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现实主义：文艺创作和批评的新思潮

2023-11-29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读者和学者们对这些新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涌现，给予了高度评价。因为，“写实”含有“操作记录”式还原生活、原生态的意思，而“新现实主义”比“新写实主义”更富有文学创作与理论的意义。在这些“新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中，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往往不是文明与愚昧、改革与保守等观念的对峙，而是人与人之间现实利益的冲突。

二、“新现实主义”的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从谈歌的中篇小说《大厂》的发表开始，相继有关仁山的《大雪无痕》、刘醒龙的《分享艰难》、何申的《信访办主任》、《年前年后》、李佩甫的《学习微笑》等中篇小说发表，而以许建斌的《乡村豪门》、陆天明的《苍天在上》、周梅森的《人间正道》、张宏森的《车间主任》和张平的《抉择》等为代表的长篇文学作品，深刻地反映出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遭遇的艰辛和困境，及其所面临的严峻的重大社会问题。这些作品的发表引发了人们强烈的思想震撼，产生了强大的社会反响，现实主义文学再次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读者和学者们对这些新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涌现，给予了高度评价。许多文学刊物也自觉扶植新人，热心发表上述类型作品，如《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北京文学》、《上海文学》、《当代》、《十月》、《芙蓉》、《啄木鸟》、《青年文学》、《时代文学》、《长城》等。另外，推动这场小说改革运动的作家、理论家和评论家成为舆论界关注的焦点。有的文学评论家用“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来形容这场文学改革运动已经形成的强大的社会文化趋势。有人说这些作品在1996年至1997年掀起了“现实主义的冲击波”，也有人认为现实主义在1996年至1997年出现了复兴和回归，甚至还有人提出了现实主义的“重构论”。现实主义这一古老而又永远年轻的话题，无疑又成为这几年中国文坛的重要热点，现实主义文学精神在当代中国文学艺术界再一次地发扬光大。

这些文学作品的视角由“新写实主义”的个人和家庭的生存处境转向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揭示了当代中国人在新旧体制改革关键时期的历史状态。这些作品敢于正视现实并真实描绘经济变革过程中的种种困苦和阻碍，挖掘了现实生活中关系到党、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深层次的矛盾冲突，表现了为改变个人和单位的生存境况而艰苦创业、排除万难，同丑恶势力的污秽行径进行坚韧战斗的精神。这些作品展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转型和历史演变的深刻过程，从社会历史的深度和广度的结合中把握现实生活的巨变和全新风貌。这一批直面经济变革时期现实生活中重大社会矛盾的文学作品，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疏离现实生活的文学作品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因而被评论界概括地称为“新现实主义”、“现实主义的回归”或是“现实主义的新的冲击波”。“新现实主义”这一命名，既有别于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从“伤痕”文学到“改革”文学的现实主义，也不同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的“新写实主义”。因为，“写实”含有“操作记录”式还原生活、原生态的意思，而“新现实主义”比“新写实主义”更富有文学创作与理论的意义。这些“新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以强烈的参与意识和变革意识，以新的观念和视角以及对于文艺与生活关系的新理解，表现出一种对于现实和人生的真切的关怀。^[10]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的“新现实主义”虽然同样以改革开放为题材，但其中所体现出来的文学精神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改革文学”相比已经存在较大差别。“改革文学”往往通过描写官僚保守势力同改革进取势力之间的对抗，反映新旧观念的冲突。《大厂》、《分享艰难》和《年前年后》等一批“新现实主义”作品大都描写国有大中型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困厄局面，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和世态人情的变化。这些作品不是从人的观念冲突来把握现实生活，而是从人的现实关系反映社会矛盾。在这些“新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中，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往往不是文明与愚昧、改革与保守等观念的对峙，而是人与人之间现实利益的冲突。如谈歌的《大厂》所描写的厂长吕建国、书记贺玉梅与纪委书记齐志远、赵副厂长之间的纠葛已经从思想观念上的进步与落后的是非之争，转化为尖锐的利益冲突。李佩甫的《学习微笑》所表现的厂长与副市长的矛盾，刘醒龙的《分享艰难》所表现的镇党委书记孔太平与镇长赵卫东之间的矛盾，关仁山的《破产》所表现的镇长与副镇长之间的纠葛，起支配作用的主导方面都不再是先进与落后的观念之争。同样都是现实的利益冲突，这些作品贴近以市场经济为主体的社会生活，敢于正视现实人生和重大社会矛盾，揭示出我们时代新的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历史的利益关系，同时表达了广大基层群众的社会心理，使这种“新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超越了“改革文学”，伴随着当代社会生活的发展而有所推进，拓展并挖掘了人生和社会历史更深层次的问题。

