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古代少数民族文化概述

第一节　甘肃古代少数民族及其文化

一、古老的戎族

夏商周时期，华夏族已成为主体民族居住在中原地区，而周围的东、西、南、北四方的众多民族都可称为少数民族，这时已有“东夷”、“西戎”、“北狄”、“南蛮”之称。把“戎”与西方相配，正反映了戎是主要活动在西部的一个强大的民族。古代文献《礼记·王制》记载的西戎是“被发衣皮”，丧葬习俗是“聚柴薪而焚之”^[1]。戎族内部有五戎、六戎、七戎等很多分支。据《左传》、《史记》等古籍记载，有名称的戎有30多种，他们一般均以地名作为族名。

戎族诞生在陇山东西和泾水、渭水、洛水流域，甘肃即是戎族的主要诞生地之一。西周时戎族经过三次大的迁徙，在春秋时形成了四大分布区，即陕西东北、晋西北、泾渭之间和整个泾水流域、伊洛之间及陇西，其中有两个在甘肃。陇西是戎的老根据地，是西戎八国所在地。所以秦穆公向西“开地千里，遂霸西戎”^[2]，秦的势力曾到达陇山以西。由于戎族所居地区适宜农业，在迁徙以前已从事农业生产，有定居的部落与城郭，手工业也有一定的发展。戎是一个农牧兼营的民族，农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较大的比重。

戎族到春秋战国之际逐渐消失，融合于其他民族之中，但是戎族在中国历史上发挥过重大作用。周族的兴起、发展及西周的灭亡与戎有直接关系。周族自不窋时迁居庆阳一带与戎杂处，在西戎的影响下发展起来。周建国后仍与戎的一些部落保持婚姻和同盟关系。西周的灭亡与戎更有直接的关系，周平王东迁正是为了更好地利用和依靠戎的力量和支持。在春秋时期的历史舞台上，戎也是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兴起于陇右的秦国，其统治者及大部分居民都受戎族的感染，传说中秦的祖先胥轩就被称为“戎胥轩”，“在西戎，保西陲”^[3]。“西陲”就在今甘肃天水以南，为古代西戎地区。戎族在春秋争霸中发挥过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牧马河西的月氏与乌孙

月氏与乌孙“俱在祁连、敦煌间”^[4]，是活动在河西地区的古代民族。战国秦汉之际（前3—2世纪），月氏势力强大，匈奴头曼单于欲废其长子冒顿而立受宠的阏氏生的少子为太子，故把冒顿质于月氏。单于然后又急攻月氏，想借月氏之手杀害冒顿，精明勇敢的冒顿盗取了月氏的善马逃跑幸免于难。月氏强盛时有兵一二十万，把匈奴不放在眼中。逃回匈奴的冒顿念念不忘在月氏为人质时所遭受的耻辱，自立为单于后为报仇雪耻派兵西击月氏。溃败后的月氏部众分散，大部分西迁到伊犁河流域，这部分月氏人称为大月氏。还有一小部分月氏人进入祁连山与羌族杂居，称为小月氏。小月氏归附汉朝后在张掖一带与汉人杂居，又称为“义从胡”。西迁的月氏人赶走了原在当地驻牧的塞种（即希腊种）人，自己占据塞地。月氏在伊犁河流域留居不久又被乌孙赶走。公元前174—161年间，匈奴老上单于帮助乌孙西击月氏，杀死月氏王。月氏无法立足，于是又从伊犁河流域再次西迁到妫水（今中亚的阿姆河）流域，征服了当地的大夏人开始定居。公元前138年，汉武帝为了“断匈奴右臂”派张骞出使西域，联络月氏夹击匈奴。此时，历经颠沛流离生活的月氏已在新迁徙地定居下来。阿姆河流域肥沃的土地，安定的生活，已使月氏人厌倦战争，不愿再返回河西故地，于是拒绝汉朝使臣的要求，张骞出使西域的目的没有实现。公元1世纪中叶，月氏在阿姆河流域建立了贵霜王朝，这是当时中亚地区的一个强大的国家，创造了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些曾在甘肃活动后来迁徙到新疆伊犁河流域及中亚地区的大月氏人，为中亚地区的历史文化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乌孙是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时兴起于我国西北部的一个游牧民族，原先游牧在河西走廊一带，在首领难兜靡时因被邻近的月氏族攻击，牧地被占，部落四散。难兜靡之子昆莫或称昆弥（王号）猎骄靡在布就翎侯的保护下逃往匈奴，为匈奴单于所收养。猎骄靡长大成人后，统领父亲的土地与属民，为匈奴冲锋陷阵屡立战功。此时的月氏已失去昔日鼎盛时期的光辉渐趋衰落，被匈奴冒顿单于攻破后由河西走廊一带西迁到伊犁河流域。誓报杀父之仇的猎骄靡在匈奴老上单于的帮助下击破月氏，杀月氏王，月氏被迫再次西迁，乌孙留居在伊犁河流域。西迁的乌孙经过休养生息后势力逐渐强大，加之匈奴老上单于新死，不愿附属于匈奴。匈奴对乌孙恼怒怀恨，虽然派兵攻打但不能获胜，从此乌孙脱离匈奴而独立。公元前119年张骞再次出使西域前往乌孙，试图说服乌孙东迁故地。但已满足于安居乐业的乌孙不愿再长途跋涉辗转千里回到故地，因此，东迁之议被乌孙拒绝，但汉朝使臣受到乌孙王的盛情接待，并派使臣随从张骞东到长安。从此，乌孙与汉朝建立了密切的友好关系。

