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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的黄龙旗:石达开的神秘信函

【摘要】:石达开的目的是越过大渡河,进军四川,但他在大渡河畔被清军与地方土司紧紧围困,陷入绝境。石达开在大渡河畔被清军围困之后,曾率军强渡大渡河,但由于河水暴涨,石达开的军队损失惨重。当时高某一共发现了三件石达开函稿,这封信为其中的一件。有些学者认为,石达开写给清军的信有许多地方与现实不符。石达开被审讯及临刑时的表现,甚至连其敌人也佩服石达开的英雄气概。不过,并不存在石达开写信给骆秉章或唐友耕之事。

翼王石达开在遭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猜忌被迫分兵出走之后,率领数万军队到达大渡河南岸的紫打地。石达开的目的是越过大渡河,进军四川,但他在大渡河畔被清军与地方土司紧紧围困,陷入绝境。为了挽救士兵的性命,石达开到清军阵营中与清军谈判,却被清军俘虏,士兵在清军的进攻下全军覆没。这一重大事件,给后人留下了许多难解之谜,其中的一个谜就是,石达开射入清军营中的信函是写给谁的?到底有没有这样一封信?

石达开在大渡河畔被清军围困之后,曾率军强渡大渡河,但由于河水暴涨,石达开的军队损失惨重。无奈之下,石达开命军师曹伟人给清军写了一封信。信中说:“窃思求荣而事二主,忠臣不为;舍命以安三军,义士必作。”又说:“然达舍身果得安全吾军,捐躯犹稍可仰对我主。虽斧钺之交加,死亦无伤;任身首之分裂,义亦无辱。”此信的意思是,能够拼着自己一死以换取部下的生存,以答谢天王,这是忠臣义士的壮举。他把信写成后,用箭射入驻守在大渡河对岸的清军营中。

关于这封信的收信人,有人认为是重庆镇总兵唐友耕,也有人认为是四川总督骆秉章。这两种说法各有凭据,成为一大疑案。

前一种说法的依据为1908年出版的《唐友耕年谱》,作者是唐友耕之子唐鸿学。唐鸿学说这封信是石达开写给唐友耕向其乞降的。《纪石达开被擒就死事》一文说,唐友耕在收到石达开的信以后,隐匿不报,也没有回复石达开。

后一种说法是1935年四川沪定西沙河坝农民高某在紫打地发现的此信抄件,收信人是骆秉章。当时高某一共发现了三件石达开函稿,这封信为其中的一件。1945年,都履和根据李左泉《石达开江被困记》整理而成《翼王石达开江被困死难纪实》,其中附录有石达开的信。李左泉的文章是根据土千户王应元幕僚许亮儒遗著《擒石野史》笔记润色重编的,来源可靠。与十年前高某发现的信一样,收信人也是骆秉章。

这两种版本除了收信人分别为重庆镇总兵唐友耕和四川总督骆秉章之外,文字内容也不尽相同。许亮儒版本的信件并无上款,唐友耕版本的信的上款是:“达开顿首再拜泽波军门仁兄同志大人阁下”,称呼方式不伦不类,与太平天国文书的格式以及石达开文书的用语都不符合。许亮儒版本的信件并没有标明写信日期,唐友耕版本的信末所署日期为“太平天国癸亥十三年五月初九日”。太平天国早就改“亥”为“开”,石达开作为太平天国的高级将领不会把“癸开”写成“癸亥”。由于这个时候还没采用公元纪年法,五月初九日指的是农历,而且这一年的农历“五月初九日”是公历的6月22日,石达开早已被俘,正在被清军押送赴成都途中,此时给唐友耕写这样的一封信是有悖常理的。(www.chuimin.cn)

许亮儒版本的信中说:“惟是阁下为清大臣,肩蜀巨任,志果推诚纳众,心实以信服人,不蓄诈虞,能依清约,即冀飞缄先复,并望贲驾遥临,以便调停,庶免贻误,否则阁下迟行有待,我军久驻无粮……”石达开信中“肩蜀巨任”的话,应该是对身为四川总督、担负四川全省重任的骆秉章说的,而不是对只管重庆一镇绿营兵的唐友耕说的。以唐友耕的身份和地位,石达开是不会写信向他请求赦免三军将士的,更何况唐友耕也没有这么大的权力。“并望贲驾遥临”,显然是对远在成都的四川总督骆秉章说的,而不是对隔河相望的唐友耕说的。石达开信中还有“阁下如能依书附奏清主”的话,但是,当时总兵是不能直接向皇帝上奏的。唐本中与“肩蜀巨任”相对应的是“当得巨任”,与“并望贲驾遥临”相对应的是“拜望台驾近临”,以上种种破绽和改动,可以证明此信原本是写给骆秉章的,唐友耕的儿子唐鸿学为了给父亲脸上贴金,把此信编入《唐友耕年谱》,说是石达开向唐友耕乞降,以夸大其父的战功。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根本不存在这样一封信。有些学者认为,石达开写给清军的信有许多地方与现实不符。信中所说“阁下如能依书附奏清主,宏施大度”,然后再作答复,这就令人费解。因为当时从四川到北京的公文批复至少需要一个月,即使骆秉章能够根据情况自行处理,从大渡河到成都公文往返也要十天。这对于腹背受敌的石达开来说毫无意义。当时重庆镇总兵唐友耕在大渡河北岸驻军,此信如果是写给唐友耕的,似乎稍近情理。其实不然,因为唐本中也有“阁下如能依书赴奏,清主宏施大度”的话。如果说是希望唐友耕作决定,那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唐友耕根本无此权力。

这封信的内容也有问题,信中说:“(石达开)阅历十余年,已觉备尝艰苦;统兵数百万,徒为奔走焦劳,每思遁迹山林,遂我素志,韬光泉石,卸余仔肩,无如骑虎难下,事不如心,岂知逐鹿空劳,天弗从愿,达思天命如此,人将奈何。”这显然与史实不符。太平天国鼎盛时期总兵力也不到百万,在被围困的情况下,石达开不会吹牛。而且,石达开这种悲观失望的情绪与之前的豪气干云也不相符。石达开在去清营谈判前五天,曾题诗:“大军乏食乞谁籴,纵死涐江定不降。”石达开在去清营的前一天晚上与部下商议,“妖来背水一战,幸而胜则图前进,不胜则主臣赴彼清流,断不受斧钺辱”。石达开被审讯及临刑时的表现,甚至连其敌人也佩服石达开的英雄气概。

石达开写这样一封信的目的无非是通过谈判保住全军将士的性命,这封信应该着重谈条件,但信的大部分篇幅都在谈自己的思想问题,而对进行谈判的条件则一带而过。这就使这封信的真伪更加让人怀疑。假如真有这样一封信,清政府即使不加以大肆宣传,也会在公私记载中留下一些痕迹。但奇怪的是,在1908年《唐友耕年谱》印行之前,不仅无人见过此信,连石达开写过此信之事也无人知道。

也许,石达开当时既有舍命救全军的想法,又有诈降的打算;清军也有通过谈判而进行诱擒的阴谋,这一切都是事实。不过,并不存在石达开写信给骆秉章或唐友耕之事。石达开是不会去做这种远水不救近火的事情的。因此我们可以推断,这两封信都是伪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