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索普国家理论：从回归国家到国家归位探索

3.4　从“回归国家”到“国家归位”（上）：激进自主与自生成系统的启示

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社会科学中兴起了“回归国家”的理论学派，这种国家主义的国家理论迅速获得了理论与实践上的广泛影响。这个学派的理论攻击目标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中密里本德与普兰查斯关于国家自主性的著名争论，并由此延伸到“回归国家”学派的“国家中心”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中心”两种研究范式的对立。为了回应这个学派的挑战，杰索普借鉴并综合了卢曼的自生成系统理论、调节主义学派的调节理论、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分析理论中的一些有益见解，进一步阐明了政治与经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最终完成了策略关系方法的国家理论建构。

在战后复兴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中，由密里本德—普兰查斯之争激发的“国家相对自主性”成为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一个主要理论“程式”。密里本德指出，“国家的相对自主性的观念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45]在密里本德那里，由于经济上的统治阶级并不直接掌握国家政权、参与政治事务，因此需要一个政治上的代理人或机构，正是这种委托—代理关系构成了国家相对自主性的可能空间。在他看来，国家的相对自主性产生于资本家为了更好地维护统治阶级的长远经济利益，“如果政府要想有效地保卫这些利益，它们就必须拥有相当程度的自主权，用以决定所采取的办法，断定应对其他对立的利益集团的势力作出何种让步，以及使用何种手段才能很好地遏制来自下层的压力。”^[46]但是，这种相对自主性并不表明国家凌驾于社会之上，国家仍然是统治阶级的国家，“政府一般来说总是努力给予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利益以非常积极的支持。”^[47]普兰查斯则不同意密里本德的部分观点，他认为“这种自主性和统一性，是与它的各种结构在同政治阶级斗争发生关系的特征相关联的。那些结构对经济而言是相对自主的。”^[48]在他看来，经济与政治的制度分离形成了经济力量与政治力量的形式分离，由此国家作为一个政治系统也具有了相对经济系统的自主性。但是，国家的相对自主性主要取决于阶级和阶级派别之间在斗争中的力量平衡，“国家可以作为这个权力集团的各个阶级和派别利益的政治保证人，来反对霸主阶级或派别的利益，并且，有时候国家也可以挑拨这些阶级和派别来反对霸主阶级或派别的利益，但是，它是按照它那霸主阶级或派别的政治组织者的功能而这么干的，而且，它强使霸主阶级承认为了它的霸权作出必不可少的牺牲……这就是国家的相对自主”。^[49]就总体而言，密里本德与普兰查斯都承认国家具有相对的自主性，其主要区别则在于前者把国家视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后者则把国家视为“社会的凝聚因素”，并由此引发了两者的工具主义与结构主义之争。事实上，两者之间的理论争论具有某种程度的同一性：经济部分（如密里本德）和政治部分（如普兰查斯）都需要一个自主的国家去组织它们以实现自身的共同利益；都是一种经济输入—政治输出的国家自主性模式；然而一个走向经济还原论，另一个则走向政治至上主义。^[50]因此，从本质上看，无论国家相对自主性的根源来自何处，两者都肯定了国家活动优先服务于资本的利益，脱离社会的、高度的国家自主性是不可能存在的。对于马克思主义者而言，“资本主义国家是资本主义的，不在于它直接响应资产阶级的命令，而是因为它的特别存在形式，作为抽象的政治统治关系的所在地，使它作为社会的一部分被划分出来了，其中剥削关系和权力已经从政治领域中分离出来，资本主义国家因此是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的再生产，通过资本主义国家自主性的再生产来实现资本关系的再生产。”^[51]

与此相反，“回归国家”学派则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做的分析，并没有拆解国家与社会”，密里本德与普兰查斯“都没有将国家看成是一套具有自主性的结构——这一结构具有自身的逻辑和利益，而不必与社会支配阶级的利益和政体中全体成员群体的利益等同或融合。”^[52]因此，“回归国家”学派批评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自主性理论是“社会中心”的，他们的国家也只是具有了相对的自主性，而随着普兰查斯等人开始把国家视为一个社会关系，“新近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自主性问题上的争论突然停止”，但是“到目前为止，事实上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还是简单地假定，国家形式与活动的变化对应于生产方式的形式和变化，国家统治者不可能反对支配阶级的基本利益”，结果“对于马克思主义将国家融入社会的这种持久的社会学倾向，几乎无人提出质疑”^[53]。

