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历史文化简牍与简牍学

第一节　简牍与简牍学

一、简牍与简牍学研究

大约从先秦两汉到西晋末年，文字的主要载体是竹简和木牍，还有甲骨、金石和缣帛。我国最初的书籍一般认为是简牍，它是指用竹木作为书写材料的古文献通称。唐人吕向曾说：“大竹曰策，小竹曰简，木版为牍。”由此可知，简与牍分别指两种质地不同的书写材料，简是以竹做成，牍是用木为之。“简”字从“竹”，“牍”字从“片”。竹简、木牍虽有区别，但实际上不论竹、木均可称为简。王充在《论衡·量知》中说：“截竹为简，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成，乃成文字，大者为经，小者为传记。”即把文字写在加工而成的竹子或木片上就叫“简牍”。另外，简和牍是两种形制大小不一、容字行数不等的书写材料。一般把比较宽并可书写几竖字^[1]的木质长方形体称为“牍”，把比较狭窄仅能书写一竖字的竹质长方体称为“简”。竹简可编为册，因编册可以成卷，所以简必狭而长。牍乃方版，版广于简，可容写数竖，缀连编之册。因此，简和牍使用的材料各不相同，记录的内容多少也有区别。此外，简牍是指多种形制不一名称有别的记录有文字的竹木遗物的总称。简牍兴起于殷商，盛行于秦汉，出土实物最早在战国，较之甲骨、金石具有取材容易、制作简单、书写方便等优点，但仍较笨重，不便于绘图。

20世纪初，汉晋木简的发现促成了简牍研究的开始。改革开放以来，简牍研究已经被当做一门独立的学科。一是具有了特定的研究对象，即出土的竹木简牍及现已掘得的草简、石简^[2]、帛书、玉简、墙皮书^[3]以及蔡伦改进造纸术以前西汉古纸图书等，而且还包括记有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佉卢文、西夏文、古藏文、婆罗密文等的简牍。这些简牍都是记载不同历史时期有关事件的珍贵资料，内容丰富，涉及面广，可补正史之不足；二是形成了一套严密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自法国人沙畹的《斯坦因在东土耳其斯坦沙漠中所获汉文文书》问世以来，我国的学者王国维、罗振玉、劳干、陈梦家等以及日本、港台等地的学者大庭脩、森展三、马先醒等也都潜心研究简牍学，一批有影响的高质量的学术论著相继面世，如《流沙坠简》、《汉简缀述》、《居延汉简考释》、《木简》等等。他们在研究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初步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特别是近几十年来，国内不少学者运用考古学和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综合研究简牍，揭示简牍资料反映的历史规律，形成了一套科学的研究方法，如用考古研究法考察简牍的时代；用档案研究法探讨简牍文书的内容、行文关系、制作制度等；用历史研究法恢复散简残牍原貌；三是涌现出一批专门从事简牍研究的机构和人才。在中国主要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简牍研究室、西北师范大学简牍研究室；台湾的文化、中兴等大学设有简牍研究中心；香港中文大学也有简牍研究室。国际上，日本关西大学设有简牍研究中心并设有培养博士研究生的学位点；在美国、韩国等国的高校也有不少研究简牍的机构。使这门学科成了继往开来发挥自身优势的一门新兴学科。国内外简牍研究已蔚然成风，并涌现出一批专家学者，大陆以张政烺、李学勤、裘锡圭、薛英群为代表，台湾以马先醒、邢义田为代表，日本以大庭脩、永田英正为代表。一大批科学论文不断丰富和充实着简牍学的研究体系。四是简牍方面各类专业期刊的出版。目前在国内专门研究简牍的期刊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简帛研究》、《简帛研究译丛》，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与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主办的《简牍学研究》；在台湾有国际简牍学会主办的《国际简牍学会会刊》及《简牍学报》；在日本有木简学会主办的《木简》等等。这些期刊对弘扬简牍文化、推进简牍研究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二、简牍的形制、符号与分类

简牍的形制是指简牍的形状和构造，根据已发掘的简牍形制可分为简、牍、觚、检、楬等多种。

简，又称札，是古代用竹、木制成的书写材料，一般长约23厘米，相当于汉尺1尺，宽约0.5～1厘米，一般书写一竖。居延、敦煌出土的文书档案、信件以及一般书籍和重抄的诏令文书等都用这种简抄写编册。但是，按照汉代的规定，有些抄写经书和正式的诏令文本要用较宽的简，如武威《仪礼》简中属于经的甲本和丙本，简长55.5～56.5厘米，相当于汉尺2.4尺；属于经传的乙本则长50.05厘米，相当于汉尺2.1尺，比经书简要短。敦煌出土的诏书简长24.3厘米，约合汉尺1.1尺，即所谓“尺一之诏”；居延出土的诏书简还有长至36.5厘米的，已合汉尺1.5尺，最长的是居延出土的诏书目录简，长达67.5厘米，合汉尺3尺，此即《汉书》上所谓的“三尺律令”。另外，还有一种简宽约2厘米左右，每简上抄写两竖字，这种简称为“两竖”。它和普通简一样也可编联成册。《管子·宙合》对此也有解释：“策者，简也，其制长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长一短，两编下附篆书。”唐人孔颖达考证说：“二尺四寸为册，一尺二寸为简。”

