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索普国家理论研究：从调节理论到话语理论

3.5　从“回归国家”到“国家归位”（下）：调节理论与话语理论的意义

除了卢曼的自生成系统理论，杰索普还从调节理论与话语理论中发现了一些值得借鉴的有益分析或精辟见解，可藉以进一步丰富和补充策略关系方法的国家理论。

调节理论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法国，它起源于阿尔都塞主义，也受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启发。随后，调节理论也逐渐发展出不同的研究派别，如巴黎学派、阿姆斯特丹学派、北欧学派等。这些学派的分析框架与理论目的有着众多差异，但都采取了一种现实主义的“接合方法”。^[83]调节理论试图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分析传统上，引入一个动态的“调节（regulation）”概念以及一些新的分析范畴如生产范式、积累体制、调节方式、增长方式，来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动力机制及其再生产。杰索普指出，这个动态的“调节”概念，实质上表明了资本主义的生产与再生产是变化莫测、偶然的和不确定的，市场经济并不像新古典政治经济学所先验认为的那样是自我再生、自发调节、自我闭合的，整个资本主义的生产与扩大再生产都依赖于一个能够容纳其内部冲突和结构矛盾的制度化调节方式才能实现；这些特定的制度不是必然的，相反是偶然的、有意识的社会行为以及基本的经济发展规律所共同作用的多样化接合的偶然性结果。由此，调节理论强调资本流通或资本增殖的社会性、制度化的社会调节模式的复杂性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从而关注着不同的结构形式、社会实践之间的结构耦合与共同演化以及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是如何发生和得到保证的问题等等。^[84]

调节理论学派也主张一个可扩展的广义“经济”概念，关注构成资本主义生产与再生产的经济与超经济因素之间的接合实践，把这些因素共同统一于调节方式这个分析概念之中。由此，调节理论学派的分析就不局限于一般的经济运动规律及其危机倾向，也不局限于从阶级斗争方面来解释资本主义的社会再生产，他们试图把不同层面的分析要素如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要素接合起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个动力体系及其运行机制。他们分析了不同历史分期下资本主义的积累体制和调节方式，详细地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在经济危机与阶级斗争中的生存能力。在他们看来，如果一个积累体制及其制度化的社会性调节方式容纳并缓解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的结构矛盾以及阶级斗争，那么稳定的经济增长或资本主义社会的扩大再生产是可以预期的。因此，调节学派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经济活动都是在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和政治框架中进行和展开的。在此语境下，他们强调资本主义社会中制度的重要性、社会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以及不断创立新的调节方式和经济制度的必要性，并拒斥一个超历史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单一直线型客观逻辑，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总是通过历史性的特殊制度形式、调节机构和行为规范而达成的。^[85]但是，在调节理论学派的整个分析中，国家分析并不突出，是其薄弱环节，国家的重要性仅限于调节方式中国家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调节功能和角色，这种国家分析显然具有浓郁的经济功能主义色彩。

在杰索普看来，完全可以利用这个学派分析经济的方法来分析国家，如同纯粹的资本主义经济是不存在的，实际的资本主义经济嵌入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之中一样，纯粹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是不存在的，实际的资本主义国家嵌入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之中。像“（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或“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区分，从根本上说只在理论分析上具有区分开来的意义或价值。杰索普认为这个方法与策略关系方法有着极大的共通之处，并从中得出了三个主要结论：首先，国家既不是一个由经济结构规定的集体资本家，也不是多元力量的简单合力，它应该被看作结构、制度和组织的形式整体；其次，国家的形式统一不能保证国家的实质统一，它需要一些政治策略如领导权方案与国家规划等来保证国家活动的统一；第三，保障资本积累所需的条件或驾驭斗争中力量的不稳定的妥协平衡，不仅需要一系列复杂的工具和政策，而且还需要强制手段来支撑。那么，把这三点结合起来，国家就应该视为一个具有自身复杂的制度、网络、程序、计算方式和规范以及与它们相联系的策略行为模式的整体。由此，国家不能仅仅被看作一个每当资本关系需要它，就会降落在舞台上的一个调节性的解围人物。相反，国家自身既是调节的主体又是被调节的对象。^[86]

