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历史文化：魏晋南北朝时期河西文化繁荣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河西文化的昌盛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河西文化昌盛的原因

从东汉末年直到魏晋以后，整个中国北方进入了一个社会严重动荡不安的时期，分裂割据的政治局面和由此导致的战乱频繁抑制了文化教育的发展。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河西地区五凉政权的先后建立，为河西地区政治安定、经济、文化发达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一）东汉以后河西曾遭受了严重的战乱冲击，但战乱并未能使河西陷于困境。这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地主阶级，特别是河西著姓对河西的支撑作用。如曹魏统一北方后，于太和年间派仓慈担任敦煌太守，而此地已是“旷无太守二十岁，大姓雄张，遂已为俗”^[6]的局面。曹魏统一北方后，河西经过尹奉、仓慈、皇甫隆等太守的努力，经济、文化都得到较大发展，尤其是敦煌已发展成为丝绸之路上一处重要的商业城市和粮食基地，史称其为“华戎所交，一都会也”，这种繁荣一直保持到西晋时期，汉文化也在这一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永嘉之乱后中原王朝再度分裂，北方进入十六国时期，河西先后属五凉政权。西晋惠帝永宁元年（301年），张轨出任凉州刺史领护羌校尉至西晋灭亡，凉州与东晋政权隔绝，张轨后辈虽奉晋室年号，实为一独立政权，史称前凉，开始了“五凉”相继经营管理河西的时期。河西一隅在张轨的经营下，“秩序安定，经济丰饶，既为中州人士避难之地，复是流民移徙之区”^[7]。原先僻陋的河西地区，自两汉以来未遭历次战乱的洗劫，局势长期稳定。连中原地区的士家大族也认识到“天下方乱，避难之国唯凉土耳”，于是“中州避难来者日月相继”^[8]，散亡在凉州者多达数十万人。正是由于河西偏处西北远离中原，因而能避免诸如黄巾起义、董卓之乱、“八王之乱”、“永嘉之乱”的兵灾，保持局势的安定，具有了独特的环境优势。中原士庶大量涌入河西，为河西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数量可观的人力资源。

（二）河西地域文化的兴盛有赖于河西著姓势力的发展。所谓河西著姓势力是指两汉以来河西经济区兴起和发展中成长起来的地主阶级上层势力。著姓，即名门望族，是世族地主的别称。从西汉中叶到北朝之前五个多世纪时期内，以凉州刺史部为摇篮，以河西经济为载体，孕育和培植一大批官僚及其子弟姻亲，加上一些官僚家族连续数代在河西为官，甚至父子兄弟并据州郡，他们的掾属又“多以本郡人为之”，造成其宾客部曲门生故吏盘根错节之势。这些世代在河西为官的家族加上他们的门生故吏，聚合成一支以政治关系、姻亲关系、地域关系纽结在一起的强大地方势力，不论在任何时期，不论形势如何变化，这股势力都稳稳操持地方局面，他们是统治的中坚，是河西地方政治、经济、文化兴盛的保证。

十六国时期，河西著姓得到了“五凉”统治者的重视，尤其是前凉张轨、西凉李暠。他们当中一个是世为关陇著姓，一个是世为西州右姓，本身都是世族地主出身，他们的政治都采用著姓政治。西凉在著姓政治中比前凉更高一筹，选用清一色的河陇著姓担任政府要职，形成了对政权的垄断。政治上的垄断必定导致经济、文化上的垄断。河西大族除掌握着各级政权有着显赫的地位外，尤其在文化教育学术上独树一帜，形成了自己鲜明特色。

（三）河西源源不断地接受中原文化，吸收西域及中亚文化，东西方文化在这里交融，逐渐发展成为独具地域特色的河西文化。丝绸之路自张骞开通后贸易大盛，往西域去的“使者相望于道。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汉率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9]，往东来的“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10]。西域的某些城邦小国在西汉时已经信奉佛教，西汉末佛教经过“丝绸之路”的河西走廊开始向东传入中原地区。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信奉佛教的大月氏派遣使臣伊存到达长安，博士弟子秦景宪从伊存学浮屠经。从此，天山南北成为中西交通的桥梁，西域各地和中原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日趋密切。

