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新发展

1.2　全球化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新发展

到了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资本全球化的疯狂扩张逻辑”，造成了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变迁，“对某些人而言，‘全球化’是幸福的源泉；对另一些人来说，‘全球化’是悲惨的祸根。然而对每个人来说，‘全球化’是世界不可逃脱的命运，是无法逆转的过程。它也是以同样程度和同样方式影响我们所有人的一个过程。”^[42]在这个不可回避、无法逆转的进程中，我们见证着“全球化对政治价值、政治行为、政治结构、政治权力和政治过程的深刻影响，集中体现为它对基于国家主权之上的民族国家构成了严重的挑战”^[43]。由于跨国公司的兴起，资本无边界、跨国界的高速流动，相对封闭的福特主义经济转变为后福特主义的全球开放经济，世界组织、国际机构日益增多并且在全球政治经济事务、国际规制中的作用不断扩大，全球公民社会迅速兴起并成为试图重建世界新秩序的一股强大力量；随之而来的是，民族国家至高无上的主权权威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威胁，跨国资本显然具备了逃离民族国家控制的能力和手段，民族国家的政策自主性正逐渐为国际机构和区域组织所褫夺或削弱，公民对国家的传统民族主义忠诚也正日益受到全球公民社会、新社会运动的“侵蚀”。在此背景下，有关全球化与国家、民族国家的关系与命运等问题突显为人类社会的一个核心议题，“全球性的变迁必然导致国家理论的重建”。^[44]

乔治・梭伦森（Georg Sörensen）指出，“在许多方面，主权国家持续地让我们见证着它不可避免的强化：它是政治组织的占优势的形式，几乎每个人都生活在主权国家之中，并成为它的公民。在其他方面，主权国家显然遭受了全球市场力量、区域机构、国际组织、大众运动和许多其他共同体的攻击。看来，正是这些相互矛盾的情形引发了全球化与国家的新一轮讨论。”^[45]诸如“国家终结”、“国家销蚀”、“国家强化”、“新帝国”、“世界主义”之类的话语开始辗转流传。

国家终结论　持此种观点的大多为新自由主义者，他们“直接就把全球化的过程定义为‘非民族国家化’的过程”^[46]，全球化使民族国家的统治不再可能，民族国家主权的不断削弱到最后终结是全球化的历史必然结果，这是一种不可扭转的趋势。比如，大前研一认为，“就真正的经济活动流动而言，民族国家已失去了作为全球经济有价值参与单位的角色地位。”^[47]岑皮尔也主张，“我们必须放弃国家的理念和概念……在跨国化的世界中不再存在‘国家’；在现实上，我们发现国家不再能够保持下来。”^[48]也有学者认为，“民族国家终结了。不是因为国家被超国家机构所吞并，而是因为民族国家被分割成更小且更有效的部分。”^[49]简而言之，随着地方性、区域性、跨国性、全球性的政治、经济组织和机构的兴起及其作用的不断扩大，现实的挑战和威胁了主权国家的权力，经济全球化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国家终结。批评者则认为他们夸大了经济全球化与国家权力弱化的联系，“稍具历史意识，他们就夸大了民族国家在过去的强大；稍具全球化意识，他们就夸大了民族国家在当前的衰弱。”^[50]琳达・韦斯更是拒斥“国家无能的神话”，认为国家无能只是一种新自由主义的政治设计和意识形态幻象，只要现实的评估全球化，就不会得出全球化导致民族国家终结的谬论。^[51]利奥・潘尼奇则从现代资本主义体制中经济与政治的制度分离特征出发，明确指出“资本朝着国际化方向所走的每一步，并不会自动导致一种跟国家平行的‘超国家’机构的产生……民族国家继续在组织、支持，以及使资本主义的阶级统治合法化方面扮演着核心角色。”^[52]戴维・阿姆斯特朗、罗伯特・韦德等人都作出了类似的结论和批评。^[53]

