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西北地区的居延、敦煌、武威等地,都是古代中西交通要道。这些地区以出土汉简以及武威铜奔马、铜车马仪仗俑等珍品而著称于世。新旧居延汉简,记录了汉代居延地区屯戍情况及其兴衰的历史,也再现了汉代西北边塞屯戍风貌和生活情景。敦煌汉简,1907年在敦煌汉代烽燧遗址中发现汉简705枚,1913年至1981年,先后六次,在敦煌、酒泉之间总计发现汉简2190枚,时代约自西汉武帝末年至东汉桓帝时期。统称之为“敦煌汉简”。......
2024-01-28
第三节 居延汉简
一、居延地区的自然环境与历史变迁
居延地区即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河流域的泛称,行政区划上游属甘肃省酒泉地区,中下游属内蒙古自治区的额济纳旗管辖,处于我国内蒙古高原西部的阿拉善高原和马鬃山地的交接地带,北、西、南三面都有大致呈西北东南走向的中山、沙丘,南北山地之间戈壁分布较广,东部为巴丹吉林沙漠的组成部分,中部的黑河(弱水)下游谷地和居延海盆地海拔较低,属温带干旱性气候,冬季干冷,夏季炎热,降水量小,蒸发多,日照长,多狂风。弱水两岸自然植被好,东、西两河滩有胡杨、沙枣等天然次生林,牧草也较茂盛,很适宜畜牧和农垦。戈壁与沙漠地带有梭梭、红柳、毛柳等灌木,耐风、旱,生命力强。草类较为稀疏,多系沙生与碱生植物。居延地区处于沙漠与戈壁之间,一般史书文献多称为“瀚海”、“大幕(漠)”、“流沙”,“弱水流沙”等。
早在战国时代约公元前3世纪,匈奴族在我国大漠南北逐渐兴起,向南击走月氏,夺占河西走廊,控制了居延地区。汉武帝为了隔断匈奴与西羌的联系,加强同西域各国的联系,公元前121年春派霍去病率骑兵自陇西郡(今临洮县)出发向西北进军,跨黄河、湟水,越焉耆山(今乌鞘岭一带),袭击驻守在武威地区的休屠王所部,取得了很大胜利。这次战役鞭开了河西走廊的东大门。这年夏天,骠骑将军又与合骑候数万骑出陇西、北地2000里击匈奴,过居延攻祁连山,河西走廊的中西部全部为汉军所占领。汉得河西以后,先后建立了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汉武帝太初三年(前102年),“置居延、休屠”[5]两县,派18万戍田卒在这里耕戍,并大规模修筑军事设施进行戍守。这种活动一直延续了近200年,至今在居延地区仍然保留着当时大量的城障烽塞遗迹。因此,在这里也就保留有大量的汉代竹木简牍。
二、居延汉简的发掘
居延汉简由居延旧简和居延新简两部分组成。
1930—1931年,前西北科学考察团在额济纳河的大湾、地湾、金关、破城子等80多个烽燧遗址中获得汉简11000多枚,被称为“居延旧简”,收录入《居延汉简甲乙编》。内容涉及面很广,分为政治、经济、军事和科学文化四部分。政治方面有养老制度、抚恤制度及刺史有无固定治所、职权、汉代秩奉等;经济方面主要是关于农垦屯田的记载;军事方面主要是驻防军队的官属、各级官吏的职务、职责、边塞戍卒来源、军事训练、劳役、武器名目等;科学文化方面有九九表、朔闰表等。
1972—1976年,甘肃居延考古工作者沿额济纳河南起金塔县双城子北至居延海进行考古勘察,对居延汉代的甲渠候官遗址、甲渠第四燧和肩水金关遗址进行了科学发掘,共获得汉简2万多枚,被称为“居延新简”。