谈歌的《大厂》和刘醒龙的《分享艰难》等一批作品之所以能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是因为这些作品还深刻地触及了社会现实生活中新的矛盾，大胆地反映了国有企业面临的困境，深刻地描绘了社会各阶层人物的复杂心态。吕建国所领导的大厂，面临着转型期的种种危机：行政管理失控，设备不断丢失，资金陷入困境，工人医药费不能报销，群众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客户又因嫖娼违纪被抓捕……吕建国处于一连串的窝心事的煎熬中，却苦苦支撑着颓势的企业，为寻找新的生机和出路煞费苦心，奔波劳碌以致精疲力竭。《分享艰难》中的镇党委书记孔太平为了群众的利益，不得不在道德败坏的流氓企业家洪塔山面前忍气吞声，不得不采取一些非正当的手段来排除眼前面临的危局和险境。总之，这些主人公既对改革抱有希望，又对现实生活中日益蔓延的腐败现象深感不满；既不愿意无所事事、坐以待毙，又拿不出更好的办法解决问题；既在嘴上骂骂咧咧、喟叹世风日下，又在实际行动中被迫采取妥协和迁就的策略；既面对物质的诱惑心有所动，又坚持良知和操守，努力想把本职工作做好。现实与理想、整体与局部、个人与社会、手段与目标、利益与人格、道德与法律之间的矛盾冲突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新现实主义”作品在反映时代变革的同时，着力塑造了一批富有时代感的英雄人物。这些作品表现了工人、农民、城乡基层干部的艰难的生存状态，揭示出他们对社会阴暗面的思考和抗争。作家并没有超越历史条件地去拔高基层民众的思想觉悟，而是在现实的历史舞台上展现他们的淳朴和高尚。这些英雄人物以矢志不渝的信念、崇高的使命感和不屈的战斗精神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理想。如作品《苍天在上》中黄江北对章台市混乱局面的整治，《人间正道》中吴明雄对平川市政治经济发展所做的顽强的努力，《抉择》中李高成对中阳纺织集团腐败行为所进行的艰苦斗争，以及《英雄时代》等作品，都谱写了一曲曲英雄主义赞歌。这些作品中描写的“社会蛀虫”使用极其阴险狡诈的手段轮番威逼和压迫英雄人物，使善与恶之间的斗争呈现出更加激烈残酷的状态，但英雄的主人公勇于迎接挑战，并取得最终的胜利。(www.chuimin.cn)

