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累策略与领导权方案：方法初步运用与展开

3.1　积累策略、国家形式与领导权方案：策略关系方法的初步运用和展开

杰索普的策略关系国家理论最初是从“资本是一个社会关系”中演绎出来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认为资本不是一个事物，而是一个社会关系。在此基础上，杰索普认为需要进一步将资本定义为形式决定的社会关系，“资本积累是斗争中阶级力量变动平衡的复杂结果，在由价值形式决定了的框架内它们相互作用。”^[1]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下，价值形式界定了资本主义发展基体的基本社会关系，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由资本积累过程中的许多相互作用的要素所构成。这些要素在整个资本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的不同时期被有机地联结起来，如商品、货币、劳动力等等。在资本的流通、增殖过程中，这些要素被抽象的具体化为价值形式即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的不同表达。这些价值形式围绕着价值规律而运作，由此使得资本积累得以实现，从而构成资本增殖的基本动力机制，同样也正是这些价值形式因素构成了资本主义潜在的经济危机。

然而，资本主义的关键特征在于劳动力的商品化，对劳动者超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生产的剩余价值的剥削是资本家致富的秘密。就此而言，价值形式本身并不能充分决定资本积累的过程。首先，价值生产需要资本在生产过程中有能力严密的控制雇佣劳动；其次，对劳动者生产的剩余价值的剥削是资本增殖的源泉。而正是资本对劳动的控制与剥削会引发资本与劳动之间在经济上的阶级斗争，这意味着资本积累的实现需要维持经济阶级斗争中力量的妥协平衡。故尔，资本积累自身不可能单独通过价值形式围绕价值规律的运动而实现自我闭合、自发调节、自我增殖，经济上的阶级斗争程度、范围随时可能会破坏资本积累成功运行所需的“合理的”劳资关系以及各种经济的与超经济的外部支撑条件。

可见，资本是作为一个社会关系才得以现实存在的，资本积累和资本增殖都依赖于斗争中的阶级力量与阶级关系的变动平衡。所以，尽管资本积累与资本增殖的基本要素是由价值形式确定的，但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特殊性质和动力机制显然需要纯粹价值形式之外的其他经济与超经济要素。比如，资本积累或资本增殖典型的需要处理好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斗争中阶级力量的妥协平衡是资本积累的一个重要社会条件。而且，资本流通本身也没有必然的实质统一，只具备形式的统一，资本也没有固定的积累模式。比如，资本可以划分为工业资本、商业资本、金融资本三种价值形式，在形式上它们是统一的，但在实质上却难以形成稳固的统一，因而资本积累也需要正确处理好各个资本部分或派别之间的关系。由此，在由价值形式建立起来的基本条件中，资本主义发展的实际过程并不是确定的，或者说资本积累在本质上不是自洽的。由此，杰索普认为：

在这个意义上，价值形式为资本关系的各种再生产的尝试构筑了一个平台，并且积累的性质依赖于这些尝试的成功或失败。要检验这些尝试，我们必须发展出经济策略的分析概念。迄今为止，马克思主义者的分析要么倾向于采用“资本逻辑”的分析方法——这种方法把一般经济规律下的不同积累类型纳入其中，要么把它们还原为各种部分和阶级之间的特殊“经济团体”的斗争。要完全理解这种积累类型的多样化，我们需要“策略理性”的概念，这个概念能够在“资本理论”的抽象的价值形式运动规律与一种重视内容而忽视形式的“阶级理论”的具体的社会经济斗争两者间建立有意义的连接。在这里，“积累策略”的概念特别有用。^[2]

杰索普主张用“积累策略（accumulation strategy）”这个术语来指称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再生产所必需的资本积累的经济策略选择。积累策略界定了“一个特殊的经济增长模式，并兼有各种超经济的前提条件，还勾画出一个适于其实现的一般策略”^[3]。