甲渠候官遗址俗名曰破城子,位于距额济纳旗24公里的纳林、伊肯河间的戈壁滩上,汉代是居延都尉西部防线甲渠塞长——甲渠候官的官衙所在地。这里发掘的面积较大,约有4500平方米,其中包括候官构筑的军事性小城障、坞部分,候官专职瞭望的烽台和坞东的灰堆。甲渠候官遗址出土的简牍已编号6865枚,未编号1000多枚,共计7000多枚。根据遗址层位和简文分析,候官创建很可能是在汉武帝末年。昭宣时期,汉朝政府在居延的屯戍活动更加兴盛,曾大量建筑障塞。王莽末年障被焚毁,改作供瞭望、燃烽的处所。屯戍活动至建武八年(32年)才基本停止。东汉章帝、和帝年间仍有零星活动,大规模的烽燧体系修建已基本结束。说明汉代对边塞地区的经营和防御一直采取积极态度。
居延汉简
甲渠塞第四燧遗址位于甲渠候官南5公里左右的伊肯河西岸,蒙语名保都格。它是甲渠塞西段由南而北按数序命名的一列烽台的第四座,是第四部候长的治所,是当时屯戍活动的重要军事要塞。在这里掘得木简195枚,重要的简有诏书、囚律、爰书、历书和天文方面的内容。从时间上看,最早的纪年简为汉昭帝始元三年(前84年),最晚的止于更始三年(25年)。
肩水金关遗址位于金塔县天仓北25公里额济纳河上游谷地北口东岸,是进出河西腹地北出居延都尉府的咽喉门户,拱卫着肩水都尉府、肩水侯官等屯戍重地,因而取名“金关”,含有“固若金汤”之意。在这里出土简牍11577枚,其中未编号的1426枚,主要记述了西汉武帝末年至新莽时期的有关政治、军事、经济等多方面内容。(www.chuimin.cn)
甲渠候官、第四燧、肩水金关三处出土的汉简,除少数采集于地面和土堆中的木简外,其余均有出土方位或层位。这批简中木简居多竹简较少,就形制尺寸而言,有简、牍、检、符、觚、签、册和有文字的封检、削衣等。这批简多为完整或较完整的文书册簿,其中有些册簿是对来文的复文;有些是上报文书的存档底稿;有些是加缀存档的标签、诏书、律令、科别、品约、牒书、推辟书、爰书、劾状等,都有一定的行文程序和格式,对研究汉代的文档制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居延汉简的内容
居延发掘的汉简,不仅记录了汉代居延地区屯戍活动的兴衰历史,而且还保留了一些从西汉中期到东汉初年涉及汉代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法律、哲学、宗教、民族等领域的珍贵资料,反映的内容丰富而有价值。
首先,居延汉简记述了汉代的某些政策法令和重要事件。如甘露二年(前52年)《丞相御史律令》,是宣帝时为追查广陵王刘胥集团阴谋篡权活动,通缉其党羽而发布全国的一份文件。在此简册中提到的人物很多,罗列了逃犯的姓名、年龄、身份、经历、体态、习性等特征,责令属县官吏及其下属详加侦讯,不得私藏逃犯或知情不举。再如昭宣时期的简,是《盐铁论》中所谓“盐铁令品”的条文之一;“大司农罪人入钱赎品”散简,记述的是武帝元封六年(前105年)桑弘羊任大司农后制定的赎罪令;建武初年残册简引“旧制律令”,“捕斩匈奴虏反羌购偿科别”,是武帝元朔六年(前123年)“有司奏请置武功官以宠战士”的奖赏条例;成帝永始三年(前14年)诏书册简,是一份反映西汉后期严重的阶级矛盾的重要史料;王莽诏书辑录残册包括始建国、天凤及居摄年间的一些诏书,并有发文日期,同时还有关于更改官制、改长安名称和五均平准内容的诏书、律令残文;反映东汉初年的简册有建武三年(27年)大将军“居延都尉吏俸谷秩别令”;建武四年至六年(28—30年)甲渠候官“言府书”五种,其中引了光武帝刘秀禁止婚嫁过制、屠杀马牛、砍伐树木、五年大赦令等诏书;建武初年的“军情”简是居延屯戍官吏间互通情报的一封信,从内容看是光武进兵陇东与窦融联合,筹划进攻盘踞甘肃东部的隗嚣割据势力的军事与政治活动的记录。
其次,居延汉简记载了有关居延地区的屯戍活动,包括屯戍制度和条例、官吏任免、军纪与赏罚、例行公文和公事、名籍、兵器、俸廪和钱粮簿、爰书等多方面内容。