在这个学派看来，现实主义的国家分析需要一种“国家中心”的范式。“国家中心”理论家们“不仅把国家视作为政策决策组织，还把它们视作为与社会阶级有关的真实历史主体、自主的组织行动者。”^[54]国家被认为是“一套以执行权威为首，并或多或少是由执行权威加以良性协调的行政、政策和军事组织。”^[55]国家从经济和社会中提取资源以巩固和支持其组织，因而在这一方面，“政权组织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与支配阶级进行某种竞争”，这些资源则强化了国家自身的自主性，也必然偏离支配阶级的利益甚至威胁到这些利益。他们高度强调国家制度、行政组织、行政官员或者治国专家、政治精英具有独立于社会甚至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绝对自主性，国家被视为独立于或对立于社会的一个纯粹的自主变量。故尔，他们往往被批评者斥之为“国家主义”。就国家分析而言，有关国家自主性的讨论也渐渐从“社会中心”的“相对自主性”转向“国家中心”的“高度（甚至绝对）自主性”以及国家自主性的制度支持、国家制度或国家机器的具体化操作等方面。

杰索普认为，“国家中心”理论家们在根本上是误导人的。“社会中心”理论家被说成是认为国家的形式和功能是由社会逻辑或社会力量的权力平衡所决定的。“国家中心”者则认为国家事实上有着自身的制度逻辑、相关利益和行为，并且是一个依照其自身的制度逻辑而运作的主体；此外，他们宣称国家事实上被国家管理者牢牢控制着，用以推进他们自身的政策偏好和利益。这个观点只不过是颠倒了“社会中心”的论证路线。他们认为国家和社会同样都是独特的和自我决定的，每一个都可以被独立的研究，并且其分析结果可以分别为两个对象自身提供一个完整的解释。并且，在这样做时，他们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区分本质化了。这就排除了这样一些混合逻辑，譬如合作主义、政策网络、国家机构与其他社会领域之间的联系，国家管理者之间的分工以及其他的渗透形式或者国家与社会的重叠部分等等。^[56]而国家中心与社会中心两种范式的对峙，则使国家与社会陷入一种虚假的二元对立之中，然而“一旦我们考虑到社会和政治生活复杂的相互渗透，人员、权力和资源的循环流通，功能的相互依赖和自主操作的矛盾矩阵，中介者和守护者的行为以及其他的复合因素，那么试图黑白分明的界定国家与社会是注定要失败的”^[57]。因为，“尽管国家在界定社会的身份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但是国家的身份又反过来被根植于其他领域中的力量所争夺。一方面，实际存在的社会并不先于国家系统而存在，而是部分的通过国家的行为而被建构起来的……但另一方面，许多政治系统之内和之外的非国家力量也斗争着去（重建）建构国家和重新界定它的设计。这就产生了定义与再定义的持续循环，其中国家塑造了社会，并且社会力量也塑造了国家。”^[58]于是，这也就进一步构成了国家与社会的基本悖论关系，“一方面，国家是一种处于某种社会形成过程内部的、与其他的制度性整体并列存在的制度性整体；另一方面，人们又把具有总体性的、维护社会形成过程的凝聚力之责任专门地赋予了国家”。^[59]事实上，此前的葛兰西将国家定义为“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就已经表明国家与社会的严格界分是不可能的。

为了应对“国家中心”的挑战，杰索普试图在国家中心和社会中心之间寻找一条中间道路，建议国家中心的研究方式在强调国家对社会的重要性以及国家不同于社会的运作逻辑之外，还要发挥一种有用的、启发式的功能，而卢曼的自生成系统理论正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

