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的时空定位与空间尺度

4.2　资本主义的时空定位与空间尺度

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标志着现代民族国家间体系的建立以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人们普遍接受了韦伯对现代国家的定义，即特定民族疆界内的合法垄断权力，民族国家及其主权的至高无上地位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民族国家作为一种政治组织的空间基准，获得了占统治地位的首要性。作为一种理论反映，民族国家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常常被先验地视作为一种毋庸置疑的最根本的空间组织原则，尤其体现在国家理论的研究中，空间历来不受重视。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断加剧的全球化进程“直接或间接地对许多研究方法提出了挑战”^[18]，全球化的跨国大叙事使得“以领土来界定的社会领域的时代形象……正在走向解体”^[19]，“社会科学的领土倾向”被“全球时代”的挑战和图景遮蔽了，这对“具有历史传统和固定特性的国家观念提出了挑战”^[20]。全球化直接冲击了传统上民族国家的至高无上地位，民族国家作为一种统治性的空间组织原则似乎正因金融资本的全球高速流动而趋向终结。由此，在有关“全球化与国家”的讨论中也衍生出国家理论的“空间转向”，空间已经成为当代国家理论或社会理论都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范畴和核心议题。杰索普认为，在众多的“空间理论”中，戴维・哈维关于资本主义空间问题的探讨对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充分强调了空间的重要性，许多观点都值得我们借鉴与发展。

在哈维看来，“各种独特的生产方式或者社会构成方式，都将体现出一系列独特的时间与空间的实践活动和概念”，^[21]但是“各种社会理论（我在这里想到了发源于马克思、韦伯、亚当・斯密和马歇尔的各种传统）一般都在各自的阐述中赋予时间以优先于空间的特权。”^[22]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扩张、民族的与世界的文化这样的一些相关分析中，已经涉及空间对资本主义的重要性问题，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常常把这当作有关全球化的最早描述和分析。在随后的《资本论》中更是包含了众多关于空间的分析，使用价值的生产就是一个根本的空间属性问题，然而，尽管时间与空间在马克思那里都获得了重要性，但空间显然又屈从于时间。正是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存在着的时间对空间的优先性问题，导致了后人对马克思主义作出目的论的解释。哈维也看到，从“启蒙运动”以来，“进步成了它在理论上的目标，历史时间成了它的主要的尺度。确实，进步必须征服空间，拆毁一切空间障碍，最终‘通过时间消灭空间’。把空间变成一个附带的范畴，隐含在进步概念的本身之中。”^[23]因此，必须充分强调空间的重要性，而其意义就在于“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目的论中解脱出来”。^[24]基于此，哈维把空间作为一个重要因素引入到他对资本积累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之中，杰索普认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积累的理论探讨中空间问题长期被忽视了的一个有力反拨。

哈维指出，“在一般的金钱经济中……金钱、时间和空间的相互控制形成了我们无法忽视的社会力量的一种实质性的连结系列。”^[25]时间与空间对作为高度化金钱经济的资本主义尤其具有重要性，因为“有效率的空间结构”和“社会必需的周转时间”是资本主义把利润追求量化的根本规范。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具有时间性，这表现在劳动时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剩余劳动时间、机器制造时间、流通时间、周转时间、周转周期、社会必要周转时间、生息资本和扩大再生产这些术语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此作出了杰出的分析；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具有空间性，这体现在固定资本、基础设施、物流技术、交通运输这些术语上，但是这常常被马克思主义者所忽视，或者说时间常常被视为优先于空间。然而，对资本家来说，以时间来克服空间（如提高运输速度）、以空间来购买时间（如改善交通条件），是实现利润最大化的一个重要条件。^[26]从根本上说，资本积累总是需要在特殊的“空间定位”中运行，但是这种“空间定位”却存在着矛盾：一方面是抽象的资本运动空间，另一方面是具体的资本增殖场所。这个矛盾导致资本主义一方面依赖于固定的具体空间规模，另一方面又必须不断消除抽象的空间障碍、打破固有的空间定位。^[27]故尔，资本主义或总资本家常常需要利用空间重组和地理扩张来解决一段时间内资本积累的危机倾向，也迫切需要借助资本主义国家机器来占领、夺取和统治空间。在接受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一些思想的基础上，哈维认为资本积累的危机在于既定空间定位中的“积累过剩”，这包括劳动过剩和资本过剩两方面，它要么通过长期资本投资和扩大社会支出来进行时间转移，要么通过扩张市场、开拓新市场来进行空间转移。所以，空间扩张是资本主义经济扩张的必然趋势或规律，而其扩张的手段则始终处于历史时代和国际形势的变动之中，空间扩张不仅具有经济的意义也具有广泛的政治、军事、文化的意义。比如，资本主义国家向外开拓世界市场以解决本国经济危机，曾经在20世纪初导致了帝国主义战争的爆发，然而在当前的全球化进程中，全球资本主义则是借助于美国霸权（全球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策略）来推行新的帝国主义空间扩张战略。^[28]

