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与策略的辩证法在《杰索普国家理论研究》的应用效果

3.2　结构与策略的辩证法

鉴于批评者可能会指责策略关系方法夸大了能动者（包括所谓的阶级力量、与阶级相关的力量、社会力量、政治力量以及国家管理者等等范畴）的策略理性而忽视了结构的决定性或制约——简单地说，通过策略运作是否能够克服结构中形式统一与实质统一之间固有的不一致性，因此，补充说明一个“结构—策略”的辩证法也就成为杰索普进一步的理论工作目标。在杰索普的策略关系国家理论的建构进程中，最初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克服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分析中资本理论与阶级理论的二分法，同时也是为了发展吉登斯关于“结构—能动”（structure-agency）问题的解决方法。

“结构与能动”问题是社会科学中最重要、最基本的问题，也是“社会科学的一般理论最为棘手的老问题”。^[18]学者们通常认为，“能动”是指个别或集体的活动者有意图或无意图的影响、改造或变革所处环境和结构的能力。“结构”通常是指活动者的活动背景，是外在于活动者并限定活动者可能采取的活动范围的那些物质条件。^[19]在社会理论和社会哲学中，长期存在着“结构—能动”之间抽象的二元对立，要么是强调结构的绝对限制，要么是强调活动者的绝对主观能动性。这种二元对立甚至演化到非常极端的地步。

如吉登斯所看到的，现代西方社会理论长期存在着“结构—能动”问题的二元对立，这尤其体现为客体主义与主体主义之间的二元对立。客体主义的理论代表是阿尔都塞式的结构主义。结构主义认为“社会整体相对其个体组成部分（即那些构成它的人类主体行动者）而言，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20]而主体主义则走向了完全相反的极端，主体的意图具有超越结构限制的行动理性和能力。在吉登斯看来：

无论是客体主义视角，还是主体主义视角都存在根本的缺陷：（1）缺乏对于具有认知能力的行动者的充分说明。在客体主义那里，人类行动者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主体主义则夸大了人的主体性，因而二者都没有正确揭示行动者的特性。（2）缺乏对于社会结构的正确理解。在客体主义者那里，结构是某种类似自然事物的实体性的存在，主体主义则否认结构的存在，因而二者没有正确看待结构的特性。（3）缺乏对于行动者和社会结构之间关系的正确阐明。在主体主义和客体主义那里，个人与社会、行动与结构、微观与宏观是截然分离的两种既定现象，体现了根深蒂固的二元对立，因而更谈不上对于二者之间关系的合理说明。^[21]

吉登斯则试图通过“结构化”理论来超越结构—能动的二元对立问题。他认为，结构原则是社会总体的一般特征，但是结构具有二重性，“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对于它们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结果。”^[22]对于吉登斯来说，社会（或社会制度体系）包含了在特定时空平台上由结构组织起来的活动者的大量实践活动，正是实践活动把主体与客体沟通起来，“只有处于具体情境中的人类主体运用各种知识完成的活动中获得了具体体现，结构才能得以存在。正是通过这些活动，结构被再生产为根植在时空跨度中的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23]概而言之，“他的基本观点是结构与能动不是分离的实体；它们相互依赖，有着内在的联系。结构只有通过能动才能存在，行为者之间具有‘规则和资源’，它们有助于或局限他们的行动。一如结构主义者，吉登斯承认，这样的结构确实限制了个人所能做的事情。然而，与结构主义者不同，吉登斯认为，这些‘规则和资源’也能促成特定的行动……吉登斯模型的关键之处，是特定的行动可能导致结构的重构，反过来这将影响今后的行动。”^[24]在这里，吉登斯也提出了两个重要的思想：首先是强调实践活动具有时空性；其次是强调活动者具有学习与反思能力。

在大部分的学者看来，吉登斯的理论贡献是对客体主义（结构主义）和主体主义的一大进步，但是他的结构—能动辩证法仍然受到众多批评。麦卡纳拉指出，在吉登斯那里，“结构与能动事实上是同一硬币的两面，而不是两个可以分离的现象……吉登斯的下列主张是错误：结构和能动是相互构造的——它们事实上是同一个东西。这导致了阿切尔所称的‘中心融合’的东西：能动和结构被简略或挤压到这样的程度，两者之间的区别变得毫无意义。这意味着事实上难以考察结构和能动之间相互或辩证关系的性质。”^[25]也有学者认为，尽管吉登斯一方面强调了结构对能动者的限制，然而另一方面他又夸大了能动者的主体性。洪镰德更认为，吉登斯“由于偏好哲学（诠释学）对主体能力的高估，使他不能同样强调结构之重要性，就显示其学说顾此失彼，难以平衡的缺陷。”^[26]还有学者如郭忠华认为，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理论从根本上来源于对马克思“人类创造历史”的重新解读，但他却忘记了马克思的一个根本思想，即“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7](www.chuimin.cn)