对中原文化的接受主要是江琼、程骏、常爽、杜骥、裴诜等中原学者及其家族子弟“避地河西”期间，无一例外地都受到五凉统治者的礼遇。这使他们得展平生所学，发挥其学术才干，从而又给河西文化学术增添新的血液。胡三省为此盛赞前凉以来对中原士人的优礼政策及社会效果，他说：“永嘉之乱，中州人士避地河西，张氏礼而用之。子孙相承，衣冠不坠，故凉州号为多士。”^[11]值得注意的是，河西文化的兴起虽肇始于两汉，而其实际的兴盛则在五凉时期。因此《魏书·胡叟传》载北凉人程伯达的话说，凉州“自张氏以来，号有华风”，《周书·王褒庾信传》也称“区区河右，而学者埒于中原”，梁代大批评家刘勰在《文心雕龙·熔裁》中也提到了张骏、谢艾和王济等凉州文人。这说明五凉时期的河西文化已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环节。

二、五凉时期的河西儒学

自孔子创办儒家学派以来，儒学就成为春秋战国时期重要的思想体系之一。它以立德、立功、立言和经国济世之学活跃在“百家争鸣”的历史舞台上。到了西汉初期，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学获得了官方学说的正统地位。经过汉儒之手的改造，成了为专制统治服务的一种政治哲学。但是，随着汉王朝的动荡倾覆，和汉王朝命运紧紧连在一起的汉代儒学也走向衰落。儒学独尊地位丧失，玄学、道教、佛教纷纷兴起，对儒学产生了巨大冲击，尤其是玄学，东晋南朝时南方完全成了玄学的阵地。北方由于战乱，又经历了十六国的纷争割据，虽然也提倡儒学，儒学的发展还是受到制约。但从魏晋以来“学在家族”的地域之学的角度看，汉代儒学并未完全没落，它在有些地区还很兴盛，特别是五凉政权统治下的河西地区则成了北方儒学发展的杰出代表。

（一）五凉政权的重儒崇文政策

所谓“五凉”，是指魏晋南北朝时期存在于河西地区的五个割据政权，它们分别是前凉、后凉、南凉、西凉、北凉。它们之所以被称为“凉”，是因为东汉至魏晋时期河西地区属于凉州刺史部。五凉政权是由不同民族建立的，其中，前凉和西凉分别为汉族张氏和李氏所建，后凉由氐族吕氏所建，南凉由鲜卑族秃发氏所建，而北凉则由匈奴族沮渠氏所建。这五个割据政权在统治河西期间，重视文化教育，制定了相应的政策。

第一，敦崇儒学，振兴教育。建立前凉的张轨以敦崇儒学为基点，采取置崇文祭酒以主理文教，立学校以教九郡胄子，春秋行乡射之礼的措施振兴河西文化教育。其子张骏将学校教育又上新台阶，设立国子学，表明前凉太学制度的建立。自张轨奠定儒学教育基础开始，后来的南凉、西凉、北凉也都各按其国情和政治要求将兴学重教作为立国之本。南凉在秃发利鹿孤时期“建学校，开庠序，选耆德硕儒，以训胄子”，又“以田玄仲、赵诞为博士祭酒，以教胄子”。^[12]西凉初建，李暠首先“立泮宫，增高门学生五百人，立嘉纳堂于后园，以图赞所志”^[13]。他亲身率导，敦励学风，虽有政务，手不释卷，并训诫诸子，要孜孜不倦。北凉的崇学之风尤甚，沮渠蒙逊专门兴建游林堂，率群臣在这里“谈论经传”，并“图列古圣贤之像”^[14]。学校教育制度的恢复和陆续完善，为五凉各时期培养了大批政治、文化学术人才，有助于河西文化的进步。

第二，重视人才，量才擢用。统治者重视知识分子，使他们发挥作用，是推动文化教育发展的关键。五凉时期在这一方面有较为开明的政策。对于知识分子无论他们在朝或是在野，也无论他们世居河西还是来自中原，五凉政权对他们采取的基本政策是以礼致之和量才擢用。对深有造诣的知名学者则给予政治殊荣，并为之创造学术条件。因有这样的政策，士林人物中除誓志隐逸者外，都乐于为当政者效力和服务。