事实上，早在哈维之前，列菲弗尔就已经将“空间”纳入到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之中。列菲弗尔指出，空间的生产对资本主义来说，是其生存与发展的根本条件。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空间的生产无疑是最主要的方面。但是，列菲弗尔也特别强调政治空间的生产与经济空间的生产一样，都是资本主义一般空间生产中最重要的方面，“空间具有政治性，脱离了意识形态或政治内容，空间就不成其为一个科学对象；它常常包含着政治和策略的因素。”^[29]除此之外，空间生产还包括了社会空间的生产和精神空间的生产，它们也同样密切关联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社会关系的生存与发展。

在杰索普看来，列菲弗尔、哈维等人的空间理论正是全球化时代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需要着力发挥或重点发展的主要方面之一，当代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必须包含一个有关资本主义及其国家的“空间政治经济学分析”。与哈维、列菲弗尔相似，杰索普强调“资本主义恰恰天然具有这样一种必要的时间结构。它是建立在作为一种‘时间经济’的资本主义组织基础之上……并且往往与在占主导地位的空间—时间视界和主导积累空间中的变化联系在一起”，它们“包括制度化的妥协、空间—时间模式和行为的空间与时间的维度等等，这些因素有助于积累制度和规制方式获得相对的稳定性和结构一致性。”^[30]除了强调时间与空间对资本主义经济、社会、政治的生产和再生产的一般重要性外，杰索普还在他们的基础上引入了“时空定位”、“尺度”这两个术语来展开有关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空间政治经济学”分析。

时空定位主要是联系着特殊历史分期下的资本主义积累策略，而尺度主要是联系着特殊时代背景下资本主义经济与政治的主要空间组织原则。杰索普关于“时空定位”的概念得益于哈维的“空间定位”，但是哈维本人并没有提出过这个概念。杰索普认为两者至少存在着如下三个方面的区别：

首先，在哈维试图修正早期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分析对时间的过分夸大时，他又倾向于单方面的强调空间定位。但是在保障资本积累的相对结构一致性时，存在着空间与时间的紧密联系。不但在最平常的意义上，空间与时间是如此地纠缠在一起，以至于空间不能视为稳固的，时间也不能视为是无空间的；而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们的定位包括特殊的时空封套结构，其基础是时空压缩与时空疏离的不同接合形式。第二，哈维主要是在资本积累的众多结构矛盾中的一个方面上来考察空间定位，也就是生产资本的抽象运动与具体时空中的固定资产两者在增殖过程中的矛盾……特别是，他强调长期基础建设投资的地域性地理“图绘”可以促进工业资本的周转时间以及商业资本、金融资本的流通。随后这些“图绘”（场所、领土组织、相互联结的场所等）将必然被打破和重建，以便适应新的积累动力。这个分析当然也是重要的洞见。但是资本积累的不同结构矛盾具有各自不同的时空属性及其相关困境。第三，哈维并没有表明资本主义积累在不同的阶段或形式中具有不同的时空定位形式。他的“空间定位”是一个一般化模式，并没有确切区分不同尺度或时间平台上或多或少存在着特殊差异的资本主义阶段。^[31]

