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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卜生戏剧地理空间研究:揭示现代戏剧之父的成果

【摘要】:易卜生之所以被称为“现代戏剧之父”,引起全世界的强烈关注,他的戏剧作品在世界文坛艺苑上经久而不衰,对20世纪世界文学产生至为深远的影响,有两个最为重要的原因:其一,他不拘一格创造了新的戏剧形式,对后世许多剧作家产生了重要影响。[14]如此看来,在易卜生戏剧创作过程中,对于人性本质问题的思考,成为一以贯之的主线。

易卜生之所以被称为“现代戏剧之父”,引起全世界的强烈关注,他的戏剧作品在世界文坛艺苑上经久而不衰,对20世纪世界文学产生至为深远的影响,有两个最为重要的原因:

其一,他不拘一格创造了新的戏剧形式,对后世许多剧作家产生了重要影响。有学者认为易卜生的戏剧灵感来源于多个方面:“莎士比亚的意象表现及对人性的认识,席勒与奥伦席拉吉的知性冲突与历史观点,斯科拉纳的诡情技巧,以及布雍松的生动散文”,[8]因而“他创造了现代悲剧,这也有可能受到伟大古典希腊戏剧作家的影响,而这些现代悲剧,都是他对于世界戏剧最独创也最重要的贡献”。[9]也有学者评价:“易卜生之所以被尊为世界‘现代戏剧之父’,是因为他创造了‘话剧’”,“法国的启蒙戏剧家狄德罗(1713—1784)曾提出要求冲破古典主义的这一藩篱,建立一种自然而真实、能用散文表现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新的戏剧体裁,即‘严肃剧’。这一尝试直到易卜生方始圆满成功。易卜生把这第三种类型的戏剧称为‘正剧’,而这类‘正剧’就是我们如今所看到的现代话剧。”[10]无论是“现代悲剧”还是“现代话剧”,无一例外地说明,自古希腊以来易卜生对戏剧形式的革新,因而他在世界各地都有一批忠实的追随者,如英国的萧伯纳(1856—1950)和约翰·高尔斯华绥(1867—1933)、瑞典的奥古斯特·斯特林堡(1849—1912)、俄国的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1860—1904)、意大利的路伊吉·皮兰德娄(1867—1936)等一大批欧美剧作家,都把他尊为自己灵魂的“导师”,他们的创作直接或间接受到其很大影响。在爱尔兰,萨缪尔·贝克特(1906—1989)的《等待戈多》,受易卜生戏剧表现技巧的影响较大;詹姆斯·乔伊斯(1882—1941),创作出与易卜生戏剧风格近似的作品。在美国,奥尼尔(1883—1953)仔细阅读易卜生的戏剧作品,其一生的戏剧创作都受到他的影响;阿瑟·米勒(1915—2005)剧作《全是我的儿子》和《推销员之死》,更是模仿其社会问题剧;甚至好莱坞的“悬念”大师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1899—1980)也承认,其不少影片中的“悬念”手法都与易卜生相关。在德国,经典乐剧《尼伯龙根的指环》作者、音乐大师威廉·理查德·瓦格纳(1813—1883),亦崇拜易卜生并将其精髓注入其音乐创作之中;如此等等。所有这些,都见证了易卜生创作的丰富性与开拓性,其作品的影响辐射到艺术的多个领域,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与永恒的艺术魅力。易卜生是一位伟大的戏剧艺术革新者,诚如王忠祥先生所说:“和莎士比亚一样,易卜生不属于一个时代和一个国家,而属于所有的世纪和全世界。”[11]