国家销蚀论　与国家终结论相比，这种看法比较温和，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者常常持有此种观点。其代表人物苏珊・斯特兰奇认为，全球化对国家产生的影响给世界政治经济带来了三重困境：经济困境，环境困境，政治困境。它们导致了国家权威在三个主要方面的衰落：防务，金融，提供福利。由此，“总的印象就是国家对于社会和经济的权威领域在缩减；而且/或者原本专属于国家权威的领域现在已由国家和其他来自不同中心和渊源的权威所分享。”^[54]但是，“并不等于说作为一种制度的国家正在消失……而只是说国家正经历着一种深刻的变形，这种变形由世界社会和经济中的结构改变所引起的。这种变形意味着国家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进行独有的权利要求。正像过去那样，国家凭着有限的权力和资源又一次成为几种权威来源中的一种。”^[55]马修・赫什曼和安德鲁・马歇尔得出了与她相吻合的观点，他们认为“传统的民族国家是几个世纪以来政治、社会、经济演化的结果，如今却处于威胁之中。国际经济的结构变化、科技的发展、冷战的结束，这一切都将推动——事实上已经在推动——国家、公民和国际经济之间关系的重新排序”，^[56]但是“无论民族还是国家，都不会消失……没有任何替代结构能够履行原本由民族国家所履行的职能”。^[57]概而言之，国家销蚀论认为尽管国家权力衰落了，但是国家并不会终结。在全球化进程中，地方的、区域的、跨国的、全球的等非民族国家主体的兴起，直接跨越了国家主权框架，甚至与国家形成对立或对抗的关系，国家对其他主体单方面的绝对权力正在下降，国家只是众多主体或权威队列中较大的一个主体，国家自身正经历着一种转型。^[58]

国家强化论　与上述两种论调相反，国家中心的“回归国家”学派则认为全球化使国家得到强化，“虽然全球化过程已经有利于我们察觉到国家权威的蒸发，但是情况却远比学者们所感知到的更复杂。国家并不简单的因越来越依赖于跨国贸易这个事实而销蚀。相反，初步考察一下那些取得经济成功的国家，却意味着高度的国家性正是全球化经济中的一个竞争优势……国家不会容许其权力的衰弱。作为现代社会中最重要的政治制度，国家将为其生存而斗争。销蚀是一个不可能的事件。”^[59]伊温斯在分析全球化与东亚经济增长的时候，看到的正是国家的作用，“东亚的成功迫使我们重新考察这样一种理念，即认为有效地参与全球化经济，可以通过限制国家对经济事务的干预来充分实现。东亚国家表明，成功的参与全球市场，也许最好是借助更广泛的国家干预来实现……东亚阐释了高度的国家性与获得全球经济中的成功两者之间具有积极联系的可能性。”^[60]概而言之，当许多学者认为国家在现实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面临着国家自主性的不断削弱时，国家中心学派坚持认为，“国家决没有受到经济全球化的压制；正是国家积极的创造了使整个全球化过程成为可能的调节框架……即便它们也许对国家产生新的挑战，但国家的回应能力正在不断的大量提高……主权国家仍然是政治组织最完美的形式。”^[61]国家中心的国家理论，历来以其过分夸大国家作为独立变量因素的自主权力和明显强烈的“反社会”倾向而受到广泛指责。在全球化与国家的讨论中，尽管他们否定了“国家终结”的谬论，但却没有对全球化之于国家权威构成的实际挑战和“销蚀”有足够的重视。

新帝国论　这种观点是麦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在《帝国》一书中提出来的，“伴随着全球市场和生产的全球流水线的形成，全球化的秩序、一种新的规则逻辑和结构，简单地说，一种新的主权形式正在出现……我们基本的假设是主权已经拥有新的形式，它由一系列国家的和超国家的机体构成，这些机体在统治的单一逻辑下整合。新的全球的主权形式就是我们所称的帝国。”^[62]在哈特和奈格里看来，“民族国家的力量在消失，这其实只适合于描述边缘国家，对于中心国家来说，国家仍然保持着强大的力量，它们仍然利用国家的强大力量在保护自己的利益，并且以自己的利益来塑造全球化的进程。它们的跨国公司仍然高度依赖母国来推动自己的利益，而且它们仍然如老的帝国主义一样，力图控制全球的资源。另外，边缘国家的国家力量的削弱也只是指它们维护本国利益的能力在削弱，它们维持国内人民福利的能力在削弱，但是它们代表跨国资本的利益来镇压国内反抗的力量却在增强。”^[63]应该说，他们把握住了全球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实质——以美国为首的跨国资本家在全球的无情剥削和压迫。然而，尽管有人认为《帝国》为21世纪重写了《共产党宣言》，但是齐泽克认为《帝国》仍是一本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因为“他们揭示了存在于今日‘涡轮式资本主义’中的矛盾本质，并力图在这一资本主义的动力体系中寻找革命的潜能，这是值得称道的……（但是）他们没有能够在当前的条件下去重复马克思的分析，即无产阶级革命的前途就蕴含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之中。”^[64]

