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葛兰西主义接合方法中的拉克劳与墨菲

2.4　新葛兰西主义及其接合方法（下）：拉克劳与墨菲

与葛兰西和普兰查斯相比，后马克思主义的“旗手”拉克劳和墨菲则更加激烈地反对任何形式的“经济主义”（“经济决定论”、“经济还原论”）和“本质主义”，更加强调领导权、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斗争。同时，他们也反对任何形式的“阶级还原论”，比如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中，他们表现出对普兰查斯的极度不满，因为他把新兴的中间阶级视为具有阶级同一性的社会力量。他们自封为“后马克思主义”，“我们必须非常清楚地说，我们正处于后马克思主义的领域之内，再也不可能去承认由马克思主义精心建构的主体性和阶级概念，马克思主义有关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过程的观点。”^[75]他们解构了马克思以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和经济决定性，强调必须“给予政治连接因素以优先权”，“政治分析的核心范畴是领导权”，“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完满阶级同一性必须被非辩证媒介构成的领导权同一性替代。”^[76]由此，他们用“非阶级政治”取代了“阶级政治”，从“对立的政治”转向“对抗的政治”，从“宏观政治”走向“微观政治”，用“领导权”和“话语”代替“阶级”来重构政治本体，用“激进民主政治”来代替传统的社会主义策略。

早期的拉克劳和墨菲致力于攻击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分析中的经济主义倾向。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一书中，拉克劳坚定地反对传统马克思主义者有关客观的阶级归属与主观的阶级认同的一致性或同一性，并主张对生产方式规定的阶级存在与政治意识形态上的阶级形式作出严格的二元区分，认为“意识形态的阶级性也不是由生产方式所直接决定的，而是各种意识形态话语相互‘接合’的产物。”^[77]在此基础上，拉克劳对普兰查斯的意识形态理论展开了详尽的批判和质疑，明确地举起反意识形态的先验阶级性的旗帜，认为“意识形态‘要素’独立地看并没有必然的阶级内涵，这一内涵仅仅是这些‘要素’在具体的意识形态话语中接合的结果。”^[78]

然而，尽管早期的拉克劳和墨菲明确提出要打破意识形态或领导权分析中的经济主义和阶级还原主义倾向，但他们仍然保留了阶级还原主义的残余因素，“早期的拉克劳和墨菲仍然强调意识形态领导权必然是阶级领导权，因为经济最终决定了阶级政治的必然性。”^[79]在后来，他们则坚定地抛弃了阶级分析，抛弃了意识形态的阶级性，甚至抛弃了阶级概念本身。周凡指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中，拉克劳和墨菲还表现得十分谨慎，他们小心翼翼地、试探性地将一只脚缓缓地挪出阶级分析之外；而在《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中，他们异常坚决地把另一只脚也跨了出去……从断言非阶级的意识形态要素的存在到宣称意识形态的非阶级特性，拉克劳和墨菲实现了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的内在‘颠覆’：他们把阶级与意识形态的固有秩序倒置过来，不是阶级决定意识形态的性质，而是意识形态形塑了‘阶级’——当然，这种由意识形态所形构的政治群体不再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阶级，它只是一种由主导话语所暂时缝合的一个松散的政治认同体而已！”^[80]故尔，有学者认为早期的拉克劳和墨菲尚处于马克思主义阵营，之后由于“阶级的构成性缺席”，他们告别了马克思主义而走向了后马克思主义。

