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安顺历史：反蒋武装斗争蓬勃兴起

三、反蒋武装斗争蓬勃兴起

在各地建立反蒋武装游击队的基础上，安顺各地的反蒋武装斗争蓬勃兴起，“抗兵、抗粮、抗捐，迎接解放军！”、“打倒国民党，建立新中国！”、“跟共产党走，穷人坐天下！”等思想理念不断深入人心。通过各支游击队的不懈斗争，有效地组织和发动了群众，维护了社会秩序，保卫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打击和动摇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基础，为安顺的顺利解放创造了良好条件。

克混暴动

1947年7月，中共安紫边区领导小组为配合全国风起云涌的反蒋斗争，决定在紫云与长顺交界的克混地区创立军事活动基地，开展反蒋武装斗争，实行武装割据。经过必要的准备后，9月，成立了“紫云工农革命军游击大队”。游击队成立后，即在方圆百余里的克混地区响亮地提出：“打倒国民党，建立新中国！”、“跟共产党走，穷人坐天下！”等口号，以“抗兵、抗粮、抗捐”的方式进行武装割据。割据区域内废除国民党政府的一切政令，宣布不抓兵，不派款，不纳粮，四面关隘派出警戒，国民党兵丁不敢越足一步，游击队还不断出击敌人，镇压反动分子，震慑了反动势力，鼓舞了广大群众，被群众称为“闹红城”。1948年2月，国民党贵州省保安司令部调集周边几个县的反动武装一千多人，围攻克混游击队。游击队奋起还击，经过大小7次战斗，持续半个多月，终因寡不敌众而失利，主要领导人胡博、郑德霖、杨舜尧、王宽福、郑德厚、吴正明、冷时茂等，在战斗或转移过程中先后壮烈牺牲。持续近五个月的克混武装割据虽然失利了，但却发动了群众，打击和动摇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坚定了边区党组织领导开展武装斗争的信心和决心，为后来的反蒋武装斗争提供了启示和借鉴，为进一步开展边区武装斗争奠定了基础，积累了经验。

郎岱“三·三暴动”

郎岱“三·三暴动”发生在1949年3月3日，是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以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为目的，有组织、有计划、有准备的较大规模的革命武装斗争。

1948年7月，中共黔北特委书记（后为中共贵州省工委书记）张立来贵阳开展工作。8月，张立在贵阳听取了地下党员王舍人（郎岱籍人）关于郎岱、关岭一带开展反蒋武装斗争情况的汇报后，向王舍人详细介绍了解放战争发展的形势和党采取的路线、方针、政策，指示“要到农村搞武装，占领阵地，配合我军的正面进攻，拖住敌人的后腿，打乱敌人的部署，分散敌人的兵力，造成敌人处处挨打的形势”。并明确郎岱、关岭一带武装斗争，由王舍人、兰华富、刘永三人共同领导，王舍人主要负责军事工作，兰华富、刘永主要负责政治宣传工作。为方便联络，还交给王舍人一本联络密码，提供了两个秘密联络地址。9月，王舍人根据张立的布置，从贵阳返回关岭向兰华富传达了张立的指示，共同商讨在郎岱、关岭地区发展壮大革命武装的具体办法。

按照商定的办法，王舍人、兰华富等分头行动，积极联络各地的革命武装，与中共云南罗盘地委领导下组建的“织普郎纳水边区游击队”也取得了联系。在与各支反蒋武装联络中，大家的认识和意见都是一致的，都认为同是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开展反蒋武装斗争的目标是一致的，应该联合起来，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形成合力，壮大力量，更有力地打击共同的敌人。到年底，相互联络沟通的各支反蒋武装活动的范围，以郎岱的花德河为中心，包括郎岱、关岭、普定、织金的交界地区，已形成连片控制局势，纵横数百平方公里。这一地区，游击队活动点星落棋布，抗兵、抗粮、抗款、除恶、惩霸斗争此伏彼起。

1949年元月上旬，派黄恒德到贵阳向张立汇报工作，其时，张立已赴香港找上级党组织，只得到张立从香港写给王舍人的信和毛泽东同志发表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并带回郎岱。2月上旬，先后在郎岱花德河等地集中陈永昶、李兴隆、吴应杰、张桂江、黄泰祥等游击队骨干开会，并认真学习了毛泽东同志的新年献词和张立从香港写来的信。分析敌我情况，研究下一步行动计划，讨论领导武装斗争的组织形式等。