而杰索普提出的“时空定位”，主要是指称资本主义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有助于保障资本积累相对结构一致的、相对固定的时空结构、时空平台或时空基体，当然这种时空定位是暂时性的、不断变动的，故尔时空定位也可以解释为“空间的暂时性设定”，它主要联系着资本主义的积累策略或积累体制。

杰索普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再生产和调节/治理都需要对各种经济与超经济条件或因素的结构耦合和共同演化强加一个时空定位。我们同样可以依据结构与策略的辩证法来分析资本主义的时空定位。在结构上，当积累体制和它的调节方式共同演化而在一个特定的时空框架内产生了某种结构的一致性时，时空定位就出现了。如果结构形式的层级组织在整个的系统结构中影响了它们的相互作用，那么它就塑造了整个时空定位的逻辑。对于不同标准的相对重要性而言，时空定位是积累体制与调节方式保持结构一致性的关键变量，“哪一种模式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取决于社会和时空的特殊基体，在这个基体中，调节和治理出现”。^[32]时空定位的层级安排将特权赋予某些结构形式，这些特权也将随着积累体制、增长模式、调节和治理能力的变化而变化。比如，在以民族经济和民族国家为基本时空定位的大西洋福特主义中，其调节方式的核心是对应于国内需求的工资和货币形式调节，在治理模式的核心，福利国家是主要的；但在全球化的知识基础的经济（globalizing know ledge-based economy）中，其他形式则变得更为重要，调节方式的核心是面向全球竞争力的培育知识创新，治理方式的核心是不同空间层级上的自组织治理。正是特殊的时空定位上形成的特殊积累策略，塑造了资本主义的调节方式和治理模式的基体。在策略上，由于资本主义的结构矛盾和策略困境无法在抽象层面上加以解决，因此在特殊时空背景下，它们可以在经济和政治的不同空间尺度上通过特殊策略的制定和执行而局部性、暂时性的解决。由于资本主义的特殊时空定位限制了主要的时空边界，从而确保了系统结构的相对连贯性或一致性，使得策略协调、调节方式和治理模式所依赖的制度化平衡更为便利，并且在此基础上形成具体的制度。这种时空定位也依赖于一定的阶级妥协，同时会排除甚至压制某些边缘阶级和社会力量，比如在战后的福特主义经济增长中，劳资妥协、集体协议在稳固这种时空定位上发挥着重要的策略作用。(www.chuimin.cn)

“尺度”（scale）是空间理论中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杰索普用以指称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与政治的主要空间组织原则，尺度为经济组织与政治组织划定了它们相对固定的“边界”。主要的空间尺度围绕着特殊的时空定位而建构，它们的一致性随着时间而发生相应的变化。同样的，主要空间尺度的变化，会引发资本积累重组新的时空定位，产生新的积累策略，并且导致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与政治组织的重组或重构。尺度可以定义为“限定空间的不同规模的网络层次，如地方的、地区的、国家的、全球的等等。”^[33]