其二,易卜生戏剧内容丰富而深刻,具有一种深厚的现代品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执著于对人性的审判,做出了深刻探索。易卜生戏剧中的人物形象多姿多彩,而人物的性格又各自有异,人物与人物之间形成了多重结构的伦理之网;剧中不仅有对人性的美丽与善良、丑陋与罪恶等的探讨,还有描写人性的冲突以及人性的矛盾,体现了剧作家对人性的探索。易卜生有三封书信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1887年2月13日,在慕尼黑致比约思·克里斯腾森信中谈到《罗斯莫庄》一剧:“此剧也处理人性内在的冲突——所有严肃认真的人为了能让自己的生活与自己的信念和谐一致,而不得不经历的那种自己跟自己的斗争。”[12]1890年12月4日,在慕尼黑致莫里兹·普罗佐尔信中谈到《海达·高布乐》一剧:“我主要想做的是描写人性、人的情感和人的命运,这些是以当今尚存的某些社会关系和基本观念为基础的。”[13]1891年1月14日,在慕尼黑致克里斯蒂娜·斯蒂恩的信中同样谈到《海达·高布乐》:“乔治·泰斯曼、他的两个年迈的姑母和忠诚的女佣柏蒂一起组成了一个完整的实体。他们的思维方式相近,共享着同样的回忆,保持着同样的人生观。对海达来说,他们构成一股陌生的、反对她的基本人性的敌对力量。”[14]如此看来,在易卜生戏剧创作过程中,对于人性本质问题的思考,成为一以贯之的主线。《凯蒂琳》作为其戏剧的“序曲”,在主人公凯蒂琳身上,就存在“一种能力与抱负之间的冲突,也是意志与可能之间的一种冲突。但是其中有恪尽天职与追求幸福之间的冲突”。[15]建筑师》中是以索尔尼斯与下一代人之间的代沟冲突、夫妻之间不和谐关系以及他本人内心深处的激烈冲突三个方面为故事主线,突显了建筑师的悲剧。《武士冢》中北方的异教徒和南方的基督教之间的冲突,南方少女心坎中有对北方古代生活的向往,两个不同地域、不同性格的人们在南方相遇、交汇与融合。因此,易卜生的每一部戏剧都可看做是对人性本质探讨的标本,“序曲”《凯蒂琳》如此,“戏剧收场白”《咱们死人醒来的时候》依然如此。(www.chuimin.cn)

二是执著于对自我灵魂的审视,做出了深入解剖。正如爱德伍德·贝尔所说,“对于灵魂的无意识生命有相当深入了解的,正是易卜生”,[16]“深入到人类灵魂的深处,并且以一种毫无差错的结构意识,把戏剧的框架建立起来”。[17]易卜生的戏剧注重探索与解剖人类的灵魂,剧中人物无不拥有一颗悲凄而孤独的灵魂:《布朗德》一剧,主人公布朗德一个人在进行不懈的奋斗,就是因为认识到生命的严肃性,执著走上一条高山雪野的不归路;为了唤醒广大教民麻木的灵魂,他甚至不惜牺牲一切,只为自己高不可攀的理想抱负,最终只落得雪崩至死的悲情结局。《咱们死人醒来的时候》中的鲁贝克,他有一颗执著于追求艺术的灵魂,却因此失去自己最为心爱的女人爱吕尼,而爱吕尼的离开让他再也没有了生活的激情,不得不去寻找已经逝去的记忆,两个同样悲情的灵魂最后终于走到一起,相约走向雪山峭壁的最高处,去看那“全世界的荣华”(275)。[18]这样的人物在易卜生戏剧中不在少数,他们是伟大的,同样也是不朽的,都有一幅“完整的灵魂”。1865年12月3日,易卜生在罗马致玛格德琳·托雷森信中说:“任何一个具有一定人类情感的人来到这里,都会强烈地意识到,有比聪明的脑袋更值得拥有的东西,那就是一个完整的灵魂。”[19]1867年12月9日,易卜生致比昂斯腾·比昂松信中说:“在我生命中那些安静的时刻里,我倾听过来自我灵魂最深处的声音,并有意地去探索和解剖我自己的灵魂;而这种探索与解剖越是深入,我自己也越是感到痛苦。”[20]1898年3月23日,《在克里斯蒂阿尼亚一个盛宴上的讲话》:“一个以四海为家的人,不论在哪里,内心深处都感觉不到自己完全是在家里,甚至在自己的祖国也是这样。”[21]以此而论,易卜生善于对自我的精神与灵魂进行反思与批判,并且其作品也注重对艺术灵魂的审视;他的一生就是一个自我灵魂解剖的过程:早期的作品注重对自我灵魂的探索;中期的作品注重对所属时代与社会的灵魂问题进行解剖;后期的作品则开始思考人生中一些重要的问题,其对艺术与人生的审视上升到了哲思的层面,同时完成对自我灵魂完整的解析。

