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顺解放：四大因素实现了顺利解放

一、安顺的解放

安顺专区解放初期辖安顺、平坝、普定、镇宁、紫云、郎岱6县。1949年11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五兵团十七军侦察营进入平坝县城，宣布平坝县解放；18日，十七军侦察营抵达安顺城，宣布安顺解放；21日，侦察营进入镇宁县城，宣布镇宁解放；22日，十七军四十九师一四五团进入普定县城，宣布普定解放；12月5日，紫云起义投诚的民卫总队奉命到安顺接受整编，同时，中共安顺地委、专署派吕瑞林、李育民等11人接管紫云，宣布紫云解放；12月20日，关岭县（现安顺市所辖）和平解放；1950年1月14日，郎岱县和平解放。

安顺的顺利解放，主要取决于四大因素。一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伟大进军；二是西进支队的八大队接管；三是党领导的地方游击武装的有力策应；四是党的政策的有力宣传和贯彻落实。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伟大进军

1948年上半年，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战略决战阶段。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分析战争形势，以宏大的革命气魄和高超的指挥艺术，连续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三大战役的胜利，使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大大加快了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步伐。1949年1月1日，毛泽东在新年献词中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迅即向尚未解放的广大地区举行规模空前的全面大进军。在百万雄师强渡长江，占领南京，延续二十多年的国民党反动统治宣告结束之后，人民解放军各路大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向中南、东南、西北、西南进军。

早在1949年1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党中央就作出决定，由第二野战军进军西南。7月16日，中央军委下达向西南进军的命令。17日，中共中央决定组建以邓小平、刘伯承、贺龙为第一、第二、第三书记的西南局。从8月初开始，第二野战军前委遵照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命令，积极筹划进军的部署，决定以第五兵团为主进军贵州。

9月初，二野五兵团从江西上饶出发，10月中旬，各部先后抵达湖南，集结于湘西。在湘潭，根据党中央和西南局的指示，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贵州省委员会和贵州省人民政府。

10月20日至22日，二野五兵团召开军事会议，对入黔作战进行具体部署，决定分左、中、右三路同时发起进攻，十七军为中路，沿湘黔公路挺进；入黔后，由十七军分散掩护全省地方干部开展工作。

从11月1日起，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五兵团向国民党军实施三路攻击。驻黔东、黔南、黔中、黔北的国民党军，抵挡不住人民解放军的猛烈攻击，除一部被人民解放军歼灭外，大部向黔西南和黔西北方向逃窜。

十七军从11月6日攻克湖南新晃进入贵州后，长驱直入，势如破竹。11月17日，十七军侦察营进抵平坝县城，宣布平坝县解放。11月18日，侦察营先头部队抵达安顺，宣布安顺解放，当十七军四十九师开往安顺城时，不是激烈的战斗，而是维持会组织的工农商学各界群众的夹道欢迎。镇宁、普定、紫云也相继在没有发生激烈战斗的情况下顺利解放。郎岱、关岭则是在一个多月后，因退至毕节至兴仁一带的国民党十九兵团及地方保安部队，接受二野前委和中共中央西南局的“四项忠告”，由王伯勋、张涛等将领率部起义而和平解放。

在解放安顺各县的过程中，11月22日，人民解放军十七军四十九师派出两个加强排，奔赴安顺杨武，配合“安紫长边区游击队”歼灭了盘踞在杨武洞口村的李紫珊、张耀南残部。23日，进入普定的十七军一四五团在普定马关屯围歼了国民党49师，激战6小时，歼敌1500余人。

西进支队的干部支持和接管

1949年8月初，党中央在决定以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进军贵州的同时，决定抽调由冀鲁豫南下到赣东北区工作的全体干勤人员，随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西进，成立贵州省委，解放和接管贵州。