在《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这本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之作中，他们彻底地攻击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本质主义的最后堡垒”。他们认为，政治与经济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经济空间被结构化为政治空间”，由此他们也就彻底切断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必然性和社会确定性的逻辑支撑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概念被当作宏大的元叙事而被拒斥了。在他们看来，完全从经济层面来构造领导权实践主体必须满足三个条件，“第一，其运动规律必须是严格内生的，而且排除所有来自政治或其他外在干预的不确定性——否则，构造功能不会专门归于经济。第二，在经济层面上构造的社会代表的统一和均质性，必须来自这一层面的运动规律（任何需要在经济之外重构的分裂和分散立场都被排除了）。第三，这些生产关系代表的立场必须具有历史利益，因为那些其他社会层面代表的存在——通过代表和连接的机制——必须最后在经济利益的基础上得到解释，后者因此不能被束缚在确定的社会领域，而要依靠社会的全局性方面”^[81]，从而“由经济层面最终构成领导权主体的三个条件相应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个基本论题：经济运动规律的内生特征相应于生产力中心地位这一论题；社会代表在经济层面上的统一相应于工人阶级贫困的普遍化论题；生产关系应该成为超越经济领域的历史利益所在地的条件，相应于工人阶级是社会主义根本利益的论题。”^[82]但是，他们认为这三方面都是完全错误的，因为“经济领域不是一个内生的自发调节的空间，那里也不存在着可以被固定在根本阶级核心上的社会代表的构造原则，更不存在由历史利益定位的阶级立场。”^[83]而拉克劳和墨菲对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主义的最后堡垒”的攻击结果，最终就不仅否定了经济基础的任何决定作用，而且也否定了阶级的政治主体地位以及阶级概念本身，“没有固定不变的社会利益或社会身份，所有的社会身份都是随机建构的，不确定的，是不断变化的，因而在政治上是可商榷的”。^[84]

在这种所谓的反经济主义、反本质主义的立场上，拉克劳和墨菲进一步认为，经济领域自身是由话语建构起来的，社会的统一起源于不同话语实践的接合，而不是超话语基础与话语上层建筑之间的必然逻辑对应；阶级与非阶级力量也是通过话语而得到建构的，而不是嵌入社会关系的超话语系统之中并作为它们的主体或支持者而发挥作用，而且社会关系本身也是由话语建构出来的。由于所有社会形态的“层次”或“领域”都是通过话语建构起来的，并且是通过同样由话语建构起来的社会力量而发生变革的，因此我们必须用“政治的首要性”或者用“话语的首要性”来取代传统马克思主义中的“经济的因果首要性”。此外，任何既定社会的特征都是主体的多元性，并且没有理由给予阶级主体以优先权，因此，领导权必须被视为不同主体的话语接合。从而，祛除了本质主义的领导权概念也就引入了一个新的社会逻辑，在这一社会逻辑中，通过设立节点，社会的相对固定可以达成。社会不仅是差异的无限作用，也是限制这一作用的尝试，它要把无限的差异归入、包容在一个暂时的社会秩序中。但这一社会秩序并不具有一种必然的本质，而是通过一个复杂的多元决定过程而得以建构起来的。同时，这也意味着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必须从存在于既定社会中的“领导权接合”方面来解释。^[85]

由此，与早期相比，在《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中，拉克劳和墨菲不再提及“意识形态的接合”，而是明确使用“领导权（话语）接合”，并且修正了领导权的概念，“领导权概念意味着由连接范畴所控制的领域，以及由此那些被连接的要素可以被个别地确定”，^[86]藉此形成了一种新的领导权理论。诺曼・杰拉斯指出，作为《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一书的关键性概念，“领导权接合”是“指通过政治和意识形态以及各种不同的身份认同、主体立场、社会部门、运动和斗争的话语实践，并以一定的普遍形式或整体形式加以整合的一个观念……‘每一个社会认同’都是‘各种各样的接合实践的交汇点’。而且任何‘社会斗争’、任何‘运动’的方向或意义都取决于‘其在一定霸权语境中的接合形式’，或者再一次说，取决于‘与其他斗争和其他要求的霸权接合。’……霸权实践‘运作于为各种对抗所交叉的政治领域。’”^[87]而依据“领导权接合”这个概念，拉克劳和墨菲将他们重新建构出来的“新领导权理论”勾勒为四个主要方面：（1）权力的不平衡性是构造性的。（2）仅仅因为普遍性/特殊性二分法被淘汰，才存在着霸权；仅仅因为它体现在某种特殊性中，并颠覆了它，普遍性才存在，但相反的，如果不成为普遍性作用的地点，没有一种特殊性能成为政治。（3）霸权倾向于虚空能指的生产，当维持普遍和特殊之间不可通约性时，这一能指使后者能够成为前者的代表。（4）霸权在其中扩张的领域是这样一种领域，代表关系一般化为社会秩序构造的条件。^[88]

