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调节对象的资本主义方面的成果

4.1　作为调节对象的资本主义

关于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经济的定义，一种最基本的表面经验是“资本主义起初可以被界定为一个经济体系，其中物品和服务主要是为了出售而生产（目的在于获取利润），这样一种经济活动主要是通过许多独立的企业利用其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和雇佣劳动来进行的”^[1]。或者用流行的话语来说，资本主义是一种“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典型的支持者或崇拜者（如古典自由主义者或新自由主义者）普遍认为，市场经济是一个能够自我校正、自我扩张、自发调节、自我闭合、自我完善的经济运行体系。但是，许多对“市场完美的程序理性”持批判态度的学者们指出，市场经济的纯粹自发调节完全是一个乌托邦神话、一个意识形态幻象。波兰尼曾对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此种“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的幻象”作出了杰出的批判。在波兰尼看来，所谓“市场经济意味着一个由诸多市场组成的自发调节的体系；用稍微技术化一些的术语来说，它是一种由市场价格引导、并且仅由市场价格引导的经济。这种能够在没有外界帮助或者干预的情况下而组织整个经济生活的体系当然值得被称作自发调节。”^[2]但是，在经过从古老的市场到工业革命时的市场的历史概览后，波兰尼指出，“一般而言，经济体系是被涵括于社会体系之中的，并且无论经济活动中主导性的行为原则是什么，我们都能发现市场模式都能与这种原则相容。我们不曾发现，市场模式所体现的交易或者交换的原则有压制其他原则而独自扩张的倾向。在市场得到最充分发展的地方——即在重商主义的情况下，它们也是兴盛于集权的中央管理者的控制之下，这种中央管理者的专断范围是如此广泛，从对农民的家计到国民生活都被囊括其中。实际上，规制与市场是一起成长的。自发调节的市场是闻所未闻的；事实上，自发调节这个观念的出现本身就是对当时的发展潮流的完全背离。”^[3]进一步地，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是包括劳动力在内的一切生产要素的彻底商品化，但作为虚拟商品的劳动力的普遍商品化却会对市场社会构成灾难性的影响，因此这个市场体制的存活必须依靠一些去商品化（decommodification）的手段才能够得到保障，需要非市场的、非商品化的社会制度的支撑。总之，在波兰尼看来，市场经济只有镶嵌在社会之中并且借助国家的适宜政策尤其是针对劳动力市场的社会政策，才能保障市场经济的相对自我闭合和自发调节。

具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传统的调节理论学派，同样也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从来就没有以纯粹的形式存在过”，相反，资本主义的积累过程或者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需要一些制度化的调节方式，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经济行为都是通过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和政治系统框架来中介和展开的。因为，“在其最一般和抽象的形式上，资本主义调节体系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种社会化形式之上：私人生产、产品的交换、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分离。这导致了货币、民法、资本家与雇佣工人之间的关系，也导致了以下一些法律主题：合法臣民作为合法、自由的市场参与者以及国家公民的发展，有关主观性的各种社会价值观、自由、平等和进步……这些一般因素对制度决定的规范性调节的诸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物质结构产生了影响，但是，该结构在历史上采取了不同的形式：调节的具体方式。这些具体的调节方式依赖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施程度，也依赖于国家的政治、文化传统以及政治与社会权力之间的平衡。”^[4]譬如，阶级利益的对立和阶级斗争典型地会打破资本积累的社会条件，由此，如何通过制度化的调节方式将阶级冲突和阶级斗争限制在积累体制的运行轨道之内也就是必需的。总之，调节理论强调“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重要性、社会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不断创立新的调节方式和经济制度的必要性。拒斥超历史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单一客观逻辑，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总是通过历史性的特殊制度形式、调节机制和行为规范而得到调节的。”^[5]

杰索普高度肯定了波兰尼和调节理论学派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精辟的批判分析，指出“他们都把资本主义经济视为操作上自主的系统但仍然镶嵌在社会之中，仍然需要复杂的社会性调节方式。对他们各自来说，对经济活动的一个充分分析应该考察与其相关的广泛社会环境；它们如何嵌入广泛的社会制度网络；后者又是如何有助于保障资本主义（或市场）经济的；其发展又是如何与其他制度环境相结构耦合的……总之，他们为进一步的理论和经验研究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用的分析基础。”^[6]

