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的禁酒令：繁华中的大清帝国

2023-11-29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孙嘉淦言之凿凿的论述，引起了乾隆帝的重视。随即，禁酒令在西北五省率先推行。至此，历时半年的禁酒争论才告结束。乾隆初期的这项禁酒令，后来被编入清朝法律条文中，对全国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乾隆初年，因直隶、山东等省旱灾缺粮，乾隆帝首次下旨将禁酒令由权宜之策转为常年之法。总之，发轫于乾隆初年的这次禁酒法令，相较以往，有规模大、范围广、禁令严、持续时间长等特点。

清朝康雍时期，人多地少，粮食价格不断上涨，其后即位的乾隆帝对此忧心忡忡，他在鼓励垦荒以尽地利，禁种烟草以广耕地，大力推广玉米、番薯等高产作物的同时，一再晓谕不可浪费粮食，寄希望于开源与节流并举的方式，化解人口多而粮食少的矛盾。以限制消费、节约粮食为目的的禁酒、禁曲政策，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了。

按照当代学者统计，乾隆初年全国每年因制造普通烧酒所耗粮食至少在3000万石左右，而当时全国的常平仓的储粮数大致保持在3100多万石。这就是说，当时烧酒耗粮，几乎等同于常平仓的存谷额，数量惊人。

乾隆元年（1736年）十一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方苞奏称，西北的直隶、河南、陕西、山西、甘肃五省每年因造酒而耗费了大量的粮食，北方平原素无塘堰以资灌溉，粮食生产本来就少，且水上交通不便，一遇荒歉之年，运输十分艰难，岂能放任每年消耗一千几百万石粮食？方苞还认为，酒不但能“耗民财，夺民食”，平民百姓还常因喝酒而起争斗、兴狱讼，乃至发生命案，因此不能不加以严禁。

乾隆二年（1737年）五月，乾隆帝基本采纳了方苞的建议，严令直隶等西北五省禁造烧酒，并在上谕中历数禁酒的种种理由与好处。对于违禁私造之人及贿纵官员，如何从重治罪，其失察地方官如何严加处分之处，着九卿即行定议具奏。

这道禁令一出，在朝野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场辩论随之展开。刑部尚书孙嘉淦随即抗旨上疏。他认为，永禁烧酒对于贫民生计、米谷的储藏，不但无益，而且有害。他的理由是：烧酒用高粱等粗粮，黄酒用米麦等细粮，真正耗粮的不是烧酒，而是黄酒；烧酒价廉而民乐意购买，黄酒价贵而贫民无力购买，禁烧酒不但会导致粗粮弃舍无用，民间反而会转造黄酒，这不但不利储藏，反而有碍积储。再加上官吏往往借禁酒之机，百端敲诈需索，更令百姓不堪重负。因此他主张：烧酒之禁，宜于荒年而不宜于丰年，荒年每一粒稻谷都弥显珍贵，而大麦、高粱之类可以充饥，禁酒确实有益；但即便在这种情况之下，也只能禁于灾区而不必处处实行；只可暂行封储烧锅器具而不必烧毁，更不应施以刑罚。至于丰年，米谷充足，而大麦、高粱之类原本就不是常食之物，自然应当开通酒禁，使官吏无法借端需索，这样民间也能够利用无急需之用的大麦、高粱酿成烧锅售出，以备不时之费。如此上下两安，百姓可以享受盈宁之庆。

孙嘉淦言之凿凿的论述，引起了乾隆帝的重视。乾隆帝指出，先前下令禁止烧锅，本为国计民生考虑，现看完孙嘉淦所奏，厉行严禁恐怕也有弊处。

乾隆帝进而命令将所有相关谕旨、孙嘉淦的奏折以及王公大臣九卿的议论，一齐交给直隶、河南、甘肃、陕西、山西五省督抚参考，令其覆奏。(www.chuimin.cn)

西北五省督抚接到谕旨后，各抒己见。总体而言，五省督抚都反对“一概禁绝”的极端做法，主张因时、因地制宜。

在这种情况之下，乾隆帝颁布谕令：富商凡是广收大麦高粱、肆行踩曲、大开烧锅者，严行禁止；违禁者，除照原先法律杖责一百，再枷号两个月以外，失察的地方官员每出现一案降一级，失察三次者降三级，随即调用；如果地方官有受贿而纵容的情况，则依照“枉法律”计赃论罪。

这一谕令与最初的极端主张有所不同。首先，禁曲与禁酒并重，寻求从源头治理；其次，并非一概禁绝，只对那些广收麦石、肆行踩曲、大开烧锅的富商施以惩治，措施更符合实际情况。

随即，禁酒令在西北五省率先推行。至此，历时半年的禁酒争论才告结束。乾隆初期的这项禁酒令，后来被编入清朝法律条文中，对全国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乾隆初年，因直隶、山东等省旱灾缺粮，乾隆帝首次下旨将禁酒令由权宜之策转为常年之法。在此后的数年中，皇帝与廷臣、各地督抚不断讨论得失，总结利弊，对禁酒政策的表述颇有歧异，所禁之物从烧锅到酒曲，乃至南方的其他酒种；其范围从受灾之地逐渐延展至全国各地；其性质则由国家颁谕的法令，逐渐转为地方官劝化的内容。总之，发轫于乾隆初年的这次禁酒法令，相较以往，有规模大、范围广、禁令严、持续时间长等特点。

乾隆帝的禁酒令：繁华中的大清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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