三、强悍的匈奴

匈奴是我国北方古老的少数民族，诞生和兴起于漠南黄河河套和阴山（今内蒙古狼山、大青山）一带，过着“逐水草迁徙”的游牧生活，战国后期逐渐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成为影响古代东方以及古代欧洲历史发展进程的一支重要的力量。公元前209年，匈奴冒顿杀死他的父亲头曼自立为单于，建立起强大的奴隶制国家。并向四周展开大规模的扩张，东破东胡，西攻月氏，南服楼烦、白羊，向北征服浑庾、屈射等部落，匈奴的疆域东至朝鲜边境，西至新疆东界，整个北部中国都归于匈奴统治之下，甘肃河西走廊地区成为匈奴的势力范围。

匈奴占据河西后立即设立了统治机构。按匈奴的社会政治制度，最高统治者为单于，其下为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等二十四长，他们都各有份地，各自下面也有一套管理官员。河西走廊由浑邪王、休屠王管理，据《史记》、《汉书》有关记载，匈奴右方王将居于河西地区的有浑邪王、休屠王、折兰王、卢侯王、酋涂王等七八个王。今武威一带大约是休屠王的份地，张掖一带大约是浑邪王的份地，其他诸王份地的具体地点史书均无记载。河西走廊由于水草丰美极适宜于畜牧业的发展，再经过月氏、乌孙等族长期开拓经营，已是牧场片片牛羊遍野。匈奴获得这块土地后，立即将一部分匈奴部落迁居于此，使这里成为匈奴发展畜牧业的一个重要基地。

匈奴凭借自己的强大力量不断侵袭汉朝北部和西部边境，不仅给沿边各地居民的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而且严重威胁汉朝政权的巩固。汉武帝即位后，由于经过汉初的休养生息，社会经济得到恢复与发展，中央集权加强，国力充实，有足够的力量抗拒匈奴贵族的侵扰。因此，汉武帝为了解除匈奴的威胁，决定以武力反击。任用卫青和霍去病为主将，先后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反击战，而匈奴活动的河西地区就成为打击匈奴的重要战场。公元前121年春，汉武帝派骠骑将军霍去病率大军出陇西入河西走廊，深入匈奴地域1000多里。这一年夏天，霍去病第二次又率数万骑兵“出陇西、北地二千里”^[5]，过居延攻祁连山地区大获全胜。

匈奴浑邪王、休屠王屯驻河西并屡为汉军战败，匈奴单于盛怒，要将二王召回治罪诛杀。浑邪王、休屠王恐惧，于是联合反叛准备降汉。途中休屠王动摇反悔，浑邪王杀了休屠王率部属四万多人归附汉朝。河西地区的丧失对匈奴来说，不仅失去了一块水草丰美的膏腴之地，也丢失了控制西域、南羌的基地。从此，从兰州到盐泽一带“空无匈奴”^[6]。以后匈奴分裂为南匈奴与北匈奴，北匈奴西迁到欧洲，对欧洲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南匈奴逐渐南移与汉民族融合。