同样站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立场上，杰索普认为：“（1）无论是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还是矛盾且冲突的资本主义动力所依赖的资本—劳动关系的再生产，它们都不可能纯粹地依靠市场关系而得到再生产，两者都需要一些补充性的再生产模式、调节方式和治理模式——包括由国家所提供的那些部分。（2）尤其是，既然劳动力本质上是一个虚拟商品，则它也不能单独通过工资形式和劳动力市场两者而得到再生产。因此，各种非市场机制在这里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7]简而言之，纯粹的资本主义经济是不存在也不可能的，市场失灵是资本主义的固有现象。

首先，“各种形式的资本关系都包含了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之间各种不同的矛盾，这些矛盾对于资本（及其不同部分）与劳动具有不同的影响。在资本主义自身再生产的同时这些矛盾也再生产出来。这种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之间的矛盾，大概具有以下几种形式：商品既是交换价值又是使用价值；工人既是可以被其他抽象的单元所代替的劳动力单元，又是具有特殊技巧、知识和创造性的具体的个体工人；工资既是生产成本又是需求的源泉；货币既作为国际货币又作为民族货币起作用；生产资本既是运动中的抽象价值（特别是以投资可以实现利润的形式），又是一定时空条件下稳定的生产过程中的具体资产的储备；等等。这样的结构矛盾以及它们联系一起的策略困境总是存在的，但是在不同的背景下采取了不同的形式，具有不同的重要性。它们证明是多少可以被控制的，这取决于具体的‘时空定位’以及将它们联系在一起的制度化的阶级妥协。”^[8]简而言之，内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之间的矛盾形式，表明资本关系的价值形式表达始终具有形式统一与实质统一的不一致性或结构矛盾，这也就意味着资本积累或资本关系内在不是自洽的、统一的，纯粹自发调节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不存在的。正是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形式矛盾，构成了资本积累或资本关系的第一个根本结构矛盾和策略困境。

其次，资本主义的整个动力体系依赖于扩张性的资本积累（或资本的自我增殖）和作为虚拟商品的劳动力的生产与再生产。资本积累或资本的自我增殖是这样一个反复循环的过程：最初，通过货币资本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随后将之投入到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过程之中，此时货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在产品生产出来之后，必须进入市场出售其使用价值，资本由此进入商业资本的阶段，最后资本又以货币或销售利润的形式回到资本家手中；在这样一个资本循环过程之中，资本得到增殖，资本家利用剩余利润扩大投资和再生产，从而启动新一轮的资本循环，由此资本积累不断扩大、资本不断增殖。尽管资本具有自身的增殖动力和机制，但是只有通过劳动力的商品化才能保障资本积累和资本增殖的实现。因为，劳动者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消耗的活劳动，是社会财富以及资本增殖的唯一源泉，对工人超出必要劳动时间之上的剩余劳动的剥削，正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以及资本家致富的秘密所在。因此，劳动力的商品化是资本积累的关键一环，将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其他同样以商品生产和出售为目的之小商品经济体系区分开来的，也正是劳动力的商品化。与此同时，资本积累需要将商品化普遍化或殖民到所有的社会关系之中并使之成为组织社会的根本原则。这也就是说市场经济必须镶嵌在一个商品化的社会或者说市场社会之中，资本的自我增殖决定性地依赖于劳动力的商品化以及社会关系的全面商品化。

但是，劳动力的商品化，并不就意味着劳动力成为一种真正的商品，充其量不过是一种虚拟商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之下，“虚拟商品只不过是具有了商品的形式（换句话说，可以进行买卖），但是，在一个典型地服从于市场竞争压力以便使其生产更加合理化和减少投资资本周转时间、以利润为取向的劳动过程中，虚拟商品自身不能创造、生产或再生产自身。”^[9]作为商品的劳动力，本身需要通过消费商品和生活资料来维持劳动力在自身与代际之间的生产和再生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此作出了杰出的分析和描述：

