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黔桂边委获悉熊亮臣领导的农民武装攻下望谟县城,赶跑县长的消息后,决定加强对麻山武装斗争的领导,派陆海洋、黄平松等先后进入麻山指导工作。望谟地处广西乐业、天峨和贵州罗甸、紫云4县交界处,这纵横百里的少数民族山区,是中共黔桂边委活动的中心地区。......
2023-11-29
四、“三反”、“五反”运动
1951年,从全国的形势来看,随着国民经济的逐步恢复和发展,广大人民购买力的提高,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所需物资的大量增加,城乡市场日趋繁荣,资本主义工商业随之活跃起来,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得以迅速发展。在这种大好的发展趋势下,一些不法资本家为了摆脱国营经济的领导和国家法令的限制,追求非法暴利,从政治和经济上向党和工人阶级进攻,给党和国家造成了严重损失。为了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解决党员、干部被不法资本家、商人等腐蚀的严重问题,1951年11月,党中央发出了《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要求各级党委大张旗鼓地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简称“三反”)的斗争,放手发动群众,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随着“三反”斗争的开展,不法资本家采取更加隐蔽的手段,采取“打进来”、“拉出去”的办法,在国家机关和国营企业中寻找代理人,安插内探,竭力施行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经济情报等不法行为。要彻底铲除党和国家机关及其党员、干部中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问题,必须同时反对不法资本家的不法行为。1952年1月26日,党中央又发出了《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开展大规模“五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在一切城市,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本家及广大市民,向违法的资本家开展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简称“五反”)的斗争。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和《指示》,地委领导开展了安顺专区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的“三反”、“五反”运动。
“三反”运动
“三反”运动从1952年元月开始,7月初结束。元月2日,地委召开直属机关干部动员大会,成立中共安顺地委节约检查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区的“三反”运动。委员会由白潜、李庭桂、宗凤鸣、王杰村、赵余三、左纬芝组成,白潜任主任委员。3月8日,地委召开县委书记会议,地委书记白潜传达省委对当前政治和生产运动的若干指示,其中对“三反”运动提出了捉“老虎”(贪污1000万元,折合后来发行的人民币新币1000元以上的人称为“老虎”。以下通用折合新币的数量)的要求。3月下旬,地委又成立由李秀峰、陈保德、魏水林、王瑞迎、朱奎组成的查实定案组,具体负责对全区在“三反”运动中揭发出来的案件进行查实定案。经过发动群众、打“老虎”、查实定案和建设等几个阶段的工作,7月4日,地委在召开县书和地直科局长参加的扩大会议上,宣部“三反”运动结束。
“三反”运动以县和地直部门或系统为单位组织,区乡干部集中到县参加运动。整个运动大体分四个阶段进行,即发动群众阶段、“打老虎”阶段、定案处理阶段和建设阶段。发动群众阶段主要是集中干部学习上级文件,领会中央和省委指示精神;召开党员、干部、职工大会,领导动员,发动群众;对照检查、摸底排队。“打老虎”阶段主要是分配“打虎”任务;发动群众检举揭发“老虎”;召开群众大会,对“老虎”进行批判斗争;对运动掀不起高潮、完不成“打虎”任务的单位,查找原因,批判其领导人的右倾保守思想,进行必要的“帮助”。查实定案阶段主要是对检举揭发出的案件进行查证核实,在此基础上追缴赃款赃物,同时根据本人坦白交待和缴赃的情况进行处理。建设阶段主要是加强党、团组织生活和行政民主生活,树立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民主作风;建立各项规章制度,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计划和爱国增产节约计划;根据“三反”运动中的表现调整干部等。
“三反”运动初期,由于发动比较充分,又采取了分配“打虎”任务的方法,检举揭发的力度比较大。据地委4月5日《关于全区打虎情况的通报》和25日《关于全区各县在处理贪污分子中各种刑事处分的控制》中记载,截止3月底,全区地方系统检举揭发出来,并划为贪污分子的有2195人,揪出“老虎”516只,其中大“老虎”(贪污1万元以上的)41只。分布为地直机关134只,郎岱县82只,平坝县81只,镇宁县74只,普定县62只,安顺县48只,紫云县35只。但正因为采取分配“打虎”任务的方法,导致了层层追求“打虎”数量的过激现象,一些地方和单位出现了逼供信、轻信口供、不经调查核实就下结论的情况。少数地方和单位甚至是故意错算重算,把占小便宜与贪污并论,实物折价一律就高,几个人的贪污算在一个人身上,单位损失记在个人头上等等。针对这种情况,地委于6月8日召开了为时三天的全区“三反”工作会议,专门分析研究查实定案工作。10日,形成并发出了《复核案件中发现的问题和今后工作的意见》,提出要纠正在核实定案工作中的简单粗糙和不负责任现象,要求各县、各单位在核实和整理材料时,要切实把贪污的时间、地点、方式、数量和来龙去脉搞准,做到界线分明,实事求是,不扩大,不缩小。这才保证了核实定案工作的正常进行。
