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现实主义的历史变迁与历史命运

2023-11-29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1942年，毛泽东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纲领性文件，直到今天仍具有重大的影响力。这是中国的现实主义得到空前发展的时代，不仅表现为恢复“五四”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还表现为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创新。

二、当代中国现实主义的历史变迁和历史命运

在20世纪初，“现实主义”文艺观念在“西学东渐”中传入中国。梁启超在1902年发表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认为，小说可分为“理想派小说”和“写实派小说”^[6]。稍后，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则认为：“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故虽写实家，亦理想家也。又虽如何虚构之境，其材料必求之于自然，而其构造，亦必从自然之法则。故虽理想家，亦写实家也”。“写实主义”是Realism最早的中文译名，即“现实主义”。后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则将达尔文的进化论观念应用于文学。当时的西方文学史认为，西方文学经历了从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再到现实主义的持续发展。陈独秀借用这种说法来论证现实主义的进化论优势，他在《现代欧洲文艺史谭》、《文学革命论》等论文中提出，要“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7]。1920年，胡愈之在《近代文学上的写实主义》一文中，首次详细地介绍了现实主义观念，指出现实主义的特点是以科学的态度和平凡的眼光，去为人生而艺术。20世纪20年代初期，茅盾组织译介西方现实主义文学式的作品和理论，“欲把德谟克拉西充满在文学界，使文学成为社会化，扫除贵族文学的面目，放出平民文学的精神”^[8]，并批评了黑幕小说和鸳鸯蝴蝶派小说“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义的文学观念”。周作人（鲁迅）的《域外小说集》译介了东欧弱小国家的作家作品，也是因为这些作品所体现的关注并且同情“被侮辱与被损害者”，鲁迅自己的文学创作也执著地实践着“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的现实主义精神。

20世纪中国文学的命运总是与如火如荼的民族解放的政治运动休戚相关。20世纪30年代，在苏联全苏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定为独尊的创作方法和批评方法。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斯大林去世之后，随着苏联出现了所谓的“解冻时期”，文艺界才开始抛弃长期忽视艺术特点的教条主义理论，强调文学艺术应当同人民生活保持密切的联系，要“写真实”。1933年4月，瞿秋白在《现代》2卷6期发表《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一文，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巴尔扎克、“莎士比亚化”和“席勒式”、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的矛盾等问题的论述。同年11月，周扬在《现代》4卷1期发表《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之否定》一文，第一次将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概念引进中国，这一附加了政治色彩的“现实主义”理论被推到了至尊的地位。1942年，毛泽东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纲领性文件，直到今天仍具有重大的影响力。