第三，倡导民间学术文化活动。五凉时期在政策准许下，有许多学者隐居乡里，传道授业并兼以著述，他们各有其学术领域，涉及经学、史学、文学乃至天文地理、阴阳之学。如祈嘉，酒泉人，前凉时“西游海渚，教授门生百余人”，“依孝经作二九神经。在朝卿士、郡县守令彭和正等，受业独拜床下者二千人”^[15]。索袭，敦煌人，“不应州郡之命，举孝廉方正、贤良方正，皆以疾辞。游思于阴阳之术，著天文地理十余篇，多所启发”。^[16]后凉在吕光平西域后，将龟兹高僧鸠摩罗什携至姑臧传播佛教。北凉沮渠蒙逊遣使赴南朝宋求取经史子集，并崇尚佛教，译经兴盛，开窟造像，使凉州成为佛教重地。

（二）河西儒学的发展

五凉统治者为了争霸河西求得生存与发展，招贤纳士，重视教育。前凉的张轨重视人才培养，兴办教育，征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学校，始置崇文祭酒，位视别驾，春秋行乡射之礼。张骏立辟雍、明堂以行礼，任命右长史任处为国子祭酒，主持教育方面的事宜。张骏以后张重华、张祚、张天锡对前凉的教育继续倡导和推进，推动地方教育事业的发展。南凉政权兴办教育，重视培养和聚集人才，意在抗衡强邻，争霸河西，客观上对河西文化的保存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西凉李暠在敦煌立泮宫，增高门学生500人。迁都酒泉后，任用刘昺为儒林祭酒，在酒泉继续开设官学，定期举行儒学经典方面严格考试。北凉沮渠氏重视经学，尊崇儒士，北凉儒学兴盛。

两晋时期河西私学发达，名师大儒隐居不仕，他们固守儒业，聚众讲学，一人名下往往生徒数百上千。《晋书·隐逸传》中立传的河西名师硕儒有宋纤、郭荷、郭瑀、祁嘉，他们均是前凉时在河西收纳门徒讲经授业的私学大师。河西私学在前凉、西凉、北凉时尤为兴盛，名师讲学，弟子众多，师徒相承，推动了河西儒学的发展。

十六国时期，凉州成为北方学术文化的中心，其中家世之学的代代相传是一个重要原因。洛阳陷没后，由中原来到河西避难的人士日益增多，前凉张轨曾专门增置侨郡县安排这些中原难民。这些避难的人士中有曾显赫一时的中原望族，如京兆杜预之子杜耽、河东裴佗、太原王睿、陈留江式、广平程骏等皆为世代书香名门，虽避地凉州，而家学相传未断。使先进的中原文化转移保存于河西地区。河西当地也有很多世家望族，家学渊源，如宋繇、张湛、宗钦、段承根、阚骃，刘昺、赵柔、索敞、阴仲达等人，都是河西名门后裔。他们自祖父辈起就知名河西，深受家族儒学熏陶濡染，饱读诗书，满腹经纶，显示出河西家世之学的传统与影响。

