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引领文艺思潮-从新写实主义到新现实主义

2023-11-29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自此，“新写实”的称谓正式产生。“新写实主义”认为，“烦恼人生”正是中国大多数公民的人生烦恼，是大多数人带有普遍性的生存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写实”小说改变了以往的“真实”观念，关注的重点转移到对被传统现实主义文学所漠视的日常生活内容以及看似偶然的日常生活事件。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写实主义”的产生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与现实合理性，有助于推动现实主义的多元化发展。

一、从“新写实主义”到“新现实主义”

新时期以来的现实主义文学，如《乔厂长上任记》、《新星》等是充满浪漫情怀和乐观主义的，这些作品对“人治”传统和清官意识充满留恋之情，作家大多沿着“道路曲折，前途光明”的模式提出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带有一定的“喜剧式”特征。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直到90年代中期仍有一批有影响的被称为“新写实主义”、“新体验小说”、“新状态文学”的作品，同样强烈地关注现实，试图将社会生活中的矛盾，经过切身的体验忠实地记录下来。湖北作家方方的小说《风景》被称为“新写实主义”小说的开山之作，另有刘震云的《一地鸡毛》、《单位》以及池莉的《烦恼人生》、《不谈爱情》、《太阳出世》“人生三部曲”，刘恒的《伏羲伏羲》、《狗日的粮食》等作品，汇聚形成了一股“新写实主义”的创作潮流。1989年，《钟山》和《上海文学》连续刊出“新写实小说大联展”，《钟山》第3期“卷首语”称，“所谓新写实小说”，“是不同于历史上已有的现实主义，也不同于现代主义‘先锋派’文学，而是近几年小说创作低谷中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学倾向，这些新写实小说的创作方法仍是以写实为主要特征，但特别注重现实生活原生形态的还原，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虽然从总体的文学精神来看，新写实小说仍旧划归为现实主义的大范畴，但无疑具有了一种新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善于吸收、借鉴现代主义各种流派在艺术上的长处。”自此，“新写实”的称谓正式产生。文学评论界在当时的文学批评中，也把“新写实”居于最显眼的理论热点位置。

那么，“新写实主义”究竟“新”在哪里？正如古人云，“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往往把叙事的焦点对准重大题材、热门社会问题，通过对“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刻画来歌颂崇高，鞭挞丑恶，进而达到劝善惩恶，鼓舞人们为理想目标而奋斗的目的。与此不同，“新写实主义”把笔触伸向处于社会底层作为弱势群体的当代中国人的平庸日常生活的本然具体的生存状态。这些作品虽然细微地描绘了一系列真实可信、生动有趣和颇具个性的人物形象，但却显然不如19世纪“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托尔斯泰所塑造的高老头、安娜·卡列尼娜和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文学所塑造的阿Q式的那种精致、圆型的典型形象。可以说，刻画担负起时代使命的英雄人物形象已经不再是“新写实主义”的自觉追求目标，而处于都市边缘的生活困顿的小市民却成为作品的主人公。“新写实主义”认为，“烦恼人生”正是中国大多数公民的人生烦恼，是大多数人带有普遍性的生存状态。“新写实”作者巧妙地运用近乎“生活流”的叙述结构，善于从日常生活中的平凡琐事中搜索和发现小说素材，追求所谓原生态真实和表现普通人生存境况的鸡毛蒜皮似的琐碎，正是这些庸常的细节构成了主人公的全部生活，贯穿于小说的全部情节。《烦恼人生》叙述了普通工人印家厚一天杂乱无章的生活流程，一件件使他烦恼和心焦而又不得不去应付的日常琐事纠缠和困扰着他，使他觉得每日的生活漫长和难耐。《太阳出世》则细致地描写了结婚、怀孕、分娩、上户口、请保姆等特别琐碎的生活事件。刘震云的《单位》、《一地鸡毛》简直是一本工作日记和生活的流水账。《一地鸡毛》描写了收入微薄、地位卑贱又“不会混世”的主人公小林无法让孩子入托，对办理妻子的调动更是无计可施，只能沦为“二等公民”。“新写实主义”作品揭示出外在生存环境特别是经济条件对于人性和人格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使人们成为无可奈何的消极存在物，无力改变自己的命运。

“新写实”小说虽然不像传统现实主义那样精雕细刻，但尚未迷失艺术个性，而是着重凸显了普通人处于某种具体生存境遇中的生存状态和生存态度，强调文学创作要向“现实生活原生态还原”。“原生态”概念的提出有助于从理论上摆脱对“本质主义”的过分强调。透过“新写实”小说文本可以看到，以往那些所谓的宏大叙事的现实主义文学所显示的“现实”，有些是经过先验意识形态的加工处理后才被写进作品的，因此往往难于摆脱主流政治权力话语的控制和凌驾，这些作品通过人为地塑造失真的“典型”形象来宣传和阐释文学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力话语。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写实”小说改变了以往的“真实”观念，关注的重点转移到对被传统现实主义文学所漠视的日常生活内容以及看似偶然的日常生活事件。这种小说样式所体现出来的最基本的文学审美精神是通过还原生活的原生态，追求一种未经意识形态和权力观念先验解释、加工处理过的生活本真。对于这种“新写实”小说所追求的“真实”，有的学者认为它更接近于海德格尔存在哲学中的“本真”的概念，意味着存在之本相，指向事物原初状态的本体的真。然而，与以往“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叙事传统相比，“新写实”作品大多缺乏叙事策略，忽视了语言修辞，用世俗和朴实无华的语言描写着日常化甚至是粗俗化的社会生活。“新写实”文学的实践，在内容上突出凡人的日常生活，拓展了文学的表现视野；在艺术上强化环境描写，追求语言通俗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写实主义”的产生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与现实合理性，有助于推动现实主义的多元化发展。

