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江南文人与天主教文化》的研究成果

四、清人笔下的“淡巴菰”

明朝万历年间“淡巴菰”（烟草）传入我国，很快便南北风靡。吴晗著《谈烟草》一文，认为传入路线主要有三条：一是由日本传到朝鲜，再传入我国东北；二是从菲律宾（即“吕宋”）传到台湾、福建、广东，又从台闽广传到我国东南及北部地区；三是由南洋输入广东^[131]。吴氏此文未言烟草之原产地，只是引述美国学者洛弗的研究，认为最先系由葡萄牙人传入日本，“淡巴菇”便是葡萄牙语的音译。其实，烟草的原产地为中南美洲，葡萄牙语与西班牙语均作tabaco，是最初殖民于此的葡萄牙人或西班牙人对于美洲土著卷吸烟叶及Y形鼻烟管（按：一说为种植此种烟叶的地名）之称呼的“音译”，英文tobacco源于西语tabaco。根据西班亚、葡萄牙分别于1494、1529年签订的《托尔德西拉斯条约》（Treaty of Tordesillas）和《萨拉戈萨条约》（Treaty of Saragossa），两国先后以大西洋佛得角（Cape Verde）西300里格（约合1 770公里）、香料群岛摩鹿加东297里格的子午线为界来分配利益权属，香料群岛以东均应属葡萄牙的势力范围，但是西班牙仍然有势力向东渗透，且于1543年登上吕宋岛并最终在此行使了殖民统治。我认为，烟草跟随其后，实先由西班牙商人自南美传入吕宋，再依次传入日本、朝鲜以及我国各地，时间则迟至万历中叶（1600前后）^[132]。烟草之名，本写作“菸”，后来有“淡巴菰”、“金丝醺”、“盖露”^[133]、“佘糖”^[134]、“发丝”（以上名称均见于姚旅撰《露书》卷十），“丹白桂”（《清实录·太宗实录》），“仁草”、“八角草”（熊人霖撰《地纬》），“淡把姑”、“担不归”、“淡肉果”^[135]、“金丝烟”（均见于方以智撰《物理小识》卷九），“干酒”（叶梦珠撰《阅世篇》卷七）、“烟酒”（杨士聪撰《玉堂荟记》卷四、汪灏等撰《广群芳谱》）、“香烟”（《在园杂志》卷三），“打姆巴古”、“大籽古（菰）”、“醺”、“芬草”（均见于汪师韩撰《谈书录一卷》及《金丝录·题词》），“相思草”（阮葵生撰《茶余客话》卷九），等等；“淡巴菰”、“淡把姑”、“淡白果”、“丹白桂”、“打姆巴古”显然都是tabaco的不同音译（按：疑“担不归”亦为“淡巴菰”之转音）。当然，最普遍流行的词就是“烟草”。

明清文献对烟草之来源论说纷纭，除源于吕宋、日本、朝鲜诸说之外，尚有“见于佛经”（如纳兰性德《渌水杂识》卷二^[136]、方孝标《钝斋诗选》卷一六^[137]、田霡《鬲津草堂诗注》及赵之谦《勇庐间诘·自序》）、“见于唐诗”（赵翼《陔余丛考》卷三十三）、见于《宋史》（陈琮《烟草谱》卷四引石杰语，无出处）者，因久无确解，最后竟一致认定“淡巴”乃邻近吕宋之小国，“淡巴菰”自然便是此国独有之“菰”种了^[138]。

烟草在中土得到迅疾播传，至崇祯末年便已“无分老幼，朝夕不能间”^[139]；方孝标（1617—1697，字元锡，好楼冈，桐城人）于顺治后期得见塞上烟草种植之风，其《吃烟》诗云：“革囊铜管偕刀璲，已见吹嘘遍九州”^[140]；乾隆时期，吴江人陆耀（1723—1785，字青来，号朗夫，吴江人，乾隆十七年顺天乡试举人，十九年考授内阁中书，累官至湖南巡抚）撰《烟谱》，称其时“士大夫无不嗜烟，乃至妇人孺子亦皆手执一管。酒食可缺也，而烟绝不可缺。宾主酬酢，先以此物为敬”^[141]。这样一来，烟草种植日益拓展，自然要侵害粮食生产，影响国民生计，以此之故，自明崇祯朝以及清天聪初年以来，历朝皆有烟草之禁^[142]。禁烟对吸烟之人影响有限，但使不少名公巨卿谀颂烟草的诗词很少收录于自己的诗文别集（如康熙朝礼部尚书韩菼、文渊阁大学士陈元龙、著名诗人郑梁、乾隆朝文渊阁协办大学士纪昀等所撰谀烟之作，均未收入个人诗文别集）。不过，无论如何，烟草事实上自晚明伊始便以骎骎之势广泛介入了国人的生活乃至生命。

关于烟草之记录，晚明文献甚少，笔者所见，只有《露书》、《景岳全书》（张介宾撰，辑入《四库全书》第777—778册）、《物理小识》、《枣林杂俎》（谈迁撰）、《玉堂荟记》、《地纬》及《清实录·太宗实录》等近十种，而有清一代则歌咏词唱相对而言较为丰赡。不过，自晚明迄有清一代，专论烟草之书仍然少见，三百年间只有寥寥数种：最早者乃汪师韩（1707—1774年以后，字抒怀，号韩门，又号上湖，浙江钱塘人，雍正十一年进士）早年所撰《金丝录一卷》，征引文献30余种；然后陆耀撰《烟谱一卷》，松江青浦（今属上海）人陈琮（1761—1823，字爱筠）撰《烟草谱八卷》，前者文献征引较少，但对于同时代吸烟风气与风俗有所总结；后者征引文献达211种，辑录诗赋文章230余篇/首，涉及的文人骚客160余人，其中不乏文坛耆宿、名公巨子。后又有赵古农撰《菸经》二卷（道光九年春厂广山房刊印箱本）、蔡家琬（1762—1835，字石峨，合肥人）撰《烟谱一卷》（《拜梅山房几上书》本，清道光九年初刻）等；晚清则有知名艺术家赵之谦（1829—1884）所撰《勇庐间诘一卷》^[143]，专论鼻烟之缘起与流播，堪称该领域最重要的著述。民国年间，刘声木（1878—1959）将赵之谦《勇庐间诘》、周继煦《勇庐间诘评语》（一卷）、唐赞衮《勇庐闲话摘录》（一卷）及张义澍《士那补释》（一卷）汇辑刊刻，题曰《鼻烟丛刻》；广宁程倬桂（字香轮）撰《洋烟百咏》（王兆麟为之序），小部分摘录于陈琮《烟草谱》，其余则无考；晚清海盐人朱履中撰《淡巴菰百咏》（1782年作，收录于《小酉山房精刊》），堪称史上首部完整咏烟专集。今人以杨国安创获最多，氏曾先后编纂《中国烟业史汇典》、《烟事闲趣》（按：此书关于明清时期的材料，很少超出陈琮《烟草谱》之外）等资料，用功甚勤，其余则多为吉光片羽，鲜见专著。

上述烟草专书自然蕴含了一些烟草与文人骚客的话题，不过，大多为文献辑录，很少就现象再作更深层的思考。清末民初周馥（1837—1921，字玉山，安徽东至人，官至两广总督）赋《悯农》诗五首（辑入徐世昌编《晚晴簃诗汇》卷一百六十八），分别吟咏麦、樵、烟、茶、田，可见烟草至20世纪初已成为农业生活之一部分，词人骚客之讽咏也在在皆有，但是，相比于学界对酒、茶、樵等与文学之关系的论述，烟草与文学之关系可称被全然漠视。有鉴于此，笔者欲对其稍作探讨；因资料绝大部分出自有清一代，故以“清人笔下的‘淡巴菰’”为题。