周梅森的小说《人间正道》，其主线是描写平川地区的人民如何在党的领导下，经过三四年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终于摆脱了贫困落后，使平川地区的面貌发生了巨变。作品打破了以往单纯的城市题材或农村题材的界限，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城市与农村的改革一并加以描写，较为客观地、清醒地反映了改革前进中的重重困难和尖锐矛盾。《人间正道》是一部近距离、全景式地正面反映改革开放的力作，既富有戏剧性，又格调高昂，催人奋进。该作品堪称20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题材长篇小说的代表作。张宏森的长篇小说《车间主任》描写的是某市大型国有企业克服各种困难，逐渐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曲折历程。作者把小说的主要场景集中在工厂的一个车间，讲述了车间主任段启明带领车间全体工人完成一项艰巨任务的坎坷道路，通过一系列感人的故事，展现出工人爱岗敬业、集体主义、吃苦耐劳等可贵品质和乐观向上的精神。周梅森的另一部长篇小说《中国制造》回顾了一座城市的20年改革开放的历程，热情讴歌了三代献身改革事业的城市建设者。小说围绕平阳市委领导班子调整，描写了主人公在干部安排、国企改革、反腐倡廉、抗洪救灾等一系列重大决策中的赫赫业绩，既不回避现实矛盾，又表现了党领导人民群众创造辉煌成就的伟大力量，并提出了在稳定和发展中坚持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作品情节动人，塑造了以老市委书记姜超林和新市委书记高长河为代表的一批优秀共产党人形象，人物性格鲜明，具有较强的思想性和艺术感染力。这些作品在正面反映改革开放时没有回避社会矛盾，《人间正道》和《中国制造》同样描写到社会现实中的弊病，反映了党内矛盾的症结，揭发了某些身居领导岗位的人以权谋私、贪污受贿的恶劣行径，但是作者并没有把这些社会阴暗面视为生活的主流。

《人间正道》、《抉择》、《车间主任》、《英雄时代》等作品成功地塑造了一批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人物性格丰富而鲜明。《人间正道》中的市委书记吴明雄，不计个人得失，献身改革事业，集中体现了当代共产党人勇敢、务实、开拓进取的优秀品质和大公无私的高尚品格，不愧是一个“当代英雄”形象。此外，小说还塑造了上自省委书记，下至乡党委书记、村支书记、厂长、矿长等一批党的优秀干部形象。《车间主任》刻画了车间主任段启明以及众多普通工人形象，这些艺术形象都有着坚实的生活依托，被赋予了丰厚的思想内涵。

诚然，人们对“新现实主义”小说的评价不是也不可能是完全一致的。有人认为，某些“新现实主义”小说与以往的经典现实主义作品相比存在着严重的不足：对当代转型期现实生活中的一些丑恶现象一味妥协，甚至采取了某种认同的态度，非但没有批判权力和金钱的龌龊交易，还制造了人治和金钱联手不可战胜的神话；缺乏深入社会生活本质层面的理性分析，没有触及改革攻关中的真正症结所在，没有揭示出责任和信念相冲突的深层社会根源，限于体制上的原因，造成作品中人文关怀与历史理性的双重缺少；小说的叙述者未能与叙述对象拉开距离，艺术形式上带有非审美化和非艺术化的倾向，语言浅滞，叙述机械。相反，有人则认为，“新现实主义”小说的历史理性在于通过描写改革的艰难困苦来表达对改革的深切呼唤；人文关怀则体现为正视人生的苦难和不幸，描写善与恶的冲突时依然满怀悲悯。“新现实主义”作家虽然不能为自己作品中陷入种种困境的主人公找到一条现实的有效的出路，但是，揭示这种困境和艰难，已经足以表明这批作家具有直面社会的勇气和关注现实的良知。

总之，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当代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始实现了划时代的社会转型和历史变革。在现代化建设的伟大社会实践中，当代中国造就了一批批推动历史前进、体现时代精神的光彩夺目的改革者、创业者和社会主义新人。新时期的现实主义文学表现改革开放、表现推动现代化历史进程的伟大实践，成为新时代的主潮和主流，这是重要的主导方面。无论是“改革文学”还是“新现实主义”文学，都表现了改革开放和推进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所遭遇的艰难和所产生的社会矛盾，包括那些反腐倡廉作品对市场经济负面效应所诱发的钱权交易和腐败现象的批判，都强烈地反映出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生活的巨变，构成当代社会主义文艺的主旋律，闪耀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芒。

新现实主义：文艺创作和批评的新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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