同任何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劳动力的价值也是由生产从而再生产这种独特物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就劳动力代表价值来说，它本身只代表在它身上对象化的一定量的社会平均劳动。劳动力只是作为活的个人的能力而存在。因此，劳动力的生产要以活的个人的存在为前提。假设个人已经存在，劳动力的生产就是这个人本身的再生产或维持。活的个人要维持自己，需要有一定量的生活资料。……劳动力所有者今天进行了劳动，他必须明天也能够在同样的精力和健康条件下重复同样的过程。因此，生活资料的总和应当足以使劳动者个人能够在正常生活状况下维持自己。……劳动力所有者是会死的。因此，要使他不断出现在市场上（这是货币不断转化为资本的前提），劳动力的卖者就必须“像任何活的个体一样，依靠繁殖使自己永远延续下去”。因损耗和死亡而退出市场的劳动力，至少要不断由同样数目的新劳动力来补充。因此，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总和，包括工人的补充者即工人子女的生活资料，只有这样，这种独特的商品占有者的种族才能在商品市场上永远延续下去。^[10]

总而言之，作为虚拟商品的劳动力，本身不能在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过程中创造、生产或再生产出来，而是需要消费生活资料以及通过其他许多政治的、社会的和意识形态的商品化手段来实现劳动力作为虚拟商品的生产与再生产，这也就构成了资本积累或资本关系的第二个根本的结构矛盾和策略困境。(www.chuimin.cn)

第三，劳动力的交换价值隐藏了资本对劳动的剥削，或者说剥削采取了交换的形式，资本家剥夺了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生产的剩余价值——通过占有、剥削工人在超出必要劳动时间之上的剩余劳动所生产的价值。马克思发现，劳动者或工人“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生产商品，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生产价值，不仅要生产价值，而且要生产剩余价值”，^[11]但是“工人超出必要劳动的界限做工的时间，虽然耗费工人的劳动，耗费劳动力，但并不为工人形成任何价值。这段时间形成剩余价值，剩余价值以从无生有的全部魅力引诱着资本家。”^[12]正是资本家贪婪地追求私人利润和压榨劳动者生产的剩余价值，首先导致了劳动反抗资本剥削的经济上的阶级斗争，并由此扩展到政治和社会领域的阶级斗争。由于工人阶级在政治和经济上的阶级斗争可能会激烈到破坏资本积累所需的社会经济条件，因而对资本家来说，“试图使资本增殖并容纳阶级斗争，就成为资本主义动力的根源。在最抽象的分析层面上，资本主义显然依赖于价值与非价值形式之间的不稳定平衡以及（再）商品化（recommodification）与去商品化（decommodification）之间的变动平衡。”^[13]由此，一方面资本积累或资本主义生产需要维持劳动力的商品化，另一方面对工人或劳动者的过分剥削会引发严重的阶级斗争，资本家也意识到需要一定的“去商品化”手段（简单来说就是提高社会工资或社会福利，因为完全依据商品关系或劳动力的市场交换原则，劳动力所有者的工资收入或生活水平必然呈持续下降的趋势）来抑制劳资冲突以及维持劳动力在自身与代际之间的生产与再生产。并且，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机制方面来说，劳动者的消费需求与购买力水平的提高对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然而，劳动者社会工资与社会福利的提高又反过来会破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商品化原则，毕竟对于唯利是图的资本来说，它倾向于自我增殖的最大化与工资投入的最小化，倾向于把工资视为生产成本而非需求源泉。而由于资本主义对劳动力一定程度上的去商品化手段会导致劳动者可能在有限的社会福利供给中生存下来而不愿意再次进入市场关系或甘于失业救济状态，因此资本主义又需要一些“人为”的再商品化手段使退出商品形式的劳动力重新投入劳动市场，如再教育、再培训甚至强制参加工作等再就业计划。正是劳动力的商品化（再商品化）与“去商品化”矛盾构成了资本积累或资本关系的第三个根本的结构矛盾和策略困境。事实上，这也正是奥菲强调的福利国家的基本结构矛盾之一。在战后黄金时代的西方福利国家，福特主义资本积累对劳动力去商品化程度的一定需求，在党派竞争、大众民主运动、阶级斗争等众多的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下，逐渐塑造出一种覆盖广泛的社会权利体系和福利体制，并且在这种由国家施加保护的社会权利体系和福利体制中，公民在不进入市场关系、不参与价值交换的情况下也能够维持基本的生计甚至过上相对“体面的”生活。所谓“福利病”的产生，既导致了社会公众的道德危机以及整体国民经济竞争力的衰竭，也导致了福利国家严重的财政负担并为它的行政再商品化手段制造了众多的行动困境。