四、陇南的氐族

氐族在战国以来主要分布在甘肃的东南部即现在的甘、川、陕交界地区。根据司马迁的记载，自冉硥东北地区“白马最大，皆氐类”^[7]。冉硥东北的地域范围包括今甘肃天水地区南部、陇南地区大部及陕西一部分地区。氐族中最大的白马氐则是以白马水为族名，在今甘肃文县一带活动，甘肃陇南山区是氐族的发祥地与最初的活动中心。自汉武帝到三国时期，居住在这里的氐人部落被迫三次向北迁徙。西晋时氐人分布中心主要有武都（今甘肃武都县）、阴平（今甘肃文县）二郡、关中、陇右以及河西地区的酒泉等地。陇右的氐人主要分布在天水、陇西、秦安等地，前秦苻氏和后凉吕氏的祖先就出自这里。

氐族在汉朝时有较发达的农业经济，氐人能织布善种田，饲养猪、牛、马、驴、骡，也会煮土成盐。氐族的习俗早期与羌族基本相似。氐人嫁女，资财丰厚的人家聘礼多至百头牛犊，新娘要“披大华毡以为盛饰”^[8]。一般的妇女穿一种类似“中国袍”式的服装，辫发。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汉文化的影响，5—6世纪时氐人的习俗已发生变化，根据《南史》记载，婚姻已是“备六礼，知书疏”。由于与汉人错居杂处，他们的习俗逐渐与汉族接近，最后氐族大部融入汉族之中。

十六国时期，氐族在甘肃建立过前秦、后凉、仇池政权。

前秦（351—394年）是氐族苻氏建立的地方政权，亦称“苻秦”。《晋书·苻洪载前秦（351—394年）是氐族苻氏建立的地方政权，亦称“苻秦”。《晋书·苻洪载记》：“苻洪，略阳临渭氐人。”即甘肃秦安县人，而苻洪的祖先原“居武都”^[9]，因其家庭院中的蒲草长势茂盛，所以又称他们为“蒲家”。三国魏时迁到略阳临渭（今甘肃秦安县东南），世为部落酋帅。氐族建立的前秦政权曾统一了中国大部河山，疆域辽阔，为十六国之首。

后凉（386—403年）是氐族吕光建立的政权。吕光，“略阳氐人”^[10]，祖先也是从武都郡（今甘肃武都县）迁徙而来。后凉建都于凉州（今甘肃武威市），疆域最大时南逾河湟，东到陇西，西至西域，北至居延，以河西为中心地区。后凉的兴盛犹如昙花一现，但客观上却使氐族进入与河西各族相互融合的阶段，促进氐人与汉民族的进一步融合。

仇池国（296—580年）是以清水氐杨姓豪帅为首在陇南地区建立的政权，明末清初的甘肃学者张维称之为“仇池国”。仇池为山名，位于甘肃西和县西南，因山上有仇池而得名，山顶有平地百顷，所以又称为“百顷山”。山上水泉丰富，宜于耕牧，是氐族聚居地。

东汉末原居住在武都一带的一支白马氐在豪帅杨肁率领下迁到仇池一带，到杨千万的孙子杨飞龙时，西晋政府又把这部分氐人迁到略阳清水，所以又称“清水氐”。因仇池政权几度兴亡，中心地区有所变动，所以又分别称为前仇池国、后仇池国、武都国、武兴国和阴平国。自杨肁居仇池开国到杨永安阴平国灭亡，共历5国33主，存在380多年。在这近400年中，陇南一带以仇池为中心聚集了大量的氐族部落和人民，他们开发了陇南地区和西汉水、白龙江流域，推动了甘肃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对甘肃历史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与影响。

五、历史悠久的羌族

《后汉书·西羌传》记载：“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南方的三苗在舜时西迁到赐支河首地区，今天青海河曲地区正是秦汉时期羌族的活动中心与诞生之地。相传在公元前2000年以前的大禹治水时期，禹曾征调一部分羌人参加治水，因治水有功，被封了许多姜姓之国，留居在黄河以南，这可以说是羌族打破封闭走出西部地区的开始。以后姜姓之国散布在河南、山东以及关内、陇西等地，姜姓成为夏、商、周三代的大姓，并起着重大作用。羌是商朝众多的方国之一，称为“羌方”，其首领被封为羌伯。商朝与西羌有着密切的政治往来，有羌人在商朝担任官吏，武丁时的祭祀官中就有“羌可”、“羌立”，他们具有较高的地位。羌与周的关系也很密切，一般认为周代的姜姓就是羌族。传说周族先母名叫姜辀，是姜姓部落之女。有一天，她到野外游玩，在旷野之中看见一个巨人的脚印，她踩了这个巨人足迹回来后有了身孕，生下的儿子就是后稷，姓姬氏，即周代的祖先。从此，姜姬二姓世为姻亲，周王后多是姜姓即羌族。周朝与羌还有军事同盟关系，周武王伐纣，羌人是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跟随武王出征的八族“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中就有羌人。(www.chuimin.cn)