在此，迈克尔・拉斯廷对拉克劳和墨菲的“新领导权理论”的基本原理的清晰总结富有代表性。他说，在这种改写了的领导权概念中：

霸权是建构社会统一的实践，位于两种社会极端性之间。它并不仅仅是结合一种有组织的差异体系……也不是绝对斗争的条件……社会和政治的同一性变得不稳定，而且“结果是霸权重组可以利用的流动要素的倍增”……社会同一性的开放性使霸权实践成为可能。在其他人据说的“封闭社会”中，当共同体受到威胁时，存在各种以紧密的集体认同状况来取代差异的固定体系。但是，随着社会边界和分层变得更具有流动性，它们通过霸权来重新定义的空间也随之扩大……拉克劳和墨菲主张，自主性本身是一种霸权建构的形式，依赖对其存在的独特政治空间的接合。国家被建构为一种“相对自主”的形式……既然“社会的开放性”是霸权的前提，因此就不可能有任何必然的霸权中心，不管它的基础是外在的物质条件还是一种有特权的主体——例如工人阶级。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霸权实践的基础是任何形式上的必然性观念的弱化。既然概念始终无法完全地掌握其潜在的对象，因此，没有任何概念体系能够给予霸权以无条件的或绝对的支持……在每一种具体的社会形态中，实际上都存在一些节点，即权力的局部集中。但是他们似乎拒绝任何明确的节点或权力中心的思想，霸权斗争通常正是围绕着这些节点或中心得以展开的。最后，即使社会形态概念也由于拉克劳和墨菲对开放性的支持而受到侵蚀。形态应该通过对其外部边界的界定构造出来。“正是只有通过否定性、分化和对抗性，形态才能把自身构造成一种总体化的地平。”“霸权的接合塑造出一种既定的空间，同时也在其中运作”，社会形态则是这种“霸权的接合”的结果。因此，社会形态的存在不可能成为政治实践的客观基础。^[89]

最终，在这种新的领导权理论中，政治权力与政治实践被归结为话语接合实践，权力关系的构造依赖于话语实践的接合，从而权力关系的真正存在形式应该是领导权而不是国家。^[90]

综上所述，拉克劳和墨菲认为：一个完全封闭的、自我同一的社会形态是不可能存在的，即使个人认同和微观社会关系也是不稳定的，因为社会是一个依据话语规则而建构起来的不稳定的差异系统；由于社会是异质性的、开放性的、消极性的、不稳固性的、偶然性的、对抗性的，因此领导权就根植于社会的这些性质之中，正是领导权将各种政治的、意识形态的、话语的要素接合起来，建构起政治或社会斗争的实践领域，一个相对稳固的社会秩序或社会形态也同样是通过话语实践或领导权接合而建构起来的；不是客观的经济结构和阶级利益塑造了政治的、话语的领导权，相反正是政治的、话语的领导权塑造了阶级利益或社会认同。社会认同依赖于领导权接合的特殊的、偶然的模式，经济结构、政治空间、社会关系、权力网络乃至社会本身都是由话语接合（领导权接合）而建构起来的；同样，由于权力关系也是由话语或领导权的接合实践建构起来的，因此由话语建构起来的、具有不同身份认同的政治力量、社会力量会在社会斗争和政治实践领域争夺话语的和政治的领导权，这既因为社会对抗和政治对抗因差异的普遍性而无所不在、无法根除，也因为在社会之中不存在单一的领导权中心或权力中心。

由于拉克劳和墨菲消解了阶级的政治主体地位，也就消解了马克思的阶级政治理论以及社会主义革命的元叙事，因此他们从宏观政治的元叙事转向强调身份、认同、差异、对抗（对抗而非马克思所说的对立）的微观政治，强调围绕着“意识形态或话语的领导权”而展开的具有偶然性、多样性、异质性的微观社会政治斗争，从而主张一种所谓激进多元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策略。总的来说，拉克劳和墨菲把政治视为分散化的、去中心化的，并且“试图以暂时性的、多样性的、异质性的、变动性的、开放性的后马克思主义身份概念取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来重新解释当代的社会关系，以身份政治取代阶级政治，为当代新社会运动提供理论上的支持，构建激进的多元民主理论。”^[91]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民主作为一个话语概念必须重新制定出来，他们提出的“激进的、多元的民主允许有对立、对抗和冲突存在，允许有不同的观点存在，它只是要求民主游戏规则的一致性，而不是实质性观点的一致性，相反它反对这种完全的一致性。”^[92]在这种激进多元民主政治中，社会主义的实践主体不再仅仅局限于无产阶级，而是社会关系系统中各种差异多样性的主体，并且他们还强调“必须为文化多元主义、群体性生活方式、各种政体，以及主体多元主义、个人选择和各种善的观念留下空间”^[93]。由此，他们认为“对于社会发展而言，社会主义不再是一个空想的蓝图，而是变成社会组织的激进民主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当然，这种民主化进程的原则伴随着一种多样性——这种多样性依赖于复杂多变的环境、问题和传统的具体社会的安排。”^[94]周凡认为，所谓的“激进民主政治”的实质就是“政治的根本化”和“民主的彻底性”。政治的根本化在于它是人存在的条件，也就是说恢复了亚里士多德的“人是政治动物”的古老命题。“民主的彻底性”在于民主是一种永无止境的“政治想像”，民主是一个漂浮不定的能指，是一个空位，它不停地引诱种种填补的欲望，然而又总是使独占性的填写溃败而去。所以，应该把激进的民主想像设想为一种无法达到的善、始终“将至”的民主。^[95](www.chuimin.cn)