第四，在资本主义运动的一般规律中，最重要的是价值规律。价值规律促使资本家不断以追求私人利润的无限增殖为目的，以便扩大再生产和满足自己的奢侈生活，由此出现了激烈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竞争。但是，私人的市场竞争决策往往是盲目的、短视的、具有破坏性的。并且，围绕价值规律而竞争的各种特殊资本，在自由市场竞争中提高了社会劳动生产率，但同时也降低了商品的交换价值，资本积累呈现出总利润率下降的倾向。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一方面生产不断扩大，另一方面劳动者消费水平和消费能力非常有限——这与资本家过分剥削劳动者生产的剩余价值和工资价格水平较低等密切相关，由此积压了大量的相对剩余产品，继而因积累过剩而引发了经济危机。经济危机破坏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整体运行或者说总资本的利益，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爆发的经济大萧条最终引发了人类历史上一系列的严重后果（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战后，平衡私人资本的盲目竞争，维护总资本与特殊资本的利益平衡，已经成为资本家的共识——自发的自由市场竞争或资本主义经济都需要一些调节和控制手段，而这也正是战后干预主义国家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试图调节总资本与特殊资本的利益冲突、维持两者的变动平衡，但是这种调节又在本质上与市场经济的运行逻辑相悖，这就构成了资本积累或资本关系的第四个根本的结构矛盾和策略困境。这与哈贝马斯所说的晚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合理性危机相似，即存在着国家计划或干预与根源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自发、盲目的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方式之间的矛盾冲突。

杰索普指出，“正是这些结构矛盾和策略困境，共同意味着资本关系并不能完全地通过市场交换得以再生产……这意味着资本的自我增殖不可能按照一些所谓的自我校正、自我扩张、自发调节的逻辑而得到解决。这将我们导向考虑一些机制，尽管存在着资本关系的诸多矛盾，但是通过这些机制，积累仍可以得到调节和再生产。”^[14]由此，杰索普认为不管是在狭义还是广义上，经济都是由传统上被当作是经济之外的因素所共同构造的，而且资本主义的一个根本性悖论就是“越发达的经济就越需要超经济的因素发挥越大的功能。”^[15]资本积累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需要一些制度化的调节方式来保障实现它们的基本条件，并控制、转移、延缓或克服（如果不是根本克服的话）资本关系的主要结构矛盾和策略困境。在调节学派的理论影响下，杰索普将这些调节方式的总和称为“经济的社会性调节模式”。然而，阶级斗争（资本与劳动的斗争）、社会斗争（与阶级斗争有关，但未必属于阶级斗争范畴）以及资本家的内部斗争（围绕经济领导权而斗争），常常会使得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或总资本试图克服资本关系的根本结构矛盾和策略困境的努力变得无效，最坏的局面是，这种努力可能还会产生新的严重冲突。事实上，这种试图调节、管理和治理资本主义主要结构矛盾和策略困境的企图和实践始终存在着失败的风险，所谓“危机管理的危机”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根本的固有现象。与大部分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杰索普也认为，只要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资本主义的任何调节方式或治理手段都只能是控制、转移或延缓而不是根本克服资本关系以及积累策略所表达出来的结构矛盾和策略困境。但是，对资本主义的生存来说，这些制度化的调节方式又是必需的。

国家在这种“经济的社会性调节模式”中扮演着重要而关键的角色，资本主义希望通过适当的国家干预（主要是通过经济政策、社会政策）来促进资本主义的利润率，维系劳动力市场的良性运行（通过社会保险、充分就业、行政再商品化等手段），调节资本主义各种内在的结构矛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国家不仅仅是修正“市场失灵”的一种辅助性的功能手段，而且是生产与再生产资本主义和市场关系的根本方面。