战国时期，由于秦国兴起，迫使羌族部落向西迁徙。《后汉书·西羌传》记载羌族首领无弋爰剑被秦人拘为奴隶，因不堪忍受役使伺机逃跑，秦人急追，无弋爰剑藏匿于岩洞中得以幸免。秦人搜寻不到怏怏而归，爰剑这才从藏匿的山洞中出来。出洞后的爰剑碰巧又在野外与一个割去鼻子的女子相遇，同处困境中的两人于是结为夫妻。这个女子因羞于自己没有鼻子的丑陋，便以长发覆面以遮丑，从此“被发覆面”便成为羌人的一种风俗。无弋爰剑与劓女无路可走，就一块来到青海河湟流域，在这里繁衍子孙。

西汉河湟地区是羌族的原始根据地，这里羌人部落繁杂，人口众多。他们或以动物之名为号，如牦牛羌、黄牛羌、参狼羌等，显露图腾崇拜；或以地名为号，如白马羌、白水羌、赤水羌等，则表现出已进入地缘性联盟的特征；或以父名为号，如烧当羌、滇零羌、研羌等，则是一种父系氏族社会父子联名制的习惯。羌人死后，“燔而扬其灰”^[11]，婚姻则是“父没则妻其后母，兄亡则纳釐嫂”^[12]。

毗邻青海的甘肃虽然不是羌族诞生的摇篮与活动的中心，但却是羌族驰骋往来的一个重要地区。西汉在陇西（今甘肃临洮县）、金城（今兰州西）二郡活动的有先零、烧当、钟羌、累姐、当煎、罕羌、且冻、牢姐、封养、烧何、巩唐等羌，在甘肃陇南地区活动的有参狼、白马、宕昌、邓至等羌。邓至羌以白水江至岷江上游一带为活动地域，而中心区则在甘肃文县的镇羌堡一带，传说三国时邓艾曾到过这里，故起名“邓至”。

汉朝统治者在西羌地区设行政建置，并且派护羌校尉进行统治。东汉政府还将归降的羌人大量内迁，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羌人处境悲惨，被迫进行斗争，爆发了三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影响波及整个甘肃大地。在东汉政府的残酷镇压下起义失败了，但汉阳（今甘肃天水市西）、金城（今兰州西）、陇西（今甘肃临洮县）三郡地区人口锐减，生产凋敝。东汉羌人大大小小的起义与东汉王朝相始终，促进了东汉王朝的崩溃。

十六国时期，羌人姚苌建立后秦政权（384—317年）。姚氏本为烧当羌，其先世内迁时被东汉政府安置在南安东亭（今甘肃陇西县西），以后姚氏后裔归附后赵、东晋。后秦是一个汉化较深的少数民族政权，立国后采取招抚流民，提倡儒学，设立学校等措施，发展了社会经济。甘肃是后秦辖区的一部分，在后秦统治时期，人民生活安定，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缓和，民族融合进一步发展。

六、古代少数民族碑刻

地处丝绸之路要道的甘肃历史上曾是党项、吐蕃等多民族聚居生息繁衍之地，也是佛教的广泛传播地区。今甘肃武威博物馆收藏的《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简称《西夏碑》）与旧藏甘肃岷县广福寺的《岷州广仁禅院碑》（简称《岷州碑》），是两通颇具民族特色的碑刻，把党项、吐蕃民族的佛教信仰与崇佛习俗生动形象地记载下来，具有珍贵的历史文化价值。

1.珍贵的《西夏碑》

1038年党项族首领李元昊在西北一隅建立政权，其疆域辽阔，“东据黄河，西至玉门，南临肖关，北抵大漠”，方圆2万里，史称“西夏”。甘肃的河西走廊也成为西夏的领地。凉州是西夏国的西凉府，位居辅郡，地处要冲，历来佛教浸盛。西夏天祐民安四年（1093年），由夏崇宗乾顺与皇太后发愿，动用了大量人力与钱财，重修护国寺内因地震受到破坏的感通塔，同时修缮寺院，第二年竣工立碑赞庆。这通碑就是保存至今著名的《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简称《西夏碑》。石碑正面为西夏文，背面为汉文。