贵州是红军长征经过的地方，播下了革命的火种。中共地下组织从三十年代初到解放前夕，一直坚持革命斗争。从1949年秋起，又积极开展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游击武装斗争，迎接解放。但由于贵州是国民党“大西南防线”上白崇禧、胡宗南两个集团军的结合部，又是国民党南撤大西南的重要通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一直受到国民党的严密控制，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随时都可能受到迫害，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工作始终处于秘密活动状态，贵州解放后对干部的需要缺乏必要的准备。安顺和全省的情况完全一样，几乎没有干部的准备。

党中央对新解放区的干部问题早就有了充分的认识，1948年9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就专门研究了为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干部的准备工作问题，并于10月28日作出了《中央关于准备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全体干部的决议》，明确由华北、华东、东北、西北、中原等老解放区组织、培训干部，待机随军到新解放区开展接管建政工作。(www.chuimin.cn)

1949年8月初，党中央决定以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进军贵州，同时决定抽调由冀鲁豫南下到赣东北区工作的全体干勤人员，随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西进，成立贵州省委，解放和接管贵州。这就是后来在贵州影响较大的西进支队。

9月初，赣东北区党委所辖各地、县、区、乡的全体工作人员，奉命在江西上饶集中，一面学习，一面作西进的准备。9月10日，召开了干部、战士9000多人参加的“西进动员大会”。动员大会上，介绍了国内外形势，传达了党中央和二野前委的指示，介绍了贵州的概况，明确了西进的任务，提出了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保证完成西进任务的要求。动员大会之后，以党支部为单位，进行了热烈认真的讨论，重点解决了部分同志“贵州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不如江西条件好”；“云南贵州旯旮县，过去是充军发配的地方”；“贵州老蛇多，蚊子比马蜂还大，有麻风病”；“去贵州还要行军数千里，很困难”等的模糊认识。通过动员、学习、讨论，统一了思想，提高了认识，9月中旬，由原冀鲁豫边区南下的全体同志、江西地下党的部分同志、原赣东北区党委所属各级干校的部分学员以及江西解放后参加工作自愿西进的部分青年知识分子，共9331人，正式组成西进支队。

西进支队从江西上饶出发时，总共9331人，但其中干部只有5771人。解放前夕，国民党在贵州设有1个省政府，1个省辖市政府，7个行政督察专员公署，79个县政府。据框算，西进支队的干部除了建立省党政工作机构所需干部外，只能接管4个专区、30个县。尚缺4个专区，49个县的干部。为了解决全面接管贵州所需的干部，1949年8月下旬，贵州省党政军主要负责人和五兵团党委根据中央和西南局的指示研究确定：分批从五兵团所属部队抽调一批干部（2480人）到地方工作，并编入西进大队。同时，将二野军大五分校的学员（1500人）、二野南京军大分到贵州工作的学员（875人）和二野西南服务团贵州干部队（106人）也编入西进支队各大队。10月中旬，这部分干部全部到位。至此，西进大队组建起了接管贵州一个省、8个专区（市）、50多个县的干部配备架子，为在全省建立各级党、政军机构，进行接管，开展工作做好了干部准备。

1949年10月下旬，中共贵州省委在湖南邵阳召开会议，全面部署贵州解放后的工作。11月6日，二野五兵团和贵州省委正式作出决定：由五兵团西进支队八大队接管安顺专区。八大队共430余人，分为五个中队，每个中队接管一个县。11月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五兵团十七军四十九师进驻安顺，西进支队陆续随军抵达安顺，开始了安顺专区的接管建政工作。

西进支队的干部支持和接管，为安顺的顺利解放、巩固胜利果实、以及解放后的各项建设事业的顺利开展，做出了安顺历史上不可磨灭的贡献。

党领导的地方游击武装的有力策应

从1932年起，中国共产党就以秘密活动的方式在安顺开展工作。1935年四月，红军长征经过安顺，所到之处，济困扶贫，爱护百姓，宣传抗日反蒋主张，播下了革命火种，为开展党的地下斗争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从此，安顺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抗日反蒋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到“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阶段时，地下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发展成为打击国民党地方统治势力，迎接安顺解放的有生力量——武装游击队。安顺解放前夕，为争取安顺的顺利解放，武装游击队向国民党地方统治势力展开了有力的打击。