（一）“淡巴菰”与名公巨卿

烟草传入中土，名公巨卿多酷嗜者。《清实录》记清太宗皇太极天聪八年（1634年）十一月与和硕贝勒萨哈廉论烟草之事云：

（上谕曰）“烟之为禁已久，民间仍有不遵而自擅用者何故？”萨哈廉对曰：“臣父大贝勒曾言之，此禁止行于众人，而不禁诸贝勒者，或以我用烟故耳。若欲永行禁止，当自臣等诸贝勒始。”上曰：“不然，诸贝勒所用，小民岂可效之！如诸贝勒服用貂鼠猞狸狲等物，庶民亦将效之？彼民间日用诸物，朕又何尝加禁耶？”因谓固山额真纳穆泰曰：“尔等诸臣在公署禁人用烟，及至家，又私用之，如此复何颜责人耶？以此推之，则阳奉阴违，尔等竟无一可信之事矣。朕所以禁烟者，每见穷乏之家，其仆从衣服不周，犹复市此不已。无益妄费，故禁之耳！若不当禁而禁，则彼时即当直谏，不然，外廷私议设禁之非，是以臣谤君，以子谤父也。尔等思之。”^[144]

满清最初的烟草之禁仅限于下层小民，上层诸贝勒则照“吸”不误。禁令只行于众人，是因烟草乃“无益妄费”而影响生计，王公贝勒不受此影响，所以不必禁止，但此种上下脱节之禁祸及公署信用。由此可知满清之公卿贵介嗜好烟草者在在皆有。

据《玉堂荟记》，晚明天启年间烟草流行，一亩之收，可敌田十亩，民多种植者，崇祯十二年（1639）有烟禁之令，后洪承畴（按：事在崇祯十四年）以戍边兵士之需为由而解禁^[145]。明清鼎革之后，吸烟风尚依然如故，酷嗜者之中，不乏位高权重的大臣（执政大臣多尔衮即其一）。李调元（1734—1803，字美堂，号雨村，别号童山蠢翁）《淡墨录》云，康熙帝不吸烟，也厌恶大臣吸烟：“上南巡，驻跸德州，命侍卫传旨：朕平生不好酒，未能饮一斤，总是不用。最可恶的是用烟，诸臣在围场中看我竟日曾用烟否？每见诸臣私行在巡抚帐房偷吃，真可厌恶。且是耗气的东西！不但我不吃烟，太祖、太宗、世祖以来都不吃烟，所以我最恶吃烟的人。”^[146]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则记录康熙帝南巡驻跸德州时，以水晶烟管赐酷嗜淡巴菰的陈元龙（1652—1736，浙江海宁人，康熙二十四年进士，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和史贻直（1682—1763，江苏溧阳人，康熙三十九年进士，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一呼吸之，火星直达唇际，二公惧而不敢食。遂传旨禁天下吸烟。蒋学士陈锡《恭记》诗云：碧碗琼浆潋滟开，肆筵先已戒深怀。瑶池宴罢云屏敞，不许人间烟火来”^[147]。但是也有别的文献表明，康熙帝并不拒绝西洋传教士所贡烟草。《熙朝定案》云：康熙帝首次南巡（1684）至南京，耶稣会士汪儒望（Jean Valat，1599—1696，法国人，1651年入华）、毕嘉（Jean-Dominique Gabiani，1623—1696，意大利人，1659年入华）献方物四种，帝命留“西蜡”，赵之谦《勇庐间诘》认为所留者乃烟草^[148]；另据意大利人、遣使会士马国贤（Matteo Ripa，1682—1745，1710年入华）记载，传教士在康熙帝花甲之寿时献巴西烟叶与欧洲葡萄酒，被帝视为最稀罕之物^[149]。乾隆时代吸烟风气更盛，李伯元（1867—1906）《南亭笔记》云：“北京达官嗜淡巴菰者十而九，乾隆嗜此尤酷，至于寝馈不离。后无故患咳，太医曰：‘是病在肺，遘厉者淡巴菰也。’诏内侍不复进。未几病良已，遂痛恶之。”^[150]据此，则乾隆帝亦尝嗜烟；李伯元《南亭四话》又云，咸丰帝尝赐长洲彭文敬（按：即清道光、咸丰间名臣彭蕴章，1792—1862，官至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一白玉烟壶，上镌山水，一背纤，一乘舟，极其工细，并有乾隆帝手制诗。诗云：“船中人被名利牵，岸上人牵名利船。江水滔滔流不住，问君辛苦到何年？”^[151]由此可知，彭蕴章应该也是烟客。

鼻烟自晚明起也传入中土，烟叶便不惟用于嘴“吸”，同时亦可鼻“嗅”，不少文献表明，各色各式的鼻烟壶常常成为清中前期外交场合的新宠儿^[152]；使用者多为高官显贵，而且整个有清一代皆盛行不衰。光绪帝嗜鼻烟，据载每晨必饮茶、闻鼻烟少许之后，方“诣孝钦皇后宫行请安礼”^[153]；李调元咏鼻烟诗，称“达官腰例佩，对客让交推”^[154]；嘉庆、道光间升寅（1762—1834）撰有《戈壁道中竹枝词》，一云：“皮冠冬夏总无殊，皮带皮靴润酪酥；也学都门时样子，见人先递鼻烟壶”^[155]；吴省钦（1729—1803，字冲之，号白华，乾隆二十八年进士，上海南汇人）认为，吸烟“于味不于臭，勿乃享敝帚”，不如鼻烟“顿消肤粟寒”、“扶病豁朦瞍”^[156]。晚清传抄的“查抄和珅住宅花园清单”云，和宅抄没的巨量财物中，有大量的西洋器物，其中，白玉烟壶八百余个、玭尔烟壶三百余个、玛瑙烟壶一百余个、汉玉烟壶一百余个。^[157]这些都是鼻烟壶。据记载，晚清时某宗室素喜鼻烟，壶盖或珊瑚，或翡翠，灿烂大备，宗室摩挲爱惜，较胜诸珍。宗室生子，长曰奕鼻，次曰奕烟，三曰奕壶，四曰奕盖，合之则鼻烟壶盖也。^[158]

好烟成瘾的贵介公卿为后人留下了不少逸闻趣话，而有清一代烟迷最痴者，莫过于韩菼（1637—1704，字元少，号慕庐，苏州人，康熙十二年殿试状元）、陈元龙和纪昀（1724—1805），三位俱官至礼部尚书。韩菼和陈元龙曾赋《咏烟草诗》各4首。韩氏4首，袁枚于《随园诗话》卷九曾提及，后似已失传；陈氏4首则收录于《莲坡诗话》卷下，俱是倾心谀烟之辞，兹录其中之一：“细管通呼吸，微嘘一缕烟。味从无味得，情岂有情牵？益气驱朝雾，清心却昼眠。谁知饮食外，别有意中缘！”^[159]

至于韩菼、纪昀之嗜烟趣话，如下清人笔记二则可作代表：

韩慕庐宗伯（菼）嗜烟草及酒，康熙戊午与余同典顺天武闱，酒杯烟筒不离于手。余戏问曰：“二者乃公熊、鱼之嗜，则知之矣，必不得已而去，二者何先？”慕庐俯首思之良久，答曰：“去酒。”众为一笑。后余考姚旅《露书》“烟草产吕宋，本名淡巴菰”，以告慕庐，慕庐时掌翰林院事，教习庶吉士，乃命其门人辈赋《淡巴菰歌》。^[160]