（三）河西儒学发展的内涵

河西儒学能够得到发展在于儒学本身具有的特质。这种特质就是儒家学说的入世精神。中国儒家自创立之日起就注重入世。儒家创始人孔子为了“用世”，曾大声疾呼：“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可，三年有成。”^[17]为了“济世”，老夫子更亲率弟子“斥于齐、逐于宋，困于陈蔡之间”^[18]。孟子也是如此，他曾对齐王说“王如用予，则岂徒齐民安，天下之民举安”，并把自己视为“名世之士”^[19]。孔孟之后，历代儒家均提倡“入世”、“用世”，就连董仲舒那样的儒者也强调“圣人之为天下者，兴利也”^[20]。河西儒学异源于汉代儒学，但是儒学经过汉儒之手的改造后已经具有了强烈的政治实用性。这种实用性的内涵就是举凡通儒、博儒之士，莫不兼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功，以及传授六艺和从政、用兵之术。儒学成为我国诸子百家之学中最具有学以致用和治国安邦特色的学说。河西著姓们的先祖大都是汉代的高官或经学家，他们来到地处边陲的河西后念念不忘重返中原，重振家威。因此，专心经籍就成了著姓家族努力追求的工具。如河西硕儒刘昞，字延明，师承东汉著名经学家郭整的六世孙郭荷。郭氏家族“自整及荷，世以经学致位。荷明究群籍，特善史书”。弟子中郭瑀最为杰出，“荷尽传其业”。而郭瑀又传业于刘昞。从郭整到郭荷都是以“经学致位”。郭荷的家学当是东汉经学，西凉建立后，刘昞又因通儒、博儒被李暠征为儒林祭酒从事中郎专管注记，牧犍尊他为国师。进入北魏，刘昞又被封为乐平王从事中郎之职。再如敦煌索氏，也是河西儒学之家，索袭、索紞精通阴阳数术占侯方面的学说，阴阳之术本来就是汉代中原旧有学说，属谶纬之学。用迷信手段来迷惑人民为统治服务，深受统治者喜爱。这种学说依靠索氏家学而得以保存。还有汉代的“礼”、“律”之学，也是河西儒学的重要内容，西凉公李暠及其子孙李冲、常爽及其孙常景和贺源都是研究这门学问的河西著姓。他们都深深懂得儒学的价值在任何时代都会立于不败之地。

河西儒学同汉代儒学一样侧重于功利性的现实追求，在政权更替中不断谋求家族的振兴。在这种主导思想下，河西著姓的家学异常发达。不管是中原流徙而来还是土生土长的，都是以“儒学显”、“儒学致位”、“以儒学见称”的家族。如陈留江式，从其六世祖江琼起书法和训诂成为家学，“善虫篆训诂。永嘉大乱，弃官西投张轨。子孙因居凉土，世传家业”，^[21]江式时其家族学术在河西已传延七世。另如常爽，祖籍河内温县，本是曹魏太常卿常林的六世孙，其祖父担任过前秦苻坚的南安太守，前秦灭亡时迁居河西。常爽“笃志好学，博闻强识，明习纬候，五经百家多所研综”^[22]，是个颇有造诣的学者。他的家族经历了后凉、南凉、西凉及北凉，后来入魏。甘肃籍的家族象安定张氏、陇西李氏、略阳郭氏、西平田氏、金城宗氏和敦煌的宋、阴、索、氾等都是如此。这和魏晋以来官学衰落形成鲜明对比，与此相吻合的则是“学术下移”、“学在家族”是这一时期的特色。河西著姓在相对安定的河西地区“专心经籍”，致力于儒学，为河西儒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四）河西儒学的贡献

河西儒学经过五凉时期的继承、保存、研究与整理之后达到了很高的境界。他们在前凉、西凉这样较小的割据政权之内，还没有也不可能有更大、更充分地发挥自己的专长，但他们始终在积聚、酝酿着，直到北魏政权统一河西，河西儒学进入平城、洛阳后，儒学的“用世”、“济世”的作用才得到充分的发挥。

《资治通鉴》记载，“魏主克凉州”，对河西儒士“皆礼而用之”。北魏拓跋焘于元嘉十六年（439年）平定凉州，从此河西归属北魏，连同河西的儒学也被北魏全盘接收。北魏对河西儒学的接收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人才，二是成就。灭掉北凉后，魏太武帝迁徙凉州豪右三万余户到平城。豪右中既有北凉王族和官吏，也有河西著姓家族。而河西儒学的文化人大多数都跻身于这两大群体，他们无一例外地被迁徙。其中有很多还被封为官职，如阚駰、刘昞二人官居乐平王从事中郎之职，张谌被赐爵南浦男加宁远将军，索敞被任为中书博士，程骏、宗钦、段成根、阴仲达、赵柔均为著作郎，常爽为宣威将军。河西儒士们在被任命的同时，也带着自己传统家学和河西特有的生活气息来到平城、洛阳。北魏政府也同样兼收并蓄，纳入中原文化宝库。如江式的祖父江强在北凉刚亡之际，就向北魏政府“献经、史、诸子千余卷及书法，亦拜中书博士。”^[23]

