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理论、资本理论批判与归类主义

2.2　阶级理论与资本理论批判：还原主义与归类主义

正是马克思、恩格斯国家学说中的这些常常相互矛盾且冲突的观点，造成了战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内部争论，他们以不同的方式采纳并发展了经典作家国家学说中四种解释模式的某一或某些模式。杰索普指出，战后复兴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至少可以做出五个分类：首先，结构主义与工具主义的区分。第二，经济主义、政治主义、意识形态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方法的区分。第三，归类主义、还原主义和接合方法的区分。第四，改良主义与革命主义的区分。第五，广义上的资本逻辑与阶级逻辑的区分。杰索普认为对国家理论进行一个有效的梳理，首先可以从广义上的资本理论方法与阶级理论方法的分析中开始，并且认为大部分的方法分类几乎都是资本与阶级分类的变体形式，它们要么是“资本中心”要么是“阶级中心”，最后要么是落入“经济还原论”或“经济决定论”，要么是落入“阶级还原论”。

阶级理论方法由《共产党宣言》中“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的论断所激发。基于此，论者们考察了马克思阐述这种主张的著作对各种不同局势的分析，“讨论的议题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性质到对特定政治局势的详细分析，阶级理论方法的国家分析提供了有关阶级力量的构筑、不同阶级关系领域中阶级斗争的动力以及经济、政治和军事政治领域中阶级关系和力量平衡的许多内容。”^[30]国家被认为在塑造阶级力量或维系阶级力量平衡时行使了一种必需的或偶然的作用，因而一些阶级及其利益能得到支持，而其他的则不曾得到支持。这里的重点是放在国家形式或与阶级斗争有关的活动上。国家塑造阶级力量平衡时的作用普遍地被看作为支持资本积累和资产阶级统治，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最终没有避免落入“经济还原论”。尽管阶级分析的国家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国家相对自主性概念，承认国家并不简单地听命于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直接支配，然而却又把一个必然的阶级属性指派给政党、国家精英或国家机器，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又最终走向了“阶级还原论”。总的来说，国家自主性概念的提出体现了阶级分析的国家理论的一个重大进步，然而因其始终徘徊于“经济还原论”和“阶级还原论”之间而损害了其理论的建设性意义。

阶级理论方法的两个主要代表是工具主义与结构主义，并以密里本德—普兰查斯之争而著名。杰索普总结说，“工具主义方法认为资本统治使得个体资本、个别公司、资本的特定部分或部门和作为一个整体的资产阶级可以把国家当作一个工具来利用，从而牺牲其他阶级和社会力量的利益以便促进它们自身的利益。”^[31]工具主义者的分析首先假定国家本身是一个中立的工具，它在原则上或形式上为所有团体的或个体的政治力量平等地敞开大门；但在本质上，国家是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那个阶级的国家，在资本主义社会，国家就是资产阶级的国家。随后，工具主义试图直接从阶级力量不断变化的平衡中推导出国家的角色或作用，并揭示出国家内部权力运行的复杂性，指明了控制国家机器及其活动的斗争的重要性。但是，工具主义至少会遇到以下四个方面的诘难：首先，国家机器的控制者与参与者（政治家、行政官员、政治代表）并不因其出身背景和阶级属性而提出与其阶级性必然对应的政治主张；其次，个别资本与总资本并不总是利益一致，常常互相冲突，国家相反看起来好像是必须非常乐意反对那些亲近个别资本利益的特殊政策；再次，工具主义的观点忽略了或者没有充分注意到资本积累需求之间甚至是在总资本层面上的矛盾和不一致，这让人怀疑特殊政策是否能够总是毫不含糊的有利于资本；最后，这种方法忽视了国家形式对“代表”过程的所有影响，以及资本能以何种手段通过改变国家体系或操控阶级力量的平衡与变动而实现其利益。^[32]从方法论角度而言，工具主义经常因其经济决定论以及在国家机器和权力斗争中设想经济基础决定政治结果而受到广泛批评。虽然像密里本德的工具主义是一种更精致、更复杂的版本，也引入了国家的相对自主性概念来克服以往简单工具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倾向，但是由于密里本德依然把国家视为直接服务于资本利益的工具，国家是经济统治阶级的国家，并且夸大了国家对经济统治阶级的直接政治反应机制，因此他也始终没有能够避免犯了经济还原论与阶级还原论错误的双重指责。