世界主义论　戴维・赫尔德与乌尔里希・贝克是其主要代表。赫尔德指出，“国际的和跨国的关系已经侵蚀了现代主权国家的权力，这一点肯定是毋庸置疑的。”^[65]但是，“当代全球化并不像许多极端主义者所说的那样，必然缩小政治行动和国家主动性的范围，相反可能急剧扩大了这个范围……然而并不是承认……民族国家的力量（最广义的）依然从根本上没有被改变。”^[66]全球化势必要对传统民族国家作出重大修正。贝克也认为，“全球化（不管按哪一种意义理解）等同于国家主权和国家机构的削弱”^[67]，“谁在世界性的超级游戏中只打民族国家的牌，谁就输”^[68]。然而，全球化也产生了全球性的不平等，“除非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全球化被驯服，否则，在日益强化的贫困、排外、无权和不平等的刺激下……一种‘新的野蛮’将会出现。”^[69]由于依靠民族国家已经无法摆脱这种“新的野蛮”，由此他们提出了基于全球公民社会之上的“世界主义民主的全球治理”蓝图：世界主义“承认多样性，承认人权，承认公民社会，承认其他一切美好的事物”，^[70]“民主的世界主义模式是全球性的、分化的权威体系的法律基础——一个由民主法造就和限定的不同权力中心重叠交叉的体系”。^[71]然而，他们也承认世界主义民主依然面临着两难困境，即“当在民主合法的民族国家政治框架内，毫无决断的状况在政治上日益合法化的时候，在‘非政治’的跨国框架内正在做出在跨国范围内具有穿透力量的没有民主合法性的决策”^[72]。而这并不是世界主义民主能轻易解决的，由于与全球治理、全球公民社会相应的机构与制度的严重缺失，“从长期来看，世界主义的规则和规制能否成功实现，还有待我们的观察。”^[73]许多学者都视之为一个美好的“乌托邦”，因为“全球公民社会远不像许多乐观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已成为多元世界体系中的一元，它的地位仍是边缘化的”^[74]。

从总体上看，除了“国家终结论”与“国家强化论”这两个极端之外，大部分的国家理论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上是一致的：（1）全球化对国家主权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和威胁，国家在传统上的至高无上地位已经难以维系，国家权威正不断衰弱，民族国家的合法性基础日益被侵蚀；（2）作为人类社会一个重要的政治组织单元，国家或民族国家依然保留下来、没有终结；作为现代性的一项历史成就，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发挥着其他组织实体不可替代的特殊政治、经济和文化功能。正是这两个相互矛盾着的方面现实地反映了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状态（statehood）。

与此同时，作为对20世纪中叶炽盛的形形色色的国家主义的一种“反动”，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社会的“去国家化”甚或“反国家”倾向有增无减。经历了西方政府推行的针对福利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削减干预主义的福利国家、重新私有化、“紧缩福利”），席卷全球的政府改革潮流（主张“小政府”、“企业家政府”、“服务型政府”），治理的兴起（“从统治到治理”、“没有政府的治理”），公民社会运动的蓬勃发展（走上一条自由主义式的反国家道路），由东亚新兴工业国的经济、政治、社会危机引发的对国家主义的反动（权威主义国家这一昔日的成功经验日益被视为今天的问题根源），以及苏联东欧剧变后的自由市场转型（尽可能地弱化国家，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去国家化），在这样一个“大变革”时代背景下，国家“弱化”、“退却”以及“去国家化”成为全球化时代国家理论的主流话语。

这种情形在21世纪初逆转，特别是在“9・11事件”后，全球性的恐怖主义活动引发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政府纷纷调整内外政策，对外加强“国土安全”，对内加强社会控制，开始重建强而有力的国家，国家权力开始侵入到过去被认为是纯粹私人的许多领域。现实经验的变化导致了理论旨趣的变更。作为一种理论反映，国家转型、国家建构、国家重构成为新的理论关注点。(www.chuimin.cn)