把策略关系方法与调节理论方法结合起来，即意味着：首先，国家并不是作为一个充分建构的、内部统一的、在组织上以及操作上都具有纯粹性的封闭系统，而是一个偶然的、矛盾的、混合的、相对开放的系统。国家作为制度整体，从来就不存在固有的实质性统一——它的统一必须在国家系统自身中通过特定的操作程序、协调手段以及指导目标来创造。没有一个内部统一的措施和一个相对被一致同意的领导权方案以及相应的社会支持基础，国家就不能有效地行使其作为积累体制所需之政治条件的必要功能。其次，在这个背景下，策略选择可以被定义为嵌入一个既定国家系统中的阶级政治统治形式。这应该依照国家部门、机构和制度的特定结构，它们特定的权力和行动特权，它们特定的相对自主性和制度的统一性，以及它们特定的统治和从属模式来理解。这些方面多元决定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一般形式，并且产生了一个特定的结构系统及其策略选择性。这意味着国家并不平等的对所有社会力量开放，不同的政治体制不可避免地支持着一些力量、一些策略而排斥其他，并且对一些目标的追求将超过其他目标。第三，既然存在着不同的偶然的调节对象，那么不同的调节空间或工具就很重要。国家作用的相对重要性随着调节对象而变化，并且，事实上，它的行为本身就是一个对不同调节模式有着重要影响的斗争聚焦点。这由于国家和民族经济空间之间的密切联系而更为重要，并且意味着国际化或全球化将需要新的调节形式。处理这一系列问题的最好方式得依据特定的民族经济增长模式以及与此相关的历史集团来处理。第四，在为恢复、维持或改变一个既定调节模式而进行的斗争中，哪一个策略将会被接近国家和国家权力的那些社会力量所采用，这不能从抽象的方面来回答——不可能提到阶级斗争而不详细说明特定的力量和策略，因为不对代理人作详细的具体说明将直接导致阶级（或其他代理人）还原主义；提到策略而不详细说明它们所需的机制和力量同样是无结果的，因为一个缺少代理人和实现方式的策略跟空头支票没有分别。^[87]调节理论是杰索普补充和丰富策略关系国家理论的一个重要理论资源，调节理论的许多方法和主题也不断地被整合进杰索普的国家理论分析框架之中（如积累策略、调节方式等概念范畴），并且这些主题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杰索普国家理论研究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

话语理论则是另一个被杰索普借鉴和整合了的重要理论资源。如果说杰索普早期对话语理论的赞赏和借鉴主要是集中在后马克思主义的“接合方法”之上，那么此时的杰索普则发现了“话语分析”的其他一些见解对策略关系国家理论的补充意义。对于杰索普来说，“拉克劳和墨菲认为社会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从来不能够完全成为它自身，它不是纯粹自我同一和自我闭合的……假如社会是不可能的，那么为什么不是国家？……假如社会是不可能的，那么国家与社会、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并置就将变得毫无意义。”^[88]事实上，在拉克劳和墨菲那里并不存在一种明显的国家理论，但是“国家的不可能性”完全可以从“社会的不可能性”中演绎出来。在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下，既然社会和阶级都被消解了，那么建立在社会和阶级之上的国家也必然要消解；既然社会都不存在，那么国家也将不存在。依据拉克劳和墨菲的理论，“国家，既不可能是一个单一的机构，甚至也不是一组机构，它只是一组活动、一组实践、一组反作用，它们产生于‘传统’或‘偏见’，然而在每一活动、每一实践及其反作用中偶然接合在一起。”^[89]概言之，国家是政治实践中话语接合的场所和结果，而非实体的组织、制度和结构。

