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与文艺思潮：前现代社会现实问题揭示

2023-11-29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政府采取的有所倾斜的富民政策对解放社会生产力，启动中国现代化航船，起到了巨大的历史推动作用。这一切，实际上都为中国社会可能出现的动荡和危机埋下了祸根。一位当代中国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专家指出，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警戒线0.4。效率与公平的失衡是引发社会不和谐的重要原因。对此，大多数社会成员逐步具有了清醒的认识。

三、前现代社会文化思潮折射出的现实问题

前现代社会文化思潮折射出政策上曾经存在的一些失衡。

我们正在努力建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和政治上民主制度的保障，需要以人的素质的现代化为特征的文化的现代化来支撑。但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配套环境，如完善的政治体制、法律保障、公平的竞争机机制、自由的交换原则、较高的大众文化素质等，不可能一蹴而就地达到理想状态。尽管政府采取了种种措施，做出了巨大努力，比如主张“两手一起抓，两手都要硬”，争取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同步发展，但是依然不可能完全避免失衡，出现一些不正常、不合理、不公平、不协调的社会弊端，应属自然的正常现象。这一切都无须回避，应该加以正视。无论是完善的民主体制的建立，还是高素质的国民文化素养的培育，其实都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我们是要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现代化，没有一个现成的可以直接照搬的模式，一切都需要从新的实践中探索，我们只能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前提下，从最棘手的问题开始，逐步解决一系列难题。

效率与公平的失衡是目前我们必须严肃面对的问题。大力提高社会生产效率，无疑是整体上带动社会前进、根本上解决社会公平问题的关键，如果过分注重效率而忽视公平，也会从根本上遏制社会效率的提高。但这并非我们指责前人的借口，事实上，“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社会制度”^[24]。事实上，“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5]。

改革开放之初，为了革除过去“大锅饭”平均主义的积弊，提高社会生产效率，政府采取放开政策，鼓励人们致富，提出应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对有条件更快发展的地区给予优惠的倾斜政策加以扶持，让他们做中国经济发展的排头兵，以物质刺激来调动生产的积极性，促进经济的飞速发展。政府采取的有所倾斜的富民政策对解放社会生产力，启动中国现代化航船，起到了巨大的历史推动作用。但是不可否认，由于过分急切地重视效率，程度不同地忽视了应有的公平，忽视了弱势群体，甚至还给了某些掌握国家资源支配权利的官员与捷足先登的“能人”珠联璧合、巧取豪夺的契机，启动了国有财产“私有化”的进程，权钱交易闹剧不断加剧。某些丧失了党性、握有权柄的政府官员、企业官员凭借两次国有企业改制的机遇，极尽能事地钻政策的空子，无所不用其极地榨取民脂民膏，明火执仗地侵吞、转移国家财产，完全蜕化为可恶可恨的社会蛀虫。他们掠夺国家地产，“欺骗性地出让国有土地、盗窃公有地”^[26]，用各种方法把国家财产变成现代私有财产。某些被豢养的、并从中分得了一杯羹的所谓经济学家们则竭力鼓吹“原罪免除说”，试图使某些非法掠夺国有资产的非法行为合法化。这一切，实际上都为中国社会可能出现的动荡和危机埋下了祸根。^[27]

一方面是一部分人由于得到各种便利优惠而暴富起来，另一方面是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那些20世纪中叶曾经无限自豪当家作主的阶层却被社会边缘化了。占人口比例最大的中国农民，他们生产的粮食以及其他农作物不时贬值；他们生不起病，上不起学，医疗费用、教育费用一路高扬；他们使用的化肥、农药、种子、机械等基本生产资料的价格一路高扬！他们为了求生被迫放弃守护了几千年的土地和传统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而到陌生的，甚至在他们看来有时有些冷酷的城市流浪漂泊，成为城市里的苦力^[28]；与之相反，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凡是吃皇粮的非农业人口的工资，却一涨再涨，和农业人口人均收入的差距竟然高达30倍！而占中国人口80%以上的农民实际停留在自然经济也就是自给自足的境地，原本是没有工资的，相对于非农业人口来说，事实上他们的收入无形中降低了30倍。2003年4月17日《中华工商时报》发表题为《“基尼系数”与贫富差别》的文章，认为“2003年北京市的人均年收入已增加到近5万元，而2003年中国农村人口的平均收入才1000元出头。相差了近50倍”^[29]。这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着的不能不令人担忧的事实。

曾经是社会主义社会领导阶级的工人兄弟，由于国有企业的转轨改制，处于低层的几千万人被迫“下岗”，失去了工作权利和生活保障。而失去土地或因土地产出严重不足维持生计的大批农民涌进城市找饭碗、讨活路，又加剧了这些失业的工人兄弟及其他无业城市平民的生存困境与就业负担。(www.chuimin.cn)

“基尼系数”是全世界公认的衡量贫富差别是否适度的一根标杆，指数0.4是它的“警戒线”。一位当代中国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专家指出，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警戒线0.4。^[30]一位财政部的副部长也认为：目前中国反映收入分配差异的基尼系数为0.46，是城乡差距造成了基尼系数的扩大。^[31]2006年9月28日，新华社公布了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和挪威FAFO应用国际研究所的联合研究成果：“根据西部省份居民家户收入计算的基尼系数达到0.47，最富有的10%的家庭拥有全部收入的33%，而最贫穷的10%的家庭只拥有全部收入的1%。”^[32]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的一位秘书长则认为：中国现在的贫困人口已达到9798万，一共有将近1亿的人是贫困人口。^[33]

渴望公平和正义的人们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新的达官贵人巧取豪夺而无能为力，他们祈盼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和绝对权利，像毛泽东那样的领导人，能够遏制巧取豪夺，杀“富”济“贫”，匡正世道人心。普通大众开始重温历史，怀念人民领袖毛泽东。人们认为，毛泽东时代，虽然大家都很穷，但却能一视同仁，相对公平，贫富、劳资、官民、城乡之间没有如此巨大的矛盾冲突，没有如此严重的腐败，没有娼妓吸毒等丑恶现象和杀人越货的黑社会；有的是廉洁的政府、纯净的社会风气、良好的社会治安、深得人心的社会保障，如免费的医疗教育、免费的福利住房……

效率与公平的失衡是引发社会不和谐的重要原因。它往往“引发一种强烈的仇富心理，以及对社会财富重新分配的冲动，会引发动乱和暴力”^[34]。对此，大多数社会成员逐步具有了清醒的认识。胡锦涛主席这样分析说：“目前我国改革发展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历程表明，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00美元之后，经济社会发展就进入了一个关键阶段。在这个阶段，既有因为举措得当从而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平稳进步的成功经验，也有因为应对失误从而导致经济徘徊不前和社会长期动荡的失败教训。综合起来看，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可能更复杂、更突出。”^[35]

人们怀旧，无可厚非。现实社会中的客观存在，没有必要讳疾忌医。正视现实是解决现实问题的前提，也是唯一正确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只有在正视现实的基础上，努力建立合理的、人们普遍受益的经济秩序和科学、民主、理性、法制的政治制度，才能从根本上铲除腐败，确保人民大众的利益，确保社会和谐。为此，胡锦涛同志多次主张建立“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目的正是为了逐步消除由于起点不平等、过程不平等、机会不平等造成的结果不平等，逐步缩小贫富悬殊，促进社会和谐。^[36]在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同志更是特别强

上的讲话（2005年2月19日）》转引自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2005-06-26。调，一方面要严厉惩处腐败，决不姑息^[37]，一方面要加大社会公平和公正的力度^[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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