乔治・梭伦森指出，在有关“全球化与国家”的进一步思考和争论中，我们实际上应该用国家的转型或重构来替代国家的“弱化”或“退却”。与早期的争论强调国家失败相反，全球资本主义进程中的国家—市场关系看来越来越紧密，国家已然成为一个多形态的整体，汇入到一系列其他活动者的复杂网络之中，全球化条件下的国家—市场关系强调的正是提高国家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在这个意义上，国家不是在退却，毋宁说是其角色在转变。^[75]而且，与早期的治理理论提倡“没有政府的治理”相反，许多治理理论的专家们指出，“提高治理和公共管理需要增强国家的能力以便使其行使新的功能和角色，在如今这已然是一种广泛的共识了。”^[76]更出人意表的是，因提出“历史的终结”而名噪一时的自由主义者弗朗西斯・福山，在新著《国家构建》中提倡建构强有力的国家，指出“国家构建是当今国际社会最重要的命题之一，因为软弱无能国家或失败国家已成为当今世界许多严重问题（从贫困、艾滋病、毒品到恐怖主义）的根源。”^[77]他认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因“新自由主义”或“华盛顿共识”的误导而引发了严重的治理危机，“在过去几年中，世界政治的主流是抨击‘大政府’，力图把国家部门的事务交给自由市场或公民社会。但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政府软弱、无能或者无政府状态，却是严重问题的祸根。”^[78]因此，福山建议发展中国家的当务之急是加强国家建构，“强化它们的国家制度的基础力量”，即便是美国也需要致力于提高国家建构的艺术。^[79]由此，全球化时代国家理论的主流话语又开始经历着从“去国家化”到“国家转型”、“国家建构或重构”的转换。

那么，在全球化时代，尤其是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边缘化以及20世纪90年代初由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所带来的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危机之后，我们还需要一种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吗？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国家学说还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吗？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又将走向何处？面对全球化引发的、现实世界中正在发生的国家转型、国家重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能够提供一种有力的解释和预测吗？面对风靡全球的“新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还能构成其挑战和对话吗？马克思主义的“元叙事”真的像后现代话语所宣称的那样已经被彻底消解了吗？

德里达曾在《马克思的幽灵》中指出，“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80]詹姆逊也说：“庆贺马克思主义的死亡正像庆贺资本主义最终胜利一样是不能自圆其说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资本主义的唯一科学；其认识论的使命在于它具有描述资本主义历史起源的无限能力。这就是为什么后现代主义资本主义必然导致与自身对立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的原因所在。”^[81]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又常常被称之为资本主义国家批判理论，它构成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批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化时代，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参与到“全球化与国家”的广泛讨论之中，必须对全球资本主义的动力机制、资本主义国家变化了的角色和作用以及民族国家的未来命运等现实问题作出基于自身理论传统的独特解释与批判。

这既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批判精神，也需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如果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没有丢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批判精神，那么通过检讨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传统资源，它就能够在新的历史机遇中得到重建和发展——“要想继续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中汲取灵感，就必须忠实于总是在原则上构成马克思主义而且首要地是构成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激进的批判的东西，那就是一种随时准备进行自我批判的步骤。这种批判在原则上显然是自愿接受它自身的变革、价值重估和自我再阐释的。”^[82]但这并不意味着“要简单地重复过去的历史唯物主义，并认为它们对于认识我们当前这个历史时刻和历史时代仍然是足够的。”^[83]对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及其产生的诸多新问题，历史唯物主义没有现成的答案可以提供。它所提供的是包括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政治理论在内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强大分析工具和理论方法。马克思主义是“对一系列特殊问题的忠诚，伴随着研究客体的变化，它的构成总是在运动之中、在历史的重新安排和重建之中”^[84]。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所在首先是认识和解释世界，继而是探索世界可以得到改变的方式。随着认识客体的变化，马克思主义也始终处于不断的发展和重建之中。这表明没有一成不变的马克思主义，在一个灵活多变的时代，我们同样也需要一种灵活多变的马克思主义。这也意味着马克思主义者必须重新审视全球化进程中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制度变迁，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内重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变化了的现实与不变的理论方法相结合，以此创新性地拓展、提升和修正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认识和批判，正是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根本要求和原动力。正如科林・汉（Colin Hay）所言，对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来说，马克思的方法在今天所能提供的东西至少比马克思主义者所能想象到的还要丰富。^[85]

在2002年，出版了由马克・鲁伯特（Mark Rupert）和哈泽尔・史密斯（Hazel Smith）联合编辑的论文集《历史唯物主义与全球化》以及鲍勃・杰索普（Bob Jessop）的著作《资本主义国家的未来》，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在全球化时代实现了新的复兴。

《历史唯物主义与全球化》的作者们致力于思考全球资本主义的张力以及历史唯物主义批判的当代可能性，“在全球化时代，历史唯物主义还有何关联性？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中，全球化有何重要性？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词汇——其中诸如‘阶级’、‘国家’、‘帝国主义’显得极为突出——对于理解和改变当代的社会关系还是足够的吗？在全球化时代存在着一种社会主义方案吗，它又将采取何种形式？”^[86]他们认为，“全球化的观念并没有独立的解释力，它所描绘的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经济一体化过程是源起于其他的概念（资本主义、国家间体系、技术、国际组织），与全球化相关联的过程应该被视为起源于全球资本主义的变迁。换句话说，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解释应该旨在通过参考资本主义的发展来解释这个过程。”^[87]

