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彩绘拎包女俑2003年洛阳关林镇M1305出土高24厘米。在这座盛唐时期墓葬中,共出土了两件形制、高度相同的拎包女俑。这件拎包女俑身着唐代女子裙服,所束长裙用大量竖条纹来表达裙摆皱褶繁复、自然下垂等理念,巧妙地告诉后人女裙耗费布帛之多。在洛阳唐墓中,唐代流行时间更为持久的彩绘陶俑占据着相当比例。与色彩斑斓的唐三彩相比,彩绘陶俑具有许多独特性。......
2023-11-29
唐代 三彩倭堕髻女俑
1964年
洛阳北窑出土
高26厘米。头顶正中挽倭堕髻,自然垂于额前,身穿绿色短袖连衣长裙,内衬绛色窄袖襦衫,一款白色的披巾看似随意地从颈部绕于肩后,柔薄的裙衫随动作起伏而疏密转折。女俑粉面微垂,眉清目秀,双手扶膝悠闲地坐于束腰墩座上,眉宇间自然流露着心满意足之态。
唐三彩这一名称在古书中缺乏记载,考其由来,应该与旧时挖墓盗宝之风有关。因历来有“生在苏杭,死葬北邙”的说法,洛阳城北的北邙山古冢累累,几无“卧牛之地”。1904年10月,清政府开始修建连接开封和洛阳的汴洛铁路。在修建铁路过程中,从东到西沿邙山脚下的众多唐墓中,出土了大量釉色鲜艳的人物俑和器皿。因那些器物上的釉色多为红、绿、白三色,又出自唐墓,为此,被形象地称为“唐三彩”。后来,随着发现器物种类的增多,釉色由原来常见的三色增加到褐、蓝、黑等多种,但唐三彩之名已约定俗成,便沿袭至今。“唐三彩”在高宗、武则天至玄宗时期最为鼎盛,与盛唐时期国力充裕和奢侈的厚葬风气密不可分。当时上至豪族贵戚,下及士人庶族,都把生前占有或期待来世继续拥有的文侍武卫、歌伎媵妾、牛马骆驼和生活用器,做成色釉莹润的釉陶随葬品,以满足生养死葬的寄托。712年,左司郎中唐绍在疏文中说: “近者王公百官竞为厚葬,偶人像马,雕饰如生,徒以炫耀路人,本不因心致礼。更相扇慕,破产倾资,风俗流行,遂下兼士庶。”唐代洛阳是“两京并重”的东都所在地,也是达官显贵云集之所,出土的三彩器皿品类繁多,涉及人物、动物和禽鸟等多种形象,几乎囊括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全国所出唐三彩文物中享有较高声誉。
三彩鹦鹉髻女俑侧面图
三彩倭堕髻女俑背面图(www.chuimin.cn)
从洛阳出土的各类唐三彩文物来看,唐三彩女俑集婀娜与神采于一身,那些裙带生风、柔媚多姿的霓裳丽人,带着千年历史的迷离与韵致,尽情演绎了盛唐雍容典雅的大国风范。唐三彩女俑之美,首先表现在她们的发髻和服饰的浪漫多姿。唐初,女子有“蔽面”习俗,妇女外出多戴幂篱,幂篱是一种大幅方巾,一般用 轻薄透明的纱罗制成,戴时披体而下,障蔽全身。高宗时,随着社会风气开放,改戴“施裙至颈”的帷帽。至开元盛世,妇女们直接去除帽巾,露髻出行,“靓妆露面,无复障蔽”。所梳的发髻,或挽于头顶,或结于脑后,形式纷繁多变而名目繁多。髻式主要有半翻髻、云髻、盘桓髻、惊鹄髻、倭堕髻、双环望仙髻、乌蛮髻、回鹘髻、刀髻、丫形髻等数十种。但在洛阳以往发现的三彩女俑中,梳成鹦鹉式发髻者还没有先例。《新唐书·五行志》记载:“天宝初年,杨贵妃常以假发为首饰,好服黄裙,时人为之语:‘义发抛河里,黄裙逐水流。’”我们认为,这件女俑如此复杂的鹦鹉形发髻若非依赖假发梳成,简直不可思议。据考,女俑所着黄色长裙是用郁金香草染织而成,能散发出阵阵香味。可以想见,能够身着飘飘若溪水倾流的明艳黄裙,且装扮精致的女人,身份一定非同寻常。
另一件三彩女俑所挽的倭堕髻,是唐代较为著名的一种发髻,据说这种发髻是东汉权臣梁冀妻子孙寿发明的。它低而偏斜,发髻松垂,从正面看歪斜在头部一侧,斜垂下去,犹如人从马上堕落之式,故也称堕马髻。这种似堕非堕的发髻,更能表现出女子妩媚娇羞之态,让人心生怜爱之情。倭堕髻曾在唐代大行其道,白居易 《寄微之》曰:“何处琵琶弦似语,谁家呙堕髻如云。”刘禹锡 《赠李司空妓》中有 “倭堕梳头宫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温庭筠 《南歌子》中也有“倭堕低梳髻,连娟细扫眉”等诗句,都反映出唐代女子对倭堕髻的热烈追捧。
梳着各种发髻的唐代妇女
唐人的审美时尚因时因地而异。唐初,女子以清秀俏丽为尚,着装多清新雅致。随着生活富足和安定,从高宗到武则天时期,逐步形成了以丰腴为美的审美风格。这两件唐三彩女俑广受欢迎的奥秘在于,匠师们只是将女俑面庞塑造得圆润丰满,身材并没有完全融入臃肿的潮流,唐代宫廷仕女饱满中又透着秀美可人的形象,使现代人很容易从其中发现审美共鸣,因此,广受社会各界喜爱。
鹦鹉髻女俑出土于涧西谷水唐墓(编号M6)中,该墓没有出土墓志,而倭堕髻女俑考古发掘资料不详,两墓葬主人具体身份均无法考证。从谷水M6残存的随葬品看,出土有三彩器、釉陶器、瓷器、银器和铜器等40余件。三彩器中的镇墓兽、天王俑、文官俑、马、骆驼和女俑等,制作精细,组合已成定制。这两件文物的年代应当在武则天晚期或稍后,所出女俑的发髻样式,为研究唐代妇女发式提供了可靠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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