积累策略要获得成功就必须保障资本流通在某一资本部分的经济领导权下有机的整合起来。杰索普在此区分了经济支配、经济决定和经济领导权三者。“经济支配”是指某一资本部分将其利益优先强加于其他资本部分之上。杰索普去掉了传统马克思主义中经济决定论的解释，将“经济决定”理解为工业资本或生产资本具有对银行（货币）资本、商业资本或者生产对流通、消费的首要性，或者说“财富在分配之前必须先生产出来”。而经济领导权则指在某一资本积累阶段占经济支配地位的资本部分，它通过选择一种其他资本部分也会接受的经济策略，实现占领导权地位的资本部分的长期利益，同时也能够将其他部分的利益有效地整合在一起。这样一种由占据经济领导权的资本部分所制定或选择的经济策略，一旦被资本各部分所接受并成功的制度化，就成为了特殊历史时期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的“积累策略”。成功的积累策略维持着资本流通的整合并由此巩固了资本各部分对占经济领导权地位的资本的普遍支持。但是，某一资本部分的经济领导权往往是暂时性的、不稳定的，这根源于资本形式本身：如马克思的分析，资本具有工业资本、银行资本、商业资本的形式，三者只具有形式的统一而非实质的统一。因此，在某一阶段，可能是工业资本成为经济领导权的资本部分，而在另一阶段则可能是银行资本或商业资本。随着占据经济领导权地位的资本部分的变化，资本主义再生产或资本积累的策略选择也就将随之发生相应变化。

在一种积累策略成功的制度化之后——这依赖于资本各部分在经济领导权的资本部分的领导下形成暂时性、妥协性的不稳定平衡——仍然存在着特殊的个别资本之间以及资本各部分之间广泛的利益冲突。因为，“资本关系实际上包括了一个不确定的平台，在此平台上，不同的个别资本相互竞争着去建立一个确切的——成功地把它们自身的特殊利益与资本一般的利益接合起来的——积累路线。总之，资本的集体利益不是整个地既定的，而是必须在特殊积累策略中并且通过这样一个特殊的积累策略而接合起来，这由此在特殊资本间建立了一个偶然的利益共同体。”^[4]由此，占据经济领导权地位的资本部分通常要牺牲自己的某些直接或特殊利益来换取资本部分之间的妥协平衡。如果占据经济领导权地位的资本部分不愿牺牲一些直接或特殊利益，将会引发经济领导权危机，原有的积累策略将会被打破、重组或更新。然而更根本的是，资本关系所有潜在的矛盾和困境并不是积累策略及其具体化的积累体制能够最终克服的，因为“这种体制常常是偏颇的、供应性的和不稳定的。如果这些矛盾容纳在了当前的积累体制里面，积累会更新。如果不行，积累体制及其调节方式的危机会进一步加剧，引发新的策略、新的妥协。”^[5]这表明，一种资本主义的积累策略或积累体制因其内在的结构矛盾而只具有特殊历史条件或态势下的有限时效性，当容纳其中的各种矛盾之间的妥协平衡被打破时，积累策略就会在社会关系网络的权力斗争之中发生更新和重组。当斗争中力量间的妥协平衡能够较快的重塑或达成时，新的积累策略也就能够较快的重构和制度化，从而重新组织和整合资本流通过程、促动资本主义经济的扩大再生产、实现资本积累或自我增殖。反之亦然！

另外，假定在已经存在一种积累策略的情况下，也不代表不存在其他竞争性的经济策略。就一般而言，积累策略要考虑以下方面：资本流通的支配形式，自由的、垄断的、国家垄断的；资本国际化的支配形式，商业的、银行的、工业的；特殊民族资本面临着的特殊国际势态；社会、经济和政治力量在国内外的平衡；资本对国内经济及其国外附属地的生产潜力的操纵限度。在这些制约下，将会典型的存在几个经济策略，对不同策略的追求则将对不同资本部分和被统治阶级产生不同的影响。^[6]它们要么补充现行的积累策略，要么对抗之，而且“资本有必要拥有这样一些竞争性策略，以便在试错的基础上加以利用”^[7]。最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扩大再生产依赖于结构决定的、用以支撑经济支配的经济阶级领导——一方面是资本部分间的阶级领导，一方面是资本对劳动的阶级领导。因此，积累策略不仅必须考虑资本的不同部分以及经济支配阶级与其他经济统治阶级间的复杂关系，还必须考虑统治阶级与附属阶级间的力量平衡。就此而言，“成功的积累策略常常联系着成功的领导权方案——民族大众的利益，旨在动员广泛的社会支持以支撑其经济增长策略。”^[8]通过积累策略的概念，杰索普试图向我们表明“应该坚持一种关系的、多重因素汇聚的方法来分析资本：资本作为价值形式决定的框架下阶级（或与阶级相关的）力量妥协平衡的凝聚。”^[9]