1949年9月间，安紫长边区游击纵队派出部队在安顺县鸡场附近袭击了国民党保安十四团的运输部队及负责护送的国民党乡长于培志部。缴获步枪20支、子弹3000余发、手榴弹2驮、轻重机枪8挺、六0炮5门、军马1匹。11月初安顺县游击队缴了与大山相邻的千峰乡公所武装，获长短枪17支，子弹3000余发。11月5日，“盘北游击六支队”围攻关岭县岗乌乡公所，活捉国民党乡、镇长3人，缴获步枪20支，“解放”了关岭县岗乌、沙云、新场、下哨、永宁等乡、镇。11月12日，牟临凯运送武器车辆在跳蹬场被安顺县游击队围困，经交涉，同意交出步枪40支、机枪4挺、冲锋枪10多支，并宣布起义。11月15日，贵阳解放后，国民党安顺守敌见势不妙，撤离安顺城，党的地下组织领导的游击队进驻城郊，进城张贴布告，宣传党的政策，宣传人民解放军的铁的纪律和优良作风，稳定人心，支持地方进步知名人士组织治安维持会，维护城内秩序。11月中旬，安紫长边区游击纵队，在双堡花恰袭击由安顺出逃的国民党安顺县保警大队、国民党国防部监护营、华中“剿总”警卫团一个连及张耀南地霸武装，击毙监护营长，打死、打伤和俘敌30余人，缴获枪械30余件；盘北游击第六支队在永宁西关坡，袭击国民党军车1辆，毙敌1人，俘12人，缴获重机枪9挺，步枪12支，子弹万余发。并俘来援的国民党永宁乡长张季翘及下属数人。11月17日，“安紫长边区游击纵队”在已向我起义投诚的紫云县民卫总队的配合下，在紫云塘坊围歼国民党监护营200余人，毙敌副营长，缴获枪械300余件，子弹和手榴弹数10箱；在羊场北面伏击国民党安顺专员杨伯盈和安顺县长李紫珊溃逃的一部；高克敏从安顺回到普定鸡关山，带领游击队摧毁国民党龙场乡公所，获步枪30余支，子弹200余发，手榴弹一箱。11月22日，“安紫长边区游击队”又在解放军十七军四十九师派出的两个加强排的配合下，歼灭了盘踞在安顺杨武洞口村的李紫珊、张耀南残部。11月24日段一芳、王永武在普定窑上，阻击溃逃的国民党二四九师，俘敌队长黄云淇，获枪30余支，子弹500余发。11月间，盘北游击七支队，在关岭县哨上河边的坡雾云，打垮企图阻击游击队过河的国民党乡长徐贵方所率的“预备兵团”第三营的部分武装，俘保警一队一个班，缴获步枪10余支，手榴弹20余枚，子弹1000余发；盘北游击八支队，争取驻守花江铁索桥的国民党328师28团三营机炮连连长李光孜接受党的领导，从而控制了花江铁索桥。12月上旬，盘北游击队七支队在关岭县八德木城河边，打垮了国民党县长许新派来“清剿”的敌“预备兵团独立营”3个连的进攻，俘敌排长陈某及该排1个班，缴获机枪1挺，步枪10余支。此外，两次袭击国民党关岭县政府所在地花江镇，解放花江、关索部分乡镇和镇宁县六马地区。