杰索普指出，“话语分析和策略关系方法在拒斥社会分析中的本质主义倾向上是一致的。因为两者都认为社会形态是偶然接合实践的不完善结果。它的相对统一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根本原则的必然结果；它起源于各种社会要素之间偶发的、临时的、不稳定的和非必然的一致（对应）。拉克劳和墨菲坚持认为，这个一致性是话语建构的：它既不是逻辑必然的也不仅仅是经验的。策略关系方法同样断定构成一个历史集团或社会作用的各种因素之间的非必然一致，但是它还认为这产生于经验的共同演化（通过诸如结构耦合和自组织这样一些机制）跟产生于各种话语接合机制是一样的多。”^[90]所以，杰索普不满意他们把社会视为完全是偶然的以及假定历史过程是纯粹任意的、随机的，并指出他们忽略了社会制度的现实物质存在，忽视了社会制度秩序的动力机制，“他们集中于身份认同的型构，还倾向于强调话语的心理意义，却牺牲了社会经验。”^[91]与拉克劳和墨菲强调“话语接合”不同，杰索普强调广泛社会关系中的“新接合类型”，“比如解释共同演化的制度秩序……之间的结构耦合；解释自生成系统的制度秩序及其组织的特定逻辑；解释策略选择性的样式；解释生存条件中的结构限制。这个列表没有尽头，其目的不外是简单的表明：对社会生活而言，存在着比话语或建构性与颠覆性实践更多的东西。也许内在地排除了话语理论解释的社会要素是不存在的，但是迄今为止，话语之外的社会要素都被其主要实践者所忽视了。一个重要的证据是拉克劳和墨菲过去未能提出可以为他们所热情倡导的激进多元民主奠定基础的任何特殊的制度机制或组织形式。纯粹依赖于一个内在不稳定的领导权话语的劝导性力量是没有多少说服力的。”^[92]如果说“国家中心”学派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安置了一个根本性的二元对立，那么“话语理论”则完全把国家与社会消解于话语或领导权接合之中，把历史还原为纯粹的偶然性。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话语理论”对“国家理论”毫无理论价值，“我相信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将话语分析与关注话语之外的机制的现实主义解释接合起来而得到解决。这意味着不仅要检验非话语条件是如何通过话语的优先中介而变得有效，而且还要检验非话语条件是如何通过事后的经验必然性而变得有效。它意味着考察广义上（包括物质实践上）的话语如何可以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构性作用或偶发结果，这些都限制了这些话语的影响。并且它意味着考察有助于使特殊话语策略生效的政治代表制、国家干预、妥协空间等。这些都是可能的，但是它确实需要我们超越话语分析的目前限制。”^[93]因此，结合话语分析与策略关系方法，就需要把国家以及国家理论都建立在“权力和关系”的“制度逻辑”及其话语性、物质性、制度性、策略性的接合实践之上。就国家的话语性方面来说，我们可以把国家视为“想象的共同体”，国家部分地是通过社会力量的政治想象而话语性建构起来的。这也表明，如果我们承认国家部分地是话语性建构起来的，那么完全独立于社会（或社会力量的政治想象力）的国家也就是不存在的。

结合策略关系方法、自生成系统理论、调节理论以及话语理论，那么一个有关国家的充分解释至少要考虑到国家的六个组成方面：（1）国家的代表制形式；（2）国家系统的内部组织形式；（3）国家对市民社会和资本主义经济的调节、干预模式；（4）国家权力的社会基础以及国家系统的外部社会环境；（5）国家理性指导下的国家策略活动；（6）国家的话语建构或政治想象。这六个方面也表明一个国家理论分析必须充分考虑到国家的制度性、关系性、策略性、话语性特征。至此，杰索普完成了策略关系国家理论的补充和再发展，重新调整了经济系统与政治系统、国家与社会、结构与策略、话语性因素与物质性因素以及经济、政体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国家归位”的总图也就呈现了出来^[94]：

