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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研究中的调节与尺度

【摘要】:4调节、尺度与治理20世纪90年代以来,杰索普在策略关系方法的基础上重点借鉴与发展了三个重要主题:调节、尺度与治理。而利用调节、尺度、治理三个概念,杰索普也建立起从较抽象的策略关系国家理论到较具体的资本主义国家实体研究的中介性分析工具。

4 调节、尺度与治理

20世纪90年代以来,杰索普在策略关系方法的基础上重点借鉴与发展了三个重要主题:调节、尺度与治理。通过对波兰尼和调节学派的借鉴和发展,杰索普指出,纯粹自发调节或自我闭合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从来就不曾存在,经济在本质上就是由传统上严格区分的经济与超经济因素所共同构成,国家作为一个重要的超经济因素,不但是资本主义的必要条件甚至是其本质内容,国家通过社会与经济政策等干预机制对资本主义发挥着关键的调节作用。在全球化时代,伴随着跨国公司与国际组织的兴起、资本无边界的高速流动、全球公民社会的蓬勃发展,民族国家的政策自主性逐渐削弱,公民对国家的传统民族主义忠诚也日益“侵蚀”,“民族国家的终结”、“地理的终结”之类的话语由此辗转流传。作为一种理论反映,全球化引发了国家理论的“空间转向”。在哈维的空间理论的基础上,杰索普引入了时空定位和尺度两个概念来展开当代资本主义的空间政治经济学分析,认为全球化废除了民族国家的传统地位,但由于全球化导致了空间尺度的多样化和相对化,民族尺度仍然是资本主义一个不可或缺的经济、政治的空间组织尺度,而且经济的空间组织尺度与政治的空间组织尺度并不完全匹配。国家并没有终结,而是正在重新想象、重新设计、重新建构以回应挑战。治理、元治理的兴起正是国家重构的出路之一。杰索普在当前的“治理崇拜”中清楚地揭示出治理失败的风险,无论市场、国家还是自组织治理都无法规避失败的风险,要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必须通过“元治理”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与政治协作。当前的国家重构也就是让国家积极的承担起主要的元治理角色,它担当着制度设计、提出远景设想的任务,从而不断促进不同领域中的自组织治理。由此,杰索普实现了新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第二次综合或新发展。而利用调节、尺度、治理三个概念,杰索普也建立起从较抽象的策略关系国家理论到较具体的资本主义国家实体研究的中介性分析工具。(www.chuimin.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