碑文的汉文部分，首先叙述阿育王建立八万四千宝塔中凉州塔即其中之一，后几经兴废至前凉张天锡统治时期又建佛塔以安置佛的杏眼舍利。夏国建立后，这座佛塔经常显现“灵端”，如塔身倾斜能自复正，“尝有欹仄，每欲牮正，至夕皆风雨大作，四邻但闻斧凿声，质明，塔已正矣”。塔现灯光，骇退敌人，“西羌梗边，寇乎凉土，是夕亦大雷电，于暝晦中，上现瑞灯，羌人睹之，骇异而退”。言此塔能安国祐民，消灾解难。其次叙述崇宗即位后西夏重视佛教，会集工匠，修饰佛塔，使之焕然一新，赞扬了皇帝、太后“发菩提心，大作佛事”的善举。以及塔修成后所作的礼佛活动：“诏命庆赞，于是用鸣法鼓，广集有缘，兼启法筵，普利群品……”在开列了各种佛事如度僧、赦囚、赐钱物等数字后录写了每句四言计64句的铭文。再次记述了西夏大力修葺寺庙，佛刹林立的情况：“至于释教，尤所尊奉。近自畿甸，远及荒要，山林溪谷，村落坊聚，佛宇遗址，只椽片瓦，但仿佛有存者，无不必葺。况名迹显敞，古今不泯者乎？”最后是书写碑文、篆额、主持或负责饰佛塔寺人员的职称和姓名。

碑文的西夏文部分描述富有民族特色。首先以对仗工整的语句宣扬了佛教的教义；其次叙述凉州碑的兴废；三是叙述感通塔的感应事迹，并指明了具体时间，情节上也更详细生动；四是描绘感通塔修成后的景观：“木干覆瓦如飞鸟，金头玉柱安稳稳。七珍庄严如晃耀，渚色妆饰殊调和。绕觉金光亮闪闪，壁画菩萨活生生。一院殿堂呈青雾，七级宝塔惜铁人。细线垂幡花簇簇，吉祥香炉明晃晃。法物种种俱放置，供具一一全已足。”^[13]文笔多姿多彩，庄严绚丽，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多用比喻手法，具有民族文学的气韵。碑上还刻有各种图案、花卉、人物等，雕刻技艺生动、形象，具有较高的工艺水平。

西夏在李元昊时创制西夏文，之后公私文书都用西夏字书写。西夏亡国后西夏文字也逐渐湮没，西夏文石刻保存得较为完整的实物很少。《西夏碑》是西夏时期留存至今的唯一佛教石刻，它为研究西夏佛教提供了很多宝贵的资料，具有珍贵的价值。1961年3月4日，国务院正式公布该碑为第一批全国重点保护文物。

2.罕见的《岷州碑》

公元7世纪吐蕃在青藏高原崛起，建立起强大的奴隶制帝国，并不断向外扩张。大量的吐蕃人因征战的需要走出青藏高原，迁徙来到河西和陇右地区。地处陇南的岷州（今甘肃岷县）自然成为吐蕃徙居地之一，吐蕃部族遂聚集于此。

公元9世纪中叶吐蕃政权土崩瓦解，散居在河西和陇右地区的吐蕃“族种分散，大者数千家，小者百十家，无复统一”^[14]。他们与西藏本土的吐蕃脱离了联系，昔日鼎盛时期的辉煌已悄然隐去，但他们在辽、宋、西夏的角逐中仍成为一种特殊势力而受到宋王朝的重视。特别是王安石变法时，为了钳制西夏，恢复汉唐旧境，开展对西北边陲的经营，成为革新派的一项重要战略目标。熙宁五年（1072年）的熙河之役，收复熙（今甘肃临洮县）、河（今甘肃临夏市）、洮（今甘肃临潭县）、岷（今甘肃岷县）、叠（今甘肃迭部县）、宕（今甘肃宕昌县）等州，招抚蕃族30余万帐。民族征服战争的胜利，并不意味着民族征服的成功，吐蕃部族不断反抗，宋王朝改变策略采取恩威并济的手段，一方面用武力征服，另一方面用佛教羁縻，用儒学进行教化。

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年），宋王朝曾在岷州修建一座禅院，赐名“广仁禅院”，元丰七年（1084年）八月十四日立碑刻文纪事，这就是《岷州广仁禅院碑》。这通碑高6尺，宽3尺，篆额高宽均为1.8尺，额题9字，为《敕赐岷州广仁禅院记》。碑文共26行，每行52字，共1061字。石碑稍有剥落，但文字基本完好，整个碑文仅缺1字。碑文内容共分四部分：

