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河西文化的繁荣-甘肃历史文化

2023-11-29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与唐代国家文化发展形势相适应，甘肃河西文化则是异彩纷呈，甚至可以说在唐代文化中独领风骚。毋庸置疑，河西文化历来带有多民族的痕迹与特征。

第三节　唐代河西文化的繁荣

唐代是我国古代社会发展的高峰，以强盛的国力为依据，以朝气蓬勃的世俗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为主体，其文化首先体现出来的是一种无所畏惧、无所顾忌的兼容并包的大气派，一切因素、一切形式、一切风格在唐文化中都可以恰得其所，与整个时代相映生辉。与唐代国家文化发展形势相适应，甘肃河西文化则是异彩纷呈，甚至可以说在唐代文化中独领风骚。唐代河西文化是中西文化、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融合的结晶，因此是一个庞大的文化体系，自成一家，独具特色，对唐代文化大局和我国文化发展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一、影响唐代河西文化发展的因素

影响唐代河西文化发展的因素很多，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丝绸之路的开辟与繁盛，使河西的交通地位日益重要。自西汉武帝至唐末，丝绸之路繁荣了10个世纪，河西则是万里丝绸之路唯一不变的路径。因为河西走廊两侧被高山包围，高山之外依然是难以攀越的峰峦或荒无人烟的沙漠。河西走廊内部地势平坦，石羊河、黑河、庄浪河、疏勒河与无数泉涌滋润着连绵不断的绿洲。河西走廊宜耕宜牧的绿洲和水草丰美的坦途，与走廊两侧恶劣的地理条件恰成鲜明对照，因此河西交通的繁荣经久不衰。丝路东端的起点为唐都长安，长安是唐代文化中心，由文化中心所带来的最先进、最繁荣的文化沿着丝路西行到河西，外来文化又沿着丝路东行到河西，中西文化在河西交融，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河西文化。因此，河西交通地位重要而特殊，使得河西文化呈现高水准，是中西文化的荟萃。

第二，唐代河西经济开发的显著成就，是河西文化繁荣的物质基础。隋唐时期，由于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少数民族对中原政权的侵扰，使河陇地区的战略地位极其重要，为了抵御少数民族的侵扰，隋唐政府加强对西北的经略，甘肃开发达到最为辉煌的历史时期。在对甘肃开发中，隋唐统治者吸收西北开发的经验教训，明确了因地制宜、农牧并举的开发方略。经济上，河东地区发展畜牧业，在河西推行屯田与和籴政策，制定严格的屯田管理制度，大力兴修水利工程，加强水利管理，为社会经济的繁荣和人民生活的安定创造了条件。据《通典》记载，天宝八年（749年）河西道的和籴仓储量占全国各道和籴仓储量总数的32.6%，河西道的常年仓储量占全国各道常年仓储总量的36.1%，当时河西仅有17万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3%，从这一比例可以看出河西农业生产的发展当居全国领先地位，甘肃已跃居全国富庶地区之一。正如《资治通鉴》记载的，是时“中国盛强，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

第三，自汉至五凉河西所造就的文化底蕴之深厚，为唐代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西汉中后期起，河西地区就开始融汇中西文化，迄于魏晋，这里已荟萃了大批硕学宿儒，形成与中原相对应的地域文化系统。曹魏时期徐邈任凉州刺史，在武威设立学校，兴办教育。中原儒学出现危机时河西儒学却日益发展。西晋八王之乱以后至十六国时期，中原学者纷纷西迁再次充实河西文化。五凉统治者有的本身就是蜚声遐迩的名士，如张轨、李暠等人。他们推崇儒学，任用士人，鼓励民间开馆授学和著书立说，使得河西文化欣欣向荣。五凉时期河西文化的昌盛表现在经学、史学、文学、画塑、乐舞等方面。河西地区的文化渊源是深远的，基础是雄厚的。到唐代时河西地区诗人学者和艺术家不胜枚举，文化教育也基本做到“乡有序，党有塾”，个别地区还做到“每乡之内，各里置一学”^[33]的盛况。因此，不论从哪方面看，河西都是文化基础好、水准高的地区，其接受、消化、改造外来文化的能力相应亦强。

第四，民族众多使河西文化具有了与众不同的地域特色。唐代以前，匈奴、鲜卑、氐族、羌族、吐谷浑、月氏、吐蕃等民族都曾占据或部分占据河西各地，李唐开基之后河西地区还有党项、羌、突厥、吐谷浑、吐蕃等民族活动。唐朝与这些民族之间时战时和，战的时候少，和的时候多，因此，在文化上也造成了相互影响。毋庸置疑，河西文化历来带有多民族的痕迹与特征。

第五，以佛教为主体的西方文化的东渐，是唐代河西文化繁荣的又一因素。唐代重视佛教的发展，唐太宗、武则天都因政治上的需要而抬高佛教的地位，至唐玄宗时佛教达于极盛，寺院之数较唐初几乎增加一半。如敦煌至少有16所大寺。敦煌龙兴寺还不算大寺就有僧徒50人。大寺院更是独立于官府之外享有种种特权的地主庄园。敦煌莫高窟已是开洞千余的佛教石窟群落，寺庙则不计其数，河西佛教繁盛从而可见一斑。因为佛教势力渗透于各个领域，所以唐代河西文化更具有极浓的佛教色彩。此外，从波斯传来的祅教、摩尼教、景教在河西设有祠、寺，多元文化在此相互交融，交相辉映，极大地丰富了河西文化的内涵。

