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索普国家理论研究:发展阶段与基本内容

2023-11-29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101]由此，杰索普找到了建构一种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三个主要方法：制度方法、接合方法、关系方法。

1.3　杰索普及其国家理论：发展阶段与基本内容

鲍勃・杰索普（Bob Jessop）现任英国兰卡斯特大学（Lancaster University）高级研究所所长，此前曾任教于英国埃克塞特大学（Exter University）、埃塞克斯大学（Essex University），曾加入“社会主义经济学家论坛”，主要关注国家理论、政治经济学、政治社会学等方面的研究。杰索普教授著述丰富，到2007年为止出版代表性著作五部：《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1982）、《普兰查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政治策略》（1985）、《国家理论——资本主义国家归位》（1990）、《资本主义国家的未来》（2002）、《调节方法及其超越——资本主义经济归位》（2007）；主编过四卷本《马克思的社会与政治思想：批判性论述》（1990）、《弹性政治》（1991）等；发表论文近百篇，其中以《近期的资本主义国家理论》、《治理的兴起及其失败的风险》两文的引用率最高。

杰索普国家理论的发展轨迹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在早期，他致力于梳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国家学说以及战后复兴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检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各个学派的思想资源和方法基础。主要成果是198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一书，该书可看作20世纪60、70年代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复兴浪潮的集大成者。在这一时期，杰索普通过梳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国家学说而发现了其“制度主义”理论模式的强大生命力，随后则系统考察了战后复兴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三个主要派别，即“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形式与功能的衍生学派（主要是资本逻辑学派）”、“新葛兰西主义”，以及它们分别对应的“归类主义”（subsumptionism）、“还原主义”（reductionism）、“接合方法”（method of articulation）的研究路径。通过比较，杰索普认为接合方法是“对所有还原主义和归类主义形式的拒绝，它替代性地强调各种因果链条之间偶然的必然性（contigent necessity）接合，从而产生出‘真实—具体’的国家分析，这转而导向重新系统地制定马克思主义分析中的一些解释原则。”^[99]同时，他认为接合方法仍然是不够的，还“需要一种制度方法来分析国家机器，需要一种局势（conjunction）的关系方法来分析国家权力……需要结合马克思主义分析与其他理论关注。”^[100]在随后的《普兰查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政治策略》一书中，杰索普全面回顾了普兰查斯的所有理论著作，高度评价普兰查斯后期提出“国家是一种社会关系”的观点，认为该观点明确“拒斥把国家视为一个简单的中立工具，同时也拒绝把国家视为一个主体……这种关系方法成为跨越资本理论与阶级理论之间鸿沟的桥梁。”^[101]由此，杰索普找到了建构一种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三个主要方法：制度方法、接合方法、关系方法。

在中期，杰索普则借助早期梳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所发现的三个主要方法来致力于建构一种综合性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重新思考国家、国家权力的概念，重新调整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关于政治与经济、国家与社会之关系的观点。主要成果是1990年出版的《国家理论——资本主义国家归位》，在书中他提出了策略关系方法（strategic relational approach）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策略关系方法的国家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最初是为了克服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中资本理论与阶级理论之间长期的二元对立，认为策略关系方法“既能解决资本逻辑中资本运动和需求的抽象的一元本质主义规律，又能克服阶级理论过分关注社会经济斗争的具体形式的倾向。”^[102]其次，“策略关系方法旨在超越吉登斯所谓的结构—能动（structure-agency）问题的‘结构主义’解决方法。”^[103]最后，“考虑了欧洲的三个国家理论对策略关系方法的替代性选择或补充（卢曼的自生成系统理论、调节理论和话语理论），同时批判了在美国学界长期得到支持的‘国家中心’的国家分析……（并且）试图在这些评论……的论点基础上绘制一个平衡表，旨在使作为更广泛社会体化（societalization）一部分的国家实现‘国家归位’……还将追溯策略关系方法对指导国家机器和国家权力研究的一些意义。”^[104]通过这三个发展步骤，杰索普最终建构起“策略关系方法的国家理论”，实现了“国家归位”的理论目标，这标志着杰索普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第一次综合或重建。(www.chuimin.cn)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杰索普结合着结构与策略、抽象与具体的理论方法，转向有关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危机及其重构趋势的具体的批判分析和预测。主要成果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未来》和《调节方法及其超越——资本主义经济归位》两部著作，这标志着杰索普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第二次综合与新发展，前一著作更成为全球化时代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再次复兴的重要标志之一。杰索普提出，一种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既要接受“马克思的前学科（predisciplinary）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启发”，又要以“后学科（postdisciplinary）的方式利用社会科学家广泛的学识和研究”。^[105]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15年来，我的理论发展有三个主要方向。第一，重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尤其是调节主义理论（regulationist theory）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第二，在分析资本主义不断变化着的经济和政治动力时，越来越对尺度（scale）问题发生兴趣，尤其是全球化的动力以及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的未来。第三，探讨变化了的国家干预形式与调节模式在生产和再生产适合资本积累的经济与超经济条件时的作用，尤其是公私合营关系以及其他调节形式，如治理（governance）。”^[106]与此同时，杰索普还通过引入一个国家定义以及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类型（the Capitalist Type of State）”概念，建立起有关资本主义国家类型的“实体考察”模式。

依据策略关系方法、调节理论、空间尺度理论、治理理论，杰索普认为全球化并没有导致民族国家的消亡或终结，“民族国家至少会保留一个关键的政治要素作为民主政治责任的最高诉求，以及经济、社会再生产和再分配的一个主要支撑体。”^[107]一种超越民族国家之上的“帝国主权”是不可能的，一种“世界国家”、“全球政府”、“世界主义的民主体制”是不切实际的想象，“民族国家不是正在消亡，而是正在被重新想象、重新设计、重新调整以回应挑战。”^[108]在此基础上，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类型的分析模式，杰索普详细考察了战后西方福特主义语境中的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the Keynesian Welfare National State in Fordism）以及东亚出口主义语境中的李斯特主义工作福利民族国家（the Listian Workfare National State in Exportism）：两种国家类型的基本特征、一般形式、调节方式、治理模式以及对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再生产的作用，并且批判地分析了两种国家类型为回应福特主义或出口主义的危机以及全球化的挑战而进行的重构，预测它们在后福特主义与全球化背景下将走向熊彼特主义工作福利后民族政治体（towards the Schumpeterian Workfare Postnational Regimes in Post-Fordism and Globalization）。这正是杰索普在马克思主义“前学科”的基础上以“后学科”的方式借用和引入社会科学的新理论成果而发展出来的理论分析之典范。

作为新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集大成者，杰索普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内将各种国家理论的方法基础和思想资源及其新成果有机的统合于一个综合性的国家理论之中，无论在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上都具有很强的现实解释力，而他对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危机与未来形态的批判性分析与预测，则不仅有力的回应了许多非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以及由“全球化与国家”引发的各种争论，而且也为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未来议程勾勒出基本的框架、方向和问题域，更为我们进一步思考全球化时代国家的未来或其重构、转型提供了一个可扩展的理论空间。

杰索普国家理论研究:发展阶段与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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