河间纪文达公酷嗜淡巴菰，顷刻不能离，其烟房最大，人呼为“纪大烟袋”。一日当直，正吸烟，忽闻召见，亟将烟袋插入靴筒中，趋入，奏对良久，火炽于袜，痛甚，不觉呜咽流涕。上惊问之，则对曰：“臣靴筒内走水。”盖北人谓失火为“走水”也。乃急挥之出。比至门外脱靴，则烟焰蓬勃，肌肤焦灼矣。先是，公行路甚疾，南昌彭文勤相国戏呼为“神行太保”，比遭此厄，不良于行者累日，相国又嘲之为“李铁拐”云。^[161]

这两则轶事流传较广。韩慕庐的故事又见于阮葵生《茶余客话》卷九、查为仁《莲坡诗话》卷下、黄之隽《烟戒》、徐以升《淡巴菰歌》、全祖望《淡巴菰赋》、史梦兰《止园笔谈》卷三、徐珂《清稗类钞·饮食类》等，细节方面有所演绎，说韩氏所好有三：酒也，棋也，烟也，必去其一，则去棋；再去其一，则去酒。纪晓岚的故事，又见于王棠《燕在阁知新录》卷二十九、横香室主人《清朝野史大观·清人轶事》、方濬师《蕉轩随录》卷六、徐珂《清稗类钞·诙谐类》、葛虚存《清代名人记》卷十二、孙静庵《栖霞阁野乘》卷上、李伯元《南亭笔记》卷五，等等。

王士祯（1634—1711）所云韩菼命庶吉士赋淡巴菰一事，确乎可信，但韩氏直至康熙三十六年（1697）十月方为翰林掌院学士（迄于1703年），距离王士祯所言戊午（1678）同典顺天武闱之事已近20年。查为仁《莲坡诗话》云：“韩慕庐宗伯掌翰林院事时，曾命门人赋淡巴菰。诗多不传，惟慈溪郑太守（梁）为庶常时所作，存《玉堂集》中。”^[162]郑梁（1637—1713，字禹梅，晚年易名为风，号半人）为康熙二十七年（1688）进士并选授庶吉士，此时韩菼从苏州回京未久，出任原职翰林院侍读学士。故王、查所云命庶吉士赋淡巴菰一事，当在韩菼任侍读学士之时所为（1678年和1688年，韩氏均任此衔），《玉堂集》及《玉堂后集》正是郑梁在翰林院期间所作。今查《四库存目丛书》据康熙间刻本影印的《寒村诗文选》，其中《玉堂集》及《玉堂后集》均未收《淡巴菰赋》；倒是四、五十年之后进入翰林院的徐以升（1694年以前—1753年以后，字阶五，号恕斋，雍正元年进士并选授庶吉士^[163]，浙江德清人）和全祖望（1705—1755，字绍衣，号谢山，宁波人，乾隆元年进士并选授庶吉士）先后闻风而起，所撰《淡巴菰歌》（1743）与《淡巴菰赋》都流传至今。后者收录于今人朱铸禹汇校集注的《全祖望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查找甚便，此不著录；前者辑入徐氏《南陔堂诗集》十二卷，似无今版，故附录于下：

仙山产灵芝，种实繁有徒。一物生岛屿，厥名淡巴菰。流传内地渐滋蔓，地利夺尽千膏腴。斑斓拂拭湘竹管，金丝细揉间呼吸。初如篆烟轻袅袅，百和乍起金香炉。旋如锁囊开两角，腾腾绕屋云模糊。南荣负喧春得酒，辟寒除秽病骨苏。文澜武库藉触拨，心源一一开萦纡。舟中马上孤客枕，味无味处还啜餔。芸窗兀坐风雨侯，睡魔欲并愁魔驱。女郎近亦弄狡狯，芬芳吐纳含樱珠。白云一片杂兰麝，馥郁时露冰雪肤。襄阳小儿不解事，铜鞮唱罢争趋时。一钱买得恣喷薄，浑如沙燕衔霜芦。何年蓄产此尤物，薰肌入髓无处无。渔洋山人精考核，《露书》载出东南隅。韩公文笔妙天下，癖好亦复同尊壶。品题聊借玉堂隽，逞妍抽秘争形模。前辈风流愧难继，作歌聊尔充吴歈。^[164]

为《南陔堂诗集》作序的著名诗人沈德潜也有咏烟之作，即：“八闽滋种族，九宇遍氤氲。筒内通炎气，胸中吐白云。助姜均去秽，遇酒共添醺（注：名‘盖露’者可以醉客）。就火方知味，宁同象齿焚。”^[165]末句所云“象齿”，指烟筒为象牙做成，是极名贵的一种，当然这也只有名公巨卿或豪富之人方可拥有了。

（二）“淡巴菰”与江南文人群体

现存咏烟诗词，多出自江南文人。袁枚（1716—1798^[166]）论浙西学人之诗，特别标举诸锦（1686—1769，字襄七，号草庐，秀水人，雍正二年进士）、汪师韩和翟灏（？—1788，字大川，号晴江，钱塘人，乾隆十九年进士）：

学人之诗，吾乡除诸襄七、汪韩门二公而外，有翟进士讳灏、字晴江者，《咏烟草五十韵》警句云：“藉艾频敲石，围灰尚拨炉。乍疑伶秉箭，复效雁衔芦。墨饮三升尽，烟腾一缕孤。似矛惊焰发，如笔见花敷。苦口成忠介，焚心异郁纡。秽惊苓草乱，醉拟碧筒呼。吻燥宁嫌渴，唇津渐得腴。清禅参鼻观，沆瀣润咙胡。幻讶吞刀并，寒能举口驱。餐霞方孰秘，厌火国非诬。绕鬓雾徐结，荡胸云叠铺。含来思渺渺，策去步于于。”典雅出色，在韩慕庐先生《烟草》诗之上。^[167]

诸、汪、翟三人均嗜烟，而且彼此互有往来。汪师韩除前揭《金丝录》一卷之外，另有《咏烟》七律四首（收入陈琮《烟草谱》卷六），第三首所云“词林名重淡巴菰”，可能是对乾隆间江浙文人群起而和厉鹗《天香》词之事的描述（详下文）。翟灏有上述《咏烟草五十韵》（收入氏撰《无不宜斋稿》卷一），诸锦则有《烟》诗：“我性不嗜烟，六十始爱烟。是名淡巴菰，见之姚旅编。方寸多魁磊，以烟全其天。一吸四体和，悠然见神全。摧刚化为柔，刓方以为圆。五味近乎辛，养恬兹取怜。高鸟聚密林，游鱼守潜渊。醉乡不到此，那识羲皇年！”^[168]翟灏之诗模拟吸烟时诸种状貌情态极为细腻妥帖，故深得时人赏识，袁枚之外，王端履《重论文斋笔录》亦引录此诗，称其“组织工细，布置妥帖”^[169]，此诗结尾所云“损益人凭说，辛芳尔不渝。诗肠感熏染（按：王端履引作“诗肠缁恐涅”，反用孔子“涅而不缁”之语，与原诗意蕴不合），吟谢淡巴菰”^[170]，与诸锦“醉乡不到此，那识羲皇年”，同为期冀借烟草来超脱名利纠葛、俗务烦扰之表达。翟灏的朋友万光泰（1712—1750，字循初，号柘坡居士，浙江秀水人，乾隆元年举人）也赋有《烟》诗：“小草纷缠市，何年火利开。神农经不载，吕宋国移来。叶槁干时切，花红露下栽。曲生风味似，为尔减深杯。”^[171]万光泰在音韵学、元代史及上古算学等领域多有建树，是当时有名的诗人和学者^[172]。英年早逝之后，其《柘坡居士集》十二卷由同里好友汪孟（1721—1770，字康古，号厚石，乾隆三十一年进士）刊刻传世，万氏特别推服的全祖望为其撰写墓志，尤表彰其“《周髀》之学”，称“卓然独绝”^[173]。汪孟、汪仲（字丰玉）兄弟同于乾隆十五年（1750）中举，士林传为佳话，但汪仲三年后即辞世，他的儿子汪如洋（1755—1794，字润民，号云壑）不惟弥补了乃父未成进士的遗憾，而且一举在乾隆四十五年殿试拔得头筹，此人有咏烟词一阕《沁园春·咏淡巴菰》，亦附录于此：“何处移栽种？玉田佳名早传。试筠筒巧截，吸来初满，彩囊深贮，探处还便，火石催敲，炉香倩爇，雾阁云窗，指顾间，闲庭悄镇，相思一缕，消向谁边？齿芬牙慧堪怜，比烂嚼槟榔味更鲜，惯引他吟兴，僮呼酒后，助他谈屑，客到茶先，鼻嗅偏浓，水吞差辣，嗜好人心笑屡迁，风前语，愿牢持桂信，听我兰言。”（《烟草谱》卷八著录）