对于现实主义的认识，在中国当代文艺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论争，如20世纪50年代有关文艺真实性的论争，有关现实主义创作道路的论争，有关革命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的论争；20世纪60年代有关典型的论争，有关“现实主义深化”的论争，有关“中间人物论”的论争，有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论争，等等，这些论争都广泛涉及文艺与生活、文艺与政治、内容与形式、文艺的本质、价值与功能、作家的世界观、人生观与创作方法的矛盾等诸多重要问题。如何直（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周勃的《论现实主义及其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都结合了文艺创作实践，分别发表了一些关于现实主义的有价值的新观点，批评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的缺点，强调在处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上要尊重文艺规律，但却被指责为否定无产阶级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紧密联系而遭到粗暴的批判。1958年，毛泽东提出了“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两结合”提出之后，虽然出现了一些相当优秀的创作和作品，但从总体上说，现实主义精神受到削弱，很多作品把空洞的革命内容混同于客观现实，以豪言壮语替代科学精神，革命理想常常成为现实生活中矛盾冲突的粉饰物，文学批评滋生出简单化和公式化的不良倾向。“文化大革命”期间，文艺界成为“四人帮”的政治发迹地，成为被他们经营日久的坚固堡垒和主要阵地。“四人帮”制定的“三突出原则”成为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创作模式，这种创作模式践踏了党的“双百方针”，从根本上背离了“唯物史观”，宣扬了“唯心史观”，使文艺创作走上了背离现实主义的道路。某些作品都不同程度地有违生活真实，情节虚假，人物严重概念化，缺乏真正的艺术价值。(www.chuimin.cn)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开始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新时期的文学伴随着中国政治生活中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而重新面对现实，一批富有现实主义色彩的文学作品，在当时“拨乱反正”、“百废待兴”的中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新时期”文学的发生和发展，不论是最初的“伤痕文学”，还是紧随其后的“改革文学”，基本上都是沿着现实主义的轨迹前进的，实际上成为现实主义在“新时期”的回归和深化。尽管这种“新时期”的现实主义文学并没有发展成熟，但在揭示“文化大革命”十年的累累伤痕，启迪整个民族“解放思想”，并促使整个国家迅步踏上现代化的征程方面，发挥了巨大的社会影响。与此同时，文艺理论界为彻底清除“瞒和骗”的文艺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使文学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开始重新掀起对现实主义理论的再探讨。这些再探讨包括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本质和功能、文艺的真实性和文艺的典型性问题，以及歌颂与暴露、社会主义时期的悲剧、文学如何表现人性和人道主义等。而贯穿着这些论争的基本问题就是如何重新认识现实主义。这是中国的现实主义得到空前发展的时代，不仅表现为恢复“五四”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还表现为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创新。作家表达了“文化大革命”后中国人心灵的觉醒和“痛定思痛”的沉思，抒发了面对新时期的历史使命感、热切的改革要求以及爱我中华和振兴中华的赤诚。如卢新华的《伤痕》、刘心武的《班主任》等“伤痕文学”，揭示了“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人们的心灵创伤。这些作品把笔触伸向民族、国家的历史，追忆残酷政治斗争所造成的恶果，洞察现实社会各个层面的症结，显示出现实主义惊人的穿透力和震撼力。随后，小说《天云山传奇》、《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灵与肉》、《绿化树》、《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冬天里的春天》、《人到中年》、《李顺大造屋》等“反思文学”，主要从政治甚至是哲学、文化层面更加深沉地反思产生社会悲剧的根源和教训。与此同时，一批“改革文学”，如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则把笔触伸向改革的最前沿，描写社会改革的历史进程中所发生的矛盾冲突和斗争，从社会历史现状揭示出改革发展的必然趋势，这类作品多数在艺术上还不够成熟，有的还采用了“改革加爱情”的程式化创作模式。因此，当时的评论界呼吁作家要投身改革的现实，以获取更加真实深切的生活感受和艺术体验。

伴随着整个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及其来势迅猛的全球化进程，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面对的是一个越来越开放的、多元化的世界，人们意识到旧的文学表现手法已经不能完全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审美意识的变化。于是，文艺界开始大量吸收借鉴外国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意识流、表现主义、结构主义、象征主义、未来主义、存在主义、荒诞派、原型理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符号学、接受美学、新历史主义、后现代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理论相继被引入中国。许多中青年作家加入到变革文艺表现手法的实践和理论探讨中，如王蒙的《春之声》、《布礼》和《蝴蝶》等作品着重书写人物的心理和感情、联想和想象，描绘意识和潜意识的动态与流程。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文艺观念变化最为激烈的时期，例如，它拓展了“典型环境”、“典型性格”的外延和内涵，融入了“典型情绪”和“典型心态”等。西方现代主义的时间形式、叙事策略及文本结构都成为中国作家借鉴的资源，对西方20世纪文艺的新形式和新方法的大胆借鉴和融通，使当代中国文艺创作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跃景象，为建构具有民族特色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注入了新的活力，带来了新的契机。

总之，新时期的现实主义的格局呈现出既主导又开放的姿态，文学作品都力图用唯物史观的观点和方法观察和反映现实，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历史唯物主义精神。

当代中国现实主义的历史变迁与历史命运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