结构主义的分析框架是结构与功能，整个结构分析是以功能的说明为补充的，而功能分析又必须顾及到结构特征。结构主义对于了解经济基础或结构与国家机器或政治上层建筑之间的制度分离来说，是恰当的。它既反对传统经济决定论的国家概念，也反对工具主义的国家概念，反对像工具主义那样把国家问题建立在主体实践与主体意志之上。结构主义认为经济不能从政治与意识形态实践中分割开来行使其“最终决定性”，重要的是结构的多元决定性而不是经济决定性，从而赋予了政治上层建筑以相对自主性，国家并不是因经济中的剥削关系而成为统治阶级直接进行压迫的工具，相反正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与政治的制度分离使得国家作为一个相对自主的独立范畴成为可能，而国家的主要功能则是通过维持结构平衡以保证资本的总体利益。结构主义的分析常常与意识形态上的阶级统治分析结合在一起，并且把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视为识别国家形式的手段，因为“只有资本能够确保国家精英接受稳定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优先性这种意识形态时，这些结构的强制和特权才会使对政府活动的控制产生效力”^[33]，政治意识形态的统治和服从关系的再生产已经成为现实生产关系结构之中的重要方面。同样地，结构主义也会遇到许多诘难：首先，在强调结构强制时，它意味着资本积累或来自经济的结构决定是国家精英要优先考虑的问题，因此明显否认精英会有其自身的利益，否认会因面对来自非资本家力量的压力而妥协；其次，它意味着资本主义国家经常知道资本积累的复杂需求是什么，并且意味着它们本质上是一致而不矛盾的；再次，它意味着资本主义国家的形式保证了资本积累所需的政治条件具有摆脱危机的潜力；最后，我们还必须注意到既不能夸大意识形态机器和国家权力机器二者的相对自主性，也不能夸大资本主义社会中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的制度分离。^[34]就方法论而言，结构主义常常因把国家化约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功能亚系统或部门而被指责犯了经济还原论的错误；在强调国家自主性时，又往往先验的赋予国家管理者、国家精英以一个明确的阶级属性，由此又犯了阶级还原论的错误。也正因此，结构主义也往往徘徊于“经济还原论”与“阶级还原论”之间，如早期的普兰查斯（关于普兰查斯早期结构主义的国家理论的较详细论述将在下一节中展开）。

资本理论方法则由《资本论》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所激发。在资本理论方法看来，“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核心问题，也就是国家形式的发展问题，国家活动的结构限度和可能性问题，只有透过分析国家和资本主义积累的矛盾关系，才可以得到答案。”^[35]它的理论重心是建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国家形式的联系。理论家们把资本主义国家看作资本积累的政治支持体，国家形式与生产关系的当前发展阶段相一致，并且它的功能与资产阶级经济统治的当前需要相一致。资本理论方法的国家研究“提供了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不同类型的政治体制以及存在于国家、经济和市民社会之间复杂联系的许多真知灼见。”^[36]资本理论方法试图从对被认为有其自身运行规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中推导出国家的必要功能，再从国家必须执行的功能中推导出国家的必要形式。尽管这种研究在吸收阶级理论分析的理论成果的基础上，从个体资本或其他阶级力量方面强调了国家的自主性，也强调“国家形式使国家功能发挥出现问题”，但它认为国家形式的调节作用实际上是使国家屈从于总资本的利益，因而在这个意义上，它最终还是保留了“经济还原论”。一个极端的例子是战后欧洲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它从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发，得出了极端工具主义的结论，即“资本与国家融入一个单一的机构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它不可避免地倒退到“经济决定论”，在根本上仍采取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正统”解释模式。