在杰索普看来，“吉登斯仍然坚持了结构与能动的二元对立。他时常独立于活动来对待结构，因而同样表明结构限制了所有能动者和所有活动。相似地，分析活动时又独立于结构，能动者看来有自由和熟练的理性选择过程。这种相互的理论割裂随后又在理论上再次得以解决，即主张特殊结构通过有意和无意的活动及其反作用而得到修正，由此就为活动创造了新的机会和限制。但是，即使允许能动者灵活地变革结构，他也没有能够认识到能动者及其活动具有改变不同结构的不同能力。”^[28]要超越这种二元论就必须联系着活动来考察结构，联系着结构来考察活动，不把两者孤立起来。杰索普认为，策略关系方法就是一个很好的替代性方法。这种方法主张对结构的形式、内容和运作进行策略的分析，或者说结构可以从结构铭刻的策略选择性来分析；而活动由此被视为结构的、背景的，或者说活动可以从主体策略计算的结构限制来分析。这也就意味着，“前一方面表明结构限制常常是策略性地运作着；结构不是绝对的、无条件的，而常常是时间性的、空间性的、能动性的、策略性的。后一方面则表明，能动者是反思性的，能够在结构限制下重新阐明自身的身份和利益。并且，能够在他们当前的处境中进行策略计算。”^[29]在策略关系方法下，需要我们考察既定结构如何可能优先于一些活动者、一些身份、一些策略、一些时空平台、一些行为，并且考察活动者在策略选择过程中如何考虑构成他们行动的结构背景。

杰索普充分肯定了吉登斯把时空引入结构—能动的辩证法之中的理论贡献。策略关系方法也同样强调结构镶嵌的策略选择是时空的，因为结构存在于时间与空间之中，所以变革结构的策略努力也必须随时间和空间来协调。并且，与吉登斯一样，杰索普也强调具有学习和自我反思能力的个体和集体能动者，“行为者具有反思性，能够在既有的条件限制下重新形成自身认同和利益，并有能力从事关于当前情形的策略计算”，能动者通过一种积极的策略反思过程可以在变动的态势中改变结构环境。^[30]

首先，社会实践活动具有结构性（structural）与局势性（conjuncture）的要素。社会关系的“结构的”要素包括了既定时空背景下影响社会力量策略选择的那些要素，在一定的时间阶段内，既定的个别或一系列的能动者追求的既定策略并不能改变这些要素。“局势的”要素则包括在既定时空背景下可以通过策略来修正结构的一些要素，即它们可能在既定时空中因既定能动者（或一些能动者）的策略性实践活动而改变。第二，一旦采用这种“策略关系”的方法去研究策略性活动的“结构性—局势性”背景特征，就意味着同一要素可以作为某一或某些能动者的结构限制而运作，也可以是另一或另一些能动者进行变革结构的实践的局势性机会。它也表明某一要素对不同的社会力量具有不同的行动意义。而当既定能动者的策略发生转变时，对能动者的短期性结构限制也可以成为长期时间平台上的局势性机会。此外，能动者们也可能会追求某种策略联盟，由此修正结构性限制和局势性机会对自己和他人产生的选择性影响。同样，由于能动者们也许能够在不同空间尺度和不同时间平台上活动，因此，空间性的结构限制与时间性的局势机会之间的区别也将以一种策略关系的方式被决定。简单地说，结构对活动者而言既是限制又是机会，这主要是取决于活动的时空条件。第三，由于活动者作为策略计算主体是定位于活动背景的“结构的—局势的”复杂性之中，因此他们对自身的身份认同和利益追求的反思能够从经验中学到，并且他们能够通过在由结构限制和局势机会所共同构成的活动背景下作出理性选择，从而由此能够策略性地变革社会结构。^[31]

