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作为政治策略：杰索普国家理论研究成果

2023-11-29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国家系统的结构与运作方式对不同力量的不同政治策略具有不同的开放性。结构选择性主要指称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特性或阶级结构以及国家系统的结构形式使得国家会选择那些“偏资本利益”的特殊政策、政治策略和制度机制。只有当国家的政治策略与资本的积累策略都成功的制度化并形成结构一致性时，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积累与政治合法化才能双双实现。

3.3　国家作为政治策略

经过策略关系方法的初步运用以及对结构—策略辩证法的补充说明，那么把国家视为政治策略的结晶体并作出相对详细的分析也就呼之欲出了。依据结构、关系、策略三个轴心概念以及三者在动态中的相互联系与交互作用，策略关系方法主张把国家看成是“一个社会关系，它事实上可以作为策略的场所、产生者和结果来分析。”^[40]简单地说，国家是一个社会关系加一个策略平台，国家最终是政治策略的结晶体。首先，国家是策略的场所，一个策略选择的系统。国家系统的结构与运作方式对不同力量的不同政治策略具有不同的开放性。某种国家类型、国家形式、政体形式的构造可能使一些力量比另一些力量更容易接近国家权力，因此国家的制度形式对于一些类型的政治策略的追求更为适合。这即是国家的策略选择性。杰索普认为，“策略选择性”比“结构选择性”在概念上更丰富。结构选择性主要指称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特性或阶级结构以及国家系统的结构形式使得国家会选择那些“偏资本利益”的特殊政策、政治策略和制度机制。而策略选择性则更为清晰地显示出这个选择的理性特征，因为“国家系统对不同阶级力量在既定时间平台中追求自身利益的能力所产生的不同影响，不是嵌入于国家制度中，而是嵌入在国家结构与各种力量为接近国家权力所采用的策略之间的关系中。”^[41]更完整的说法则是“结构铭刻的策略选择性”。国家结构塑造了各种力量的策略计算，其策略竞争也塑造着国家结构。国家形式对政治利益的策略计算有着重要的作用，反过来政治力量则有可能为了实现自身利益而试图变革国家形式。其次，国家是策略得以详细阐述和制订的场所，是政治策略的结晶体。最后，国家系统的结构和运作方式本身能够超越政治策略竞争和政治斗争而产生，这些策略和斗争可能在国家系统内或远离此系统而得到发展，并且维持或转变它，从而“在这个意义上，国家目前的策略选择部分地是它过去的策略选择与它寻求转变时所采用的策略之间相互作用的意外结果”。^[42]

一般来说，国家的政治策略包括代表制模式、国家机构的内部结构形式、社会经济的干预模式（不能等同于国家制定的具体经济与社会政策）、国家规划、政治合法性模式、领导权方案等等。这里需要补充说明三点：第一，在杰索普那里，积累策略的选择与形成并不直接产生于国家，国家通过制定经济与社会政策以及相关经济计划来服务于资本的积累策略，资本的积累策略则需要国家活动来实现成功的制度化；第二，国家的经济计划不能等同于积累策略，也不能等同于国家规划，经济计划与国家规划可能部分重叠，但后者常常包括了比经济更多、更广的政治、社会内涵与目标；第三，虽然国家是政治策略的场所、产生者和结晶体，但这并不是说国家的策略理性仅限于政治策略。事实上，国家也关心经济策略，但国家的经济策略不能等同于积累策略或资本主义的经济策略，它与国家的经济计划属于同一概念范畴（在狭义上经济策略等同于经济计划，在广义上后者是前者的一部分），它体现的是国家系统作为一种超经济因素在调节、治理、指导资本主义经济时的功能或能力，而不涉及国家权力及其政治运作方式本身。

国家要维护其政治统治，并不必然表现出倾向于某一阶级或阶级派别的利益与偏好，它更多的是考虑如何维护社会的秩序和稳定，国家试图在不同阶级或利益冲突的空间内保持张力，形式上让所有的阶级力量和阶级利益以及非阶级利益和非阶级力量展开“代表”竞争和政策争论，更多地倾向于维护现有社会关系的再生产而不是突显或激化社会关系的紧张和冲突。因此，政治策略的选择不必然与资本积累需求、资本利益或资本部分的利益相一致，其根源则在于“国家与市场经济的制度分离，是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的和独特的特征，由此形成了不同制度逻辑的统治（潜在的相互矛盾着）以及国家与经济的不同计算模式。由此，不能保证政治结果必然服务于资本的需求。”^[43]但是国家的策略选择也绝不会倾向于非资本主义阶级的利益和需求，尽管国家并不必然或直接地服务于资本的利益，但它也不是中立的，它有一个结构铭刻的策略选择性。而国家政治策略的选择、制定或执行以及成功的制度化，则都依赖于斗争中的力量达成妥协的不稳定平衡，这种妥协平衡既是国家策略选择的前提之一，也是策略选择的目的之一。(www.chuimin.cn)

