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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卜生戏剧地理空间研究中的教堂宗教地理

【摘要】:《布朗德》中建造了三重教堂空间:“古老的教堂”、“现实生活的教堂”以及“自然世界的教堂”,三者分别又以“老教堂”、“新教堂”、“冰教堂”作为代表,既相互独立又彼此相联,形成一重整体的宗教地理空间;更为重要的是,反映了世俗宗教与理想宗教之间的冲突,世俗生活与现实生活之间的矛盾,以及旧有的观念与新生的思想之间的较量。

《布朗德》中建造了三重教堂空间:“古老的教堂”、“现实生活的教堂”以及“自然世界的教堂”,三者分别又以“老教堂”、“新教堂”、“冰教堂”作为代表,既相互独立又彼此相联,形成一重整体的宗教地理空间;更为重要的是,反映了世俗宗教与理想宗教之间的冲突,世俗生活与现实生活之间的矛盾,以及旧有的观念与新生的思想之间的较量。

三重教堂与布朗德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正如有学者所言:“中世纪的西方,占主导地位的是基督教神学,上帝是世界万物的主宰,人们的思维中充满了对超自然力的迷惑、恐惧与敬畏,这一时期的建筑,在很大程度上,还不是建筑师个人或主观思维的产物,而是由一系列符号性的文化象征所限定了的东西。即使是在文艺复兴以后,一种对于教堂建筑之平面或立面的宗教象征性探索也远没有停止。”[22]因此,三重教堂分别具有不同的象征意义,正是与布朗德之间形成了或者对立、或者对应、或者融合的关系,为其一生所舍弃与追求。“老教堂”代表着一种旧有的世俗宗教观念,布朗德终生执意与之战斗到底:“你们大家正站在十字路口!你们必须下定决心消除你们心中一切腐朽的东西,做崭新的人;这样,才能建成那伟大的殿堂,它必须建起来,也一定会建起来。”(263)这里所指“腐朽的东西”,就是指向“老教堂”所代表的旧有观念:“妥协折中,闪闪发光的奴役的锁链,那些诱使你们懒散的枕头。”(270)“新教堂”又代表着现实生活中“务实”的原则,这里所指的“务实”并不是褒义,而指向“实用”与“随俗”原则,在乡长、副主教、校长、管事等官僚身上表现突出,是布朗德极力讽刺与厌弃的对象;“新教堂”的修建落成,正是在官僚们的促进与监督中得以完成,亦将成为他们操纵教民们新的武器,布朗德明白了这一点,因而义无反顾舍弃出资筹建的教堂,进行了一次伟大的革命,引导教民走上更为艰难的“冰教堂”之路。“冰教堂”正是他所追求的理想境界,那里有宁静美丽的自然风景,也有平等而和谐的人际关系,那里的上帝年轻而普爱众生,不是禁锢人们思想的工具,这正是他毕生为之奋斗的终极目标。因此,三重教堂与布朗德之间关系密切:“老教堂”是其决意要废弃的陈规戒律,“新教堂”是其执意要抛弃的现世观念,而“冰教堂”是其刻意追求的精神境界。“老教堂”正是过去教会残留的腐朽根基,“新教堂”正是现实生活中的落后思想,“冰教堂”正是其追求的乌托邦理想;如果没有前两者的存在,那么便没有后者的发生,而只有在推翻前两者的前提下,才会达到第三种境界。因而,三者的并存构成了布朗德的整体宗教理念。

无论怎样,布朗德是一位追求真理的勇者。正如他自己所言:“我无非是坚持永恒的事理。我工作不是为了给教条和教会捧场。”(161)他敢于与任何世俗的教会做抗争,真理是他至高无上的追求,这正是易卜生所要实现的真正意图:

这首戏剧诗,比原先的叙述诗的草稿,要伟大雄壮得多。当代的议论与讽刺,都被推进到背景里去,而从属于一个比较根本的涉及挪威民族与这个时代的价值总结。尤其重要的是,其中主要的人物,已经取得了远较伟大的身量,以及蓬勃的生命。在原先的草稿里,他写道,他在画家艾那(Einar)身上,看到了一种可以与他匹敌的力量:他画下的每一笔,都以独特的方式指向神——一笔是色彩,另一笔是真理。[23](www.chuimin.cn)

同时,布朗德也看到了人性中最为本质的弱点,执意要在生活与信仰之间搭建一座桥梁:“有一样东西是经久不灭的,那就是圣灵,他不是生下来的,而是在混沌初开的世界的早晨,从孑然一身形影相吊的状况中被救出来的。是人的信仰在凡人肉身和圣灵之源两者中间架起了一座桥梁。”(161)然而,不论他的事业是多么高尚,不论他的斗争是多么激烈,他终究避免不了悲剧的结局。他所走上的“冰教堂”之路是艰难的,他所执意追求的信仰太过完美与高深,他所要求的“全有或全无”哲学思想太过苛刻与残酷,因此他的妻子与儿子都先后离他而去,教民也无情地背叛与抛弃了他;只因一切都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根基,那就是首先要有物质作为基础,如果失去了这样的基础,追求再为远大而高尚的理想,也许都只是空谈。“冰教堂”的建立还是要以“老教堂”的传统作为厚重依托,也要以“新教堂”的世俗生活作为滋生土壤,无论这样的地理环境是如何的恶劣,人文传统是如何的低下,完全脱离赖以生存的地理环境与人文传统也是不行的;只有在循序渐进的过程中,与传统的陋习作斗争,同时包容世俗的生活,才能够真正达到理想的“冰教堂”之境。不过,他的理想与执著还是让人感动,他实际上是一个超越者,超越于所有世俗利益之上。正如英国学者约翰·希克所言:“任何包含超越者且断言这个终极实在者是(从我们人的眼光看)仁慈的大图景,必须包含一个与此相容的关于宇宙结构的观念。因为诸宗教宣称,人类生命尽管有欢乐也有痛苦,但它是一个宇宙性过程的一部分,反观这一过程可知,苦难最终成了这样一个过程的一个要素,该过程大规模地向一个无限美好的未来推进。这与道德的、灵性的存在物——人类——随着此世生命的结束而完全消失不相容。”[24]作为一名真正有信仰的人,布朗德所经受的苦难是必需的,至少在朝向一个无限美好的未来慢慢推进。正如学者爱德伍德·贝尔所言:

当初易卜生在格林史台德的时候,曾自称是一个无神论者,但是像《英格夫人》、《篡夺者》、《勃朗德》与《皮尔·京特》这些作品,都带着不可磨灭的基督教二元论的痕迹。即使说勃朗德在他的教堂演说中,梦想肉体与精神的一处和谐结合,但他的整个个性,却强烈地显示了“舍己君主”凌驾于作者的那种权柄。他后来想要在他自己与勃朗德的宗教教训之间保持一个距离,他在一八七〇年表示,这首诗是一个全然审美的作品;又说:他并不关心它所建造或拆毁的是什么;此外又说:他借这部作品,而使自己摆脱了某种他在内心已经完成的事情。他既已在他内心这样热切的讨论过‘审美的观念’,他因此才能够在《皮尔·京特》里面,任其想象之所至。[25]

易卜生自己在书信里也如此说:“在朱利安的个性里,一如在我大部分的成熟作品里,我向大众所叙述的,实远不及我在精神上所经历的。”[26]如此看来,易卜生内心所经历的冲突,远比其在剧作中表达的内容要复杂与深刻得多:作为一个基督徒所应有的诫命与对自由的渴望之间,生命的恐惧与幸福的梦想之间,禁欲主义与对美的渴望之间,这些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冲突,一直扎根于他的内心深处。无论怎样,成为一个真正有信仰的人,梦想拥有绝对的自由,已成为布朗德乃至剧作家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这正是《布朗德》一剧建构的以“教堂”为主体的宗教地理空间,所能够带来的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