在组织开会学习过程中，得到郎岱县城内情报员送来情报，报告敌人从安顺运一批武器到郎岱。得到这一情报，王舍人、刘永认为，游击队正愁缺乏武器，敌人已将武器运至眼前，为何不设法取之。但这是重大的行动，应报告张立批准，而此时张立远在香港，不可能向他请示，如要等张立回来，又恐坐失良机。反复考虑后，王舍人等认为，攻打郎岱城，夺取敌人武器，装备游击队，符合张立开展武装斗争的指示精神，决意尽快组织武装暴动，攻进郎岱城，夺取武器装备。王舍人、刘永随即召集有关负责人，提出了举行武装暴动的初步打算，取得一致赞同。接着具体讨论了暴动的有关问题。首先分析敌我力量对比，认为敌守军主要是县保警大队共300余人，但分三个中队，县城只驻有一个中队和大队部的人员，共100多人，其余中队及周边地主武装可增援的兵力约2000人，但分散且离县城都比较远，远水难解近火。我游击武装，集齐是600多人，人数上我占优势。只要速战速决，就可避开敌人相顾驰援之危。其次，着重研究了暴动的战术问题。三是讨论了暴动后游击队的去向问题。若暴动成功，留城数日，开仓济贫，整编队伍，然后撤往花德河、长岭岗一带建立革命根据地，坚持武装斗争，逐步扩大战果；若暴动失败，分散到农村隐蔽或到边远的九层山一带继续打游击。

2月28日，王舍人、刘永在长岭岗召开各路武装负责人或代表、部分地下工作者参加的战前动员会，会议着重强调了发动暴动的依据，明确了入城后的主要进攻目标——县政府、法院和保警队，确定参加暴动的各路武装，3月3日前到长岭岗集结待命。

正当各路武装集结之际，驻县城的保警队派8名保警兵到花德河一带催粮并住花德河。2日清晨，花德河陈永昶部游击武装在保警归途设伏，打算消灭这股保警，夺取枪支。但因安排不够缜密，暴露目标，没有达到预期目的。陈永昶当即到长岭岗向王舍人等汇报这一情况，几个主要负责人听取汇报后分析，担心敌是假催粮，实则是探察我方情况，怕打草惊蛇，于我战事不利，不如先下手为强。遂决定3月3日凌晨4时前在郎岱城东羊猫冲集合，天放亮即攻城。

凌晨4时许，由于准备仓促，缺乏配合经验，赶到集合地点的武装人员仅300多人。按预定计划，不能再等，就300多人，按攻城任务分编成三个中队，并宣布了暴动主要领导人及其分工：王舍人为军事总指挥，入城指挥战斗；兰华富、刘永在城外负责接应工作。还宣布纪律：不准拿老百姓的东西，缴获敌人的武器一律归公，国民党仓库里的物资不准乱动，对地主富户不许乱抄乱杀，听候处理。统一规定行动口令为“解放”；呼喊的口号为：“打倒蒋介石，人人有饭吃”、“拥护共产党，解放全中国”、“单打县政府，不打老百姓”。各项准备工作完毕，立即整队出发，悄然向县城开进。

拂晓，队伍进至县城北门口，负责打开城门的中队，搭起云梯，翻越城墙，迅速打开城门。队伍急速从城门冲进城内，向预定目标进攻。因顺利入城，队员们心情激动，一时间，杀声大作，枪声四起，惊动了敌人，打乱预定的趁敌睡梦未醒，封门夺枪的计划。于是，王舍人只好决定改为硬打强攻。这一来，敌人的枪枝弹药未被夺取，攻城战士的武器弹药未得到补充。虽然我攻城战士越战越勇，但面对装备绝对优于我的守敌，在激烈的巷战中，经不起时间的延续。战斗持续到上午十时左右，我方弹药几乎耗尽，敌人反守为攻，我方被迫终止战斗，撤退转移，分散隐蔽，开展新的斗争。