全球化时代的帝国主义、民族国家与全球阶级政治是该论文集的核心主题。在这些作者们看来，“历史唯物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无论是在内部，还是在外部都遭到了合理的批判，但其中的某些历史见解对于我们理解全球化语境中的当代资本主义仍是不可或缺的。”^[88]不仅是《历史唯物主义与全球化》，由奇尔科特所编辑的另一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论文集《批判的范式：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艾伦・伍德的新著《资本的帝国》都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伍德指出，全球化是资本帝国的新扩张，但“已经超越了先前的帝国主义形式。不仅资本主义的经济强制命令扩展至世界的每个角落，而且也发现了新的手段来灌输它们而不需直接运用军事力量……但资本的经济霸权需要国家在此领域或其他领域的强制性支持，并且全球资本的帝国所产生的矛盾性影响是它越来越依赖于民族国家而不是相反，同时不断提高的全球经济强制也需要地方的中介”^[89]。故尔，民族国家不会消亡，因为“资本总是需要领土国家的支持，而尽管资本主义剥削的大范围扩张超越了国家的界限，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国家组织顽固不懈地存活下来。同时，民族国家保持了其作为全球资本的不可缺少的工具的作用，也许是它唯一不可缺少的超经济工具”^[90]。詹姆斯・佩特拉斯也认为，“民族国家的权力是把生产和消费从以全球市场中心并使全球性交流变成补充性活动的基础。只有在民族国家权力的基础上，才能进行植根于不断加深的社会团结和社群联系的、把生产率与更多自由时间联系起来的革新和技术组织。”^[91]萨克利夫则强调，资本主义再次走进国际扩张活动的阶段，保留了帝国主义先前扩张时代的一些特征和矛盾，即“民族资本之间的冲突仍然重要，在全球资本主义结构内许多国家的剥削、统治和边缘化也仍然重要”，所以“民族国家仍然是资本主义阶级的重要和必要的场所”。^[92]但必须强调的是，对于伍德、萨克利夫等人来说，“民族国家依然是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的权力集中点，并不意味着无视全球经济的确在某些方面甚至是在重要方面上改变了民族国家的特性。”^[93]

另一方面，“全球化应该被理解为整合性的联系着‘资本主义固有的阶级对抗’。全球化的政治必然承载着原因与结果、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斗争。”^[94]科拉斯指出，资本与劳动的抽象对立仍然是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的主要对立形式，“全球资本积累的现代阶段继续在特定的国家和社会之间以及国内产生社会和政治的分裂，这些分裂呈现为一种阶级形式。”^[95]罗滨逊也认为，全球化的政治依然是阶级政治，是劳资两大基本阶级的对抗政治。但是，全球资本主义形成了一个跨国资本主义阶级，资本权力的跨国重组形成了“华盛顿共识”的霸权计划，资本家与劳动阶级的对立超出了民族国家的范围，资本与劳动的对抗演变为真正的全球性、跨国性对抗。正如马克思在150多年前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工人和大众阶级需要在全球背景中继续扩展其政治平台，在跨国层面上动员起来，挑战全球资本的权力。^[96]鲁伯特和史密斯则强调在全球化过程中，存在着多元的社会关系和多样的政治运动，在对抗全球资本主义的掠夺和压迫时，除了阶级斗争之外，还应关注其他身份认同如性别、种族等以及社会斗争如新社会运动、女权主义运动等，只有承认和尊重这些差异，并通过与不同身份主体的联合以及阶级斗争与社会运动的结合，才能拼接出一幅全球抵抗的完整图画。^[97]伍德则建议，“全球化资本主义可能导致经济扩张主义与资本主义赖以确保社会稳定和政治再生产的政治权威的地域性限定形式之间的矛盾激化。这一矛盾展开的地方，正是人们反抗资本主义的地方，是希望之地。”^[98]

与《历史唯物主义与全球化》的作者们相呼应，杰索普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未来》则为我们提供了有关全球化进程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危机及其重构趋势的一个更精致、更系统、更全面的理论分析文本。实际上，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杰索普就一直致力于利用各种国家理论的思想资源和方法基础来建构一种综合性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在他建立的综合性国家理论中，战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所获得的主要成果也得到了有效的统合。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他所进行的更具体的、具有历史特殊性的、对于制度非常敏感的、具有行动策略取向的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研究，则不断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当代解释力。继普兰查斯之后，杰索普成为当代新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主要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