诸锦、翟灏、万光泰以及同样来自浙江的厉鹗（1692—1752）、杭世骏（1695—1773）、汪沆（1704—1784，字西灏，号槐堂，诸生，乾隆十二年举博学鸿词）、钱陈群（1686—1774，字主敬，号香树，康熙六十年进士）、吴廷华（1682—1755，字中林，号东壁，康熙甲午举人）、陈皋（字对鸥，诸生）、刘文煊（字紫仙，号雪柯，诸生，晚年侨居天津），等等，都与水西庄查氏家族之查为仁、查礼（1716—1783，原名为礼，字恂叔，号俭堂、榕巢、铁桥，乾隆元年举博学鸿词，官至湖南巡抚）等往返密切。这些人，大都嗜好吸烟，而且除万光泰之外，汪沆、厉鹗、刘文煊也有咏烟诗传世。乾隆二年（1737），汪沆、刘文煊、万光泰与查礼撰有长诗《烟草联句》，收入查氏《铜鼓书堂遗稿》^[174]；厉鹗的咏烟词曾遍传江南士林，题曰《天香·咏淡巴菰》，序云：

烟草，神农经不载。出于明季，自闽海外之吕宋国移种中土，名淡巴菰，又名金丝薰，见姚旅《露书》。食之之法，细切如缕，灼以管而吸之，令人如醉，祛寒破寂，风味在麴生之外。今日伟男髫女，无人不嗜，而予好之尤至。恨题咏者少，令异卉之湮郁也。暇日斐然命笔，传诸好事。^[175]

此作先后引来了众多的附和者，仅《烟草谱》所录之“天香”咏唱者便有：陆培（字恬浦，号南香，嘉兴人）、陈章（字授衣，一字竹町，号绂斋，陈皋之兄，钱塘人）、郑廷旸（字隅谷，监生，长洲人）、朱方霭（1721—1786，字吉人，号春桥，贡生，桐乡人）、朱研（字子成，号紫岑，安徽休宁人，寓居吴县，贡生）、吴烺（字荀叔，乾隆十六年举人，安徽全椒人）、王昶（1725—1806^[176]，字德甫，号兰皋、述庵，乾隆十九年进士，青浦人）、王又曾（1706—1762，字受铭，号谷原，乾隆十九年进士，秀水人）、徐宝善（号穆堂，乾隆四十年进士，青浦人）、凌应曾（字祖锡，一字叔子，诸生，上海人）、吴泰来（1722—1788，字企晋，号竹屿，乾隆二十五年进士，长洲人）、朱昂（字适庭，一字德基，号秋潭）、赵文哲（1725—1773，字升之，一字损之，号璞庵，乾隆二十七年举人，上海人）、朱汉倬（字凌霄，号药房，诸生，休宁人，寓居长洲）、张熙纯（1725—1767，字策时，号少华，乾隆二十七年举人，上海人）、吴元润（字泽均，号兰汀，吴县人）、蒋业鼎（字荪湄，又作升梅，诸生，长洲人）、吴锡麟（字圣征，号谷人，乾隆四十年进士，钱塘人）、吴蔚光（字悊甫，号竹桥，乾隆四十三年进士，仁和人）、许宗彦（1768—1818，字积卿，一字固卿，嘉庆四年进士，德清人）。从厉鹗、杭世骏、钱大昕、王昶、曹仁虎等人现存诗文别集来看，除许宗彦之外，上述诸人之间往来相当密切，并且大都在当时便负有盛名。其中，王昶、吴泰来、赵文哲均属乾隆间“吴中七子”；“吴中七子”之钱大昕（1728—1804，字竹汀，一字晓征，号辛楣，乾隆十九年进士，嘉定人）、曹仁虎（1621—1787，字来殷，号习庵，乾隆二十六年进士，嘉定人）虽未和“天香”之词，却也有咏烟之诗，不过二人对于烟草之好恶恰成对反：钱氏以为，烟草处处流行，伤人肺腑又碍事靡财，故于质问“滥觞起谁某”之余，期冀“安得拔其根，卮茜种千亩”^[177]！曹仁虎自云“学得餐霞法，筠杆巧制宜。吹嘘长日便，冷暖一心知”^[178]，其为嗜烟之瘾君子无疑。

厉鹗、陈章、郑廷旸、朱研、朱方霭、朱汉倬、张熙纯、吴锡麟、许宗彦的上述“天香”词，均被王昶辑入《清词综》，该书还收录了《烟草谱》漏选的淡巴菰“天香”词二阙，分别由过春山（字葆中，诸生，吴县人）和朱位恭（字叔曾，号桂泉，贡生，休宁人，寓居长洲）所撰。而上述和作“天香”词的文人当中，讽诵烟草诗词最多者正是王昶。其他人皆各和一阕，独王昶奉和二阙（均收入氏撰《春融堂集》卷二十五），此外，他还有《金缕曲·碧梦剧梅枝为饮烟筒嘱赋》、《采桑子·再赋梅筒》及《烟草花》诗一首。此三者不是“被动”应和之作，自然更有韵致。《金缕曲》曰：

何事能消遣？掩戎旃，也无从觅，香炉酒琖。差喜淡巴菰，叶在轻飏，烟丝一剪算偏少，碧筒堪玩听说。蛮山冰雪里，堕霜华，尚有寒梅干，唤康结（注：康结，番人称梅之语），此罕见。

斫来未觉余芬散，恁苍皮溜雨，刮摩工擅，如玉一枝清，更直瑶草，恰宜相伴（注：李长吉诗“呼龙耕烟种瑶草”），尽销得秋深夜浅，烽火连天云雾黑，点点忽忆，春葱撚喷，珠唾伴彤管。^[179]

诗曰：

曾吟烟草（注：余向在吴中与同人作淡巴菰词）见烟花，澹白微红数朵斜。

谁料风霜蕉萃后，丝丝还绕玉窗纱。^[180]