后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民主政治策略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政治策略之间的关系问题引发了广泛而持久的争论。艾伦・伍德愤慨地指责这些所谓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实质上同“可以称之为社会主义的任何东西作了告别”。^[96]但是，在西蒙・托米这样的后马克思主义的辩护者看来，“政治的理论化，调和不同的、相冲突的利益和观点，根据不同需要、欲望和利益来组织社会生活，承认完全透明的、同质的、和谐的社会是一个应该被驱除而不应该被接受的‘幽灵’。正如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所重申的那样，这并不是否定‘普遍主义’的中心性，也不否定传统上与左翼激进派和马克思主义传统有关的目标和雄心。”^[97]事实上，对后马克思主义激进民主政治持激烈批判态度的雷诺兹也承认了这一点，后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对宏大理论和社会规划的拒斥”，但是“后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超越马克思主义”，因为无产阶级仍然处于资本主义的矛盾中心，只不过是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描述的19世纪的无产阶级，“后马克思主义没能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任何严肃的理论挑战或政治挑战。”^[98]应该说，拉克劳与墨菲所主张的“回归政治”、“激进民主”，并不显然地完全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政治概念，毋宁说他们认为人的生存始终处于各种身份的政治对抗之中，这种对抗无论从普遍性还是永恒性上来看都远远超出了马克思的阶级对立范畴，话语的身份建构显然比经济的身份建构更为广泛、更为随机从而也更为普遍，政治对抗的消解显然也并不仅仅是通过消解经济身份建构的政治对抗就能完全实现。这也意味着社会的非同一性导致消解政治对抗的永恒性只可能是一个未来之诗，也正因此激进民主也就成了周凡所说的一种无法达到的善。但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看来，社会的非同一性根源于经济身份的对立，消除了经济的对立也就实现了社会的同一性，从而也就消解了政治对抗的永恒性。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差异，归根结底就在于前者把政治对抗归结为话语性建构的身份冲突，而后者坚持政治对立根源于经济性建构的身份冲突。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拉克劳与墨菲坚定地拒斥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宏大叙事”，正如贝斯特和凯尔纳指出的，“通过一种后现代差异逻辑来重新思考社会与政治问题，他们帮助澄清了整个社会中以及每一政治团体内部主体立场的多样性，因而也证明了借助某种无视这些复杂性的总体化模式来实现社会民主化的不可能性”。^[99]

如今，后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当代社会思潮的一个理论重镇，尤其是拉克劳与墨菲两人的著作引起了广泛而持续的争论，在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研究、历史学、语言学领域都形成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在众多的批判者那里，它被指责为“无立场和无原则的后马克思主义哲学”、“被阉割了的马克思主义”、“空洞的非马克思主义”、“绝对的意志主义”、“唯心主义”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等等。但是，它的辩护者与批判者同样众多，并且正在从不同角度修正、补充或发展之。事实上，有关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以及它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等等重要的理论争论，看起来似乎正越演越烈、分歧越来越大，一个一致的“盖棺论定”是不可能出现的。