资本理论方法的主要代表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与“资本逻辑学派”。“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苏东国家和许多西方共产主义政党关于现代国家的核心概念，在共产党力量比较强大的西方国家，这种理论极具政治影响力。马克思列宁主义式的帝国主义理论关于资本主义运动规律的分析占据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理论核心，在方法上是“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传统经济决定论解释模式与“工具主义”解释模式的最庸俗版本的奇怪结合。它认为，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竞争过程导致不可避免的资本集中，进入到垄断支配整个经济的新阶段；而且，伴随着国家对经济干预的不断加强，垄断资本主义转变成“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变成了垄断资本的统治工具，“垄断资本”与“国家权力”直接合二为一，共同融入到资本主义国家机制之中；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则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最后发展阶段，是腐朽的、没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由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把国家的形式与功能的变革归结为资本与政权的集中化程度，把国家还原为经济基础的副现象，并且断言利用国家改变经济基础是可能的，还认为如果国家是为垄断资本、资本一般或者资本统治的权力集团所控制时，国家的制度组织是无关紧要的，从而它在根本上是经济决定论的国家理论。而且，虽然它也强调需要建立革命政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以便团结所有的反垄断力量，但是它又常常把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与争夺国家权力的斗争等同起来，因而其国家分析并没有超出葛兰西之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式的“帝国主义”分析。从方法论来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主张常常通过某个一般总纲或解释原则从而进行经验归纳和/或特殊例子的归类，以此开展其理论进程，而不是从抽象到具体的运动——即从各种概念、假设、原则的逻辑演绎、偶然的不同接合，到作为各种决定因素复杂综合之具体的再生产。”^[37]简而言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往往先验的假定一个或一些可以解释一切现象的资本运动的“基本规律”（如资本的集中化、价值规律、利润率下降趋势等等），然后把任何具体现象解释为某个或某些规律的展开，因而这是一种典型的“归类主义”方法。(www.chuimin.cn)

资本逻辑学派则起源于试图超越工具主义与结构主义之争尤其是两者关于国家自主性的争论，并试图深入批判“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霍洛维指出，在资本逻辑学派看来，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存在两大不同研究路径，要么把国家视为绝对屈从资本积累需求并受其直接控制的工具，要么把国家视为具有自主性的政治力量而忽视了资本逻辑及其运动规律的强制性；前者是还原论或决定论的，后者是政治至上主义的。^[38]资本逻辑学派试图超越这两种研究路径的局限，它的主题是分析资本和国家之间的结构关系以及国家活动的局限性，他们试图从纯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包括价值形式与资本运动规律等）推导或衍生出资本主义国家的一般形式和主要功能，把资本积累视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原动力，并把国家限定为“理想的集体资本家”。这个学派代表了一个基本的理论进步，它不认为经济基础可以完全决定上层建筑，并强调“国家并不能被认为是一个纯粹的政治机构设置和纯粹的受制于资本，资本主义国家是资本的社会再生产的一个本质因素——一种政治力量”^[39]，资本积累的需求允许国家干预在某种程度上既反对资本家阶级也反对工人阶级，特别是在个体资本或者某一资本部分危及到整个资本利益时。由此，国家也获得了相对的自主性。资本逻辑学派的另一个贡献是强调“国家形式会使国家的功能发挥出现问题”，相比之下，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中，国家的制度组织或形式是完全无关紧要的。然而这种分析仍然存在着严重的问题，由于它纯粹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推导或衍生出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与功能，把法律、国家形式视为资本形式、价值形式在政治上的简单反映，把国家形式与功能的变化等同于变化了的资本逻辑或积累形式的外部政治演绎，因而是一种比较复杂的“经济还原论”。此外，它还明显缺少有关阶级斗争与资本积累的关系以及政治和意识形态实践这些重要方面的理论分析。就方法论而言，克莱德・W.巴罗认为资本逻辑学派“在方法论上仍然是非历史的，它没有解决历史与逻辑的矛盾，因为它没有真正说明资本积累的逻辑发展如何导致了政治形式的发展，即积累逻辑与政治发展阶段的一致性”^[40]。杰索普持有与此相同的观点，并进一步指出：