《金缕曲》作于乾隆三十一年，时王昶从帝出巡东陵（今河北遵化市境内）。词意是，深秋季节，冰天雪地，在帐篷里以胡毡相掩，无从闻香饮酒，寂寞难消永夜。幸好友人傅碧梦所赠梅枝烟筒还带在身边，一边吸烟，一边赏嗅梅枝余香，忽然忆起昔日美人相伴，如春葱纤指点燃烟丝，烟霞吐纳，深秋浅夜之孤寂因此而得以销尽。《采桑子·再赋梅筒》是诗人早晨骑马上路之时，感觉意犹未尽，故又赋一阕：“灵犀一点，透出丝丝云掩冉，瘦比琅玕。马上微醺破晓寒，峦烟瘴雨，香雪飘飘，谁见取，剪得南枝，梅信分明，鼻观知。”^[181]时人认为吸烟可以御寒，并以饮酒微醉之状比拟吸烟时的陶醉感，故诗人有“马上微醺破晓寒”之佳句。《烟草花》一诗，撰于乾隆丙午年（1786），诗人时年六十三。大意是说烟草生长时风姿绚烂，衰落后风干为烟丝，又可为人带来欢愉。又，明代遗民、著名文学家董说（1620—1686）入清后撰《石马烟谣》，自序虽云为“伤烟满江南”而作，但所咏当地风俗（作者为浙江吴兴人）却颇有情趣。诗曰：

何处飞觞来？醉落樱桃前。摩眼指东村，新来石马烟。

花落过千春，不识名烟香。嗟哉古江南，何以为乐方？

兰纸裹丝烟，并坐采茶舟。渔村乞柳火，翠管笑相酬。^[182]

自然，烟草虽号称“仁草”，却远非“仁者无敌”。在江南文人之烟草“歌德派”大行其道之时，非议者也屡有其人，如顺、康间戏剧家徐沁（1626—1683，字野公、水浣，号若耶野老、苍山子，浙江余姚人）撰《香草吟》，剧中人物俱用药名，正派如桑寄生、红娘子、刘寄奴、蜜陀僧，反派如木贼、葳灵仙夫妇。桑寄生等欲清剿木贼等反叛军队，经蜜陀僧指点，取“淡把姑”（淡巴菰）以毒攻毒。蜜陀僧在介绍此物之“威力”时云：“乍吸头先晕，频吞体遍麻。略尝滋味浑难罢，半晌昏迷魂欲化。千番呜嘬唇还咂，口角流涎堪讶。似醉酒眼乜斜，如病疟脚波查”；至于其出处，则是“神农未尝，本草不载，佛说《楞严经》中列于五辛，名曰兴渠，比于腥血之秽。有误食者，须忏悔四十九日，方许礼佛。《法苑珠林》诠释甚详。……用火酒制造，内加砒霜，酷烈无比。人一尝之，刻不能少，以致焦灼肺腑，呜乎哀哉！”^[183]乃人间剧毒之物。“淡把姑”在此剧中堪称关键“意象”，待到桑寄生、红娘子等得胜归来，剧本便以“淡把姑”作结，并借“丑角”与众人互动，反复三致意于烟草之害，如“丑”言：“世间无不散的筵席，譬如演戏，终要收场。便与君等奉别，并无他语叮咛。只是扫除木贼的淡把姑，原系劫药。前者偶然撮弄，不期广播人间，流毒无穷，灼人肺肝，迷而不悟。自今以后，但愿宰官们各发婆心，转相劝诫，使众生一切人等，断除勿食，即此公德，不可思念。”^[184]李渔（1611—1680）评点此剧时说徐氏曾“刻烟诫劝世，阐发曲尽”^[185]。后来全祖望《淡巴菰赋》又云“琅琦督相，视为野葛；梁溪明府，指为旱魃；黄山征君，明火勿汙”^[186]，是说宁波钱肃乐（1606—1648）、歙县宗谊（字正庵）等三人厌恶吸烟。“明火勿汙”，意为“别用烟草弄脏了炉火”，全氏《又拟薤露词九首》之《污吾火》即云此事^[187]；再如王元启（1714—1786，字宋贤，号惺斋，乾隆十六年进士，嘉兴人）云，刘汶恶烟草妨农，作《种烟行》以讥之，其卒章曰：“往者岁歉难举炊，谁家食烟能疗饥？”^[188]总体而言，非议烟草之最主要的理由便是钱大昕、查慎行所言伤农、靡财以及害身。赵翼（1727—1814，字云崧，号瓯北，常州人）《吃烟戏咏》（撰于1808年，诗人82岁）诗云：“淡芭味不入咸酸，偏惹相思欲断难（注：古诗‘相思若烟草’）。岂学仙能吸云雾？几令人变黑心肝！喷浮银管香驱秽，暖入丹田气辟寒。赢得先生夸老健，鼻尖出火骇旁观。”^[189]据此可知，赵翼也嗜吸烟，但他又深知其害，爱恨交加、欲断偏难；知其害而形诸文字者，还有清初名诗人施闰章（1619—1683，字尚白，号愚山，安徽宣城人）的《矩斋杂记》，记“烟害”三事，兹引其中之二：

一友酷嗜烟，日凡百余吸，已得奇疾：头大如斗，牙龈溃脓升许，秽闻列屋，死而复甦。

南乡孟氏家蓄蜜。旁有种烟草者，蜜采其花，皆立死，蜜为之坏。以是知烟之为害，不可向迩。^[190]

施氏并引养生家言附于后曰：“咽津得长生，故活字从千口水。今灼喉熏肺，以毒火为活，计可乎？”（出处同上）又，著名学者洪亮吉（1746—1809，字君直，一字稚存，号北江、更生居士，常州人）撰《七招》赋，云古剌之丸、欧罗之表及吕宋烟草乃“好事所未见述，古者所不闻”，其言烟草云：“含茹则火入四肢，呼吸则烟腾百窍，蒸淫不歇，薰炙子鼻，五官拉杂，黑塞窍穴，珠胎既凌刳，玉孕复剖裂。”^[191]施、洪二人言吸烟之害如斯其烈，想必均非嗜烟之徒；而乾隆时期的名诗人黄之隽（1667—1748，字石牧，康熙六十年进士，华亭人）正是深知其害，晚年才毅然戒烟。黄氏曾作《烟筒铭》曰：“此尝草、食火、飞灰之管，盘古以来见者罕，今世耽之逝不返。”^[192]云“逝（誓）不返”，可见沉溺至深；晚年却鉴于“历验老寿无吃烟者”而作《戒烟》以“自戒”，所叙既爱又恨的心情颇为动人。诗云：“幼骇所见，折芦为筒，卷纸于首，纳烟于中。或就火吸，忽若中风，闭睫流涎，谓醉之功。久而流行，遍种斯草。晒叶剉丝，匪甘匪饱。铜竹镂工，荷囊制巧。缨弁横衔，脂鬟斜咬。吾独违众，誓不沾牙！嫉如治葛（自注：食之立死，见《朝野佥载》；又，《本草经》作“野葛”），屏若颠茄（自注：百粤有草，结实如小毬，俗名颠茄，服之则心狂，见《贤奕编》）。有里前辈，向予褒嘉：不逐流俗，非君子耶！逮三十五，暨阳舟次。岁暮晓寒，拥衾不寐。卬友津津，曰煖且醉。遽丧其守，索而尝试。入唇三咽，启齿一呼。四肢软美，八脉敷舒。相遇恨晚，大智若愚。四十余载，晷刻必需。亦润文心，亦绵诗力。思之不置，弃之可惜。如惑狐媚，如蛊妖色。一朝觉寤，忍为残贼？昔韩尚书，嗜酒与烟，不得已去，二者何先？答曰去酒，佳话流传。囊余附和，今谓不然。咽喉寸肤，食草吞火。非兽非鬼，奚颐之朵？熏舌尚可，焚肠杀我！老耄作戒，铭诸座右。”^[193]烟草之害，明清时期已广为人知，故历朝烟禁不绝，而戒烟者亦屡屡有之，可见人的意志力在诱惑面前并非全然无所作为。