在这次暴动中，共有9名游击勇士英勇牺牲，12名队员不幸被俘。被俘的队员，后来被敌人施以酷刑拷问，但他们英勇不屈，先后被敌人残酷杀害，其中有9名队员被于3月5日集中杀害，惨无人道地砍下他们的头颅，挖出心肝，割掉舌条，并将9颗人头悬挂在集市东侧的杨槐树上“示众”。

郎岱“三·三暴动”，由于事前准备不充分，缺乏战斗经验，部队训练不够、装备简陋等而失利，在军事上，未达到预期目的。但暴动振撼了贵州、云南、四川边境。蒋介石当时把贵州看作“净土”、“圣地”，谷正伦也自吹治黔“固若金汤”。郎岱暴动却在“净土”、“圣地”上重重地踏上了一脚，国民党报纸纷纷报道，惊呼“情势险恶”。谷正伦也慌了手脚，急忙将驻守黔北的敌328师调驻黔西，从兴义调保安三团、从安顺调保安五团进逼郎岱、水城、织金、纳雍等地区。这次暴动，扩大了我党的政治影响，鼓舞了人民群众反蒋斗争的志气。通过这次斗争实践，锻炼了一批武装斗争的骨干力量。暴动后，转移到各地的共产党员、游击队员、地下工作者，继续开展有组织有领导的武装斗争。

花恰、羊场伏击战

1949年11月初，中国人民解放军以雷庭万钧之势向西南挺进，国民党贵州反动当局，按照国民党中央的旨意，策划和制定反共应变计划——《贵州省反共保民救国纲领》。从政治、经济、军事上采取了一系列反动措施，特别是加强了特务活动。制造了又一次白色恐怖。但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进军势不可挡，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贵州反动当局的应变计划不起作用，只得布置溃逃。11月12日，国民党安顺专署专员杨伯楹见大势已去，携其安顺县县长李紫珊和国民党安顺县党部书记长杨国昌，率其临时拼凑的自卫队撤离安顺，向旧州、杨武、双堡方向逃窜，并一路进行反共宣传，宣布紧急戒严，施行“三光”政策，破坏交通，并在杨武纠集硐口大地主张耀南的反动武装，扩充反动力量，妄图负隅顽抗，打击我边区游击队。安紫长边区游击队纵队司令部获此重要情报后，组织了300多人枪的武装游击队，于15日晚在双堡附近的花恰埋伏。16日，李紫珊等率部行至花恰时，游击纵队突然向敌人猛烈开火。激战中，溃逃至此的敌国防部一个监护营、华中“剿总”警卫团的一个连前来增援李部。激战数小时，敌因处于不利地形，被游击队击败。敌国防部监护营营长被击毙，打死打伤敌兵11人，俘敌30余名。此次战斗，游击队伤亡12人。

在花恰遭我伏击后，敌部分退回硐口集结，部分继续往鸡场、紫云方向逃窜。边区游击纵队司令部通知在紫云的黄松鹤、高盛德等部，组织伏击逃窜之敌。黄松鹤、高盛德即组织部分游击队员和毛铁、吴顺森部起义的民卫总队共500多人，在羊场一带设下伏击圈。17日，待溃逃之敌到达后，突然猛烈向敌开火，敌猝不及防。结果，敌监护营副营长被击毙，敌众死伤30多人，被俘虏100多人，缴获长短枪200余支，轻机枪20挺、弹药辎重一批。随同溃逃的安顺专署专员杨伯盈亦同时被俘，但因当时找不到证据证明其身份，将其与其他俘虏一起释放，杨逃到兴义后投诚。(www.chuimin.cn)

维护安顺城秩序

1949年11月10日，谷正伦、韩文焕带贵州国民党党政军机关撤离贵阳，经安顺往西溃退。国民党安顺当局，除授命姚迪带一小帮散兵游勇留下，最后负责用汽油焚毁安顺城外，其余乘机潜逃。一时间，安顺交通堵塞，社会秩序混乱。安顺城西门外盐仓、轩辕庙被服仓库等连续被轰抢，全城人心惶惶，店铺闭门停业。为维护城内治安，保护市民安全，进步士绅韩云波、戴子儒、董叔明等，于12日发起组织了由各方面人士共40余人组成的“安顺临时治安委员会”（又称治安维持会）。当日晚，安顺县游击队负责人段一芳、徐天恩商量决定，迅速集中游击队进驻安顺城区，维护社会秩序，保护人民生命财产。为安定民心，随即拟定了安顺游击队布告：