二、唐代河西文化的主要成就

作为一个庞大文化体系的唐代河西文化其成就非常之多，遍及儒学的新发展，佛学宗派的形成与流变，文学形式中的变文、诗词、俚曲，音乐中的乐器、佛曲、演奏形式，艺术中的绘画、雕塑、装饰，以及民风民俗等各个方面。下择其要予以说明：

第一，唐代河西音乐成就极大，中西音乐特征的结合十分明显，所谓“中国旧乐而杂以羌胡之声”^[34]。其中的优秀代表为凉州大曲及甘州大曲，对我国音乐发展的影响深远。唐代大曲是唐代文化事业开发的成果，在我国音乐戏曲史上有着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现存的唐代大曲中最重要者莫过于凉州大曲，而凉州大曲产生的基础是西凉乐，史载：“自周、隋以来，管弦杂曲将数百曲多用西凉乐；歌舞曲多用龟兹乐，其曲度皆时俗所知也。”^[35]唐代歌舞乐还有《甘州子》、《甘州》、《八声甘州》等名曲。甘州大曲的产生较凉州大曲稍晚。唐代燕乐调的形成也是在西凉乐、龟兹乐、天竺乐、康国乐、安国乐等系统上发展而来，上述各乐无一不是通过河西消化吸收之后而东渐的。

伴随着河西音乐作品的出现，河西又引进了外来乐器及外来演奏形式。例如鼓吹乐中的横吹、北狄乐等。河西音乐是通过众多乐器来表现的，敦煌壁画中现有乐器4000余件44种。其中有许多是从外国或少数民族引进的，如羯鼓、胡角、羌笛、筚篥、琵琶等。正如唐诗中描绘的“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凉州七城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各种乐器的引进有先有后，但在唐代这些乐器的演奏水平空前发展。河西地区引进的乐器对我国古代音乐发展有开发性的积极影响。

第二，河西的音乐成就促进了文学的创新。长短句的词牌乐谱大量孕育于开元、天宝年间，敦煌曲子词就是词牌的源头之一。词牌是因诗与乐曲的结合而派生出来的。唐诗与词皆受音乐影响而改变，隋唐之际西域音乐和唐乐经过融合，佛曲就是体现这一融合过程而又令世人瞩目的文学音乐形式。探讨词的起源离不开佛曲，起码应把佛曲作为词的一个主要源头。佛曲由来已久，齐梁时已盛行法乐，即佛曲之一种。隋唐时的法曲亦佛曲之一种。隋唐法曲是中原清乐、西域胡乐、宗教音乐的融合。隋唐法曲的盛行使当时的俗曲也大都带上了法曲音乐的宗教色彩，俗曲歌词与法曲音乐曲调紧密结合。佛教音乐演唱技艺很高，对歌词的字数长短、韵律变化都有严格要求，于是产生了文学与音乐牢固结合的个性特征明显的音乐文学。这一形式的发展方向是音乐的语言化和语言的音乐化，“词”的文体诞生了。唐代兴起的长短句是以佛曲为主要音乐内容的各类曲子词发展的结果，以敦煌曲子词为代表的河西音乐文学既早又盛，因此是长短句这一文学形式的最早源头。“词”的文学形式诞生之后，为唐宋数百年的文坛繁荣作出了伟大贡献。

第三，古代河西石窟寺众多，是佛教文化发展的表征。除莫高窟外，河西还有西千佛洞、东千佛洞、榆林窟、文殊山、马蹄寺、天梯山等石窟。唐代是石窟艺术发展的鼎盛时期，各窟都有许多壁画和塑像。唐代敦煌壁画在创作手法上现实主义的意味较魏晋南北朝时期大大加强。绘画都是以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为模特，以现实生活的场景为蓝本，也就是说，壁画都是用现实形象去表现虚幻的宗教思想。要收到良好效果就必须具有高超技艺，莫高窟唐代壁画立足于生活的提炼，创造出众多的接近现实而又高于现实的光辉艺术形象。唐代河西的文学、绘画、音乐从题材内容到表现形式都脱离不开佛教的影响，莫高窟佛教石窟艺术更是一个集中的代表。

【注释】

[1]《汉书·昭帝纪》。

[2]《汉书·赵充国传》。

[3]《后汉书》卷二十三《窦融列传》。

[4]《后汉书·孔奋传》。

[5]《汉书·地理志》。

[6]《三国志·魏书·仓慈传》。

[7]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8]《晋书·张轨传》。

[9]《史记·大宛列传》。

[10]《后汉书·西域传》。(www.chuimin.cn)

[11]《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三。

[12]《晋书·秃发利鹿孤载记》。

[13]《晋书·凉武昭王李玄盛传》。

[14]《晋书·沮渠蒙逊载记》。

[15]《晋书·隐逸·祈嘉传》。

[16]《晋书·隐逸·索袭传》。

[17]《论语·子路》。

[18]《史记·孔子世家》。

[19]《孔孟·公孙丑》下。

[20]《春秋繁露·考功名》。

[21]《魏书·江式传》。

[22]《魏书·常爽传》。

[23]《魏书·释老志》。

[24]《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三胡注。

[25]《晋书·隐逸·索袭传》。

[26]《高僧传·鸠摩罗什》。

[27]《魏书·释老志》。

[28]《魏书·释老志》。

[29]（梁）慧皎：《高僧传》卷四《晋敦煌竺法乘传》。

[30]《魏书·释老志》。

[31]（唐）释智升：《开元释教录》。

[32]《太平御览》卷九百七十二。

[33]《唐会要》卷三十五《学校》。

[34]《旧唐书·音乐志》。

[35]《新唐书·音乐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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