河西儒学对北魏社会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主要是开启儒风，振兴礼乐，完善官制律令。在开启儒风方面，索敞入魏后当了中书博士十余年，教育得法，要求严格，贵族子弟都怕他，所以这些学生后来多有成就，做了尚书、牧守这样的大官就有几十人。常爽也教授弟子700多人，他特别制定了赏罚条例，“弟子视之如严君。由是魏之儒风始振”^[24]。振兴儒风对鲜卑拓跋氏统治有利，同时也加快了鲜卑族汉化的步伐。(www.chuimin.cn)

礼仪律令是维护统治的支柱。为了巩固统治，北魏统治者迫切需要礼仪律令的制定与完善，这就为熟悉汉代礼仪律令之学的河西李氏提供了施展才能的机会。如敦煌李宝少子李冲在孝文帝时参与制定礼仪律令，封荥阳郡开国侯。由于李冲儒学功底深厚很得孝文帝重用，在孝文帝改革旧俗时成为改革的中坚人物，特别是提出了关于三长制的重要建议，北魏官制的制定李冲起了重要作用。北魏宣武帝时修改律令，常爽之孙常景受命参与，并起了骨干作用。另外，常景还参与制定朝令。

河西儒士为北魏儒学的振兴贡献巨大，使北魏再次成为儒学发展的重地，形成了南北儒学的不同风格。北魏儒学的发展与进步，“河西因子”占有醒目的位置，河西儒学承前启后在中国儒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三、五凉时期的河西佛教与文学

（一）五凉时期的河西佛教

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的一条重要途径即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而作为“丝绸之路”咽喉孔道的河西走廊在传播佛教上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佛教传入中国并在中国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而此时地处河西的五凉对佛教的东传发挥了巨大作用。

五凉割据政权统治下的河西地区，由于经济、政治、地理、民族诸因素，一方面保存了汉魏以来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又积极接收了域外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区域。魏晋以来江左地区成了玄学的阵地，而河西的士大夫却在坚守儒学，“游思于阴阳之术”^[25]。所以，佛教传入这个区域后，与本土固有文化结合，以它的因果报应学说与河西流行的阴阳方术黏合而得以深入民间，开始了凉州佛教的儒学化进程，形成与江左大不相同的佛教，即凉州佛教。凉州佛教特别重视禅法，这是凉州佛教的一个重要特色。

五凉的统治者多数都崇信佛教，尽管崇信的程度各有不同，但它足以吸引东来西往的佛教僧侣驻足河西。正如《魏书·释老志》记载的那样：“凉州自张轨后，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后凉吕光因西域高僧鸠摩罗什“深解法相，善闭阴阳”^[26]，将鸠摩罗什从西域带到河西留居十六年，吸引了一批佛学家到河西求师问道。沮渠蒙逊“亦好佛法”^[27]，与著名僧人昙无谶关系十分密切，昙无谶精通佛学，“又晓术数、禁咒，历言他国安危，多所中验”^[28]。北魏太武帝令蒙逊遣昙无谶到平城，但蒙逊宁可得罪太武帝也不遣他入魏。

由于统治者的弘传，河西名僧辈出。释慧皎著《高僧传》收录魏晋时期高僧257人，其中出生在河西的有36人。另外，又列与五凉时期河西地区有关系的50人，竺法护、佛图澄、鸠摩罗什、昙无谶、师贤、释惠高等名僧是他们的代表。五凉各时期的名僧在前凉有单道开、竺昙猷、僧涉、支施、佛图澄、竺法护、竺法乘；后凉时期有鸠摩罗什、僧肇、佛陀耶舍；南凉时期有昙霍；北凉时期僧众最多，计有昙学、道泰、沮渠京声、智猛、昙纂、竺道嵩、昙无谶、慧嵩、道朗、师贤、昙曜、僧朗、释玄高、法盛、竺法维、僧来、法成、僧印、道法、浮陀跋摩、道龚、法众、道进、道挺、释玄畅、释法颖、法力、释僧侯、释法进、僧遵、释弘充；西凉时期计有道猛、法泉。这些人，有的是学问僧，有的是职方僧，有少数僧侣还染指政治，如法泉曾为西凉充当信使通使东晋。