“尺度”具有以下特征：（1）尺度是社会过程创造的，是特殊社会过程的纬度。（2）尺度是关系性的和相对化的。制度的结构、功能、历史和动力是关系性的，因而如城市的、地方的、区域的、亚国家的、国家的、超国家的、跨国的、全球的等等尺度之重要性依据社会过程或制度形式的特殊性而不断变化。（3）尺度的组织是嵌套式的，并不存在一个单一的无所不包的尺度，它是个层级式的结构，处于这个层级结构中的各种尺度相互作用着，在一般情况下总会存在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尺度，如作为空间尺度的现代民族国家。（4）尺度定位。制度形式主要的大尺度是在历史背景中由社会过程的决定性因素决定的，尺度定位是不稳定的，随着社会过程的进展而建构、再生产、修正、废弃、重生、再造。（5）尺度转型。尺度重新调整的过程并不是简单的一个尺度取代另一个尺度，相反，尺度转型是过去的尺度定位与现在急剧变革之间路径依赖式的相互作用。某一历史时代占统治地位的尺度秩序会强大的限制着尺度结构的转型和发展，但尺度秩序不是固定不变的，时代的巨大变革会动摇尺度定位、削弱尺度结构并由此而重组尺度秩序。^[34]资本主义的生产与再生产、时空定位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决策都是围绕一些主要的尺度而展开的。现实的空间尺度，其数量是非常巨大和庞杂的，但只有少数几个能够成功的制度化。这些制度化的、社会建构起来的尺度往往与其他制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由此构成资本主义社会系统的结构一致性。比如，战后大西洋福特主义中的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就是一种以民族经济为其主要经济组织的空间尺度、民族国家为其主要政治组织的空间尺度的资本主义国家类型。相对封闭的福特主义积累策略、民族经济、民族国家三者围绕着历史性的特殊时空定位而实现了资本主义积累的结构一致性和尺度一致性，造就了战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近三十年繁荣的“黄金时代”。

然而，在当前的全球化进程中，全球资本主义冲击、破坏了战后资本主义相对稳固的时空定位以及空间的尺度秩序。杰索普指出，新形式的“时空延展”和“时空压缩”形成了全球资本主义时空基体中新的复杂性：

时空延展导致社会关系跨越时间和空间而延展，使得这些关系可以在更长的时间里、更遥远的距离、更大的领域或行为的更多尺度上得到控制或协调。相反，时间压缩导致发生在实际时间的“非连续”事件的集中和/或物质与非物质跨越既定距离流动速度的加快。这与不断变化的物质和社会技术联系在一起，使得对日益缩短的行为阶段和“时间对空间的征服”的更准确的控制成为可能。延展和/或压缩时间和空间的不同能力塑造着正在兴起的全球秩序中的力量和抵制力量。这样，唯有具有超级活动能力的金融资本具有压缩其本身决策时间的能力（例如通过计算机化瞬间达成的贸易），同时可以继续在全球范围内拓展和巩固……这些导致福特主义时空定位的侵蚀。^[35]

全球资本主义的新“时空压缩”与“时空延展”给民族国家（国家）造成了调节、管理、治理资本主义的一些困境：一方面潜在的高速流动的资本利益不断试图削减自身对固定场所的依赖性和/或解放其时间限制，用吉登斯的话说，就是“不在场的东西愈益决定在场的东西”^[36]；另一方面，国家试图管理在其领土内的固定资本的利益以及不同空间平台和时间节奏上的资本利益。^[37]换句话说，跨国资本试图不断逃离民族国家的控制，而民族国家则试图加强对跨国资本的管理，尤其是那些跨国资本的母公司的所在地国家。这种新的时空定位也就对资本主义国家原有的积累体制与调节方式构成了新的挑战和威胁，也就需要它们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而随着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加剧，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中的民族国家已经不再假定其首要的经济任务是调节和治理相对闭合的民族经济。

另一方面，在急剧的全球化进程中，民族尺度（民族国家或民族经济）的首要性开始受到严重挑战，空间约束的彻底根绝导致了空间的民族尺度的“引力的彻底克服”（鲍曼语）。全球化破坏了原来的尺度秩序，一方面民族尺度失去了在战后资本主义经济与政治组织中的传统首要性，另一方面空间尺度又不断激增、不断竞争。在水平层面上，“全球的”成为最大的空间尺度；在垂直层面上，“全球的”成为最高的空间尺度。在此背景下，一些人鼓吹“地理的终结”、“空间障碍的彻底消除”以及随后的“民族国家的终结”之类的话语。如乌尔里希・贝克这样的世界主义者认为，“一个已经形成疆界和基础的世界是没有任何前途的”，“赖以建立民族国家的疆界、管辖权和经验的空间已经不复存在。”^[38]而一些新自由主义者更是认为，“民族国家的调节纽带和国家边界的空间阻碍都已崩溃，跨国公司变得越来越‘无场所’。这些‘无场所’的跨国公司能够超越民族国家的边界并且渗透到不同的市场当中。在如此‘无边界的’世界中，它们不受制于任何生产要素和调节体制……由于服务于全球市场或面临着全球性竞争公司带来的不断扩大的压力，民族国家性即将消失。”^[39]