（三）“淡巴菰”与妇女之关系

烟草风行中土，至清中前期，已如陆耀所言“士大夫无不嗜烟，乃至妇人孺子亦皆手执一管”。关于妇女吸烟的情形，清人时有记录。方文（1612—1669，又名一耒，字尔止、忍冬、明农，号涂山，安徽桐城人）于顺治五年（1648）在京师游览，撰《都下竹枝词》二十首，其中两首便是咏烟之作，一首咏士大夫吸烟风气：“金丝烟是草中妖，天下何人喙不焦！闻说内廷新有禁，微醺不敢厕宫僚”；另一首即咏妇女吸烟：

侵晨旅舍降婵娟，便脱红裙上炕眠。傍晚起身才劝酒，一回小曲一筒烟。^[194]

这种妇女，压酒劝客，昼伏夜兴，恐怕是旅舍招待女。康熙间，山西介休梁锡珩（字楚白，号深山）撰有《偶咏美人吃烟》，诗曰：“前身合是步非烟，弄玉吹箫亦上天。红绽樱桃娇不语，玉钩帘外晚风前。”^[195]诗既以唐传奇《非烟传》之“红杏出墙”的女主角为况，所咏之“美人”便应系青楼女子。此诗之妙，在于不直言“吃烟”，但以“步非烟”衬托“美人”于烟雾缭绕之中的轻盈风姿（按：唐传奇《非烟传》，云步非烟“容止纤丽，若不胜绮罗”^[196]，以此可想见此诗之“美人”的体态柔弱轻盈），可称“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不久之后，名诗人尤侗（1618—1704，字同人，号艮斋、西堂、悔庵，长洲人）也撰《董文友有美人吃烟诗，戏和六首，用烟字韵》，曰：

起卷珠帘怯晓寒，侍儿吹火镜台前。朝云暮雨寻常事，又化巫山一段烟。

乌丝一缕赛香荃，细口樱桃红欲然。生小妆楼谁教得，前身合是步非烟。

剪结同心花可怜，玉唇含吐亦嫣然。分明楼上吹箫女，彩凤声中引紫烟。

天生小草醉婵娟，低晕春山髻半偏。还请檀郎轻约住，只愁紫玉去如烟。

斗帐熏篝薄雪天，泥郎同醉伴郎眠。殷勤寄信天台女，莫种桃花种香烟。

彤管题残银管燃，香奁破尽薛涛笺。更教婢学夫人惯，伏侍云翘有袅烟。^[197]

所咏者似亦为青楼女性，诗人从其早晨起床梳妆开始，至夜晚挂帐燃篝重眠，始终都不离吸烟之“题”，所叙“侍儿吹火”、“玉唇含吐”、“低晕春山髻半偏”等情状，表明尤侗对这类女性之生活常态相当熟悉。

如果说，上述三例所咏只是青楼女之嗜烟，那么乾隆时期杭州纪氏兄妹围绕烟草的彼此唱酬则纯属士绅大户的生活写照了。纪氏原籍安徽歙县，寓居杭州。以下是《纪氏联句诗》之咏烟篇：

圣火缊自昔传，（纪兆芝）分明是草却名烟。制成一味堪消秽，（纪兆蕙）不食多时岂遂佃？（纪兆莲）停樽香雾满筵前。祛寒解郁兼除瘴，（纪兆芳）好倩濒湖补旧编。（纪兆蕙）^[198]

此诗余味不足，并非上佳之作，但能够说明纪氏一家平素以吸烟为乐。《烟草谱》还收入纪兆芝（字仙岩，长兄）、纪兆蕙（字蓉圃，次兄）、纪兆莲（字吟房，长妹）咏烟诗各一首，均颇具姿致。此附录纪兆莲之作于下：

金丝奇品竞相夸，吐纳人餐日月华。真有清芬留齿颊，何妨乞火到山家？

醇醲疑饫麻姑酒，馥郁如烹谷雨茶。莫怪今时多尔爱，年来栽培倍桑麻。^[199]

纪兆蕙还以其兄妹烟草诗求和于东南士林，海宁祝德麟（1742—1798，字趾堂，后作止堂，号芷堂，乾隆二十八年进士）、无锡顾皋（1763—1832，字晴芬，号缄石，嘉庆六年殿试状元）之和作现存于世^[200]。

江之兰（字含征，安徽歙县人，寓居东南一带）撰《文房约》称，江南之宾朋宴会，无人不吸烟，“尤可骇异者，豪右之门，召集女客，不设簾箔，观剧飞觞，二八妖鬟，手擎烟具，先尝后进，一如姣童之奉其主。甚至含烟缓吐，视生旦之可意者而喷之，无所顾忌”^[201]；金学诗（字韵言，号莼香，乾隆二十七年举人，江苏吴江人）《无所用心斋琐语》记苏州缙绅大户之女耽于安逸，往往日高而犹酣寝不起，妆毕第一件事，便是“吸烟数筒”，以至向午时分方出闺房。^[202]江之兰系清初名医，金学诗乃金士松（1730—1800，字亭立，乾隆二十五年进士，官至刑部尚书）之弟，二人之记载，可证清初直至乾、嘉之际士绅望族女性吸烟风气之盛。前揭“天香”诸词中，多篇亦牵涉深闺吸烟场景，可印证上述风气。此引过春山之词如下：

闽岛香苗，蛮荒翠卉，移来遍种，瑶圃小贮，筠箱初停，海舶巧制，谩抽金缕，轻寒薄醉恁解释，相思意绪，残梦沉吟，倚枕双鬓，点灯低语。修廊几回觅句，试牙筒，隔帘花雾记否？绣囊闲展，玉纤拈取，隐约朱唇启处，看一朵巫云，暗飞去，茗椀才收，兰膏细吐。^[203]

词云，作者深夜醒来，残梦未消，倚枕思量，回忆从前在某处庭院长廊，一边吸烟，一边思索佳句；透过门帘，隐约见一女子开绣囊，取烟丝，茶后悠闲吞吐烟霞。此词以倒叙方式写相思意绪，韵味绵长，隐秀兼致，堪称烟草文学的上乘之作。

乾隆时期的常熟女诗人归懋仪（字佩珊，上海监生李学璜之妻，与母李一铭撰有诗歌合集《二余草》）有《烟草吟》，诗曰：“谁知渴饮饥餐外，小草呈奇妙味传。论古忽惊窗满雾，敲诗共讶口生莲。线香燃得看徐喷，荷柄装成试下咽。缕绕珠帘风引细，影分金鼎篆初圆。筒需斑竹工夸巧，制藉涂银饰逞妍。几席拈来常伴笔，登临携去亦随鞭。久将与化嘘还吸，味美于回往复还。欲数淡巴菰故实，玉堂文已著瑶篇。”^[204]很显然，这位善于吟讽的大家闺秀（乃巡道归朝煦之女）也是瘾君子。