佛教经籍传译的热烈是凉州佛教的又一特色。十六国时期凉州成为北方著名的译经中心。当时北方著名的译经中心是敦煌、姑臧、长安、洛阳、邺城，五城中河西有其二。竺法护是魏晋之际的河西名僧，原名昙摩罗刹，其先月氏人，世居敦煌，8岁出家，以外国沙门竺高座为师，随师游历西域各国，携带大量佛经自敦煌至长安沿路传译。他西行东下，以凉州为中转之地，求经于西域，传译至中原，他一生先后在长安、敦煌、洛阳、酒泉等地专门从事译经，所译佛经有159部。永嘉乱后，竺法护由长安避乱凉州，所译诸经也随携凉土。竺法护所译有般若经、华严经、宝积经、大集经、涅槃、法华、大乘经集、大乘律、本生经等，种类繁多，包括了大乘佛学的主要部分。由于竺法护的努力，当时西域流行的佛教经典大都介绍到中原，使大乘佛教在中国有了发展。竺法护在河西有两次译经活动，一次是西晋太康五年（284年），在敦煌先后翻译从罽宾携来的《修行道地经》和从龟兹带回的《不转退法轮经》，另一次是西晋元康四年（294年）在酒泉译《圣法印经》，参加译经的有30多人。由于竺法护在河西的活动，使佛教在河西的传播深入发展，而敦煌、酒泉等地的佛事活动更是兴盛，这对整个中国的佛教传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前凉张天锡在太清十一年（373年），主持并参与了译经活动，翻译的佛经有《首楞严》、《须赖》、《金光首》、《如幻三昧经》等。释道安晚年整理的《综理众经目录》里列有《凉土异经录》，有59部79卷。

北凉译经之风甚盛，成就卓著。早在北凉建都张掖时，就有沙门道龚、法众和僧伽陀从事佛经翻译，统一河西后，姑臧内苑闲豫宫被辟为专门译场，昙无谶、沮渠京声、浮陀跋摩、智猛、道泰、法盛等都是著名的译人，他们共译经82部311卷，其中昙无谶译经11部112卷。他所译《菩萨戒本》受到凉土僧人高度重视，当时就有3000余人纷纷受戒，足见大乘戒在当地影响之大。后来北朝佛学重禅法戒律，溯其源与北凉时昙无谶的传译关系极大。

北凉时译经地点有敦煌、张掖、高昌、姑臧等地，姑臧城内的译经规模很大也最为重要，沮渠牧犍亲自组织了对《大毗婆沙》经的翻译。这次译经活动安排在姑臧城内苑闲豫宫，参加者有沙门慧嵩、道朗等300余人。这些人从乙丑之岁（425年）至己卯（439年），经过15年的努力，译出这部长达100卷的经典。而沮渠兴国在北凉玄始十五年（426年），又组织了500余人翻译《优婆塞戒经》。沮渠牧犍聘西域沙门浮陀跋摩于内苑闲豫堂，翻译《阿毗昙毗婆沙论》60卷。而昙无谶先后所评佛经多达11部104卷。其中《大般涅槃经》40卷是中国佛教涅槃宗的根本经典，它阐发的“一阐提人”（不具信心的人）皆得成佛的理论，对佛教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五凉时期河西佛教的兴盛还表现在寺窟的建造方面。前凉敦煌立寺造窟活动相沿成风，竺法护弟子竺法乘“立寺延学”^[29]，而敦煌民间“多有塔寺”^[30]。东晋永和九年（353年），敦煌民间已开始在莫高窟建造佛窟,从此推进了莫高窟的开凿，以致影响到后世，波及整个河西。在修寺凿窟方面，北凉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北凉统治者推重修寺建窟这种崇信佛法的修造活动，造像石塔现存7座，是在酒泉、敦煌等地出土的。这7座石塔中有明确记年的是田弘造像塔，其发愿文刻有“岁在戊辰”，时间为北凉承玄元年（428年），高善穆造像塔，发愿文刻“承玄二年（429年）”，白双且造像塔，发愿文为“缘禾三年（432年）”，石塔上镌刻的经文皆选自《增一阿含经》，说明北凉时河西民间流行的是小乘佛教，这些造像石塔均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北凉佛教的兴盛。