在杰索普看来，如同葛兰西和普兰查斯一样，拉克劳和墨菲也拒斥了资本理论国家分析的经济主义以及阶级理论国家分析的阶级先验论，而且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趋向于利用一种“接合方法”来反对任何形式的“本质主义”、“还原主义”，尤其是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理论中的“接合”这个概念为解释定位于不同抽象平台上的现象之间的偶然关系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分析范式。然而不幸的是，葛兰西依然保留了“阶级还原主义”的残余，普兰查斯因对政治因素和阶级斗争的过分强调而走向了“政治至上主义”。而拉克劳和墨菲则倾向于“文字中心主义”或“文本还原主义”，他们集中于意识形态话语而排斥了经济、法律、军事、行政管理和其他的话语，把领导权视为意识形态斗争领域中的“话语的话语”，由此把话语置于实践与制度之上并否认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经济与政治的制度分离是现实存在的结构形式特征，最终把历史和社会的确定性消解为随机性和不确定性并导致了历史与社会的激进偶然性逻辑。^[100]付文忠和孔明安在《话语理论与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取向》一文中表达出与杰索普类似的观点，“话语理论的反本质主义解构逻辑有两个内在矛盾：一是它在否定经济决定社会的同时却肯定了话语决定社会，把经济是社会的本质置换成了话语是社会的本质；二是它在否定经济决定论的同时却肯定了话语决定论，把经济对社会的建构作用置换为话语，是用话语还原论代替经济还原论。拉克劳和墨菲在否定了马克思的客观性社会总体观后，又坚持了一种话语把社会封闭起来的总体观。因此，他们的话语理论是一种话语本质主义，同他们所坚持的反本质主义、反总体化的立场相矛盾。”^[101]

但杰索普也同时认为，在保持对这些理论家们的“阶级还原主义”、“政治至上主义”或“文本还原主义”倾向的警惕之时，我们可以借鉴并发展他们的“接合方法”。事实上，如果不提及后马克思主义的“接合”概念，就难以准确地理解拉克劳和墨菲的“话语理论”。在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理论”中有四个关键性的概念：“接合”（articulation）、话语（discourse）、要素（moment）、因素（element）。“我们把任何建立要素之间的实践称之为接合，那些要素的同一性被规定为接合实践的结果。来自接合实践的结构化总体，我们称之为话语。不同的立场只要在话语中被接合起来，我们称之为要素。相应地，我们称任何没有被话语接合的差别为因素。”^[102]显然，“接合”是“话语理论”四个关键性概念中最关键的一个。

作为英国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的领袖人物之一，斯图亚特・霍尔曾经对“接合（articulation）”一词作出了详尽的解释：

在英国，这个词具有微妙的双重意义，因为articulate的意思是发声（to utter）、说出来（to speak forth）、发音清晰（to be articulate）的意思；它带有用语言表达（languaging）、表述（expressing）等方面的含义。但是，我们也说“铰链式”卡车：一种车前体和车后体可以连接，但并不是一定连接的卡车。两个构件相互连接，但是要通过一个特殊的联动装置，也可以将这个联动装置将构件拆开。因此接合是一种连接形式，它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将两种不同的要素统一起来。它是一个关联，但并非总是必然的、确定的、绝对的和本质的。想必你要问，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产生或锻造出一种关联？一种话语的所谓同一实际上就是不同要素的接合，这些要素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再次接合，因为它们并没有必然的归属。^[103]

总的来说，接合的基本含义不外乎就是“通过一种中介或活动将不同的要素或构件连接成一个整体的实践活动”^[104]。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与意识形态》中，拉克劳曾明确地指出他的接合方法来自柏拉图的洞穴寓言。他说，“柏拉图这则洞穴寓言第一次在历史上包含了链接理论（theory of articulation）。常识的话语，即意见或看法体现为误导性的链接体系，其中的概念并不显现为内在的逻辑关系，而是通过隐含的或唤起的关联而被连接到一起，而有关的习惯和观点则是在其中确立的。而柏拉图力图打破的正是链接的整体的系统性特征：即在柏拉图的《对话》中，一般意义上的话语统一性（我们今天称之为意识形态的话语）是通过对每个概念的‘净化’的批判过程而得以消解的。这一批判包括了对仅为观点和习惯残余物的概念之间关联的破解……如此，知识则预设了一个断裂的行动：理念就与那些以误导必然性形式而表现出的连接的隐含性世界断裂开来，之后，它能使我们重构其真正的链接。”^[105]在周凡看来，“拉克劳所以取用articulation一词对其进行概念化的处理，正是看中了这个词的双重内涵，它既和言语有关，又表示一种连接的实践，将两方面的意义融在一起，就是通过话语方式所达成的关联或统一性，而这正契合了拉克劳和墨菲寻求话语政治的偶然性联结的理论建构意向和企图，所以作为一个理论概念的接合是连接和表述的统一，它在表述中连接，在连接中表述，也就是说接合并不是一般的联系、结合，它是一个耦合式的建构过程，在动态的连接活动中一种话语得以呈现和溢出，但是话语意义本身既不是先验既定的，也不是一旦浮现就完全固着下来。”^[106]这个理解是精辟的！