然而，虽然资本主义正在以新的“时空延展”和“时空压缩”为特征的全球化时空定位上不断地重组其尺度结构和尺度秩序，但空间障碍并没有最终消除（或者说只是抽象的消除了），而且由于空间尺度的激增导致了尺度的相对化和多样化，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时空定位也因此是由多尺度建构的，民族经济和民族国家作为过去时空定位中经济和政治的主要空间组织尺度正不断削弱其重要性或首要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民族尺度已经消亡了。杰索普指出，“虽然作为战后大西洋福特主义体制中理所当然的主要尺度的民族尺度已经失去其地位，然而在当前的后福特主义阶段，还没有哪种经济和政治组织的其他尺度（不管是全球的还是地方的，不管是城市的还是多边的）获得了相似的重要性。相反，围绕哪种空间尺度会成为主要的、哪种尺度将成为接合其他尺度的中介等等这些问题展开了持续的斗争，这反映于不同尺度间更复杂的网络化和交织化，并且都在进行重新连接。”^[40]

这即是说，尽管全球资本已经形成一种城市的、地方的、区域的、亚国家的、国家的、超国家的、跨国的、全球的多方位的新立体空间，然而，由于尺度的相对化并没有因民族尺度的削弱而使哪个尺度成为主导性的。尽管“全球的”尺度既是最高也是最大的尺度，但仍然没有获得压倒性的首要地位。尺度的相对化也就意味着否认存在占首要地位的尺度。因此，“尺度的相对化对民族国家以及在民族尺度上活动着的政治、经济、社会力量来说，这既是挑战又是机遇。一方面，尽管世界市场和三大区域市场（亚太、欧洲、北美）已经成为了最重要的竞争空间，民族国家需要围绕着这些空间来重新塑造本国的民族经济竞争力，但是最主要的竞争空间仍然是以民族国家及其内部的地区或地方为基础。换句话说，尽管资本主义的价值规律日益在全球尺度上运行，所有经济活动以及与经济相关的活动都服从于世界市场的竞争，然而，公司、国家和其他活动者对特定地区的竞争优势的追求，仍然根植于地方、地区或国家的特性之中。”^[41]“民族的”仍旧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重要的组织空间，它也在参与全球资本主义的经济空间领导权的竞争。就此而言，民族国家的终结是一个不可能的事件，重塑民族经济的竞争力必然会要求民族国家发挥着更加关键和更加重要的作用。与过去相比，一些典型的传统角色可能消失，但是对国家新角色的要求则可能突显。

此外，就时空方面而言，全球化也并没有排除资本主义经济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功能需求，因为“在确立和调节资本主义的空间与时间基体时，民族国家长期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在全球化时代仍然如此，但是其形式发生变化。因为国家正在修正资本主义与国家的时空基体；并且它们在管理资本关系产生的不平衡的时空发展当中依然具有重大的作用。”^[42]更为根本的一面是“政治组织的主要尺度并不必然与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主要尺度相一致”^[43]，政治系统作为一个具有自身运行逻辑的系统，并不必然与经济系统的运行尺度存在类似“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经济决定论式的一一对应关系。经济的全球化趋势并没有显然的迹象表明资本主义的政治组织将会趋向一个“世界政府”或“世界国家”。尽管伴随着国际领域的去民族国家化趋势，但是“在社会结构中，任何组织的革新，都是通过技术管理形式，有组织地修正其与国际领域的绝对和相对的关系”^[44]，因此，民族国家不是正在消亡，而是正在重新设计、重新想象和重新调整以回应全球化的挑战。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国家在全球化的新时空定位下重组或重塑它在治理模式与元治理安排中的角色与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