五凉时期伴随河西的佛经传译出现了“西天取经热”。河西地接西域，成为西行求法者的必经之地。河西有不少僧侣前往西域求取佛经，沮渠京声、道泰、宝云、法盛、僧表等都有这方面的事迹。另外，中原与江南也有许多僧人经河西前往西域，如东晋法显、智严、法勇、支法等，五凉佛学之盛得力于这些佛教文化使者。他们带回的大量佛学经典首先落户于河西，然后才传到中原和江南。由道安整理的《综理众经目录》中有《凉土异经录》，其中共搜集流传于凉土而失译的佛经59部79卷。

五凉时期河西地区高僧辈出，这些僧人或西行求法，东下长安，或南至建业，北抵平城，他们传播佛教，对佛教在河西乃至全国的发展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西行求法的凉州僧人有竺佛念、慧常、智严、宝云、僧纯、昙充、竺道曼、昙学、威德、沮渠京声、道泰、法盛、僧表、法维、慧览等人。智严、宝云在张掖遇法显一行，遂同到敦煌，后来智严到达罽宾，从佛大先受禅法，井请佛陀跋多罗（觉贤）东归，晋元兴三年（404年）后回到长安。宝云则与法显经于阗度葱岭终到弗楼沙国，遍学西域方言返回长安。僧纯、昙充于前秦建元（365—384年）中至龟兹，求律于昙慕监寺。竺道曼也同时到达龟兹，河西沙门昙学、威德等8人均到于阗。酒泉人慧览在北凉末至罽宾，从达摩咨受禅要。北凉亡后入蜀，居于建康定林寺，受到南朝刘宋王朝的尊崇。

东下长安的河西僧人有竺佛念、慧常、僧纯、智严、宝云等人。竺佛念译出《璎珞经》、《出曜经》、《鼻奈耶律》第12部74卷^[31]，慧常助译《比丘尼戒本》，而僧纯、智严、宝云西行求法后先后来到长安。特别是在凉土居留17年之久的鸠摩罗什到长安后译经35部294卷，使长安译经活动达到鼎盛。

西晋以后凉州至江南的交通多经巴蜀、江陵等地，河西僧人为弘扬教义赴江南进行佛事活动，入蜀的河西僧人有贤护、法绪、法成、僧表、慧览、道法等人。法绪、贤护于永嘉之乱后入蜀，法成等人于刘宋时至蜀。京兆人智猛西行求法返回凉土，停留10余年，译出《泥洹经》20卷，后于元嘉十四年（437年）自凉入蜀传授佛教。僧印至江陵，道邃、道挺、沮渠京声至建业。由于觉贤南下建业，佛教得到弘扬。觉贤是河西僧人智严、宝云西行从罽宾请到长安的著名禅师，后来智严、宝云随觉贤到了建业各自译经。

由于河西僧人的南下，巴蜀、江陵、建业佛教流行，特别是北凉亡后，僧人北徙平城，对当时及其以后中国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五凉时期的河西文学

五凉时期的河西文学流传至今的作品虽然不多，但见于史籍的书目却不少，并且受到时人的高度赞誉。《北史·文苑传》评价说：“区区河右，而学者埒于中原，刘延明之铭酒泉，可谓清典。”南朝著名文学评论家刘勰在他的《文心雕龙》之《章表》、《熔裁》中高度赞扬前凉文人张骏、谢艾和王济，反映了河西文学在创作上所取得的成就。

诗歌方面，五凉诗人成就最突出的是张骏，他擅长写五言诗，有集8卷，作品题材主要是咏史和感怀两类，著有《薤露行》、《东门行》两首乐府诗。《薤露行》一诗仿建安格风，抒发对西晋以来北方民族战乱屡兴的扼腕之情。诗中“皇道昧不明，主暗无良臣”，“祸衅萌宫掖，胡马动北坰，三方风尘起，玁狁窃上京”的句子，表达了诗人对民族和国家的忧虑。《东门行》写道：“春游诚可乐，感此白日倾。休否有终级，落叶思本茎。”流露出居安思危与心怀故国的凄婉情怀。这二首乐府诗，无论是写景还是叙事，都饱含作者的真情实感，而且颇具文采，远胜于当时淡乎寡味的玄言诗。张骏的诗文风格刚健清新，内容充实有力，感情深沉真挚，语言重词采而无矫饰之弊。此外，五凉时期著名的诗作还有马岌《题宋纤石壁诗》、宗钦《赠高允诗》、段成根《赠李宝诗》，以及张湛与崔浩的酬唱诗等。段业在后凉时曾任著作郎、尚书、建康太守，他“博览史传，有尺牍之才”，在诗歌创作方面也较有成就。曾因吕光“未能扬清激浊，使贤愚殊贯，固疗疾于天梯山，作表志诗《九叹》、《七讽》十六篇以讽焉”。