地下党领导的游击武装的上述行动，有效地打击了国民党地方反动统治的根基，鼓舞了安顺各族人民的斗志，为安顺的顺利解放起到了积极有效的配合作用。

1949年12月，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的各支武装游击队完成历史使命，奉命集中整编，投入新的战斗。“郎普织边区游击队”和“织普郎纳水游击队”部分编为郎岱县岩脚区整训大队，后编入解放军一四六团，其余的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普定县大队；罗盘区盘北游击队第六、七支队整编后，部分编入解放军一四七团，部分编为郎岱县大队和关岭县大队，其余参加地方工作；“安紫长边区游击纵队”整编后，除安排部分参加安顺县、紫云县剿匪外，其余的改编为安顺军分区基干团。奉安顺军分区命令，镇宁县委、县人民政府代管的原国民党保安团起义投诚的两个连、土匪投诚的两个连，合并改编为镇宁县整训大队。

党的政策的宣传和贯彻落实

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及西进支队进入贵州后，把宣传形势、宣传政策作为重要任务，通过张贴布告、召开群众大会、报告会、座谈会、读报会、访问等形式，大力宣传党的各项政策，包括党对国民党起义人员的政策、对旧职员的政策、对民族工商业的政策、民族政策和统一战线政策等等。

除宣传党的上述方针政策外，在向贵州进军途中，贵州省委、省政府还制定了一系列符合贵州实际的地方性政策，报经党中央和西南局批准施行。1949年10月6日，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席杨勇、中共贵州省委书记苏振华向二野前委提交了《关于贵州工作的初步意见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分析了进入贵州的有利条件和存在的困难，提出了进入贵州后开展工作的方针、政策和策略。其要点是：关于工作步骤问题，根据贵州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和地方干部不足的情况，采取有重点、分步骤、争取主动、稳步前进的方法开展工作。全省分三种地区，采取三种不同的工作方式。一是全面占领与全面控制的地区，即贵阳、安顺、遵义及其周围地区以及湘黔线、川黔线各县。二是相机占领地区，除以上全面占领地区外，宜根据情况逐渐向外扩展，必要时采取武工队、维持会、支前委员会等形式开展工作，政权要更较机动地利用旧职人员。三是暂时不管地区，如兴仁专署、铜仁专署东部和独山专署南部等地区，暂时不管，若大军过境，国民党政权武装被消灭或投降，可以社会团体名誉组织支前委员会，维护治安、支援军队。关于敌伪武装和地方武装的处理问题，总的原则是：趁敌人混乱之际，大量肃清瓦解敌伪武装。对反动武装如伪保安队、宪兵、警察及区乡保武装自卫队等，一律收缴，但在对官兵的处理上，要按战斗缴械、自动缴械、起义投诚等情况区别对待。对灰色武装如反对国民党的民变武装、民主同盟等，原则上改编（编入解放军主力部队），以保持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为唯一合法军队。对于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凡经查明确系我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应认真做好会师工作，帮助解决困难，进行政策教育，给予慰问，不得编并。对于苗民武装，凡确实查明系纯粹苗民自卫武装，除持枪抗拒我进军或袭击我政权机关者，必须解除武装，但亦需先礼后兵，一般暂不要缴枪改编，主要以我党对于少数民族政策予以教育，待以后另作处理。对于我地方武装的建立，开始时不作为中心工作，先以十七军的两个师分散掩护地方开展工作，县区乡结合各项工作的开展，再逐步建立地方武装。关于接管问题，组织好接收机构，属军事机构的由兵团组织接收，属地方系统的由地方负责接收。接收与管理要密切配合。对于从国民党政府接收过来的人员，一般职员每人每月暂发150—300斤米的维持费，工人生活费不低于旧职员，公教人员的待遇按高于旧职员低于职工的标准发生活费。总之，为迅速分化瓦解敌人，坚持“团结多数、打击少数、利用矛盾、各个击破”的策略，对一切可暂利用的社会力量应有意识利用。这些符合贵州实际的方针政策，在解放和接管安顺的过程中，得到认真的宣传和贯彻落实。

对党的政策，一面宣传，一面认真付诸实施，这对于实现安顺的顺利解放，对于戳穿国民党反动派编造的种种谣言，分化瓦解敌人，安定各阶层人士的思想，建立革命秩序，加强党和人民政府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推动解放和接管后各方面工作的顺利开展，起到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