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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石窟寺的结构与内容:甘肃历史文化中的重要成就

【摘要】:第一节甘肃石窟寺的结构与内容一、石窟寺佛教亦称“象教”,它既有深奥的教义,也有具体生动的形象,并且非常注重和善于将那些抽象的教义寓于具体的形象之中。人们习惯把这种石窟称之为石窟寺。

第一节 甘肃石窟寺的结构与内容

一、石窟寺

佛教亦称“象教”,它既有深奥的教义,也有具体生动的形象,并且非常注重和善于将那些抽象的教义寓于具体的形象之中。佛教初传时并没有佛的形象出现:一方面,释迦牟尼本人不主张为自己造像,他经常告诫和教诲其信众说,信奉教义更重要的是理解和遵守其深刻的含义,要有一颗赤诚的心。否则,即便是天天见面也未必能修成正果,就是造出他的形象去顶礼膜拜也难以求得真谛。另一方面,当时的佛教信徒们也认为佛是神圣和超人的,佛的形象不是一般人所能造作的,随意去造佛的形象则是对佛的不敬和冒渎。因而,最早的佛教艺术是用菩提树、足迹、莲花、法轮等等来象征性地代表佛的存在。

随着佛教的弘扬与发展,为了更好地取得宣传效果,佛教也利用多种艺术形式充分和有效地宣传其教义。公元1世纪初,印度西北部的古代犍陀罗地区(今巴基斯坦白沙瓦和阿富汗东部一带),在吸收了希腊的艺术后开始雕作佛像,便有了佛教的偶像崇拜。石窟寺最初的开凿多为僧人修行习禅之便,当时的佛教徒们把他们所崇拜的偶像和修道的地方多选择在远离城镇和环境幽静的深山密林的崖畔,或在大河两岸的山岩,一般人难以到达。人们习惯把这种石窟称之为石窟寺。随着佛教的发展,石窟寺在其职能方面也由单纯的僧人修行,逐渐演化为宣扬佛教教义和教化众生的道场。

二、甘肃石窟寺建筑结构的演化及质地

甘肃早期石窟的建筑方式,源于公元2世纪印度佛教徒所创建的“阿旃陀石窟”。“阿旃陀石窟”有两种形式:一种叫毗诃罗窟,是指僧侣坐禅修行的精舍、僧院,为方形的广堂,四面开许多小窟,是僧侣们居住的地方。由于禅窟仅供坐禅,所以,窟壁仅是抹一层泥的素壁。另一种叫支提窟。支提是塔柱的意思,支提窟内有一木型舍利塔由地面直达窟顶,塔内埋有佛骨,四面雕塑佛、菩萨,给佛教徒绕塔礼拜之用,是僧侣们礼佛的礼拜堂,窟平面呈内圆外方的马蹄形。

毗诃罗窟和支提窟传入甘肃后发生了很大变化。十六国时期,河西地区的前凉和北凉都推崇佛教,两国首都姑臧成了河西佛教中心。佛教艺术在此得到很大发展,石窟结构出现“凉州模式”化。首先是支提窟“凉州模式”化。支提窟在公元3—4世纪传入西域龟兹后,龟兹的工匠改造了印度支提窟的建筑方式,即在前、后室中间建筑中心柱,而且在中心柱两侧另开甬道相通。这种方式传到河西地区后,又进一步发展为中心方柱(又称中心塔柱),还把中心方柱的四面分开数层开龛造像。原来的马蹄形也改成了长方形,窟前是仿木构建筑的人字披窟顶。其次是毗诃罗窟“凉州模式”化。420年北凉占领敦煌后,敦煌莫高窟的窟形由毗诃罗窟建筑模式渐渐改变,石窟的素壁开始绘制壁画和塑像,四周僧侣住的小窟改为一座座佛龛,隋代开始把佛龛移至后壁,唐代则把后面的佛龛加大,前面的广堂一律改为具有汉族特点的高大宽敞的覆斗形窟顶,即所谓藻井,上面饰以精美的彩绘图案。“凉州模式”石窟最主要的特点是出现中心柱。439年,北魏灭北凉,把凉州僧徒3000人和宗族吏民30000户迁到平城,成为开凿平城云冈石窟的力量,也把凉州的石窟建筑方法带到了平城,“凉州模式”转化为“平城模式”。“凉州模式”的中心柱虽在平城云冈石窟中还继续保留,但却由柱变成了中国式的塔,即以木构建筑为特色,洞窟高大宽敞,非“凉州模式”石窟所能比。

甘肃各地的石窟寺所在地的山岩多属砂岩,这种岩石结构较为松散,颗粒粗糙,不宜进行雕刻,故河西走廊、渭河上游的诸多石窟中的造像绝大多数均为泥塑或石胎泥塑。而陇东高原和黄河上游的诸石窟石质虽亦系砂岩,但颗粒较细,可以进行雕刻,故绝大部分造像为石雕。由于石质结构粗糙,在开龛造像时不可能对窟龛进行精雕细刻的装饰,这也就促成了甘肃各地的石窟寺必须以大量的绘画装饰来弥补其不足,使其显得更为丰富多彩和富丽堂皇,从而也使甘肃的石窟寺成为融雕塑与绘画为一体的神圣的艺术殿堂。

三、石窟寺内造像与壁画的主要内容

石窟寺内的造像与壁画的内容主要依据佛教经典而来。佛经浩瀚如诲,内容极其丰富。我国各大石窟中现存的造像与壁画内容大致可归纳为:佛像、菩萨像、声闻罗汉像、十大弟子像、八部护法像等。(www.chuimin.cn)