卢曼的自生成系统理论源出帕森斯，帕森斯主张“把社会系统看作一个整体来研究”^[60]。但卢曼更关注于系统的自组织、自生成以及功能分化的系统间关系。卢曼按照不同的执行功能将整个社会划分为不同的功能分化系统，如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教育的、科学的、宗教的等等。在卢曼看来，“在功能分化的社会里，功能系统既不平等而又平等。不平等，是因为各系统为整体社会履行不同的功能；平等，主要是因为每一功能系统……都必须执行一个无法由其他系统所取代的任务。”^[61]整个社会的整合依赖于各个功能分化的系统独自地、充分地执行它们的任务、发挥它们的功能，由此不断推进社会的宏观进化。每个系统都有自己的元编码和独立逻辑，使自身能够“接受与拒绝”不同的异质或对立物，被接受的异质有助于系统自身的自我代谢机制从而实现自身的意义再生产或者更高层次的意义进化，拒绝或排除异质则可以维持自身的稳定性，增强自身的意义选择，从而降低系统反应的复杂性。^[62]系统还具有自我指涉和自我主题化的属性。前者指系统促进自身适应外部结构环境的机制，能够自我调整、自我反思，减少环境带来的复杂性，避免出现系统自身的无序反应和功能混乱；后者指系统在整个社会系统的结构环境中使自身成为自己的意义，成为自己的主题，也就是始终保持自己的功能独立性，避免演变成与其他系统处于不平等的地位或屈从于它们。^[63]元编码、自我指涉、自我主题化的根本意义所在是降低系统外部环境的复杂性，避免出现“自身意义”被侵蚀或损害，从而保证系统功能的自我运转，以致不断自我演化、自我再生。相反，则会造成系统功能运转紊乱、失序、失控，同时还会增加其他功能分化系统的环境复杂性，影响整个社会系统的宏观进化。当然，系统的自我再生也需要其他系统的资源输入以提供支持，它既是封闭的又是开放的，向其他系统开放是为了从它们之中吸取有利于自身“意义生产”的异质，从而推动自身的新陈代谢机制良性运转，或实现意义的“高级转化”，最终实现自我进化。如果整个社会各个功能系统都能自我再生、自我组织、自我演化，那么整个社会也就因此不断进化、不断发展。

从卢曼的自生成系统理论来看，那么国家与社会就不再对立，“原则上，社会不再是中央调节者，国家只不过是自我参照的功能系统之一。社会深深地扎根在各个系统间相互依存的偶然性中。”^[64]作为政治系统的国家，因其自身的自由的独立运作逻辑而在该系统内部具有一种较强的自我定向，但是对整个社会的演进来说，国家因功能分化的系统结构所决定了的偶然性而并不具备一种中心的定向。这意味着既不可能存在一种社会中心，也不可能存在一种国家中心。而国家作为整个社会中的一个功能分化系统，它既是开放的也是封闭的，国家既对系统内的以及其他系统的政治需求开放，也需要在系统内再生资源和从其他系统中输入或汲取资源，但是这些需求和资源的吸取和传递却受到系统自身意义选择与生产的限制，并且涉及到与其他制度或系统环境的矛盾和复杂关系。在杰索普看来，借鉴、利用和发展卢曼的自生成系统理论，有助于我们避免陷入国家中心与社会中心的抽象对立。而重新思考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也就是要把国家置于广泛的社会系统（制度）秩序之中，思考形构“社会统一”的偶然性机制以及国家在这个机制中所扮演的角色与发挥的功能。

接受了卢曼的自生成系统理论的一些见解，杰索普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包含着政治、经济、法律、宗教、文化等具有自我指涉性、独特运行逻辑、自我演化能力和“元编码”的自组织系统，“这些系统会自我维系、自我组织和自我再生……但它们的共存与共同演化则有赖于彼此的相互依赖。”^[65]这些功能分化的系统共同形构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整体生态系统，其中有一个会成为发挥“生态统治”作用的系统。“生态统治指称一个既定系统在一个自组织的生态系统中将其发展的逻辑印刻在其他系统的运行逻辑之中，并远远超过其他系统将其自身逻辑强加于整个生态系统之上的能力。”^[66]正是这个占据生态统治地位的系统自身的独特运行逻辑，成为了整个生态系统或广泛社会制度秩序的社会体化（societalization）的根本组织原则。社会体化，在这里是指整个社会形态中各种制度秩序或功能系统围绕着某一占据生态统治地位之系统的独特逻辑而组织或统一起来成为一个整合性的制度整体，从而形成整个社会形态中各个系统或制度秩序的暂时性结构稳定和共同演化。因此，社会体化也可以理解为“社会制度（系统）的一体化”。