实质上，杰索普的真正目的在于表明这样一种分析资本的策略关系方法，同样也可能适用于分析国家。依据类似的推理，杰索普认为，“国家权力同样是一个形式决定的社会关系。这意味着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个充分分析不仅必须要考虑到它的特定制度形式，而且必须要考虑到政治力量的平衡是如何被外在于国家形式的那些因素所决定的。”^[10](www.chuimin.cn)

就资本主义的国家形式而言，其一般性的形式特征就是政治与经济或国家与市场的制度分离。由于资本积累内在不是通过价值形式、价值规律就可以单独实现自我增殖、自发调节、自我闭合、自我运行的，在根本上其动力机制需要一些为资本积累所需的经济与超经济因素提供的补充或支持。就此而言，价值形式需要国家，因为国家是超经济条件中最为关键的一个内容。但国家与市场的这种制度分离也可能会使资本主义国家对资本积累的功能发挥出现问题，因为国家并不直接进入积累的实际过程。这也是“资本逻辑学派”的重要理论贡献：“形式使功能发挥成问题”。这一问题的延伸就是资本需要国家作为超经济条件对资本积累发挥充分的调节功能，但是国家形式决定了这种功能发挥的效果，所以资本不仅需要国家，更需要恰当的国家形式——以国家与市场的分离程度为参考点。

就一般而言，除了国家与市场的制度分离这一根本的、首要的资本主义制度特征之外，资本主义的国家形式还包括了三个主要方面：代表制形式、干预形式和国家作为制度整体的内部接合形式。所有这三个方面在中介资本统治方面都是主要的。^[11]首先，政治代表制形式塑造了在一个既定的积累策略中资本利益被接合起来的方式，由于嵌入这种国家形式的策略选择性，它对不同力量的策略具有不同的开放性，一些策略优先得到照顾，而另外一些则可能被牺牲或者边缘化；其次，不同的干预形式对于特定积累策略的追求来说有着不同的影响，比如，战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市场与国家相结合的“混合经济”干预模式可能更适合于福特主义积累策略的发展，而战后东亚新兴工业国或经济体中的“国家主义”干预模式则更适合于出口主义积累策略的追求；最后，权力在国家机构内部的等级式和水平式分配，以及国家特定部门在权力分配中的相对分量，都对国家权力（代表资本积累的利益）的行使以及国家对资本积累的功能发挥有着重要的影响。这三个方面是国家的形式和制度方面。

与资本的形式统一与实质统一的考虑类似，除了国家的形式方面，我们还要考虑国家的实质方面，或者说其行动或策略方面。这是因为仅仅形式方面并不构成国家系统的功能运转，形式统一也并不能保证实质统一。就一般而言，国家需要寻求一些特殊的具体政策来保证国家系统的实质统一：国家系统内部机构之间只具有形式的统一性，但形式统一性并不能保证国家的实质统一性，因此国家特定部门之间在水平和层级两个层面上行使权力的合作和协调就不可能是必然统一起来的；而为了保证国家系统作为统一的政治力量而展开国家活动、追求国家目标，国家常常需要通过某种特殊的策略来实现内部联合以及指导各个部门的行动。此外，国家还典型地需要一些社会力量来支撑国家系统的基本结构、运行模式和目标追求，但是它也典型地会受到另外一些社会力量的抵抗。为了确保国家各种目标的成功追求，它会对不同社会力量作出不同程度的物质性让步，并通过某种特殊的策略来维持斗争中的社会力量之间不稳定的妥协平衡，把大众的利益和需求整合进国家目标之中。在此，杰索普引入了“国家规划”（state project）和“领导权方案”（hegemonic project）两个概念。

