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杨国忠银铤出土，见证了白银货币的崛起

2023-11-29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唐代杨国忠银铤1970年隋唐宫城遗址出土长30.1厘米，宽5.3厘米，厚0.9厘米，实测重量2055克。这件文物首先涉及唐代天宝年间著名的政治人物杨国忠。洛阳出土的这件银铤记录详尽，正好与上述规制相符。杨国忠银铤的出土，标志着白银正在成为社会上的主要货币和支付手段，银两已经以合法的新型货币形式登上了历史舞台。

唐代　杨国忠银铤

1970年

隋唐宫城遗址出土

长30.1厘米，宽5.3厘米，厚0.9厘米，实测重量2055克。为长条板状，上端呈弧形，下端两角近似直角，两面有字，正面为『专知采市银使右相兼文部尚书臣杨国忠进』；另一面有字三行，分别为『安国郡和市银壹铤伍拾两』，『专知官监太守宁远将军守左司卿率府副率』，『充横野军营田等使赐紫金鱼袋郭子昂』和『天宝十二载十二月　日』。与这件银铤同时出土的还有另一件银铤和一件银饼。从银铤铭文所记重量和自身重量相比较，可以推断出当时重量单位是每两重41克，一斤重656克左右，比今秤重156克。

这件文物首先涉及唐代天宝年间著名的政治人物杨国忠。杨国忠，蒲州永乐（今山西永济）人，唐玄宗李隆基时期的外戚和权臣。杨国忠是武则天时期幸臣张易之的外甥，杨贵妃堂兄，本名钊，借助与杨贵妃的裙带亲谊，于天宝七载（748年）任度支郎兼御史，“善窥上意所爱恶而迎之，以聚敛骤迁”。天宝九载（750年）十月，杨钊因为图谶上有“金刀”二字，请求改名，以示忠诚，玄宗赐名“国忠”，在仕途上迅速飞黄腾达。

经历了开元盛世的励精图治后，朝廷上下享乐奢侈的欲望也逐渐膨胀起来，内廷对各类商品的需求极为迫切，正常的供应渠道已经亟待整肃。于是，玄宗就开始派专员管理财务。逢此机缘，以善聚敛钱财见长，精明巧辩的杨国忠开始顺势而为。《资治通鉴》记载，天宝七载（748年），鉴于“是时州县殷富，仓库积粟帛动以万计”，杨国忠建议玄宗把各州县库存的粮食、布帛和各地丁租地税变成轻货送至京城，此法立见奇效，朝廷积聚的财富得以迅速膨胀。749年，玄宗召公卿百官，来到收藏贡银的左藏库观看，只见国库充盈，货币堆积得像小山一样，玄宗非常高兴，便赐杨国忠紫金鱼袋兼太府卿，专门负责管理钱粮。(www.chuimin.cn)

这件银铤的另一面还刻有“充横野军营田等使赐紫金鱼袋郭子昂”等字样。关于郭子昂其人，新、旧《唐书》均无传，银铤上记其官职为“充横野军营田等使”，横野军属河东节度使统辖，而治在安边郡，掌管军屯垦田及收取税收事务，这件银铤记录的便是郭子昂将安边郡的部分租调，经和市变为轻货白银输至京都，经杨国忠进献给朝廷，得赐紫金鱼袋勋赏的旧事。至于“赐紫金鱼袋”，是指赐予官员紫色官服和金鱼袋。据《新唐书》卷二十四记载，唐初内外官员三品以上服紫袍，五品以上服绯（红色）袍。五品以上皆佩鱼符、鱼袋，以“明贵贱，应召命”。鱼符以不同的材质制成，“亲王以金，庶官以铜，皆题其位、姓名”。装鱼符的鱼袋也是“三品以上饰以金，五品以上饰以银”，以便官员出入宫廷验明身份。

杨国忠银铤拓本

天宝十二载（753年），也就是这件银铤铸造的年代，杨国忠已经身兼右相吏部尚书、专判度支、两京出纳租庸、盐铁使、铸钱使等四十余项官职，这件银铤上所刻官职名称，还只是杨国忠上述众多官衔中的一小部分。银铤铭记“安国郡和市银壹铤伍拾两”中的所谓“和市银”，就是将缴纳来的租调，经买卖双方同意，公平合理地进行粜卖，所得白银之类的轻货。银铤上标明“天宝十二载十二月日”进奉，说明其为“安史之乱”（天宝十四载，755年）前的贡物，其埋藏原因估计是部分税银进奉洛阳后，由于突起的战乱而仓促埋入地下的缘故。

隋唐时期是以人丁为征税标准的赋税制度的完善成熟时期。在实施租庸调制税法时，规定每丁每年向政府缴纳粟两石，谓之“租”；绢两丈谓之“调”；服劳役二十天，谓之“庸”。到了唐开元、天宝年间，在仓廪丰实的时代背景下，租庸调制遭到破坏，各郡县开始把应该收的粮食、布帛等大量实物税租，转变成轻货特产，再折算成银两，上缴到国库。这个过程就是租庸调法到两税法，实物税租到货币税租的转变。这些转变使唐政府便于聚敛各地财富，减轻了百官俸粟禄米的供应量和漕粮河险的亏损，是中国历史上税赋制度的重大转变。按照当时规定，各地收缴赋税，要先由卿、御史等官员监督核对尺度斤两等，再入库房，同时在要入库的物品上，刻记上缴纳物品的州县名、日期、数量、官吏姓名等铭文，以便区别优劣，方便贮运和解送入京。洛阳出土的这件银铤记录详尽，正好与上述规制相符。铸碎银为整块五十两，奠定了元、明、清各代元宝、银锭等大额铸银的规范数据。杨国忠银铤的出土，标志着白银正在成为社会上的主要货币和支付手段，银两已经以合法的新型货币形式登上了历史舞台。

唐代杨国忠银铤出土，见证了白银货币的崛起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