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历史文化：敦煌汉简发掘成果

2023-11-29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人们把这部分简统称为敦煌汉简。这次发掘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敦煌地区发掘简牍最多的一次。

第四节　敦煌汉简

敦煌汉简的发掘分两部分：一是20世纪初至80年代中外考古工作者在疏勒河流域的许多地区先后发掘了竹木简牍约2354枚，因最早发掘于敦煌，故统称为“敦煌汉简”；二是20世纪90年代在敦煌悬泉置遗址发掘的竹木简牍称悬泉汉简。

一、敦煌汉简

敦煌汉简的发掘分新中国成立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时期。

新中国成立前，由于政治、交通以及从事考察时所需的物质条件等限制，使埋藏在敦煌附近的木简尚未得到充分的发掘，主要是国内外学者在西北考察中发掘的。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英籍匈牙利考古学家斯坦因在第二次中亚考察中进入中国西部，在敦煌西部玉门关一带长城烽燧遗址中掘得汉代简牍700余枚，揭开了甘肃简牍大规模问世的历史序幕。1914年斯坦因再入西部，在敦煌汉塞烽燧遗址中掘得木简100枚，又在安西、酒泉县境内掘得木简105枚。1920年国内学者周炳南等人旅行时在敦煌玉门关附近拾得木简17枚。1944年著名的考古学家夏鼐和阎文孺等人到河西考察，在小方盘城遗址附近获得木简48枚。总计970多枚。人们把这部分简统称为敦煌汉简。

改革开放后，随着考古工作及其机构组建的发展，大量的发掘工作开始。尤其以玉门花海乡、马圈湾遗址、党河乡稣油土烽燧遗址等成就显著，总计约1384枚。

1977年8月，嘉峪关市文物保管局在玉门花海乡汉代烽燧遗址中掘得木简91枚，属汉酒泉郡北部都尉的文书档案。这批汉简记述的内容比较丰富，其中以《武帝遗诏》和《仓颉篇》最为重要，为研究汉代的历史以及文字学增添了新的十分珍贵的资料。《武帝遗诏》是一件七面棱形觚，断面趋近圆形，上面书写的文字分两部分，共212字。前半部分是笔录“皇帝诏书”的一部分，计130字；后半部分为书信，计79字，内容与诏书无关。诏书不是原件，是后人的转抄，其中错字和假借字较多，从结尾看尚未抄全。从内容大意看是武帝后元二年（前87年）二月临终时的遗诏，字里行间充满了悲凉感伤、欲去不舍之情，反映出皇帝对身后大计的忧虑和不安，揭示了武帝末至昭帝即位初汉王朝在政治上发生的一桩重大事件，弥补了正史记载之不足，为研究西汉武帝时期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历史人物的功过、事迹也提供了重要资料。《仓颉篇》是西汉流行的小学字书，因边塞地区吏员缺乏多从士卒中能背书习字者中培养选拔，所以士卒们多以《仓颉篇》、《急就篇》等为识字书，以求为吏。故许多烽燧遗址中经常出土《仓颉篇》、《急就篇》等小学字书以及士吏们练写的杂书简。汉代选拔边吏有一定的规定，即“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6]。这里所说的“讽书九千字以上”，其中的“讽”即背诵，“书”就是指《仓颉篇》、《急就篇》诸书。所谓“六体”主要指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六体。如果边塞士卒中能具备上述条件就可升为官吏。上述简札从字体上看属篆意隶书，是习字所依的教本；从内容上看各章单独存在不加编连，是字书教本的重要册式。因此，这些简牍的发掘，可以了解边塞地区遴选官吏的制度。(www.chuimin.cn)

1979年6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察敦煌汉塞遗址时，在小方盘城以西11公里的马圈湾遗址发掘木简1217枚。就形制而言有简、牍、符、觚、签、封检等。从时间上说，最早的纪年简为汉宣帝元康元年（前65年）的简。简牍内宣、元、成、哀各代均有，而以平帝至新莽时期居多，几乎占一半以上。最晚的纪年简为王莽始建国地皇二年（21年）简，其中木简较多、竹简较少，内容涉及诏书、奏记、檄文、律令、品约、牒书、爰书、符传、簿册、书牍、历谱术数、医药等。这次发掘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敦煌地区发掘简牍最多的一次。从简的整个内容看，有出入玉门关的记载；有玉门关侯及管辖范围的记载；有新莽朝与西域各国关系的记载；也有玉门关侯所属的屯戍活动及各类书简资料等的记载。这些简为研究汉代有关重要历史问题提供了丰富可信的资料，如根据斯坦因在敦煌发掘的汉简，一般认为玉门关的确切位置在敦煌西北的小方盘城，但依马圈湾汉简的记载结合长城烽燧考察情况，证明玉门关不应设于小方盘城，而应设于马圈湾遗址的西侧，因为“马圈湾遗址以北的长城并没有关门遗迹，其东西两侧均为湖滩，地势低洼，不可能设置关门，因此，玉门关口似不在长城线上，很可能是在遗址西南的古代交通大道上。