1953年,为配合党的基本路线的宣传教育,搞好粮食的统购统销工作,地委按照上级的要求,在机关普遍开展了以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强迫命令、反对违法乱纪为主要内容的“新三反”运动,通过开展“新三反”运动,对教育干部、改进机关工作作风、促进增产节约运动,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五反”运动
“五反”运动是解放后安顺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一次严重的阶级斗争,是与“三反”运动紧密配合、相互促进的群众运动,主要是在各县城关的工商界进行,从1952年2月开始,7月初结束。(www.chuimin.cn)
按照党中央和省委的统一部署,地委于2月初召开工商界大会,部署开展“五反”运动。结合安顺实际,运动总体上分两类进行指导。一类是安顺城关,涉及的行业及从业的工商户比较多,情况比较复杂,作为全区运动的重点进行先行指导。一类是其余各县城关,涉及的行业及从业的工商户相对较少,作为面上带动指导。
“五反”运动对于违法行为的处理,遵循的是:“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的政策原则。对于经核实处理后,应该补退款的,遵循“先活后收、先税后补”的原则,支持和发展生产,并对确有特殊困难的准予适当的减免或分期补退。
整个运动总体上分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调查摸底,掌握情况,分析工商界的动态。据调查摸底和统计分析,安顺城关,共有39个行业,2464个工商户,共有经营资金78万余元。在所有工商户中,有80%以上的工商户经营或兼营鸦片,有的经营黄金(当时国家禁止私营)和大、小洋,守法或基本守法的工商户只占工商户总数的15.54%。其余各县共有工商户1802户,总共经营资金23万余元,虽然绝大多数是守法或基本守法的,但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违法行为。
第二阶段:学习宣传、提高认识、检举揭发。在前一阶段工作的基础上,分别召开工商户主、小商小贩、职员、工人等会议,学习党中央、省委、地委的有关文件,把上级的政策和要求传达给工商界的全体人员。比较大型的会议,地委、县委有关领导都亲自到场进行宣传发动、阐明意义、讲清政策、解除顾虑、鼓舞士气。在这个过程中,通过讲清“凡属问题不大,又能坦白交待的,政治上免予处分,经济上不退不补”等政策,迅速解除了小商小贩的思想顾虑。通过开展“五反”运动意义的宣传教育,提高了小商小贩、特别是职员和广大工人勇于检举揭发私营工商企业主违法行为的热情和积极性。通过检举揭发和初步调查核实,安顺城关仅两年时间,贩卖鸦片烟毒就达8.6万两,烟坯子3300两(每个坯子等于10两鸦片烟),经营黄金938.4两,大洋11.2万元,小洋2万余元。违法工商户的违法所得达33万余元。其中,偷漏税所得占71.6%,偷工减料所得占3.36%,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所得占25.4%,向干部行贿达1400多元。其余各县的工商户,仅两年时间,违法所得也达4万余元。
第三阶段:查实定案、兑现处理、发展生产。其基本方法是,在检举揭发的基础上,进行认真的核实,根据违法程度、情节和在运动中的态度,把所有的工商户按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五种类型,并召开大会进行公开宣布。按照分类,对照“五反”运动关于处理兑现应遵循的政策原则和要求,安顺城关的违法工商户应退补罚款总计14万余元,占违法所得的24.95%,运动结束前已交款12万余元,占应退补款的86%;其余各县的违法工商户应退补罚款近2万元,占违法所得的41%,已退补3186元,占应退补款的18%。未退补的罚款,或给予减免,或分期交付,都明确了处理意见。在运动的全过程中,始终坚持把运动和生产紧密结合,以运动促生产,尤其是在兑现处理阶段,严格执行“先活后收、先税后补”的要求,促进了工商业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
开展“三反”、“五反”运动,总的来说,特别是把“三反”与“五反”相结合,相互促进,切合当时安顺干部队伍建设和工商业发展的实际。通过“三反”、“五反”,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进一步增强了工人阶级主人翁意识,巩固了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纯洁了干部队伍,教育了广大党员、干部,增强了党员、干部抵抗资产阶级侵蚀的能力,加强了党和国家机关政治、民主建设,促进了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社会风气的形成。进一步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通过建立规章制度,制订工作和爱国增产节约计划,进一步规范了工作秩序,调动了干部职工的热情和积极性,提高了工作效率,促进了增产节约运动的顺利开展。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并取得良好的效果,为后来实现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是,运动中的过激倾向,特别是“三反”中层层分配打“老虎”任务的做法,背离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导致了刑讯逼供等错误,形成了到处都有“老虎”的假像,造成了一些冤假错案,影响了干部队伍的形象,伤害了一批党员、干部。这方面的问题尽管在运动中一经发现,地委就要求加予纠正,但由于没有从背离党的思想路线的根源上而只是在具体问题上进行纠正,因此,纠正工作并不彻底,一些冤假错案一直沉积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得予纠正,一些同志蒙冤受屈长达二十多年,这是个深刻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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