佛像是石窟内造像与壁画的主体,也是虔诚的善男信女们顶礼膜拜的主要对象。“佛”者为梵文佛陀的简称,又曰“浮图”或“浮屠”,其意为“觉”、“觉者”、“智者”。“觉”有三种含义,即“自觉”、“觉他”(可使众生觉悟)和“觉行圆满”。佛教认为凡能达到这三项者,即是佛教修行的最高果位,佛经中称只有佛才能达到和具备这三项。佛教中佛的名号十分繁多,石窟寺中也有各种佛的形象,而最主要和经常出现的佛有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药师佛、弥勒佛四方佛、七佛、释迦、多宝佛、千佛等。石窟造像与壁画的题材中,不仅有单体或群体的佛像,还有不少反映释迦牟尼从“投胎”、“降世”、“出家”、“成道”到“灭度”等的“八相”和其他佛传故事中的情节等等。佛像的雕塑特征,依据佛经之说,必须具有“三十二相”和“八十种好”,以便显示佛的与众不同的超人之相,其“面如满月”、“顶有肉髻”、“彩发螺旋”、“鼻高且直”、“两眼明净”、“眉间白毫”等,这就要求佛的面型及体态都十分英武和健美。一般来说,佛身上只穿袈裟而不佩带任何饰物。常见的佛像主要有坐式和立式两种,还有一种为佛涅槃时的卧式像。坐像多为结跏趺坐、半结跏趺坐或善跏趺坐[1]。佛之身后往往雕作或绘制出背光和头光(项光)。背光的形式很多,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有所变化。有的佛胸前或塑或绘出“卐”字。

结跏趺坐

半跏趺坐

善跏趺坐

菩萨是梵文菩提萨埵的简称,意为“觉有情”或“发大心的人”,菩萨只能“自觉”和“觉他”,尚未达到“觉行圆满”,地位仅次于佛。《翻译名义集》卷—曰:“菩提,此谓之‘觉’;萨埵,此曰‘众生’,以智上求菩提,用悲下救众生。”菩萨的职能在佛教中是协助佛用佛教的宗旨和教义解救“苦海”中的芸芸众生,并将他们普度到“极乐世界”,使其永远快乐。菩萨在佛教中被认为是行为高尚的圣者和信徒们十分崇拜和效法的对象,也是石窟造像和壁画中最多出现的形象之一。在石窟的造像与壁画中,菩萨有正觉菩萨和胁侍菩萨之分,正觉菩萨与佛同样为石窟内的本尊,如弥勒菩萨、思惟菩萨等。胁侍菩萨则在窟龛内塑绘于佛的两侧。菩萨的名称在佛经里也十分繁多,石窟中经常出现的主要有弥勒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日光菩萨、月光菩萨、地藏菩萨等,多为佛教显教造像的菩萨。密教中也有不少菩萨,在石窟造像与壁画中不占重要地位,其中主要有十一面观音、千手千眼观音、如意轮观音、不空索观音等形象。菩萨在石窟中除一些正觉菩萨外多作佛的胁侍。密教菩萨多以本尊的面貌出现于窟龛之中。一般来说,菩萨的形象十分慈祥可敬,其造型特点有发髻、戴宝冠,上身袒露,戴项圈、臂钏、手环、璎珞等装饰,下着裙,女性化的程度很高,是石窟造像与壁画中最优美的形象之一。历来为广大善男信女所崇敬和喜闻乐见。

声闻和罗汉可统称为“佛弟子”。罗汉、弟子只能“自觉”而不能“觉他”,也达不到“觉行圆满”,只有不断修炼,才能逐次成佛。声闻是佛教中最下根小乘法中的弟子,意为闻如来说教而通达,故称“声闻”。罗汉就是阿罗汉,阿罗为“贼”,汉意为“破”,意为一切烦恼都能冲破。按佛教说法,获得罗汉这一果位可以熄灭一切烦恼,圆满一切功德,永远不会再投胎转世,再受“生死轮回”之苦。罗汉可受人、天的供养。在石窟造像中他们是侍佛或承宣佛法的人物,一般塑造于佛之两侧。石窟造像中主要有迦叶、阿难、目犍连、罗睺罗、舍利弗、须菩提、富楼那、迦旃延、阿那律、优婆离十大弟子。在云冈、麦积山等地的北魏造像中均有所出现。此外,还有十六、十八、二十四、五百罗汉等造像。罗汉在石窟造像与壁画中的特点是顶无肉髻或宝冠,相貌有老有少,或善或恶,喜怒形色不一,只着袈裟,没有任何装饰。

八部即天、龙、夜叉、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迦。《过去现在因果经》:“当于善慧受记之时,无量天、龙、夜叉、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迦、人非人等,散众妙花,满虚空而发誓言:善慧将来成佛道时,我等皆愿为其眷属。”这些八部护法都是佛的护卫。

把佛经中的各种故事和内容以雕塑或绘画的形式表现出来,其中有反映佛未出世之前为菩萨时所行的各种事迹,如施舍、止恶得善、忍辱等本生故事和释迦牟尼一生中所行的重要事迹等等,还有以某一经典为内容反映其庄严世界的经变画如“西方净土变”等。除上述内容外,还有出资修造窟龛的供养人等。

石窟中的各种题材都是为弘扬佛法而用,而其形象与内容又脱离不了现实生活。它们虽系宗教的内容,但这些生动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曲折地反映了历代的社会状况和丰富的生活习俗,因此,人们又将石窟寺艺术称作“墙壁上的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