他们未能提供对衍生论本质的完全连贯一致的分析。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具体概念的逻辑演变过程（从某个单一分析层面的某一抽象出发点开始）。相反，它包括了（不同层面上）不同程度上的抽象概念的不同接合，以便再生产出具体的概念作为多元决定的复杂综合……国家是不能还原为价值分析要素之“真实—具体”的客体，并且这需要更复杂的分析方法。形式分析理论受限于价值分析的范畴，这使其冒有把国家和/或社会形态还原为纯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简单形状化（spatialisation）和具体化（由此忽视了它与其他经济形式的接合以及它通过非阶级关系的多元决定性）的风险。总之，他们冒着还原主义和归类主义两种危险。^[41]

应该说，资本逻辑学派强调形式分析以及视国家为资本积累过程的一个关键因素，这些观点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根本问题则在于资本逻辑学派不应该在资本主义的价值形式、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形式与功能之间建立一个一一对应的逻辑变化关系，更不应该把抽象的资本运动逻辑以及资本积累的需求当作解释国家活动的唯一原则。

初步看来，“资本理论”与“阶级理论”这两种方法似乎穷尽了马克思主义对国家的分析，但是在探究它们如何可能穷尽这样一种分析时，问题就产生了：“资本理论”与“阶级理论”没有被系统地接合于一个明确的分析框架之内，资本的抽象逻辑与阶级斗争的具体形式很少被联系起来考虑。有鉴于此，杰索普认为资本理论和阶级理论之间的二分法实质上是误导人的。资本逻辑的国家理论总是习以为常地假定国家对资本积累和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支持性。在这个意义上，它把现代国家的本质看成是资本主义的，如资本主义国家。“即便当国家形式被视为使资本积累或政治合法性成问题的因素时，它仍然经常假定任何特定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中只存在一个资本逻辑。这反而暗示只存在经济系统的强制，并忽略了不同阶级力量所能获得的控制空间。”^[42]对阶级理论的分析来说，国家的形式和功能简单地反映了阶级斗争中力量平衡的变化。在这个意义上，它把现代国家看作只是偶然成为资本主义的，比如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但是“他们的阶级斗争分析经常是不充分和机械的。阶级理论分析将常常把阶级联合当成是理所当然的，或者他们聚焦于特殊斗争而没有考虑到它们也许会影响社会秩序的整个再生产”^[43]。于是，资本理论方法与阶级理论方法给我们展现出一个错误的理论困境：要么我们强调具有铁的运行规律的资本逻辑，要么我们集中于阶级斗争的过分具体形式却无法解释这些斗争如何适应或阻碍了资本主义再生产。很少有人努力试图发展这些方法间丰富而具体的结合，这种失败也增强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自身的危机。

毫无疑问，作为战后复兴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主要方法，资本理论与阶级理论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资本理论与阶级理论之间以及各自内部之间的争论，激活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研究，也为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但是这些争论也基本上耗尽了它们自身的发展潜力，寻求超越两者的分离或对立成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新的生长点。比如罗伯特（Robert R.A lford）和弗里德伦特（Roger Friedland）试图在已有的各种流派基础上提出一种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但却发现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以至于他们宣称试图进行内在一致的综合是典型的幻觉。^[44]卢卡斯（Steven Lukes）和波洛克（Fred Block）则主张把各种国家理论的优势方面概念化为单独的分析层面，把各种相互竞争的分析内容按等级加以安排，从而纳入一个综合性、包容性的方法论框架之内。^[45]但这种综合过程在试图融合不同方法的优势领域时，却未能在理论上阐明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缺乏一个统一的内在逻辑，实际上是在“开中药铺”。这也就意味着如果要把源于马克思国家分析的战后资本理论与阶级理论的概念、原则、范畴、方法以及它们所取得的新研究成果有效地统合进一个具有综合性、系统性、连贯性的理论体系之中，而又要能够避免重蹈它们各自的决定主义、还原主义与归类主义错误，那就需要我们在最根本的方法论上发现或利用一种新的理论建构方法。

在杰索普看来，新葛兰西主义国家理论的接合方法就是一个有用的理论建构方法，它可以克服“资本理论”与“阶级理论”各种版本中根深蒂固的“还原主义”和“归类主义”。在这种方法论直觉的指导下，杰索普提出了自己对接合方法的理解与运用，并通过引入“策略关系”概念来统合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成功地把“资本理论”与“阶级理论”有机的结合起来，从而发展出一种新的国家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