（四）“淡巴菰”与笔记小说

烟草在清代中前期的广泛播传，增添了笔记和小说的表现内容。有关烟草之出处、种类、流布、性状、功能、做法、吃法以及烟筒、烟壶、鼻烟等各方面的内容均有记录，尤其是在功能方面，“歌德派”之谀辞较盛，如陈琮引述宋代罗景纶言槟榔之功“醒能使醉、醉能使醒、饥能使饱、饱能使饥”，而盛称“烟草亦然”：“灼以管而吸之，食已，气令人醉，亦若饮酒然，盖醒能使之醉也。酒后食之，则宽气下痰，余酲顿解，盖醉能使之醒也。饥而食之，则充然气盛，若有饱意，盖饥能使之饱也。饭后食之，则饮食消化，不至停积，盖饱能使之饥也。”至于“其禀气辛辣而多芬，赋性疏通而不滞，又在槟榔之上”（《烟草谱》卷二）；陆耀总结出烟草之宜者“八事”、忌者“七事”、吃而宜节者“七事”以及“吃而可憎者五事”，饶有情趣，或有可供当今瘾君子参考者，故附录如下：

烟有宜吃者八事：睡起宜吃、饭后宜吃、对客宜吃、作文宜吃、观书欲倦宜吃、待好友不至宜吃、胸有烦闷宜吃、案无酒肴宜吃；忌吃者七事：听琴忌吃、饲鹤忌吃、对幽兰忌吃、看梅花忌吃、祭祀忌吃、朝会忌吃、与美人昵枕忌吃；吃而宜节者七事：马上宜节、被裹宜节、事忙宜节、囊悭宜节、踏落叶宜节、坐芦蓬船宜节、近故纸堆宜节；吃而可憎者五事：吐痰可憎、呼吸有声可憎、主人吝惜可憎、恶客贪饕可憎、取火而火久不至可憎。^[205]

还有些记载，或别致，或风趣，为叙述增添了异样的情调与丰采，如《红楼梦》第52回叙宝玉给晴雯治病，便是让麝月取来一个金镶双金玻璃小扁盒儿，“里面是个西洋珐琅的黄发赤身女子，两肋又有肉翅，里面盛着些真正上等洋烟。……晴雯用指甲挑了些，抽入鼻中，不见怎么；便又多挑了些抽入，忽觉鼻中一股酸辣，透入脑门，接连打了五六个嚏喷，眼泪鼻涕登时齐流。晴雯忙收了盒子，笑道：‘了不得，辣！’”^[206]鼻烟及烟盒最初都来自西洋，不过清代早期便开始仿造了，使用时往往再加入一些别的东西如兰花籽磨成的粉末或芥末，以增加芳香或提高通气的效果，所以贾宝玉可拿它来给晴雯治感冒。再如李伯元所记晚清宝文靖（按：应为咸丰、同治、光绪间三朝大臣宝鋆）事亦颇精彩，其中玉烟壶为叙述转捩之一关键：

宝文靖解蜀督之任回京，泛舟泝岷江归。夜中时闻篷背有飞鸟声，不之异也。抵京后，寓内城。值天寒，方拥炉坐，窗自启，一短衣人簌然入。宝叱之，短衣人半跪请曰：“某由蜀护公至京，道路至窅远，费且不资。今岁暮不能活，乞公赏某五千金。”宝见其所挟刀，铦利如霜雪，噤不敢复语。良久，其人请如前。旋指一箧曰：“此中贮金叶可二百两，乞赏某。”宝颔之，其人启箧得金叶去。濒行，回视案上玉烟壶曰：“乞一闻。”宝曰：“尔亦知烟乎？”其人曰：“略知。”顷少许嗅之，曰：“亦佳。某有少烟，欲献公，而苦无壶。愿假此壶去，明日并烟还公何如？”宝颔之。既至庭外，返身曰：“某李姓，无名，生平喜着靴，故人呼靴子李。”言已，耸身去。宝始号，警夜者纷集，环视无迹。明日谕官缉贼，期三日务以此人至，否则皆获严谴。至第三日，吏见一人饮于市楼，貌似李，密告司官某。某曰：“是可以智取，不可以力擒也。”诣酒楼，长跪哀之。李曰：“迟汝久矣，否则尚有人能踪迹我耶？”言已，与并骑，出诣刑部。官鞫之，曰：“银系中堂赏小人者，非小人劫中堂者。”官曰：“汝未持刀威吓乎？”曰：“未。”曰：“烟壶亦赏汝者乎？”曰：“烟壶系借自中堂者，今将还之。”官命系诸狱，将请宝示办法。宝是夜即获烟壶，中贮烟极佳，又不审所从来，骇甚。明日临审，命严诘之。官如语，将下堂，李忽顾刑部监而叹曰：“似此不蔽风雨，即系一偷儿亦不可得，况飞行绝迹如我者乎？”因探于腰囊，出银票一纸，授吏曰：“此五千金，中堂所赏者，吾于某舖兑之。吾不需此，可以充修监费。”吏方怡愕间，而李已越屋遁矣。其行如风，官大骇！以实告宝，其事遂寝。^[207]

上述叙事，虽系之于历史人物，但显然难以当真。不过，鼻烟壶能够成为小说叙事转化之关键，说明达官显贵常常烟不离身，此亦可为前述上流社会崇尚鼻烟之风增添一佐证。

纪昀虽酷嗜吸烟，却很少刻意为烟草歌功，其《阅微草堂笔记》三处与吸烟相关的记载都是间接描述：其中两处皆出自《如是我闻》：一云医者胡宫山，年八十余，轻捷如猿猱，技击绝伦，“尝夜遇盗，手无寸刃，惟倒持一烟筒，挥霍如风，七八人并刺中鼻孔仆”；另一云：“宛平何华峰，官宝庆同知，时山行疲困，望水际一草庵，投之暂憩。榜曰‘孤松’，庵门联云‘白鸟多情留我住，青山无语看人忙。’有老僧应门延入，具茗茶颇香洁，而落落无宾主意。室三楹亦甚朴雅，中悬画佛一轴，有八分书，题曰：‘半夜钟磐寂，满庭风霜清。琉璃青黯黯，静对古先生。’不署姓名，印章亦模糊不辨。旁一联曰：‘花幽防引蝶，云懒怯随风。’亦不题款。指问：‘此师自题耶？’漠然不应，以手指耳而已。归途再过其地，则波光岚影，四顾萧然，不见向庵所在。从人记遗烟筒一枝，寻之尚在老柏下。竟不知是佛祖，还是鬼魅也。”^[208]文中所述之世外高人（老僧），似亦一嗜烟之人。三是《槐西杂志》所记甘肃李参将，精于占事，曾以烟筒占人：

（李）至京师时，一翰林拈烟筒。曰：“贮火而其烟呼吸通于内，公非冷局官也；然位不甚通显，尚待人吹嘘故也。”问：“历官当几年？”曰：“公勿怪直言。火本无多，一熄则为灰烬，热不久也。”问：“寿几何？”摇首曰：“铜器原可经久，然未见百年烟筒也。”其人愠去。后岁余，竟如所言。

又，一郎官同在座，亦拈此烟筒，观其复何所云。曰：“烟筒火已息，公必冷官也。已置于床，是曾经停顿也；然再拈于手，是又遇提携复起矣。将来尚有热时，但热又占与前同耳。”

后亦如所言。^[209]

上述例子说明烟草也是一般士大夫的生活需要，故鼻烟与烟筒被自然拈来，成为叙事的材料。有的小说，甚至让吸烟不限于作为叙述的材料，而直接使之成为叙述之目的，如张潮（1650—？，字山来，号三在道人、心斋居士，安徽歙县人）之《虞初新志》和浙江海盐董潮（1729—1764，字晓沧，号东亭，乾隆二十八年进士，原籍常州阳湖）之《东皋杂钞》所记吸烟的故事则纯然以吸烟本身为目标，此一并附录如下：