有关汉代屯戍制度和条例,建初初年的“塞上烽火品约”简介绍的最为详细。该简共有17枚,主要内容是有关居延都尉甲渠、卅井、殄北三塞临敌报警、燔举烽火的条例。条文规定了在匈奴侵扰下,各塞如何根据侵扰的部位、人数、时间、意图、变动和天气情况等,决定燔举烽火的类别、数量,并说明了如何传递和发生失误如何纠正等等。像这样体例完整、规定详尽、注重传递速度、配合,要求高效率警戒的通讯体系是前所未有的,对研究我国古代的烽火制度,了解整个居延地区军事系统的组织纪律及运筹指挥等都具有重要价值。
军纪和赏罚方面有“侯史广德坐罪行罚”檄文,是处罚侯史广德的通报。还有甲渠侯弹劾和制裁违法官吏的“劾状”,规定凡因管理不善,出现亭燧败坏、行烽火不合品约、将不任职、酗酒、偷盗、伤人、逃亡等行为都要受到应有的处罚。
例行公文和公事方面,有元康二年(前64年)“皇帝玺书驿录”简,是传递汉宣帝致书居延骑千人紧急命令的记录;王莽地皇四年(23年)“使者移诏书录”简,是批转诏书的文件;建武三年(27年)“燧长病书牒”简,是当时的“请假条”,先由燧长申请,再经侯长转报,最后由候官批示:“今言府请令就医。”
名籍、兵器、俸廪和钱粮簿方面,汉昭帝元风五年至六年(前76—前75年)“金关财物出入”、“通道厩粮谷出入”简和始建国二年(10年)“橐他塞莫当燧守御器簿”简,主要报告所存48种防守器械的名称和数字。同一时期的“骑士名籍”简62枚,主要按军营编队,分别登记了100余名骑士的姓名、职务、籍贯。王莽地皇三年(22年)的“劳边使者过界中费”简,四年(23年)的“兵器折伤簿”册;建武三年(27年)、六年(30年)的“甲渠兵器出入簿”、“胡虏所盗兵器簿”、“官兵器核计簿”、吏卒“廪食簿”、吏卒“腊肉钱簿”等等简册,证实了西汉末至东汉初兵器、钱粮、俸廪等方面发放开支与损伤的记录,说明边塞地区在这方面已形成了一套较为严密的制度。
在简册中还有不少“爰书”。所谓“爰书”,即用于记录囚犯供词的文书。如建武三年“侯粟君所责寇恩事”册由36枚简组成,是关于甲渠候粟君与客民寇恩诉讼之事的部分存档材料。文中记述了寇恩因粟君无理扣押了他的车器,并抵赖他为粟君买米肉所出的钱,因此告发粟君。可是粟君却致书居延县廷,反诬告说寇恩卖掉借他的牛而不赔。于是县廷验问了寇恩,将口供记录于册(第1~20简)。后来,粟君又致书居延都尉府,府令都乡啬夫官重新验问寇恩,都乡啬夫官将第二次口供记录于册(第21~28简),将此口供连同报告一起上报(第29~32简),由居延县批转甲渠候官。结果粟君的官司打输了,说明汉代的法律、诉讼及审判程序是比较完备的。
第三,居延汉简中还有不少书简资料与纪年简。在居延发掘的书简中有《相利善剑刀》、《算术书》、《九九术》、医药方、《仓颉篇》、《急就篇》、《论语》等专著简以及各种形式的“历书”、“干支表”等。《相利善剑刀》是鉴别刀剑优劣的专著。地理方面有长安至河西的驿置里程简,其中列了京兆、右扶风、北地、安定、武威、张掖郡等20个地名和里程,对研究中原与西北的地理和交通有很高的价值。在居延发掘的纪年简中,武帝中期的数量较少,发现的有元朔元年(前128年)、天汉二年(前99年)、太始二年(前95年)、征和三年(前90年)、后元元年(前88年)等时期的简,昭帝时期的较多,宣帝至王莽时的年号简基本上是连续的。东汉初年社会动荡,发现的简年号比较乱。这一时期有赤眉起义的“建世二年”简,也有隗嚣割据势力的“复汉元年”简,都反映了当时社会动乱波及居延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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