国家规划主要是针对国家系统的内部结构及其运作实践而言。因为国家系统在组织上并不是完美建构的，内部一致性只具有抽象的形式意义，在操作上也不是一个能够充分自输入—自输出的封闭系统，由此国家作为一个制度整体并不存在一个固有的实质统一，“国家的统一必须在国家系统自身中通过特定的操作程序、协调方式和指导目标而创造出来。”^[12]就此而言，“假如积累策略需要为资本流通给予某种实质性的统一和指导的话，那么国家规划也需要给予一个既定国家以一些内部联合的措施，并且去指导它的行动。”^[13]这种国家规划旨在保障国家内部各机构、部门、分支具有相对的运作统一性，由此形成国家效应（state effect）。由于国家系统内部仍然存在着不同组织力量或代理者之间的策略竞争，因此也存在着许多替代性的“国家规划”，它们或作为补充或构成挑战。当某个既定的国家规划无法保证国家作为整体而正常运转时，这些替代性的“国家规划”就提供了新尝试的可能性，由此产生新的制度化的“国家规划”。

领导权方案则旨在给作为“政治社会＋市民社会”的广义上的国家达成相对统一和粘合提供意识形态以及物质基础。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领导权既是典型的又是重要的。领导权通常意味着一个特定阶级（或者某一阶级的各部分）须经由其历史集团的“政治、知识和道德”的领导得以组织并统一起来。杰索普认为，行使领导权的关键在于国家发展一个策略化的领导权方案，而这样一个领导权方案必须从最广泛的社会形态的意义上加以理解，其目的包括三个方面：（1）有助于解决资本一般与个别资本之间的抽象利益冲突；（2）有利于整合民族大众的利益与需求，维持力量（阶级力量、社会力量或者与阶级相关的力量等等）之间斗争的妥协平衡，以便巩固国家的社会基础；（3）有利于统一国家系统的内部机构。这样一个领导权方案必须包括一个“动员民族大众以支持国家”的具体行动计划，这个行动计划首先要能够明显地或潜在地推进领导权阶级或部分的长期利益追求，但也同时包含了一个普遍利益或共同利益的表达或追求在内，因为领导权阶级或部分的长期利益只有在能够满足一定程度的“普遍利益”和“共同利益”时才能更有效地实现，或者说用“民族大众的利益”来隐藏领导权阶级或部分的特殊利益。一般而言，领导权方案优先照顾与领导权阶级相协调的特定“经济团体”的利益；相反那些与领导权阶级有牴牾的特殊利益往往被国家的领导权方案定义为“不合理的”。这也就是说，尽管领导权方案或“动员民族大众以支持国家”的具体行动计划在形式上代表的是“普遍利益”，但在实质上它对一些社会力量及其利益优先照顾，另一些社会力量及其利益则被排斥、忽略或边缘化。

当然，维护对市民社会的领导权也需要领导权阶级或部分做出暂时的、特定的、有限度的短期利益牺牲，并且为了动员其他社会力量以便支持这个行动计划或领导权方案，领导权阶级或部分常常必须自愿地作出许多物质让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领导权方案的成功或实现受到经济物质基础的限制，或者简单地说受到资本积累的限制。既然受到经济基础的限制，那么积累策略与领导权方案又有着怎样的关系与联系呢？杰索普指出，两者彼此互为条件并且可能会部分重叠，但并不等同。积累策略主要是服务于资本主义的经济扩张目标，而领导权方案则主要涉及各种非经济的目标，这些目标包括了军事成功、社会改革、政治稳定或道德复兴之类的目标。显然这些目标的实现必须以经济成功为其物质支撑。但是，积累策略主要指向实现资本一般与资本部分之间的妥协平衡以及经济生产关系中阶级力量的妥协平衡，而领导权方案则指向整个社会层面的关系与问题，它包括了经济的关系与问题，但更多的是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这些领域上的关系与问题。显然，领导权方案就不仅需要实现经济力量之间的妥协平衡，更需要实现所有相关社会力量之间的妥协平衡，不管这些社会力量是以何种身份、何种方式组织起来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国家应当采取涉及到民族大众而不仅仅是阶级关系的领导权方案”。^[14]当然，由于积累策略的分析起点是价值形式，领导权方案的分析起点是国家形式，因此，它们分属不同的范围与内容。这也就意味着不能把对领导权方案的需求简单地还原为对积累策略的需求的延伸，在特殊态势中两者甚至出现明显的分离或存在不一致的空间。从经验上看，领导权方案与积累策略具有更多更紧密的一致性，就更容易保证积累和领导权的实现，但这并不意味着保障资本积累必须是领导权方案最主要的或者具有压倒性优势的目标。