（1）国家是社会的一部分，国家理论必须作为社会理论的一部分才能得到发展。国家有自己的特性、逻辑和操作自主性，但国家仍然是社会的一部分，而且必须与更广泛的社会环境联系在一起。国家关注的是分化社会中被虚构出来的普遍利益，国家权力集中和凝聚了整个社会的权力关系。国家为促进普遍利益而形成的策略规划，与国家系统内外部力量的变化平衡联系在一起。尽管国家是虚构的共同体和普遍意志形成的关键场所，但政治想象总是选择性的，这不可避免地使某些意志和利益边缘化。（2）由于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和分化性，没有任何功能分化系统能够在结构上起“归根结底的决定作用”，任何一个系统或组织的统治都不可能形成一个由其行使单一等级控制权威的序列。相反，社会是多权力中心的。系统间既不行使绝对控制，又相互依赖彼此的功能和资源生产。这就产生了一个矛盾：现代社会既显示出独立性的不断扩大，又显示出社会各部分间依赖性的日益增强。（3）国家是这个矛盾的最高体现。在现代社会的各种制度秩序中，正是国家才归根结底地肩负着管理它们相互依赖关系的任务。但是，作为众多制度秩序中的一个，它只能通过自身的制度组织和操作程序来实现这种管理行为。在这个意义上，国家管理社会各种制度秩序间的相互依赖关系的成功，依赖于自身被整合到历史集团（葛兰西意义上的）之中，而这个历史集团的特征却是一个非必然性的、社会建构的、话语复制着的相对统一体。国家权力独自的武断行使并不能保证这个成功。（4）国家必须被当作一个具有自己独特计算方式和运作程序的制度整体，还应该被看成是试图运用各种制度和能力服务于特殊目的之政治实践场所。我们需要探询它的边界是如何通过内在于和外在于国家系统的特定实践而被建构起来的。国家不是一个统一的、单一的、连贯的整体或行动者。相反，国家的边界和它作为一个整体或行动者的相对统一是偶然的。正是在这个语境中，我们必须考察使国家能够形成相对的制度统一并促进了它与更广泛社会的连贯性的各种规划和实践，以及失败的例子。（5）作为一个制度总体，国家不是真正的主体，不执行权力；事实上，甚至不应该谈论国家权力，而是讨论嵌入作为制度总体的国家中的各种潜在的结构权力或国家能力。这个权力在多大程度上以及以什么方式得到实现，依赖于处在这个复杂整体之内和之外的特定社会力量的行动及其交互作用。国家并不行使权力，它的权力是多元决定的，通过特定势态中特定政治力量的行动之中介而被激活。国家行动总是要通过国家系统的特定部分中的特定政治家和国家官员，正是他们激活了嵌入特定制度和机构中的特定国家权力和国家能力。（6）这些结构性力量或能力及其实现，都不可能通过单独的聚焦于国家而被我们所理解。其原因在于，国家被看成是制度总体而不是一个真正的主体，国家是包含多中心的一个整体，所以它给予内在于和外在于国家系统的不同力量为不同政治目的而行动的机会则是不平等的。这就是国家系统的策略选择性。尽管国家系统有它自己独特的资源、权力和倾向，但国家需要其所处环境中其他系统的功能运作和资源生产。因此，国家权力总是条件性和关系性的，依赖于国家与更广泛的社会系统之间的结构连接、国家管理者与其他政治力量之间的策略连接以及能够把国家与广泛的社会环境联系起来的复杂而相互依赖的社会网络。

布洛克（Fred Block）在评论杰索普的《国家理论——资本主义国家归位》时说，从“回归国家”到“国家归位”代表着杰索普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一个重要发展和进步，“杰索普既反对把‘国家的自主性’又反对把‘经济的最终决定’作为分析资本主义国家时的解释原则。相反，他强调资本主义的国家与社会之间高度的偶然性关系……并且，杰索普的策略关系方法给我们提供了国家分析的一般方针。”^[95]按照史密斯的分类，当代西方国家理论有三个规范性典型：达尔的多元主义、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杰索普的新马克思主义，它们分别代表了经验主义、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国家理论。如果说经验主义集中于公共事务和政策研究，容易陷入简单的因果关系而忽略现实世界与内在结构的复杂性；理想主义看到了经验主义的缺点，并试图超越之，但却容易陷入另一个极端，充满乌托邦色彩；那么，杰索普的现实主义则采两家之长，策略关系方法的国家理论从新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转向分析置于更广泛社会秩序中的国家，而策略一词也体现了抽象概念与在特定时期的社会关系中的实际操作之间的关系。^[96]可以认为，策略关系方法的国家理论的最终确立，标志着杰索普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第一次综合或重建。

但是，从严格意义上说，策略关系国家理论更多的是一种方法的建构，其目的更多的是通过策略关系方法来解决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中的一些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试图以此重建国家与国家权力的概念，调整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以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杰索普将主要阐释其策略关系国家理论的著作命名为《国家理论——资本主义国家归位》，也表明他此时的主要理论目的在于重释国家和国家权力的概念和地位。事实上，尽管杰索普试图重建国家的概念，但却并不愿意给出一个关于国家的确切定义，“至多，我把它作为一个制度整体来提及”，“如果国家理论家想要提供一个可以一劳永逸的详细说明国家所有抽象的、形式的特征之定义，这不是一个适当的工作。”^[97]而且正如布洛克所指出的，杰索普为我们提供了国家理论研究的一般方针，这并不能替代一些现实的、具体的国家分析。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杰索普才会坦承策略关系方法的国家理论需要利用其他国家理论家在各个具体层面或角度上的精辟分析。在随后的理论研究中，结合着结构与策略、抽象与具体的理论方法，杰索普渐渐从相对抽象的方法建构转向有关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实体考察或实证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尹树广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批判理论》中是这样评价杰索普的理论综合或重建的，“他的理论综合明显排斥了单纯的阶级分析方面，而更主要的是把国家分析建立在生产方式上。不过，总的说来，杰索普的国家理论既不想放弃经济和阶级分析方面，又强调政治自主的内容。他在根本的社会结构层面上已经把现代社会看成是结构上分化的，即经济、政治是并行的、相互影响的、不可相互还原的结构因素。这一理论综合还进一步扩展并强调了非阶级力量在国家分析上的作用。”^[98]尹树广的评价是恰当的。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杰索普也冒着“政治至上主义”的风险。

