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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河西文化的兴起-甘肃历史文化

【摘要】:第一节汉代河西文化的兴起古代河西是指今日甘、青两省黄河以西,即河西走廊与湟水流域。屯田对汉王朝经营河西,稳定局势,发展经济起了重要作用,也为河西文化兴起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东汉建立后,窦融率河西归服。这些满腹经纶的名门与官宦徙居河西,成为河西文化的兴起的根本。自汉以来,河西地区特别是敦煌,已是文化极盛的地方。

第一节 汉代河西文化的兴起

古代河西是指今日甘、青两省黄河以西,即河西走廊与湟水流域。它北接蒙古高原,南连青藏高原,是西域与内地连接的重要纽带。由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自古以来在政治军事和中西交通方面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秦汉时期活跃在我国北方草原的一支古老的民族——匈奴的势力逐步壮大,它占据河西,西控西域,臣服诸羌,控制着西北大部分地区。同时不断攻掠汉边,使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深受其害。西汉王朝建立以后,经过七十多年的休养生息,到武帝时生产发展,府库充实,国内统治日趋巩固,这就给反击匈奴提供了有利的物质条件。元光二年(前133年),汉武帝改变和亲政策,对匈奴统治集团采取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元狩二年(前121年)汉武帝派骠骑将军霍去病两次发动了河西战役,打败了匈奴在河西的统治者浑邪王和休屠王,从此河西归入汉朝的版图。

霍去病铜像

汉王朝收复河西后,开始了河西地区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开发。一方面设置了酒泉、张掖、敦煌、武威四郡,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又设置金城郡。另一方面采取徙民实边的措施在河西地区实行屯田,发展农业经济。《史记·平准书》记载:“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汉昭帝始元二年(前85年),“调故吏将屯田张掖郡”[1],汉宣帝神爵元年(前61年),又采纳赵充国“内有亡费之利,外有守御之备”[2]的屯田之计在金城郡屯田。屯田对汉王朝经营河西,稳定局势,发展经济起了重要作用,也为河西文化兴起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西汉末年,中原大乱,群雄割据。窦融从内地来到河西拥兵自保,被推为河西五郡(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大将军。他“抚结雄杰,怀辑羌虏”,遂使这一地区“上下相亲,晏然富殖”,“匈奴惩父,稀复侵寇,而保塞羌胡皆震服亲附,安定、北地、上郡流人避凶饥者,归之不绝”。[3]由于窦融保据河西,虽“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河西重镇姑臧(今武威)号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4],河西地区相对稳定。东汉建立后,窦融率河西归服。东汉一朝河西虽然时有诸羌作乱,也有北匈奴、卢水胡的侵扰反叛,但这些动乱对河西秩序的危害较小,河西地区政治形势的稳定是河西文化兴起的保证。

汉武帝统一河西后向河西大规模徙民,“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武帝时攘之。初置四郡,以通西域,隔绝南羌、匈奴。其民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极怨过当,或以悖逆亡道,家属徙焉”。[5]从此河西有了大量汉族民众。在这些汉族移民当中有不少是汉政府的官员,他们因“悖逆亡道”或“直谏忤旨”等罪徙边。据《敦煌名族志残卷》记载:敦煌索氏在“汉武帝时,太中大夫索抚、丞相赵周直谏忤旨徙边,以元鼎六年从钜鹿南和迁于敦煌”。《敦煌氾氏家传残卷》也记载氾氏说,“成帝御史中丞氾雄,直道见惮,河平元年自济北卢县徙居敦煌”。他们的迁徙往往是举族性的,到敦煌以后“代代相生,遂为敦煌望族”。这些汉代官僚虽被徙边河西并不是进行劳动改造,而是继续由他们治理河西。段氏在河西一带颇负“盛名”,特别是汉安帝时段禧曾担任西域都护,故段氏从上邽迁籍姑臧。公元1世纪初,孔奋、窦融等三辅地区(今陕西中部地区)的人前往河西。窦融高祖父曾为张掖太守,从祖父为护羌校尉,从弟亦为武威太守,累世在河西,知其土俗。这些满腹经纶的名门与官宦徙居河西,成为河西文化的兴起的根本。

正因为如此,河西文化在汉代就已显露端倪,出现了不少名垂史册的人物,他们有很高的文化素养,著书立说。东汉侯瑾,字子瑜,敦煌(今敦煌市)人,是活动于东汉末年桓帝之世的一位著名学者、作家,著有《汉皇德记》30卷,《侯瑾集》2卷。侯瑾《筝赋》是与西汉王褒《洞箫赋》、东汉马融《长笛赋》同类的咏物小赋。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善于用铺陈排比、生动细致的文笔捕捉描绘流动变化转瞬即逝的音乐形象。如《筝赋》云:(www.chuimin.cn)

于是急弦促柱,变调改曲,卑杀纤妙,徵声繁缛。散清商而流转兮,若将绝而复续,纷旷荡以繁奏,邈遗世而越俗。若乃察其风采,练其声音,美哉荡乎,乐而不淫。虽怀思而不怨,似豳风之遗音。

作者以生动形象的笔墨使无形的筝奏乐曲具象化,描绘生动历历如在眼前,显示出作者高超的艺术表现力。虽为残篇,仍不失为咏物小赋佳作。

东汉名臣张奂是敦煌渊泉(今瓜州县)人,著《尚书记难》20余万言。张奂的次子张昶也是东汉末年的一位作家,其作品现存《西岳华山堂阙碑铭》1篇,这是作者为镇远将军领北地太守武威人段煨重修华山祠堂、参阙所立之碑而写的铭文。铭文本身既短小且浮泛,但铭文前的长篇序言却写得很有特色。序文中先言华山自古以来的地位、灵瑞、祭祀、地形,继写汉代以来华山祭祀礼仪的兴废,后叙段煨修造祠堂、参阙、复兴华山祭祀。如篇首云:

《易》曰:“天地立位,山泽通气。”然山莫尊于岳,泽莫盛于渎。山岳有五而华处其一,渎有四而河在其数。……布五方则处其西,列三条则居其中。若广兽奇虫,《山经》有纪矣。是以帝皇巡狩,亲五岳而告至,觐方后而考礼,故经有望秩之禋,典有生殖之祀,盖所以崇山川而报功也。四海一统,天子秉其礼;诸侯力政,强国摄其祭,其奉邑日华阴也久矣。乃纪于《禹贡》而分秦晋之境,秦鄙晋之西则曰阴晋,边秦之东则日宁秦,邑既迁徙,礼亦如之,二国力争,以奉以祭,其城险固,基址犹存,故老之言,未殒于民也……

作者大量运用对偶、排比的修辞手法,引经据典,旁征博引,以夸赞的笔调叙写华山地位之高、祭祀之盛、地形之要,使文章显得气势磅礴文采富赡,堪称一篇散文佳作。刘勰《文心雕龙·铭箴》赞誉“张昶华阴之碣,序亦盛矣”,的确并非虚美之词。另外,张芝、张昶是东汉后期著名的书法家,善草书,张芝被后人称之为“草圣”,他在我国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草书对后世颇有影响,现存张芝的墨迹被誉为“墨宝”。自汉以来,河西地区特别是敦煌,已是文化极盛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