1981年3月敦煌市博物馆在党河乡稣油土汉代烽燧遗址中发掘木简76枚。这批简全为木质，多以当地产的胡杨、红柳为材料，多数残断、字迹不清，经过整理可知主要内容有诏书、律令、檄文、屯戍簿册、字书、兵书、历书、私人书启和其他杂简。从形制看，可分为简、牍、觚、符、签、封检、削衣等；从时代跨度上说，均为西汉昭宣至新莽时期的简，其中以昭宣时期为最多。稣油土烽燧遗址出土的汉简，为解决汉代边塞屯戍防御体系中一些疑难问题提供了佐证。首先，使敦煌郡中部都尉候望燧次问题得以澄清；其次是关于“惊侯符”。在敦煌汉简中有一简对于探讨汉代边郡符的种类、形制及使用等问题具有重要的价值。其简文云：“■平望青堆隧警候苻左券齿百（D38：39）”。简系木质，长14.5公分，宽1.2公分。简上端右侧有一刻齿，刻齿中有半个墨书“百”字。细察刻齿的刻痕与“百”字墨迹，似乎是先刻齿并书写“百”字然后再一剖为二的。简下端有一穿，过穿有一黄绢绳，残长7.5公分，显然是佩带用的。简文中的“惊”通“警”，即报警之警，“候”即候望之侯。故“惊候苻”乃燧卒候望报警时所佩用之符。

二、悬泉汉简

1990—1991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汉代敦煌郡悬泉置遗址连续进行了两年的考古发掘，获得了大量的珍贵文物和25000多枚竹木简牍，这是20世纪以来在河西地区发掘简牍最多的一次。悬泉置遗址位于河西走廊西部的戈壁荒漠之中，南依三危山，北临西沙窝，海拔在1700米以上。这里冬春寒冷多风，夏季高温干旱。据有关史书记载，汉贰师将军李广利两伐大宛，回到此山，士兵饥渴难忍，广利乃以掌拓山，仰天悲誓，并用剑击山，泉水涌出，以济三军，人有多少，泉水流出多少，因泉侧出于悬崖，故曰悬泉。西汉时期此遗址名为“敦煌郡效谷悬泉置”。所谓“置”，即驿站，是政府专门设置接待来往官吏和外国使者、传递官府文牒的邮驿机构。

悬泉遗址出土的简是当时边郡和内地有关活动的真实记录，内容分为诏书、司法律令、官府文书、驿置簿籍、文化科技及其他杂类等，远远超过了居延、敦煌汉简的文化内涵。因居延、敦煌简主要记述了边塞的屯戍活动，而悬泉简则涉及边郡行政事务和地方邮驿业务以及与西域的往来关系。悬泉置在行政上接受敦煌郡效谷县节制，组织机构设置丞一人，属吏有置丞助与置啬夫，分掌具体事务的厨啬夫、厩啬夫、少内啬夫、都田啬夫、仓啬夫，分别管理置内的食宿接待、牲畜饲养、财务稽核、仓廪管理、农田耕植等工作，各司其职，有条不紊。置内除御人（驾车人）、邮人（传递文书）等专职人员外，其他具体工作多由刑徒充任。该置定额配备传马（拉车）和驿马（乘骑）共36匹。该置的主要任务除接待朝廷使者、郡太守、都尉、司马等高级军政长官外，还接待中原与西域往来的使者和官商，并传递上至朝廷下至各官府的诏书公文。另外，简牍还大量记载了汉代敦煌郡宜禾都尉所属候官、候长、燧长和效谷县的乡、亭、里名称，为研究汉代地方行政组织和地理位置以及附近建“置”的邮驿系列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悬泉置出土的失亡传信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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