首先，当杰索普强调政治自主并且把作为制度整体的国家视为维系社会形态或整个制度秩序的结构一致的“粘合”或“协调”因素时，却没有说明为什么是国家应该承担起这种角色，他似乎先验地赋予国家这种重要的角色。其次，在杰索普看来，各种利益团体或社会力量为了实现自身利益而在国家系统中展开策略竞争，但并没有说明为什么社会力量或各种团体的利益必然要通过国家来追求并实现，他似乎在本质上就已先验地接受了国家是实现社会利益的场所这个或许值得商榷的立论，在此国家仍然被杰索普潜在的视为阶级分化社会中普遍利益的最高体现或结晶。最后，各种社会力量的竞争性策略构成了国家策略选择的“备选方案”，国家在力量的妥协平衡中选择并执行适当的策略以推进各种社会力量的利益，而且国家本身要通过策略理性来致力于实现力量之间变动的妥协平衡。在这里，国家似乎又成为了能够完全独立于各种利益团体或社会力量之外的第三方，国家也显然具有超越各种斗争力量的策略包围而单方面做出策略选择的可能空间。这些都与普兰查斯的政治至上主义有着惊人的一致性。也正因此，尽管杰索普致力于批评“回归国家”学派的国家主义倾向，却被另一些学者斥之为“新国家主义”。但是，鉴于杰索普并没有明显把国家视为独立于社会的具有高度自主性的独立变量，因此称之为“政治至上主义”或许更为贴切。

另一方面，当他强调经济系统具有干扰其他亚系统的能力，强调资本逻辑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首要社会体化组织原则时，他又冒着“经济决定”甚至“本质主义”的风险，尽管他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避免了经济决定论和经济还原论。而且，杰索普认为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共同演化和社会体化都有赖于国家策略性的管理系统间的关系以及缓解生活世界的抵抗。这意味着在最抽象的层面上，国家仍然是资本的工具，虽然国家并不直接服务于资本的利益，然而国家一切活动的目的却是为了提供或维持一种有序的社会体化，而这种社会体化最终又是为了保障资本积累的实现，社会体化则又主要是围绕资本积累逻辑而组织起来的。结果，杰索普试图克服“经济决定论”的所有复杂的理论论证，最终仍然没有避免回到“经济决定”的立场上。由此，如同杰索普批评普兰查斯常常徘徊于“政治至上主义”与“经济还原论”之间，杰索普本人也徘徊于“政治至上主义”与“经济决定”之间，这与杰索普试图在强调政治自主性的同时又为经济决定保留一定地位的理论初衷具有直接的联系。

【注释】

[1]B.Jessop，State Theory：Putting the Capitalist State in Its Place.Cambridge：Polity Press，1990，p.196.

[2]B.Jessop，State Theory：Putting the Capitalist State in Its Place.Cambridge：Polity Press，1990，p.198.

[3]Ibid.p.198.

[4]B.Jessop，State Theory：Putting the Cap italist State in Its Place.Cambridge：Polity Press，1990，p.203.

[5]参看B. Jessop and Ngai-Ling Sum，Beyond the Regu lation App roach（电子版），Cheltenham：Edward Elgar，2006，Chapter 11.

[6]参看B.Jessop，State Theory：Putting the Capitalist State in Its Place.Cambridge：Polity Press，1990，p.199.

[7]Ibid.p.205.

[8]杰索普：《紧随福特主义的是什么？关于资本主义分期与管制》，载罗伯特・阿尔布里坦、伊藤诚等编：《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繁荣、危机和全球化》，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336页。译文有所改动。

[9]B.Jessop，State Theory：Putting the Capitalist State in Its Place.Cambridge：Polity Press，1990，p.206.