在资本主义社会，无疑是经济系统的生态统治。但是，在这种生态统治中，一个系统并不能单方面地将其意志强加给其他系统，每个自生成系统既自主运作，也依赖于其他系统的运作，甚至正常情况下的其他系统在异常环境中反而成为统治性的。因此，这也就“意味着其他系统必须具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并且也许是一个相对于经济系统的广泛自主性”^[67]。在这个意义上，杰索普远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解释传统。杰索普认为，经济决定只能在“财富在分配之前必须先生产出来”的意义上坚持，如果认为经济基础或经济系统对上层建筑或其他系统起着一种决定作用，那将是错误的。“首先，所谓的经济基础明显的存在许多重要的超经济条件。……其次，经济基础本身具有根本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以及技术—经济方面的内容。……第三，它不具有绝对的自主性，从而使它不能作为所谓的上层建筑现象的独一无二的原因而运转。第四，如果经济基础不能作为上层建筑‘无条件的原因’来运作，那么后者就不能被当作是它治的。”^[68]他强调经济系统或经济基础常常包括了比狭义的经济概念更广泛的其他超经济因素，经济统治是多元决定的。由此，杰索普解除了生产力和/或技术以及社会生产关系对于整个社会最终的决定作用，解除了经济系统对其他系统最终的决定作用，但并不排除经济系统的重要性或首要性：与其说经济系统具有对其他系统的最终决定性，还不如说经济系统在资本主义的生态系统中，因其独特的系统特性占据了生态统治的地位。(www.chuimin.cn)

我们在此可以清晰地看到，杰索普受到卢曼系统论的深刻影响。但他们之间还是存在着较大差异。对卢曼而言，“系统A与系统B的成功交往不仅取决于A自身的选择性（选择那些使它有效的‘意义’），而且也取决于系统B的选择性。问题是系统A观察（或‘理解’）系统B的唯一路径只是通过A自身的选择性。B观察A也是如此。每个系统建构它与其他系统的关系，是把它或它们理解为有效的被排外于自身。”^[69]系统A可以通过选择而规避来自系统B对自身意义选择产生的风险，系统间交往的意义选择性使系统具有规避其他系统影响的可能性，这也就否认会有一个系统成为整个系统结构中的统治性因素。由于功能分化系统的这种强烈的意义选择性，使得现代社会具有高度的偶然性和随机性，这同时也意味着现代社会蕴含着极大的无序与失控风险。而杰索普则认为，生态系统中必然存在着某个功能分化系统的生态统治，比如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系统，除了巨大的复杂性和灵活性之外，还具有干扰其他亚系统的巨大能力，并向那些作为经济系统自身再生产之前提条件的亚系统提出巨大的功能要求”，并且可以通过策略理性发展“一个成功的领导权方案渗透到不同的功能亚系统、组织及其认同之中，并且在它们可以纯粹自主运行到什么程度上设置了限制。在一个领导权秩序中，每一个功能亚系统将保持自身的‘规则’；但是系统的‘纲领’将解释更广泛的社会目标。”^[70]正是这一系统的生态统治，使得社会能够避免落入绝对的偶然性与随机性之中，从而能够实现整个社会系统的结构一致与共同演化。

由于解除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或经济系统对其他系统的最终决定作用，杰索普与其他经济统治的多元决定论者之间也因此表现出了较大差别。普兰查斯认为，整个结构决定于经济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经济在这个结构中总是起着统治作用。由占统治地位的结构构成的统一体意味着每种生产方式都有一个占统治地位的方面或环节；但事实上经济之所以起着决定性作用，是因为经济让某一个环节起统治作用，而由经济掌握着起决定作用的环节的转换，这种转换是由于各个环节分散活动的结果。”^[71]例如，在古代的生产方式中，经济环节居于统治地位；在封建生产方式中，宗教的意识形态居于统治地位；在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环节起着统治作用；而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政治法律意识形态重新发挥统治功能。这些生产方式的变化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发展的要求决定的。阿尔都塞也认为，由于矛盾发展的不平衡是绝对的，“主导结构虽然是固定的，但结构中各矛盾的地位却在变化：主要矛盾变为次要矛盾，一种次要矛盾上升到主要地位。”^[72]所谓多元决定，也就是肯定具有复杂结构的总体中各种矛盾的并存及其相互作用。肯定主导性的矛盾并不等于排斥非主导性的矛盾，况且它们的地位可以相互转化。由此，阿尔都塞认为，在构成社会形态的三大要素中，并不是经济始终起第一位的决定作用，而是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交替起第一位的作用，但是，阿尔都塞强调在社会形态中这种多元决定作用归根到底决定于经济因素。相比之下，杰索普否认经济系统行使着最终或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这不仅解除了经济系统或经济基础的最终决定作用，甚至也解除了“决定作用”本身。但是，他又始终强调经济系统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的生态统治作用、经济系统的运行逻辑是整个生态系统共同演化的动力，认为“经济变化会极大地改变系统和生活世界”。^[73]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他又以一种很隐蔽的方式回到了经济决定的立场上。