事实上，就“接合”一词而言，“无论对‘articulation’及其衍生意义做怎样的解释，它都有把‘分散的’部分‘连接’起来的意思，至于‘连接’得是否恰当、合理或正确，则是另一个问题。”^[107]所以，对于拉克劳和墨菲的众多温和的批评者来说，他们的问题是不应该在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的视角下将“接合理论”建立在“激进的偶然性逻辑”之上，不应该将激进的偶然性引入到领导权实践的自身领域中，但作为一种理论方法，后马克思主义话语理论中的“接合方法”为解释现象之间抽象的偶然性关系提供了有价值的分析范式。正如萧俊明所言，“从认识论的层面来讲，接合是一种思维方式，把我们称之为对应、不对应以及矛盾的作用的结构看作是建构我们所谓的同一性的要素。”^[108]作为一种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上的新思维，作为一种反本质主义的方法，接合方法应当值得作出进一步的修正和发展。

与拉克劳和墨菲把“接合方法”建立在“激进的偶然性逻辑”之上不同，杰索普主张把“接合方法”建立在“偶然的必然性”原则之上。“偶然性”表明作为结果的现象具有不确定性，“必然性”则意味着现象的产生有其原因。所谓“偶然的必然性”则表明现象产生的因果机制常常是偶然的、随机的，而现象的结果则是不确定的、非单一的，相同的因果机制可能会依据条件变化的程度或者说相关要素接合形式的不同而产生相应的不同结果，这些结果甚至可能是迥然相异的。那么，对于一种理论建构方法来说，“偶然的必然性”就意味着“需要我们把源自于不同理论体系的概念、假设和解释原则连接起来，让它们跟一定的、在理论上有待说明的事件联系起来”^[109]。这即是说：第一，一种对现实事件具有说服力的解释，必须说明不同的因果链是如何通过彼此的相互作用而使因果成为必然的；第二，现实事件是不同因果链相互作用的多元决定的结果，不存在一个单一的理论体系可以解释为什么这种相互作用会发生，不能假定它会产生必然的结果；第三，由于相对于任何一个理论计划来说，现实事件的必然性是不确定的（偶然的），因此任何一种理论解释必须是历史的；第四，这并不意味着解释包含着不连续事件的一个简单的按时间先后顺序的罗列，因为这样将无法涉及它们在现实因果机制中的起源；第五，对“偶然的必然性”的经验事件的一种充分解释取决于要得到详细说明的事件的抽象层次和复杂程度，如果事件越不抽象和越复杂，那么在因果机制、初始条件等等方面的说明就越确定和越具体。由此，一个适当的理论建构方法就必须基于一种双重分析运动的基础之上，首先，沿着分析的一个层面，从抽象到具体；其次，通过分析现实世界不同层面的有差别的接合，从简单到复杂。凭借这两种理论发展形式，就会产生越来越合适的解释。在这种双重分析运动中，我们应该把“真实—具体”理解为多重决定性的复杂综合，这表明“真实—具体”是分为各种层次、领域的，这就需要不同的概念、假定和解释原则。依据“偶然的必要性原则”、“接合方法”，我们将以如下方式来进行理论建构，即只要认定那种理论或解释能够说明有待解释的事件，那么就可以把它们当成是合适的理论，而不管它们的抽象层次达到何种地步。但是万一这种理论或解释不能够在不产生矛盾的情况下扩展到对较低抽象层次的解释，那么它就是不合适的。而一种理论或解释是否合适，则取决于研究者所采用的理论框架。所有的理论对象一旦能够在不同的抽象层次上加以研究，那么就有可能解决“存在的抽象情况”与“被理解的实际形式”之间发生断裂的这个问题，也就是说理论进入了现实世界。^[110]对杰索普而言，“接合”作为一种方法是理论建构和理论表达的最合适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