但是，“新写实”小说作为一个内部有差异的整体，必须对不同的作品进行具体分析。其中一些优秀的小说创作确实具有现实主义文学的性质、功能和价值。这些作家比较贴近群众，关注处于边缘地带的弱势群体，以平实和质朴无华的风格，令人动情地表现了处于社会底层的普通人的生活与命运。我们可以把这些作品作为社会问题小说来阅读和阐释。改革开放的政策和实践给当代中国社会带来了历史性巨变，但确实还有相当多的中国人的生活质量和生存条件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变。改革开放应当给他们带来可以看得见的实际利益，从而切实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和生存状态，提高他们的思想文化素养和道德伦理情操。某些“新写实”作家在骨子里是爱这些普通老百姓的，对他们在生命线上的挣扎及其所负荷的“不能承受之重”感到格外的沉重。这些小说作品，真切地表现了不能自主和不能自助的人们的艰难生活及其生存状态的“累”、“琐”、“乱”和“烦”，带上了一点灰暗和阴冷，烙上了一点存在主义的生命哲学的印记。这些作品使我们想到19世纪以前倾向于革命的作家哈克奈斯的《城市姑娘》所描写的伦敦东头的普通工人的生活与命运。借用恩格斯的话来说，虽然对发展着的时代而言，这样的作品所选择的题材和表现的主题还不能说是“最典型”的，不能说是“充分现实主义的”；但在这些作品所描写的生活圈子内，却是“够典型的”，却是“现实主义的”^[9]。可以这样说，当代中国出现的一批“新写实”小说家是当代中国的哈克奈斯，他们的作品好像是《城市姑娘》有所变形的当代中国版。社会没有理由嫌弃暂时还没有富裕起来的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用传统的话语来说，他们的祖辈和父辈都是中国共产党打天下时所依靠的基本群众，他们理应过上更加幸福温馨的生活。在现在所推进的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应当以解决“三农”问题作为重要内容。“新写实小说”所表现的普通人的生活境况，可能正是当代中国普通民众生活的相当真切的生存状态，也是对解决诸如“三农问题”发出了形象的呼唤。(www.chuimin.cn)

还有相当数量的“新写实”小说作品为了刻意追求“原生态”、“原始相”、“原汁原味”和“毛茸茸的感觉”，忽视了对社会生活进行选择、过滤、蒸馏和提升，使作品表现出自然主义的痕迹，从而与真正的现实主义精神大相径庭。某些作品倾心于过多的调侃，缺少了对崇高的呼唤，它们描写阴冷的背后，失落了对激情的投注，它们对世俗生活的过滥的灰色描写，遮蔽了理想的光照。须指出的是，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思潮的信奉者和宣扬者们夸大了“新写实主义”小说所流露出来的一些后现代主义的表象，对带有明显的前现代特征的生活原生态作出后现代主义的理论阐释。他们要求作家以“感情的零度介入”、“消解理想”、“削平价值”，对生活“终止判断”。这是对“新写实”小说创作的误解，这种误解不符合“新写实”小说作品的总体意向，是有悖于一些“新写实”作家的创作初衷的。这些作家明确宣示，他们的创作意图是为了希望他们笔下的主人公受到良好的教育，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所以，我们要区分“新写实”小说创作和相关的后现代主义观点的评论。

后现代主义通过对“新写实主义”小说的评论所宣扬的此类观念必将消解、掩盖和逃避文学创作中的审美主体性和思想倾向性，抹杀了人们对于美好理想的追求，淡化了社会生活的时代特征，甚至弱化了处于历史变革和社会转型时期的人文精神和民族精神，流露出较浓重的自然主义倾向。

20世纪90年代初，现实主义文艺思潮受到严重的冲击和挑战，有人甚至把现实主义当做落后或过时的观念加以批判和摒弃，宣称要“告别现实主义”。而一批“晚生代”作家开始实验所谓“个人化”写作，偏离社会生活的主潮，着力描写当前中国社会中个体的游移和漂泊的心态。这些新生代作家以个体的精神凹度取代文学主题的深度，以个人的生理经验和本能欲望为主要的书写对象，走向个人化的内心世界，过多地注重于感性和体验的私语性，淡忘了文学所应有的对世界的观照和对人类精神的弘扬。广大读者对此采取了十分冷漠的态度，他们期待着能引起民众普遍关注和共鸣的新的文艺作品的出现。正是在这样一种文学环境中，一批关注民众疾苦和命运的现实主义作品先后问世，产生了较为强烈的社会反响，逐渐形成“新现实主义”文艺思潮。

唯物史观引领文艺思潮-从新写实主义到新现实主义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