那么，在经济统治的资本主义生态系统中，作为政治系统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系统结构中处于何种地位，它与其他系统之间存在着怎样的互动关系呢？杰索普在此引入了“结构耦合”和“策略协调”两个概念来描述这种结构关系。“结构耦合”涉及整个生态系统结构的共同演化。系统间的结构关系有六个特征：首先，系统有其自身的内在动力，在整个生态系统结构中并不存在等级控制，在功能上也不从属于其他系统；其次，系统不是自给自足的，其自身的运行依赖于来自外部环境的资源输入；第三，系统不是密封式的，它们受到其外部环境的影响；第四，为了降低所处环境的复杂性，系统依据自身的运行法则来展开行动；第五，一个既定的自主系统的发展是以它和其他系统之间的结构关系为条件的，但却遵从自身的逻辑，它的发展与其所处环境中的其他系统是结构耦合的；第六，当系统相互影响时，它们通过变化、选择和重新稳定的相互作用而共同演化着，最终结果是偶然的必然性结果。在这个意义上，一个系统的发展影响着其他系统的演化，但是它既不能对其他系统行使等级式控制，也不能要求其他系统服从或屈从于它。^[74]就此而言，我们就不能像普兰查斯或密里本德那样把资本主义国家视为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工具、一个功能亚系统或者一个部门，相反它是整个社会生态系统中的功能亚系统。

“策略协调”则发生于整个系统结构的共同演化出现无法控制和无秩序的状态时，“结构环境是矛盾的，但它允许采用关注矛盾不同方面的不同策略。”^[75]这一系统和结构之间的策略关系，被杰索普称之为策略协调。策略协调涉及特定力量参与调控的能力以及特定力量、系统或结构尝试调控的脆弱性。不同的组织、结构和系统有它们自身的调控中介（比如法律、货币、权力），它们可以利用这些中介来影响其他组织、结构和系统，但这种调控和协调并不直接卷入整个生态系统，而是通过可以行动的社会力量来中介。它们可以预期其他力量的可能反应和正被调控的系统之响应，并且使它们所选择的调控工具趋向于此。由于杰索普把权力看作是关系性的，因此，他认为力量平衡随着协调能力和脆弱性的变化而变化，并且没有任何社会力量、制度秩序或社会系统是自给自足的，它们都容易受到一些内部危机、外部失败或外部攻击的伤害。在这个意义上，“策略选择的概念给我们指向的正是协调能力和脆弱性的这个结合。”^[76]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策略选择和策略协调的主要任务无疑历史地归属于作为一个政治系统的国家，国家的自主性也就体现在结构强制之上的“策略选择”和“策略协调”，国家能力也正体现在国家策略性选择与协调的能力和理性上。正是借助于国家系统的策略选择与策略协调，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社会体化可以达成。

但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社会体化始终会受到来自系统和生活世界的抵抗。杰索普在此充分吸收了哈贝马斯关于“系统和生活世界”的思想。哈贝马斯在对涂尔干有关“社会分工”和“有机团结”等思想的批判分析中，区分出系统整合与社会整合。王晓升指出，“对于哈贝马斯来说，社会既是一个系统，同时又是一个生活世界”^[77]，“在系统中，社会所处理的是‘其他社会系统’。而在生活世界中，人们所面对的社会世界，是交往中的人们所组成的世界。”^[78]杰索普的“社会体化”也包括了哈贝马斯所说的系统整合与社会整合两个内容，前者体现在资本积累的逻辑成为社会制度（系统）秩序的一体化建构的组织原则或者经济系统的生态统治之上，后者体现为资本积累逻辑或商品关系渗透、泛化或殖民到生活世界之中。但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体化典型的存在着来自系统与生活世界的抵抗：（1）只要资本积累或资本增殖占据统治地位，就一定会出现阶级斗争；（2）如果另一个系统的逻辑或非阶级的认同在特殊环境下成为首要的，那么资本积累的逻辑就会受到抵抗；（3）生活世界具有其他非资本（积累）增殖逻辑的大量认同、价值、利益，这些构成了抵抗资产阶级领导权的主要源泉以及斗争场所，生活世界抵抗这样一种理念，即认为资本积累对于实现其他社会目标而言是一个关键性的前提条件。^[79]在资本主义社会，维护经济系统的资本积累逻辑对其他系统以及生活世界的统治地位，这个功能主要是由国家来承担，国家要发展出有效的政治策略（如对市民社会的领导权方案）来实现其他系统和生活世界（杰索普把生活世界理解为与政治系统、经济系统相对的市民社会领域）对资本积累逻辑的屈从。