一是吐蕃的尊佛习俗与出家制度。碑文进行了详细描述：“西羌之俗，自知佛教”，“每计其部人多寡，推择其可奉佛者使为之”，说明佛教在此地流传很久，尊佛已成为当地民俗，出家已成为一种制度被沿袭下来。据《松潘县志》卷四《土司》记载：“番俗，兄弟三人必有一人为僧，四人则以二人为僧。”

二是当地吐蕃的诵经与坐禅方式及僧人戒行废弛的情况。碑文记载：“其诵贝叶傍行之书，虽侏《偶》舌之不可辩，其音琅然如千丈之水赴壑而不知止。又有冬秋之间，聚粮不出，安坐于庐室之中，曰坐禅，是其心岂无精粹识理者，但世莫知之耳。”禅宗入藏是在8世纪以后，岷州地区佛教徒这种独特的诵经与坐禅方式，显然是受汉地禅宗北宗的影响。禅宗南宗不持戒，不坐禅，而重义学，北宗则重禅学即坐禅。碑文还载：“虽然其人多知佛而不知戒，故妻子具而淫杀不止，口腹纵而荤酣不厌。”这表明僧人生活腐化，公开娶妻生子，酗酒耽食，正是吐蕃佛教后弘期密宗戒行废弛的反映。

三是宋王朝利用吐蕃“尊释氏”这一习俗，羁縻笃信佛教的吐蕃部民，用“塔庙尊严”去完成“甲兵刑罚”所不能完成的特殊使命。碑文中记载：“王师既开西疆，郡县皆复，名山大川悉在封内。惟是人物之未阜，思所以繁庶之理；风俗之未变，求所以变革之道。诗书礼乐之外，盖有佛氏之道大焉，乃敕数州皆建佛寺。”要变革吐蕃的民风习俗，改变吐蕃人民反抗宋王朝的叛离之道，除了采用儒家经典《诗》、《书》、《礼》、《乐》等进行教化外，更重要的是利用吐蕃人民的宗教心理，依靠佛教来加强统治，这就是“以蕃俗佞佛，故以佛事怀柔之”。宋王朝颁布诏令让地方州县皆建佛寺，于是短短的数年间，甘肃的河州、熙州、岷州等地都建起寺院，一座座宝刹接踵拔地而起，规模庞大，令人赞叹。碑文记载：“荆榛薙而宫殿巍然，门扉辟而金人焕然，次则范钟以鼓其时，藏经以尊其道，徒有常居，客有攸舍，储峙有廪，泪洁有庖，最其凡四百六十区。其众瞻之于高山大川、深林巨郸之际，来者趋，过者下，咸曰：壮哉！吾土之未尝有也。”

四是记述了为宋王朝立有大功而不见史载的海渊和尚。“长道有僧曰海渊，居汉源之骨谷。其道信于一方，远近归慕者众，州乃迎海渊以主事”。海渊“勤身以率下，爱人而及物”，不仅领导完成修建广仁禅院这一工作，“又有药病咒水之术，老幼争趋，或以车致，或以马驮，健者则扶持而至，人大归信。”海渊治病救人，深得这一地区人民的爱戴与尊敬。海渊的所作所为，对于宋王朝在这一地区实行羁縻怀柔政策起了很大作用。

由于岷州一地为故和政郡，是通吐谷浑、青海的要塞，南至白马氐之地。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同西域以及内地关系密切，西域及内地的佛教必然对这个地区产生影响，当地吐蕃部落中的佛教也就具有了自己的特色。宋王朝在陇南地区建寺崇佛，正是迎合了吐蕃民族最重佛法的心理，满足崇佛的愿望。在刀与剑的暴力征服、血与火的残酷洗劫之后，揩干血迹、化解仇恨、熄灭战火的却是大慈大悲的释迦牟尼。在传世碑刻中宋碑固然较多，然而关于宋代吐蕃民族的碑记却实属罕见，而像这样长达1000余字，基本通体完好的碑刻更是绝无仅有，它所蕴藏的资料极为丰富，是宋代开拓西北的历史见证。

《西夏碑》与《岷州碑》均立碑刻文于11世纪80—90年代，这两座碑南北遥相呼应，生动地显示了甘肃佛教传播的兴盛，它们是甘肃民族文化园地的两朵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