[10]Ibid.p.206.

[11]Ibid.p.207.

[12]B.Jessop，State Theory：Putting the Capitalist State in Its Place.Cambridge：Polity Press，1990，p.345.

[13]Ibid.p.315.

[14]B.Jessop，State Theory：Putting the Capitalist State in Its Place.Cambridge：Polity Press，1990，p.208.

[15]Ibid.p.210.

[16]参看B.Jessop，State Theory：Putting the Capitalist State in Its Place.Cambridge：Polity Press，1990，pp.210-211.

[17]Mark J.Sm ith，Rethinking State Theory.London：Routledge，2000，p.201.

[18]苏国勋：《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10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52页。

[19]参看大卫・马什、格里・斯托克编：《政治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79页。

[20]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60页。

[21]李红专：《当代西方社会理论的实践论转向——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的深度审视》，载《哲学动态》2004年第11期，第8页。

[22]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89页。

[23]同上，第436页。

[24]大卫・马什、格里・斯托克编：《政治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86—287页。

[25]同上，第287页。

[26]洪镰德：《社会学说与政治理论》，中国台北：扬智文化事业公司1998年版，第149页。

[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5页。

[28]参看B.Jessop，Institutional（Re）turns and the Strategic-relational App roach（电子版），in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33（7），2001.

[29]B.Jessop，Interpretive Sociology and the Dialectic of Structure and Agency，in Theory of Cultu re Society，1996：（13），p.123.

[30]大卫・马什、格里・斯托克编：《政治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88页。

[31]参看B.Jessop，Interpretive Sociology and the Dialectic of Structure and Agency，in Theory of Culture Society，1996：（13），pp. 124-125.另参看B.Jessop，The Capitalist State：Marxist Theories and Methods.Oxford：Blackwell，1982，pp.253-254.

[32]B.Jessop，Nicos Pou lantzas：Marxist Theory and Political Strategy，London：Mac Millan，1985，p.359.

[3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页。

[34]B.Jessop，Regulation Theory，Post-Fordism and the State，in Werner Bonefeld and John Holloway（eds），Post-Fordism and Social Form：A Marxist Debate on the Post-Fordist State. London：：MacM illan Academic and Professional LTD.1991.p.79.

[35]Ibid.p.80.

[36]大卫・马什、格里・斯托克编：《政治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88页。

[37]参看B.Jessop，Institutional（Re）turns and the Strategic-relational App roach（电子版），in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33（7），2001.

[38]参看B.Jessop，Institutional（Re）turns and the Strategic-relational App roach（电子版），in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33（7），2001.

[39]参看Colin Hay，Marxist State Theory？，in Colin Hay，Michael Lister and David Marsh（ed.），The State：Theories and Issues，Mac Millan：Palgrave，2006，pp.59-78.

[40]B.Jessop，State Theory：Putting the Capitalist State in Its Place.Cambridge：Polity Press，1990，p.260.

[41]B.Jessop，State Theory：Putting the Capitalist State in Its Place.Cambridge：Polity Press，1990，p.260.(www.chuimin.cn)

[42]Ibid.p.262.

[43]B.Jessop，Putting Hegemony in its Place，in Journal of Critical Realism 2：1 November，2003，p.146.

[44]参看B.Jessop，State Theory：Putting the Capitalist State in Its Place.Cambridge：Polity Press，1990，pp.267-270.

[45]拉尔夫・密里本德：《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79页。

[46]拉尔夫・密里本德：《英国资本主义民主制》，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17页。

[47]拉尔夫・密里本德：《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83页。

[48]尼科斯・普兰查斯：《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87页。

[49]同上，第343页。

[50]参看B.Jessop，State Theory：Putting Capitalist States in Their Place.Cambridge：Polity Press.1990.p.90.

[51]Mark Rupert and Hazel Smith（eds.），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Globalization，Routledge，2002，p.150.

[52]西达・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07年版，第27—28页。

[53]参看西达・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07年版，第29页。

[54]Clyde W.Barrow，Critical Theories of the State，Wisconsin，1993，p.125.

[55]西达・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07年版，第30页。

[56]参看B.Jessop，State Theory：Putting Capitalist States in Their Place.Cambridge：Polity Press.1990.p.288.