民歌方面，五凉时期也有较大成就。当时的民歌以谣谚为主，感情苍凉悲壮，与北歌相同。后凉时期的《朔马谣》是当时的代表作。这首民谣产生在吕光麟嘉六年（394年）。早先吕光曾强制迁徙西海郡人到各郡，所以谣谚中说：“朔马心何悲，念旧中心劳，燕雀何徘徊，意欲还故巢。”表达了河西各族人民对吕光民族压迫政策的不满和被迫离开家园后的悲愤心情。此外，这一时期的谣谚还有张骏时的“凤凰鸣”，沮渠牧犍时期的“破带石”等与政治有关的民歌。

赋在汉晋时期仍为文学作品的主要形式，五凉的文学家们尤其擅长作赋。李暠的赋作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他的《述志赋》、《槐树赋》、《大酒客赋》等作品，以表现对战争频繁、世道沧桑、时俗喧竞的感伤为内容，文辞绮丽，对仗工整。其中《述志赋》是一篇思想性、艺术性都很有特色的文学作品，不愧是两晋时期的清丽典则之作。另外，前凉时的张斌也是著名的赋作家，“作葡萄酒赋，文致甚美”^[32]。南凉秃发明德归是秃发傉檀之子，他隽爽聪悟，深受傉檀宠爱。13岁时命他作《高昌赋》，援笔即成，傉檀阅后赞赏不已，将他比为曹子建。张穆，敦煌人，是一位“文齐扬（雄）、班（固）”的人才。北凉时任中书侍郎，曾撰写了《玄石神图赋》。

散文方面，五凉名士的散文作品极其丰富。大到子集类，小到表章、疏文、政论、铭文等。张骏的《上疏请讨石虎李期》的表文写得非常出色，言词恳切，采用骈散相间，情理交融的表现手法，刘勰在《文心雕龙·章表》中称赞此文“文致耿介”，“陈事之至表”。李暠撰写的《靖恭堂颂》1卷、《上已日曲水诗宴序》、《诫子书》与西凉建初元年《上东晋朝廷表》及刘昞的《靖恭堂铭》等很有盛名。大部头散文作品有北凉末年献给刘宋王朝的一些文集，在后代存有书目。张骏之子张重华也颇具文学才能，他撰写的一篇上东晋的疏文，其中有“瞻云望日，孤愤义伤，弹剑慷慨，中情蕴结”等词句，表现出深切的愿望，有很强的感染力。张天锡是张骏的小儿子，前凉政权的最后一位统治者。史书记载说张天锡“少有文才，流誉远近”，谙熟儒家经典和魏晋玄学，他撰写的《答索商》、《遗郭瑀》2篇文章文采隽秀。其他的一些文士如谢艾、王济、索绥、张斌、宋纤、马岌、杨宣等都是当时颇有影响的人物，其中谢艾有文集。后凉宗敞曾任后秦凉州主簿，南凉太府主簿，他曾撰写《理王尚疏》，文章优美，后秦姚兴阅后惊奇“文义甚佳”，而后秦姚文祖也认为宗敞为“西方之英隽”。宗敞在后凉时以其文学才华蜚声西土成为文坛大家。

自西晋末年中原战乱之后的100多年间，河西地区的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历史地位，它保存了中原文化典籍，继承儒学传统，吸收西域等外来文化，提高了少数民族的汉文化修养，使河西学风浓郁，人才辈出，促进了河西学术文化的进步与发展，推动了中外以及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僻陋的河西之地成为中国北方的文化中心，河西文化在中国北方居于领先地位，并对江南以及北魏、隋、唐的文化均产生了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