可见，结构并不外在于特定活动背景下的特定能动者，同样地，能动者常常在特定活动背景下活动，并且这些活动背景取决于特殊制度的物质内容以及其他能动者相互作用的结果。总而言之，结构与策略一起反思性地构成并再生产着结构与策略：“策略的有效性依赖于策略适应了内在于当前结构之中的操控空间以及它们对力量平衡的反应。然而这是通过开拓这种操控空间而实现的，由此力量平衡与结构本身可能在中长期内发生变动……但是，结构限制与偶然性领域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差别，正是特殊策略可能会造成这种差别。”^[32]事实上，“结构—能动”的辩证法早在马克思那里就已经提了出来，“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33]杰索普只是在马克思的基础上给“革命的实践”补充上了人或能动者或主体在特殊的活动时空背景下的策略计算能力和策略反思能力。

当然，在结构—策略的辩证法中，我们也要尽量避免一些错误。首先，不能把结构与策略互相简化、还原，或者从一方来演绎另一方。其次，不能认为特定结构只能演绎出单一的策略，结构与策略并不是一一对应的衍生关系或因果关系。比如，“一种积累体制或一种增长模式都不可能理解为单一的积累策略或单一的增长模式。同样地，在积累体制或增长模式之复杂的和多元决定的结构中，我们不能计算出一般策略是否能够有效地维持着它：策略的相对成功或失败，典型地取决于构成活动的不可知的结构条件，这也许会随着力量平衡的变动而改变。另外，当然还常常存在着竞争着的策略。由此积累的实际过程常常产生于特定平台上、特定环境中活动者策略间的相互作用。”^[34]正确地对待结构与策略的辩证法，并不是仅仅体现为结构与策略相互的反作用或交互修正、调整。因为，结构与策略同处于互相塑造的历史条件之中，它们的变革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结构性因素与策略性因素都具有复杂性、变动性、暂时性，而且彼此互依，故尔“结构整体的边界性与接合是不稳定的，策略世界则是多元的和局势性的——它们的辩证法远远不仅仅是策略的结构条件以及结构整体的策略变革。”^[35]

简而言之，不同的结构塑造着不同活动者的策略博弈，博弈的结果反过来在动态的时空基体中持续地塑造着结构的变迁以及活动者的策略反思，如是，结构与策略处于一个永恒变动的相互型塑进程当中。麦卡纳拉认为，“杰索普在结构和能动之间作出了一个远比吉登斯清晰的区分。它们被作为两个不同的现象来对待，而不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在这一策略关系取向中，结构是明显的出发点。他们认为，行动只发生在一个既定的结构脉络之中，这一结构脉络具有策略选择性，亦即它青睐某些策略甚于其他策略。”^[36]所以，就国家理论而言，“从这种观点来看，那么国家既不是中立的工具也不是理性的计算主体。相反，它是一个社会关系。这意味着国家权力的实施和有效性是政治斗争中变动的力量平衡的‘偶然的必然性’的物质浓缩。国家权力产生于国家作为制度整体的结构镶嵌的策略选择性与在其中、其外运行的力量之间相互作用的变动平衡结果。”^[37]国家作为一个社会关系，是社会力量、政治力量互相竞争或争夺权力的策略场所，具有不同身份的特殊力量会在国家中追求不同的特殊策略，其目的在于实现他们的特殊利益，或促使国家制度结构向有利于实现他们利益追求的方向变革。在现实的策略场所中，不同的政治力量、不同身份的活动者、不同的利益主体会在特殊的时空平台上展开策略竞争或者策略联盟，从而会由此导致国家形成不同的策略选择，最终塑造出特殊的国家类型或国家形式。同时，“它也意味着重组国家会改变国家的策略选择——它的代表制模式，它的内部接合、干预模式，支撑它的社会基础，当前的国家规划，政治合法性模式，国家的领导权方案。反思性地重组国家的策略选择与国家特殊的策略选择之间不断的、持续的相互作用，会产生国家和政治系统的‘结构一致性’（结构稳定）。”^[38]科林・汉指出，杰索普的策略关系方法看似简单，似乎仍处于马克思主义的结构主义光谱之中，但事实上他的结构—策略辩证法成功地超越了一直以来困扰着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传统结构—能动问题。在密里本德与普兰查斯的工具主义与结构主义之争中，这一问题几乎演变成人为的二元对立。这一方法不仅对当代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发展意义重大，而且对整个西方社会理论的发展也产生了有益的影响。^[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