[57]Ibid.p.303.

[58]Ibid.p.361.

[59]参看杰索普：《国家理论的新进展：各种探讨、争论点和议程》，载《世界哲学》2002年第1—2期。

[60]帕森斯：《现代社会的结构与过程》，上海：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

[61]宋林飞：《西方社会学理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3页。

[62]参看Niklas Luhmann，The Dif ferent Action of Societ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2，pp.204-206.

[63]Ibid.pp.266-267.

[64]达尼洛・马尔图切利：《现代性社会学：二十世纪的历程》，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137页。

[65]B.Jessop，Regulationist and Autopoieticist：Reflections on Polanyi’s Account of Market Econom ies and the Market Society，in New Political Econom y，Vol.6，No.2，2001，p.217.

[66]B.Jessop，The Future of the Capitalist State，Cambridge：Polity Press.2002.p.25.

[67]B.Jessop，State Theory：Putting Capitalist States in Their Place.Cambridge：Polity Press. 1990.p.85.

[68]Ibid.pp.81-82.

[69]M ichael King and Chris Thornhill，Niklas Luhmann’s Theory of Politics and Law，New York：Palgrave Mac Millan，2003，p.30.

[70]B.Jessop，State Theory：Putting Capitalist States in Their Place.Cambridge：Polity Press. 1990.p.335.

[71]尼科斯・普兰查斯：《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5页。

[72]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82页。

[73]B.Jessop，Capitalism and its Future：Remarks on Regulation，Government and Governance，i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4：3 Autumn 1997：p.562.

[74]参看B.Jessop，State Theory：Putting Capitalist States in Their Place.Cambridge：Polity Press.1990.p.358.

[75]Andrew L. Friedman，Microregulation and Post-Fordism：Critique and Development of Regulation Theory，in New Political Econom y，2000，（1）：p.65.

[76]B.Jessop，State Theory：Putting Capitalist States in Their Place.Cambridge：Polity Press. 1990.p.360.

[77]王晓升：《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社会理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8页。

[78]同上，第42页。

[79]参看B.Jessop，The Future of the Capitalist State，Cambridge：Polity Press.2002.p.31.

[80]B.Jessop，Capitalism and Its Future：Remarks on Regulation，Government and Governance，i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4：3 Autumn 1997：p.570.

[81]参看杰索普：《国家理论的新进展：各种探讨、争论点和议程》，载《世界哲学》2002年第1—2期。

[82]贾恩弗朗哥・波齐：《国家：本质、发展与前景》，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第99页。

[83]参看B.Jessop，Capitalism，the Regulation Approach，and Critical Realism，in Andrew Brown（ed），Critical Realism and Marxism，London：Routledge，2002.

[84]B.Jessop，Capitalism，the Regulation Approach，and Critical Realism，in Andrew Brown（ed），Critical Realism and Marxism，London：Routledge，2002，p.94.

[85]参看B.Jessop，State Theory：Putting Capitalist States in Their Place.Cambridge：Polity Press.1990.pp.307-311.

[86]参看B.Jessop，State Theory：Putting Capitalist States in Their Place.Cambridge：Polity Press.1990.pp.312-313.

[87]参看B.Jessop，State Theory：Putting Capitalist States in Their Place.Cambridge：Polity Press.1990.pp.316-318.

[88]Ibid.p.292.

[89]A lan Finlayson and James Martin，Poststructuralism，in Colin Hay，Michael Lister and David Marsh（ed.），The State：The ories and Issues，Mac Millan：Palgrave，2006，p.63.

[90]B.Jessop，State Theory：Putting Capitalist States in Their Place.Cambridge：Polity Press. 1990.pp.297-298.

[91]Ibid.p.299.

[92]Ibid.p.301.

[93]Ibid.p.302.

[94]参看B.Jessop，State Theory：Putting Capitalist States in Their Place.Cambridge：Polity Press.1990.pp.365-367.

[95]Fred Block，Bringing the State Back to Its Proper Place，in Contemporary Sociology，Vol. 20，No.6.1991，p.872.

[96]参看Mark J.Smith，Rethinking State Theory.London：Routledge，2000.

[97]B.Jessop，State Theory：Putting the Capitalist State in its Place.Cambridge：Polity Press，1990，p.339.

[98]尹树广：《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批判理论》，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