最后，领导权方案在维持作为复杂制度整体之国家机构的实质统一中也具有重要的作用，能够与“国家规划”形成互补之效，因为“即便当国家系统已经存在一个得到很好界定了的功能和权力的分配，并且以形式上‘合理—合法’的方式组织起来时，把这种形式统一转化为实质统一仍然是必要的。对领导权方案的共识，能够把冲突限制在国家机器的各个不同分支内，并且为它们的相对统一和它们在政治系统再生产中的粘合提供意识形态和物质基础。”^[15]

领导权方案的最终实现则依赖于三个关键因素：它的结构决定性、它的策略定位以及它与积累策略的关系。首先，领导权的结构决定性包括铭刻于既定国家形式中的结构优先性，它以另外一些力量和它们的利益为代价来支持一些力量及其利益。虽然一个稳定的领导权地位依赖于国家的形式决定，但是不能化约为结构决定。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策略斗争具有重要的作用，斗争中力量的妥协平衡被打破时，领导权方案就会陷入危机。其次，我们还必须注意到领导权方案自身的发展，历史集团自身必须具有相对有效的策略计算和理性能力，才能保证一种领导权方案能够成功地把从属性社会力量的特殊利益之实现与民族大众计划之追求联结起来，由此实现领导权力量的长期利益。最后，领导权方案的成功开展还依赖于对附属性社会力量的物质让步，因此，领导权方案的成功更取决于经济生产力的发展，而那些被证明是非常成功的领导权方案往往跟一个适当的积累策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必须强调不存在强制理由期望领导权方案将直接是经济性质的或者给予经济目标以优先性，领导权方案的危机与积累策略的危机并没有必然的联系。^[16]最后必须强调的是，任何领导权方案都不会受到“几乎是普遍的支持”，在资产阶级的历史集团内部仍然会出现替代性的不同领导权方案，它们或构成竞争与挑战、或准备了试错性的“备选项”，相应地工人阶级也试图建立一种领导权来对抗资产阶级的领导权，而在所谓的后现代话语中，诸如女权主义、生态主义等新社会运动的兴起也构筑了新的话语竞争或领导权挑战。

斯密思（Mark J.Smith）指出，依据积累策略、国家规划和领导权方案几个概念，杰索普运用策略关系方法首次重新调整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经济、政体和意识形态之间的三元关系。^[17]由于价值的形式统一并不能保证它的实质统一，任何的实质统一都依赖于一个适当的积累策略，而积累策略的成功则需要更复杂的经济、政治与意识形态条件。这说明不存在一个能够完全自足、自洽的纯粹资本主义经济，它本身需要更多的经济与超经济条件作为支撑，这也就意味着一个不自足的资本主义经济并不可能单方面构成决定一切“上层建筑”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杰索普就避免了经济决定论。进一步地，杰索普试图表明资本积累与政治合法化是资本主义社会赖以生存和再生产的两个关键内容，积累策略与领导权方案的成功追求既包括统治阶级对附属阶级作出的实质性经济物质让步，也包括了葛兰西意义上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建构。而对积累策略与领导权方案所作的区分说明，则使杰索普避免了经济还原论。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杰索普扩大了领导权概念的运用层面，积累策略、国家规划、领导权方案几个概念实质上是抽象的领导权概念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层面上的策略性综合运用。而这样一种广义上的领导权不但涉及到经济阶级力量，也涉及到更广泛的以不同身份认同建构起来的社会力量以及国家系统内外部的力量，由此杰索普又避免了阶级还原论。归根结底，领导权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与意识形态运作的策略基础，而领导权策略又产生于斗争中的以不同身份认同建构或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所共同构筑起来的社会权力关系网络以及在其中展开的策略竞争。在这个意义上，“策略关系方法”借助最一般的、较抽象的“关系”与“策略”概念重新调整了马克思主义中经济、政体和意识形态的三元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