们探询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的动力。”^[7]因此，他的主要理论旨趣也就在于对“资本主义的国家类型”的研究之上。杰索普发现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中有关“资本主义的国家类型”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两种研究路线的区分，以普兰查斯与密里本德之争最为显著——前者强调的是“资本主义的国家类型”的形式充分性分析，而后者则强调“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的功能充分性分析。但他们却没有把国家的形式充分性与功能充分性结合起来考虑。事实上，这样一种结合可以在马克思的国家分析中发现。

国家定义及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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