编册汉简

牍，是一种比“两竖”还要宽的简，有的可宽至6厘米，实际上已成版状，所以，《说文解字》解释为“书版”。其长度与普通简相同多为木质。牍多用来写书信、契约或抄写医方、历谱，敦煌、居延出土的“过所”（通行证）也多用木牍抄写。墓葬发现的木牍多半是记随葬品的“四方”（即“遣册”）。

牍

觚，是一种多棱形的木棍，直接用树枝刮削而成，断面一般呈三角形或方形，可分三面或四面书写，也有多至七面的。长度都在30厘米以上，有的长达82厘米。居延、敦煌发现的觚多用以抄写檄书、小学字书等，如《急就篇》、《仓颉篇》，或作临时记事起草之用，有时也用以练习写字。

检，是传递文书、信札和财物时所用的封检。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一是用“两竖”式的宽简题署收信者的名称或传递方式，如“肩水候以邮行”；另一种是传递机密书信或财物时所用的加封泥盖印章的封检。机密书信用上下两片木牍制成，下牍称函用以书写，上牍称检封盖函牍，检上有捆绳的刻沟和置封泥的方孔以便绳封盖印。传递财物时施于囊袋上的封检只有一片木牍，中间凹下以便绳封盖印。(www.chuimin.cn)

楬，是一种短而宽的木牌，有的首端作半圆形，中间有一小孔；有的首端两侧各刻一凹口，皆作系绳之用，多系于簿册或器物之上，题写名称，犹如标签。

除以上五种形式的简牍外，在居延和敦煌的烽燧遗址中还发现很多从旧简上削下来的带字薄片，称为“柹（shì）”或“削衣”，即将“过期”的废简削掉一层后重新写其他文字。但在所有出土的竹木书写材料中，简与牍两类占绝大多数。如居延甲渠候官出土的简牍中，仅简就达6438枚，牍达773枚。所以，目前学术界习惯把这种遗物统称为简牍。20世纪末，汉晋木简出土后，这种称谓和认识开始一致起来。

简牍的制作程序和方法：王充在《论衡·量知》中说：“截竹为简，破以为牒。”又说：“断木为椠（qiàn），析之为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牍。”即先将原材料剖为椠木片，然后分解为札条并加以刮削；木札因其时间、用途、内容的不同制作的形制也各异，一般是将上下两端锯齐，然后稍加磨平，对锯得不平处用刀刮削。使木简两面光滑平整、棱角分明。简的横剖面为长方形，长约57厘米，合汉尺2.4尺多一点，最短仅3.8厘米，均系题签简。在居延全部木简中占比例最大的是汉制尺牍的简册，长度在22.5～23.5厘米范围之内，几乎占全部完整简牍的一半。所有木简和治书白麻绳均由有专业特长的戍卒小批量加工制成，因此，长短、宽窄、厚薄也各异。如“板、檄、检有宽达6.5厘米者，其厚度，最大者达0.4厘米；而符最长者为18.1厘米，宽4.6厘米；最短者为10.4厘米，宽2.8厘米，齿的斜长为1.8厘米”^[4]。木简表面未见有特殊液体涂染的痕迹，仍是原木本色，但对写有错字的地方进行了刮削，留有痕迹十分明显。另外，编连简时，在简的一侧刻极小的三角形楔口，拴以麻绳固定起来以免移动或脱落，有的拴以麻绳结为活扣便于悬挂。所以出土的简牍有的是编连成册的，有的则因绳子朽断而成为散简。

为了加深理解简文的含义，更好地释文和阅读，简文要有一定的符号。这些符号表示句读、提行、语气以及分节、分段等，它们是简文的重要组成部分。空格：简文中常出现空字一格，表示句读，也就是一句；“○”圆圈：表示一段或一节文章的开始；“·”圆点：用于一篇或一段的开始，表示需进一步说明解释前面句子意思；“√”钩识符：用于句读、钩识、平列重文号的间隔，以及在《居延汉简》中作为标界号或表示与前文略断；“／”标界号：用于文书末尾及人名的标界；“＝”重文号：表示重字或重复前面数字使文义贯通，表现为数字连用，特别是长篇文章中经常使用；“■”黑方块号：表示并列条文的开始或小标题的开端；“”号：表示简端有花纹，多用于“楬”上；“”号：表示收讫、画押；“V”号：表示界标；“～”、“△”、“|”、“⊙”符号：表示句读、标界、提行等含意。这些符号全部是原简上所画有的，当对简文进行释读时，原简上的符号都是照画不误，便于使读者、研究者全面如实地了解简牍原貌，裨益于深入理解简文含意。但是在出版发行的简牍释文中，还有一些符号是原简文中没有的，即后来加上去的，目的是便于读者理解简况与阅读。这些后加的符号主要有：“口”：表示不认识或看不清的字；“”：表示数字漫漶不清难以辨认，而又不明所缺多少字者；“回”：表示封泥孔；“||”号：表示一条简文未完而另起一行书写；“A、B、C、D”：表示一简（多为觚）几面的文字分竖表述。这些符号有利于读者和研究者全面地了解简牍的原貌，以表达文章作者的思想感情和意图。