就一般而言，国家可以通过武力、法律、货币、公共物品供给、意识形态或道德劝诫来调节资本主义；就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而言，它包括元政策、宏观政策、中观政策和微观政策四种形式。（1）元政策（Meta-Policies）表达了超经济因素的多样性，这些超经济因素影响了以社会的整个组织模式为基础的系统竞争，并且元政策的特征会随着竞争观念的变化而变化。（2）宏观政策集中于生产的一般外部条件，如提供基础设施、需求管理。在大西洋福特主义时代，宏观政策的本质是由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对民族经济的管理。（3）中观政策涉及在更大的经济系统中为特定的分支/部门、特定的空间/地区制订的特殊政策，如区域保护主义政策等。（4）微观政策则影响着单个的经济单元（个人、家庭或公司），如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中的工资关系、养老金、累进税等等。这些干预方式的相对重要性和充分性，随着时空的变更而发生重要的变动，并且根源于特定的积累体制，其特殊的空间尺度联系着具体的生态系统结构和特殊的社会历史过程。^[16]

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主要是围绕积累策略制订出来的并服务于积累策略。积累策略的概念最初来自于调节主义理论学派关于福特主义“积累模式”的分析，在调节理论中，一种积累模式包括四个层面的特征：劳动过程、资本积累体制、调节方式、社会体化模式。杰索普发展了这种理论分析，主张使用“积累策略”的概念，因为这既能够体现其制度性，又能够体现其关系性和策略性。一种积累策略可以从四个方面来分析：（1）劳动过程或生产范式，即技术性和社会性劳动分工的特定构造。（2）积累体制，指维持资本主义的生产消费结构与增长模式的那些具有连贯性的宏观经济体制的总和。（3）调节方式，它被定义为维持和指导既定积累体制的规范、制度、组织形式、社会网络等等的整体，这可以按照调节方式的五个结构方面而加以考虑：企业形式和竞争方式；工资关系；货币流通的性质和信贷关系；国家的形式和功能安排；它嵌入到国际经济制度中的方式。（4）社会体化（societalization）的具体模式，它是制度整合和社会凝聚的样式，能够补充占统治地位的积累体制和它的调节方式，并保障统治的社会条件的生产与再生产。一般而言，有什么样的积累策略就会有什么样的经济与社会政策，追求同一积累策略的资本主义国家，它们的经济与社会政策在宏观、中观两个层面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通过这些经济与社会政策，资本主义国家对资本主义经济具有八类调节功能：（1）保障资本积累的一般外部条件，如形式合理的法律秩序、保护私有财产权等。（2）保障土地、货币、劳动力、知识作为虚拟商品的持续商品化，调节它们在资本的结构矛盾和策略困境中可能出现的去商品化与再商品化的冲突问题，管理劳动力的供应、劳动力市场的良性运行和劳动人口的就业问题。（3）保障资本在生产过程中控制劳动力的权利和能力，调节劳动力市场与劳动过程中的劳资关系或薪资协议。（4）界定经济与超经济因素之间的边界，修正经济与超经济条件之间的接合使其适应于资本积累，改变制度的和话语的建构起来的竞争形式，扩展资本逻辑对超经济领域的“殖民”。（5）在资本主义的特定阶段和变革阶段中，促进生产的一般条件的供给，尤其是具有较长周期而又无利可图的基础设施。（6）管理生产的不断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基本矛盾。（7）为相对稳定的资本积累阶段确立为其所需的特殊的时空定位。（8）通过特殊的政治组织形式和社会动员形式缓和由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困境所引发的政治和社会反应，发展一个有利于解决资本一般与特殊资本之间矛盾、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矛盾的最适宜的领导权方案。^[17]

对应于资本主义在独特时空定位上形成的独特积累策略，资本主义国家形成了独特的调节方式及其具体的经济、社会政策（如独特的产业政策、货币政策、工资政策、社会保障或社会福利政策）。所有这些调节方式在特定时空定位中的相对稳固和结构一致，取决于斗争（包括劳资阶级斗争、资本各部门的斗争、与阶级相关的社会斗争以及抵抗资本关系或商品化向生活世界“殖民”的那些斗争）中力量之间的变动平衡及其制度化妥协（如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中工会与资本家的集体妥协等），以及依赖更广泛社会制度秩序中的政治策略如领导权方案（如“民族复兴”、“国家安全”）等。当然，国家只是“经济的社会性调节模式”的主要部分而不是全部，国家也不是弥补“市场失灵”的唯一机制。在随后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治理理论的讨论中，人们逐渐认识到其他非国家性的治理方式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调节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