三是执著于对自然地理的审思,寄予了深切关注。易卜生的戏剧作品对于人性本质的探索,以及对于自我灵魂的深刻解析,都是执著于对人类心理图景的描绘,[22]其一生始终都是以“人”为中心来进行创作,这些人物身上都拥有深沉而厚重的爱,也有追求自由真理的固执理想,还有自己的高尚与低微、成长与变革等,他们是人类社会中最具个性与最为典型的一员。更值得关注的是,易卜生剧中对于形形色色“人”的刻画,其终极目标是对人类未来与社会发展的一种预言与警醒,他的立足点还是建立在观察整个自然世界之上,从而形成对人类与自然、人类与社会、人类与自我、人与人之间种种关系的思考;而对于自然世界的关注以及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思考,成为他内心的一种潜意识,在四重关系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越到后期作品中表现得越为明显。易卜生于1870年10月28日,在德累斯顿致彼得·汉森信中说,“我作为诗人所创作的每一个作品都能在我的心境和处境里找到根源”,[23]环境对于想象力产生的形式有很大的影响”。[24]剧作家对于自由理想的向往与追求,是伴随着他生活的地理环境而出现的,比如大海、峡湾、山岭、黑夜、夏日、寒霜,以及生长在远处那不可知的自然景物等,常与作家内心的情感相通相应;剧作家内心的自我斗争,是不断朝向更高处而去的,正如剧中众多主人公为了自己的理想而不顾一切:布朗德和鲁贝克在爬向高山的时候被雪崩埋葬;索尔尼斯为了找回年轻时期的梦想,爬上教堂塔楼的最顶端跌倒摔死;罗斯莫与吕贝克为了清白的良心与高尚的美德,双双跳向罗斯莫庄远处的水车沟而殉情。如果没有悬崖陡壁的高山、高高在上的教堂塔楼、庄园远处的水车沟等这些具有北欧特色的高山峡湾与庄园风情的地理景象,那么,剧中人物高远的理想以及高尚的道德,便不会得到完整的保存以及诗意的书写。剧作家对于爱情、亲情宗教哲学、自然、生态以及人类命运等等诸多问题的探求,都是建立在对其出生与成长之地故国挪威以及在外流浪的各国地理的观察与想象基础之上的,或者说与各种不同的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环境存在密切的关联。

在易卜生的众多戏剧之中,都有独特而新奇的对于生存地理环境的理解,包括对远去故国家园的不时回望,还有对异国他乡的他者审视等,因此,剧作中有对各类地理现象的客观描绘,也有对各种地理景物的艺术想象,不同的地理元素与人物的各个方面彼此关联。剧中对人性本质的审判、对自我灵魂的审视,以及对自然地理的审思成为三个重要的方面,相互融合而成为一个圆润的艺术品,但都与特定的地理环境相对应;同时,他选取了与此相适应的叙事手法,而形成自己不拘一格的艺术形式,在此基础之上,形成了剧作家独立而丰厚的地理诗学观念。由此可见,易卜生的戏剧能够对20世纪西方荒诞派戏剧、现代主义小说等产生重大影响,且其独特的魅力一直能够延续到今天,而被誉为“现代戏剧之父”,并不是无缘无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