根据所有出土的竹木简牍内容的不同，简牍分为中央文书、地方文书、簿籍等三大类型。

中央文书指中央一级以皇帝名义下达的文书，主要包括诏书、制书和敕书三种。据《汉制度》所载：“帝之下书有四：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诫敕。策书者，编简也，其制长二尺，短者半之，篆书，起年月日，称皇帝，以命诸候王。三公以罪免亦赐策，而以隶书，用尺一木，两行，唯此为异也。制书者，帝者制度之命，其文曰制诏三公，皆玺封，尚书令印重封，露布州郡也。诏书者，诏，告也，其文曰告某官云，如故事。诫敕者，谓敕刺史、太守，其文曰有诏敕某官。”诏书、制书、敕书都是皇帝下达的命令。

地方文书种类繁多，因时、因地、因事名目有所不同；或因文事、武备、军需分轻重缓急，采用的形式也有所不同，有些是临时性的，有些则是存档备查的。这些文书从内容上说大致可分为府书、檄书、应书、牒书、爰书、举书、遣书、报书、病书、治所书、别书、吏宁书、行亭书、变事书、过书、赦书等等。

簿籍即账簿户籍。簿籍名目繁多，涉及范围广，在出土的汉简中占有很大比重。从简牍的内容和形制看，经过分类、归纳、分析、排比及考证其用途和范围，大体可分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四大类。政治类包括奏事类、有功劳伐阅类、吏卒人事类、罢卒省卒类、出入类、居署类，还包括卒所斋承名籍、四时簿等，虽无明显的政治色彩，但与政治有一定的关系；经济类包括廪给类、俸禄类、物资钱财类、食品类、贳卖类、算书类、赋钱类，还包括戍卒受庸钱名籍、稍人钱出入簿、责籍等；军事类包括吏卒名籍类、兵械守御器类、日迹劳作类、邮驿类，其他类有行塞劳敕吏卒记等；文化、律令类在简文中有许多记载，如“所受枲蒲及适椠诸物出入簿”（E.P.T59：229），“囚律告劾毋轻重皆关属所二千石官”（E.P.T10：12），“团口诏书律变告乃讯问辞”（E.P.T51：270）等。

三、河西地区简牍多的原因

河西地区在夏、商、周三代基本上是少数民族栖息的地区，中原王朝的统治势力还未伸展到这里。自汉武帝开河西后经多年的开发和经营，使河西经济得到发展，统治力量也不断得到加强。汉朝中央政府下达给河西地方各级机构的诏令文书以及其他文件大量留存到河西，尤其是丝绸之路开通后，中西间的经济、文化交流频繁，不仅汉政府与西域、中亚乃至欧洲一些国家建立了友好往来的关系，在河西地区保留有大量的交往档案文书，而且由于河西地区成为丝路东段的要冲，也大大促进了河西地区城市繁荣、文化昌盛，使河西在全国占有的地位日益重要。当时的河西无论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都是相当进步的。然而，在汉代我国书写公文时仍以竹简和木牍作为主要书写材料，所以，在近代河西发掘的汉代文书基本上都是简牍。宋以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向东南转移，更重要的是造纸术的普及已经完全取代了落后的简牍，因此河西地区发现的简牍基本上局限于汉晋时期，而且集中在汉晋时期遗留下来的驿站、烽燧、屯田区及其他一些地区。

河西地区能够保存大量的简牍与河西自然地理条件有着很大关系。河西走廊地势坦荡，绿洲与沙漠、戈壁断续分布，处于内陆高原，远离海洋，高山隔阻，海洋暖湿气流不易到达，成雨条件较差，降雨量自东向西递减。走廊西部的疏勒河下游谷地，包括瓜州、敦煌等地，为暖温带干旱区，年平均气温8℃～10℃，降雨量不到50毫米。整个河西走廊除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及其周围的县市有大片的耕作区和绿洲以外，其他地区基本上都是寸草不生的沙漠和戈壁，气候干燥，温差较大。这样的自然环境对地下埋藏的古代遗物和典籍十分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