成功的政治策略也依赖于成功的积累策略，但两者并不是一一对应式的因果关系。尽管国家政治策略的选择受到资本积累需求的制约，但积累策略的变迁逻辑与政治策略的变迁逻辑并不能通约或还原，两者分属不同的系统逻辑。尽管国家的政治策略在本质目的上是服务于资本的积累策略，但政治策略的主要直接结果是服务于政治目的和社会目标。只有当国家的政治策略与资本的积累策略都成功的制度化并形成结构一致性时，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积累（或资本增殖）与政治合法化才能双双实现。但国家政治策略的选择常常会随着积累策略的改变而发生相应的变化，积累策略的改变也常常客观上要求政治策略的变动。当资本积累在正常确立的政治策略形式下不能继续维持或再生产时，资本积累的需求会迫使政治策略作出变动，比如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代，资本主义国家既定的政治策略不能再维持资本的积累和扩张，于是纷纷寻求不同的政治策略或改变国家形式，典型的是罗斯福新政与法西斯主义。同样地，当积累策略使得政治策略出现严重危机或威胁资产阶级统治时，国家则可能出于政治策略的考虑迫使积累策略作出变动。相应地，国家功能也随着积累策略的改变而发生相应变化，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积累策略不能从总体上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利益时，国家就会加强对自由市场竞争的干预，从而促使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走向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两种策略的相互关系以及共同演化，是一种偶然的必然性结果，其变革的最终结果主要取决于特殊局势下斗争中力量（包括社会力量、政治力量、阶级力量、与阶级相关的力量等等范畴）的能力、策略以及力量之间的关系。

但是，策略关系方法也遭到了众多的批评和指责：策略关系方法只是其他方法的补充物，不能从根本上挑战它们；策略关系方法在解释国家时是不充分的，不可能存在一种普遍的策略关系理论；策略关系方法忽视了结构的强制性，夸大了国家策略选择的自由意志。为了回复这些可能的批评和指责，杰索普概括性地指出了把国家视为策略关系的主要含义，从而为之正名：国家是一个特定的制度整体，它具有多重边界，没有制度固定性，没有事先给定的形式统一或实质统一，国家的形式统一必须总是跟实质统一联系在一起；作为一个制度整体，国家构筑了一个平台，在其上不同政治力量试图给予不同部门的个体或集体行为一个特定的指导策略；作为一个没有制度固定性的整体，存在着潜在的不同国家体系设计，国家建构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过程，而是在特定但变化着的制度限制下的一个经常反复的过程，由此我们不能把国家作为一个主体或工具来对待，国家系统也从来不可以被视作中立的；国家系统的选择性必须依据它们提供给不同政治力量在寻求特定策略时实现其利益的机会来确立；国家的阶级性质依赖于它对阶级策略的影响；国家是一个社会关系，国家的形式是过去策略与现时斗争的结晶；作为一个策略平台，国家处于结构和策略的复杂辩证关系中，不提及特定的阶级策略和相关利益，国家系统的阶级选择性就无法得到评价，特定政治系统背景之外的阶级利益也无法得到评价；阶级力量和阶级利益没有穷尽国家中的力量和利益范围，因此不仅要关心国家管理者的利益，还需要关心围绕国家形式和国家政策而构成的特殊利益；国家权力只可以在关系中得以评价，国家本身没有权力——它只不过是一个制度整体，它只有一系列中介这个权力的制度能力和责任，国家权力是在国家内部和通过国家而行动的那些力量的权力，这些力量包括国家管理者、阶级力量、性别团体以及地区利益等等。策略关系理论并不排斥资本理论和阶级理论，它同样需要利用两者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的精辟分析；策略关系方法也不能单独运用，毋宁说它只是要求资本理论与阶级理论通过策略关系方法而完全地接合在一起。^[44]

由此，关于杰索普的策略关系方法的国家理论，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资本主义国家是多元决定的，资本、阶级、领导权或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等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是一个复杂的一体化系统；积累策略和政治策略如领导权方案等等共同塑造了国家的形式、政策、活动和功能，它们互相复杂地维持着竞争冲突或一体化的和谐态势就构成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多样性与现实性，其中任何一个策略的改变都会引发其他策略的转变，从而资本主义国家的整体系统会作出相应的调整，这也就意味着资本主义国家的未来仍然是开放的。策略关系方法的国家理论既没有像“资本理论”那样假定了一个具有铁的运动规律的抽象资本积累逻辑而忽视阶级斗争在塑造资本积累上的重要性或者直接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推导出国家形式，从而落入“经济还原论”；也没有像“阶级理论”那样虽然坚持了阶级斗争的重要性却赋予国家一个既定的阶级属性或国家权力的客观阶级归属，从而回归“阶级还原论”；既没有像“工具主义”那样把国家还原为一个服务于资本的简单工具，却忽视了国家的策略选择并不必然与资本利益或积累需求一致；也没有像“结构主义”那样虽然把国家当作是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斗争场所，却夸大了结构强制性以及夸大国家机器作为计算主体的独立自主性。与其说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或阶级斗争的场所，不如说国家是一个社会关系决定了的制度整体和策略选择平台；国家作为一个本身不具有权力的制度整体，其自主性仅仅体现为基于“结构强制性”之上的“策略选择性”。至此，资本积累与阶级斗争、国家权力与国家干预、意识形态与领导权斗争、国家形式与国家机器、国家的“结构强制性”与“策略选择性”、抽象的资本积累逻辑与具体的社会斗争形式、国家的形式统一与实质统一等等都可以通过“策略”概念的中介而接合或统一进一个明确的连贯的国家理论之中。而且，杰索普的策略关系国家理论也有力地回应了众多主流的非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比如通过国家的“结构限制的策略选择性”而有力地驳斥了多元主义的国家观（多元主义认为国家对所有社会力量或政治力量平等开放），通过“把国家视为一个社会关系”而有力地驳斥了精英主义、合作主义以及国家主义的国家观（它们都倾向于假定国家是独立于社会阶级或站立于社会之上的具有高度自主性的官僚组织集团）。

国家作为政治策略：杰索普国家理论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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