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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顺历史:中国共产党为反蒋武装斗争做准备

【摘要】:在加强革命舆论工作的同时,地下党组织积极开展筹组反蒋游击武装,建立军事基地工作,为开展反蒋游击武装斗争作准备。会议根据《新华日报》刊登的国民党军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的情况,研究开展和推动边区反蒋武装斗争工作。会议决定在克混一带举行武装暴动,实施武装割据,并研究了枪支弹药和钱粮等筹集、供给的准备工作。

一、反蒋武装斗争的准备

抗战胜利后,曾主持诱杀农民领袖陆瑞光的军阀扬森主政贵州,按照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全力维护蒋介石“一个国族,一个领袖”的独裁专制谬论及其反动统治,为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作准备,唆使各级官吏穷凶极恶、为所欲为,大搞民族压迫,制造民族矛盾,到处抓兵、派粮、派款,搜刮民脂民膏。在形势变得日愈严峻的情况下,地下党组织通过《新华日报》等渠道,了解党中央的重大抉择部署,及时把工作的策略、方针从联蒋抗日转移到反独裁、反内战上来,高举起反独裁、反内战的旗帜,开展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

针对国民党当局假和平、真内战的愚民、刮民政策及其对外部革命形势的严密封锁,地下党组织认为,必须广造革命舆论,及时地把斗争矛头从抗日救亡转移到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上来,通过揭露国民党当局苛捐杂税压榨人民和地方官吏横行霸道、鱼肉乡民的罪恶,激起群众义愤,唤醒他们觉悟,激发他们斗志,号召他们团结起来,积极参加有组织的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决定创办《大众报》。当时,安紫长边区的云盘、板当一带,生产白纸,那里聚集了很多造纸工人。他们深受国民党当局“纸槽捐”的压榨,收入微薄,衣食难保。胡博曾深入过这里,目睹他们的悲惨生活。胡博深入这里时,又在云盘结识了大学毕业回乡的吴学礼等一批进步知识青年。经过分析,云盘、板当一带造纸工人的悲惨生活,最能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本质,这里又活跃着一批进步知识青年,可以作为办报的基本力量。于是,胡博和吴学礼发动进步师生,经过必要的筹备,在云盘创办了《大众报》。当时,当地没有印刷条件,《大众报》以手工抄写形式出版。1946年11月12日创刊。由张恒兹、刘英泰、胡博、杨诗书、吴学礼等地下党员和进步知识青年撰稿。《大众报》上刊登的《晒纸房》、《寒冬感言》、《黄家冲煤矿采访记》、《哎呀呀,老百姓完了》等文章,描写了造纸工人、煤矿工人等劳苦群众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悲惨生活,揭露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罪恶。这些文章,既向一颗颗子弹,击中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要害,又象一团团寒冬腊月的火,温暖着广大劳苦大众的心,在广大民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在深入群众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状况过程中,地下党员和进步知识青年们还开展了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号召劳苦群众团结起来,抗捐、抗税,保卫自己的生存权利。这些工作的开展,边区人民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逐步兴起。1947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重创国民党军队的重大战果,人民解放军从在内线和外线的攻势作战,转为全国规模的战略进攻的总态势,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宣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根据人民解放战争发展的情况,11月,地下党组织为集中精力领导边区武装斗争,决定《大众报》停刊。《大众报》办报一年,共出刊65期,在宣传、发动、组织群众方面取得了不可替代的效果。

在加强革命舆论工作的同时,地下党组织积极开展筹组反蒋游击武装,建立军事基地工作,为开展反蒋游击武装斗争作准备。

1946年8月,安紫边区领导小组先后在紫云白石岩、甘桥召开党员和革命骨干分子会议。会议根据《新华日报》刊登的国民党军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的情况,研究开展和推动边区反蒋武装斗争工作。会议具体分析了当地民间武装的状况,研究了团结和打击的主要对象,决定以工作基础相对较好的紫云与长顺交界的克混一带为中心,建立游击武装基地,提出了“抗兵、抗粮、抗捐”等发动群众的口号,对分头开展工作作了分工。由张恒兹、胡博、郑德霖总负责;吴学礼到长顺云盘一带活动;李崇信、李灿儒等到紫云白石岩一带活动;杨诗书、王权超等到安顺双堡、杨武、鸡场一带活动。由于针对国民党当局到处抓兵、逼粮、派款的暴政,提出了“三抗”的口号,并以此发动群众,得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筹组武装工作进展顺利。年底,克混一带培养了一批进步青年,基本集中了民间的枪支;云盘一带,组织了“云盘武装支队”;白石岩一带,掌握了60余人枪;双堡、杨武一带也打下了好的基础。(www.chuimin.cn)