入黔人民解放委员会所属安顺游击队布告

一、游击队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希望各界人民保持秩序。

二、游击队保护公私学校、医院、文化教育机关、公益事业机关，保护工厂、商店、银行，业务员工应照常供职和生产，协助游击队搞好治安。

三、责成国民党政府人员、党部人员、警务人员，各按原机关站岗值班，负责保护机关资财、档案，听后接管，只要不持枪抵抗，不搞阴谋破坏，游击队就保护你们的安全。如有从中破坏者，定要严办；

四、蒋匪军，谷匪保安队，凡愿向游击队投诚，交出武器，游击队欢迎，决不虐待，如图谋抵抗者，定要严办。

五、如有人乘机抢劫、偷盗、隐藏坏人、破坏公物档案，一经查出，定要严办。

六、游击队保护城乡人民的生命安全，同现成治安委员会共同维持城内社会秩序。

七、游击队员买卖公平，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他们佩戴有红布条，希望各界人民群众同我们合作，共同打倒蒋介石，打倒谷正伦。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三日

11月13日，布告写好后，游击队进抵安顺城郊，并派队员到城内张贴布告，安定人心。“临时治安委员会”，派人到城郊将游击队领导段一芳、徐天恩接到城内，共商维护治安、迎接解放事宜。段一芳向临时治安委员会领导和各界人士500多人宣讲了共产党的政策。经协商，城内治安由临时治安委员会负责；游击队驻城郊，城外治安由游击队负责。由于游击队进抵城郊，对留守的少量敌人形成了严重威胁，经临时治安委员会的劝告，他们放弃了毁城计划，全城人民的生命财产得以保全。游击队进抵城郊，对妄图经安顺西窜的国民党军也造成了威胁，从贵阳最后西撤的敌军，押着两卡车军火，打算运往昆明，行至安顺以东马树桥，闻知安顺城外有游击队，即连汽车一并放火焚烧。敌19兵团的49军军部从贵阳西撤，行至平坝县天龙，听安顺驻有游击队，只得抄小路绕道织金。而游击队侦知敌军去向后，派撒明先第五大队前往阻击，缴获敌步枪数十支及其他军用物资。18日下午，解放军17军侦察营从平坝抵达安顺东郊，游击队及临时治安委员会带领队伍和群众在东门外热烈欢迎解放军，安顺城和平解放。

硐口战斗

11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已进驻安顺城，此时，安紫长边区游击纵队正与盘据于杨武硐口的国民党李紫珊残部相持。李紫珊借硐口地势险要，又得到大恶霸地主张耀南武装的补充，妄图击退围攻过来的游击队。此时长顺方面的国民党部队也有增援的态势。于是，杨诗书派人到安顺向人民解放军求援，人民解放军即派侦察科长王巨胜率两个加强排，连夜赶到杨武。22日凌晨战斗打响，在解放军强大火力和游击纵队的配合进攻下，消灭了国民党的残部，打垮了张耀南的地主武装。

安顺解放后，游击队各部接受中国人民解放军整编，除部分自愿回乡参加生产建设的外，全部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系列或转业为地方干部，参加接管建政工作和剿匪斗争，游击队结束其光荣的历史使命。

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建立的反蒋武装游击队，历时不长，但却在国民党反动当局不断制造的白色恐怖的笼罩下，经历了艰难曲折的筹组、发展、挫折、再筹组、再发展，直至壮大的过程，为安顺的解放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和组织基础。她的功绩将载入史册而为后人永远铭记。在反蒋武装斗争中从容就义、英勇牺牲的先烈们，将永远受到安顺人民的敬仰和怀念。

综观安顺近代历史，特别是自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在安顺建立并开展活动至安顺解放的15年，充分展示出，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才能取得最后胜利，中国共产党不愧是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和领导核心，广大共产党员不愧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安顺的地下党组织及其党员，在国民党反动当局不断制造白色恐怖，时常处于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受到打击、破坏和陷害，被迫四处辗转和隐蔽的恶劣环境下，坚定理想信念，坚持不懈斗争，历经艰难曲折，百折不挠，为安顺的解放打下了良好的政治基础、社会基础、群众基础和组织基础，其精神不朽，其功绩不可磨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