把积累确立为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社会体化的统治原则或领导权原则，那么斗争将典型的扩展至经济层面的阶级斗争之外。杰索普指出，在这方面，葛兰西作出了先驱式的理论分析。在使资本积累成为社会体化的统治原则时，葛兰西强调领导权斗争以及意识形态领导权斗争中知识分子的作用，知识分子要为社会体化建立一种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话语以便促进社会秩序的再生产。进一步地，葛兰西还考虑了这一问题的结构与策略因素：

葛兰西利用“历史集团”这个概念来解决经济“基础”与政治—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之间相互关系的马克思主义问题。特别是，他注意到“伦理—政治的”因素——如价值、规范、观点、话语、语言形式、大众信仰等等——对历史集团调节特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具有重要的作用……历史集团由此可以被定义为由历史构造的、社会再生产着的、对应于某一社会形态中经济基础与政治—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之间一致关系的集团。相反，葛兰西在讨论动员阶级联盟和/或民族大众力量以支持特殊的领导权方案时，引入了“领导权集团”的概念。它涉及的是历史统一体，不是结构（如历史集团的例子），而是社会力量（他的分析术语，如统治阶级、支持阶级、大众运动和知识分子）。一个领导权集团是能够对统治阶级和民族大众行使政治、智识和道德领导的那个阶级（或阶级部分）组织起来的阶级力量的持久联盟，其统一“产生于国家或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之间的有机联系”。尽管考虑到葛兰西强调领导权的长期的和一般的资本主义倾向，但仍然重要的是，这并不等于承认领导权不可以建立在资本积累原则之外的其他社会体化原则之上（如民族安全、神权政治、民族主义、民主化等等的首要性），它们要么把资本积累纳入其中，要么与之对立。^[80]

可见，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社会体化而言，由作为政治系统的国家（代表或组织“领导权集团”）围绕着社会体化的首要原则（正常情况下典型的是资本积累原则，异常情况下则可能是其他的原则）而发展出一个有效的领导权方案，就是保障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再生产以及整个生态系统的结构一致与共同演化的一个根本性的策略行动。

最后，如果国家的策略选择发生错误或者国家的策略协调失败了的话，那么整个生态系统以及国家系统自身的“结构一致性”或相对稳定的结构耦合必然会被打破，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就由此可能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事实上，国家的策略选择或策略协调始终存在着失败的风险，这根植于国家自身存在的悖论，“一方面，它是一种处于某种社会形成过程内部的、与其他的制度性整体并列存在的制度性整体；另一方面，人们又把具有总体性的、维护社会形成过程的凝聚力之责任专门赋予了它。”^[81]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国家与社会呈现出一种悖论式的关系：国家是社会形态中众多制度整体中的一个制度整体，或者生态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整个社会形态构成了嵌入这个社会系统中的作为政治系统的国家的外部环境，国家系统的自我运转依赖于那些外部环境的资源输入，但是国家系统又承担起“粘合”整个社会形态的责任，整个生态系统的共同演化和结构耦合依赖于国家的策略选择和策略协调，这表明“国家塑造着社会，社会也塑造着国家”；同时，也正是这种悖论关系决定了国家策略协调的不自足性，它始终具有失败的风险。

需要强调的是，尽管杰索普批评“国家中心”在国家与社会之间设置了荒谬的抽象二元对立，也不赞同如此宽泛的使用国家自主性概念，但他同时也认为如果将“国家中心”当作一种专门的理论研究范式，对国家研究本身的理论化具有积极意义，也就是要对作为研究范式与作为理论基点的“国家中心”作严格的区别，在相对意义上把国家理论从社会理论中释放出来。事实上，很多从社会权力与国家权力的起源出发来研究国家的本质与发展的国家理论家，尽管不认同国家主义学派的根本或主要观点，但都承认他们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社会中心”范式的一种进步和发展，就国家分析而言，“国家中心”的理论范式较为可取。美国著名的国家理论家贾恩弗朗哥・波齐很好的表达了他的态度，“我认为，这种以国家为中心的立场，如果正确地运用，较之于社会中心论的立场将能够更好地理解我们所关注的对象（国家）。”^[82]他的态度与杰索普正相辉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