1947年7月7日,根据各地筹组武装的进展情况,边区党组织认为组建一支由边区党组织统一领导和指挥的游击武装,开展武装割据斗争的基础和条件已基本具备,在安顺城东门外麒麟屯召开扩大会议(即第一次麒麟屯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刘英泰、张恒兹、胡博等边区领导小组成员及各地负责人共十余人。会议由刘英泰主持,他介绍和分析了全国的革命形势,指出国民党的统治已趋于土崩瓦解。接着,介绍和分析了各地筹组武装的进展情况和组建一支由边区党组织统一领导和指挥的游击武装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可能性,提出了利用现有基础,抓住时机,举行暴动,在后方打击和牵制敌人,配合解放战争正面战场的工作思路。这一工作思路一提出,与会人员情绪高涨,一致认为,经过多年的努力,安紫长边区已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地下党组织还掌握了一定的武装,再依傍边区利于隐蔽、机动的自然条件,利用好地方势力间的矛盾,举行武装暴动,实行武装割据是完全可能的。会议决定在克混一带举行武装暴动,实施武装割据,并研究了枪支弹药和钱粮等筹集、供给的准备工作。会后,各地分头传达会议精神并按要求积极开展准备工作。经过近两个月的准备,9月,克混地区成立了“紫云工农革命军游击大队”,从发动群众抗兵、抗粮、抗款开始,展开了武装暴动、武装割据斗争。

1948年2月,中共安紫长边区领导小组在安顺县城北小学(当时刘英泰任校长)召开党员和骨干扩大会议(为确保安全,中途转移到东门外麒麟屯继续召开,又称第二次麒麟屯会议)。参会人员除边区领导小组成员、部分党员和原来的老骨干外,还扩大到新培养的部分骨干(如贵阳青年中学学生梁某、赵某等)参加。会议通报了全国解放战争发展的情况,听取了克混武装割据以及各地武装筹组的情况汇报,认为发起几县联合大规模武装暴动,变地下活动为公开斗争的时机已经成熟,决定在春季发动几县联合的大规模武装暴动,公开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为统一行动,把边区游击武装定名为“安紫长边区游击纵队”。会议结束时,与会者集体进行了庄严宣誓:“高举红旗,紧握武器,誓与敌人血战到底,迎接全国解放的到来!”会议结束后,分头作联合暴动的准备。梁某、赵某在学校发动其他同学参加行动时,不慎被校长发现,并密报了国民党贵阳当局。2月28日,贵阳宪兵团及贵阳市警察局逮捕了梁、赵等人。在宪兵、警察的刑讯逼供下,赵某供出了安紫长边区领导小组的行动计划及其行动负责人员名单。于是,贵州省国民党当局从贵阳派出大批反动军、警、宪、特,到安顺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骨干,制造了震惊贵州省的“三·一事件”。3月1日下午,安顺城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到处搜捕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刘英泰、张恒兹、王权超、林建生、吴学礼、黄刻修等一批党员和骨干先后落入敌人手中。未被捕的只能分散隐蔽和潜伏。组建统一武装、组织联合暴动的计划未能实施,边区武装斗争陷入低潮。

“三·一事件”以后,国民党当局进一步加强了对地下党组织及其领导的武装斗争的监控和镇压。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向国民党军队展开反攻,歼灭大量敌人,打破了敌人的分区防御,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战略决战阶段。为维持残局,蒋介石企图偏安西南,把贵州等地作为“戡乱救国之重要根据地”。1948年5月,蒋介石采取了“黔人治黔”的手段,调他认为可以信任的贵州籍部属谷正伦、韩文焕等回贵州执掌军政大权。谷正伦执政后,强化法西斯式的统治,军警宪特网络全省,贵州弥漫着新的白色恐怖气氛。10月,谷正伦亲自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部署了秘密处死已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和革命骨干的阴谋。10月10日,刘英泰、张恒兹、吴学礼、林建生等六人被押到贵阳图云关秘密杀害。之后,被关押在各地的党员和骨干先后被秘密杀害。在众多共产党员、革命志士被残酷秘密杀害的过程中,所幸的是,被逮捕与刘英泰、张恒兹关押在一起的共产党员王权超,身份一直未暴露。在狱中,刘英泰、张恒兹反复嘱托他:“你尚未暴露,有可能出狱,出去后,要继承革命精神,联络在逃的同志,把我们的事业坚持下去”。这为安顺地下党的重新崛起留下了至关重要的火种。更关键的是,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快速发展,中共贵州各地党组织领导的反蒋武装斗争日益频繁,城乡人民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日益激烈,这是安顺反蒋武装斗争继续蓬勃兴起的前提条件。

这一时期,地下党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但是,在中国共产党代表着正义,代表着人民的利益,党的事业成为民心所向,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已是大势所趋的情况下,由于长期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得不到正确有力的指导,仅根据一些报刊的报道和不很准确的外部消息,过急地分析判断形势,尤其是对国民党反动当局在土崩瓦解之际的疯狂进攻估计不足,遭到国民党反动当局的血腥镇压,造成了重大损失,是十分令人痛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