皖城石天外曾为余言：有某大僚荐一人于某司，数日未献一技。忽一日辞去，主人饯之。此人曰：“某有薄技，愿献于公。悉召幕中客共观之可乎？”主人始惊愕，随邀众宾客至，询客何技，客曰：“吾善吃烟。”众大笑，因询能吃几何？曰：“多多益善。”于是置烟一觔，客吸之尽，初无所吐。众已奇之矣，又问：“仍可益乎？”曰：“可。”又益之以烟若干，客又吸之尽：“请众客观吾技。”徐徐自口中喷前所吸烟：或为山水楼阁，或为人物，或为花木禽兽，如蜃楼海市，莫可名状。众客咸以为得未曾有，劝主人厚赠之。^[210]

烟草本夷种，嗜之者始于明季，近日士大夫习以为常，大廷众座中以此为待客之具，至闺阁亦然。粤中一士游某公门，自诩其技曰善吸烟，因请试之：先净扫一室，集诸公于中，四周窗户俱缄封完密，用好建烟二觔，食之至尽，烟不吐，食毕，然后随口喷之，成云鹤仙神龙凤等像，不知何术也。^[211]

《烟草谱》中录有一段描写“烟戏”的文字，云出自《夜航船》。今查张岱（1597—1684）所撰《夜航船》之不同版本，并无此段文字，估计为他人所作之同名著述。叙述生动精彩，故亦抄录于此：

钱香吏客扬州盐运使幕中，会有江宁府某公遣送善戏法者诣署，因问：“客何戏法？”曰：“小人无法，只会吃烟。”曰：“请试之。”吃烟者于青布袋中取出烟筒头，状类熨斗，大小如之；又取出梗子，状类扛棒，长短如之。以头套梗，索高黄烟四五斤装实头内，燃火狂呼，急请垂簾墐户，客皆从对照隔簾观之：见云气滃然，奇态层出，楼台城郭，人物桥梁，隐然蓬莱海市也；琪花瑶草，异兽珍禽，宛然芷珠阆苑也；鱼龙鲛鳄，喷涛噀雾，恍然重洋绝岛也。俄而炮焰怒发于军，万马砍阵而至，玉山银海，颠倒迷离，座客大骇。主人唱住，始徐徐收缩拍烬，几许而歇。众为之粲然。^[212]

上述故事里，吸烟便不复某一单纯的生理需要，而是颇具观赏价值的“游戏”，吸烟因之成为一种技艺，故表演之人可自视一“技”在身，并凭此回报蓄养之“恩”而无愧色。

倘若没有烟草，这样精彩的文字自然也不会存在了。

（五）结语

明末清初以海洋探险为契机所展现的中西文化大碰撞，持续了两百年余年的时间，对中西历史进程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一方面，中国典籍所蕴含的自律性文化品格给西方启蒙运动提供了强大的推力，而瓷器、茶叶、香料等物产的大量西传让产自南美洲的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另一方面，天主教东传虽然成效有限，但伴随天主教而来“副产品”却宏图大展：西洋大炮加剧了明清国运鼎革^[213]，传教士主修之崇祯历书成为国人生息行藏的“正朔”凭依，其他如历算、水利、机械、逻辑、宗教、美术、语言等领域对我国学术之影响，时贤论之甚详，不必赘述。不过，就时间的持久性、空间的广阔性以及感受的切身性而言，烟草造成的影响，他者实罕有其匹。

借助上述文献之钩沉抉隐，可以归纳出以下几个结论：

其一，清代的文人，知烟草为“淡巴菰”而酷嗜如命者莫可名数，却鲜有因其为异域之物而予以排抵拒斥的（禁止的理由主要是伤农、靡财以及害身）。而同为远西舶来之物，上自天主教、下迄可以利用厚生的象数之学，如火炮、历算、水利、机械等，都曾遭遇到本土的激烈反对和排斥。究其原因，可能是我国士人尚不知“淡巴菰”来自远西之美洲、欧洲，而以为乃吕宋所产，故“淡巴菰”在整个有清一代均未曾激起因其为远西之物而有意排斥、厌恶的反应；

其二，“淡巴菰”传入中土不久，国人对其利弊两端便有清楚认知，禁烟之举，历朝皆有；恶烟之人，屡见不鲜。何以屡禁屡恶而难绝呢？全祖望之《淡巴菰赋》所作之答案，其思考允称完备：“岂知金丝之薰，足供清欢；神效所在，莫如辟寒。若夫蠲烦涤闷，则灵谖之流；通神导气，则仙茅其俦。槟榔消瘴，橄榄祛毒，其用之广，较菰不足。而且达人畸士，以写情愫；翰林墨卿，以资冥功。于是或采湘君之竹，或资贝子之铜，各制器而尚象，且尽态以极工。时则吐云如龙，吐雾如豹，呼吸之间，清空杳秒；更有出别裁于旧制，构巧思以独宣，诋火功为下策，夸鲸吸于共川，厥壶以玉，厥匙以金，比之佩镌，足慰我心。……或者惧其竭地力，耗土膏，欲长加夫屏绝，遂投畀于不毛。斯非不为三农之长虑，而无如众好之难回。观于‘仁草’之称，而知其行世之未衰也。”^[214]时至今日，烟草之害，举世皆知，然全氏“仁草”之辩，似仍有其合理性。烟草行世之将盛耶？将衰耶？至少现在仍然难以料定。

其三，烟草至清代前中期，举国嗜之若狂，殆无疑义。刘廷玑言清初之“黄童白叟，闺帷妇女，无不吸之”，而且“时刻不能离”者“十居其八”（《在园杂志》卷三“烟草”），有人甚至说：“士不吸烟、不饮酒者，必无风味。”（蔡家琬《烟谱》，第6页）对文人骚客而言，烟草又有催发灵感、润绵诗文之力，故嗜之者尤甚。然总体而言，付诸歌咏者不多，故陈琮集20余年之力，饾饤必录，所汇辑者亦不过区区230余篇/首，其中，40多首还是因陈琮之邀约而作（多为吴中当地士人）。笔者于此之外又搜抉到40余篇/首（有些是长诗，如康熙年间吴县人张埙的《烟花行》、四川富顺人张翔凤的《种烟行》、乾隆年间第67代衍圣公孔毓圻之孙孔继涵的《烟草诗千一百字》），不乏才力雄健之作，但相比于咏唱酒茶之浩瀚篇章，仍显数量匮乏。笔记、小说、戏曲等其他文类之烟草描述，多系偶然提及，鲜见其为叙述之关键者。看来，烟草之于清代文学，其催发灵感、滋育巧思的间接“贡献”，远大于对吸烟及烟草的直接描述，反过来说，这也许还是明清文人之吟咏不足而今人之钻研不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注释】

[1]葛兆光先生认为，在我国古代思想史上，“太一”、“道”、“太极”之所以有语义上的互通性，是由于它们在古代人的心目中的确有一个共同的渊源，即对以北极为中心轴而运行的天体观念之确认。中国人对此一天体天象的观察、想象、体验和推测，构成了各种中国古代文化知识的总背景。参见氏著《天崩地裂——中国古代宇宙秩序的建立与坊塌》，《上海文化》1995年第2期。

[2]参见汤一介著《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真、善、美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

[3]梁启超著《子墨子学说》，《饮冰室合集·专集·八》。

[4]淸初排教人士钟始声作《天学初徵》和《天学再徵》将“天”分为三种，即苍苍之天（形体义）、主宰之天和义理之天。后曹聚仁先生也作如是观：“在以前的儒家中，孔子所说的天，乃是主宰的天；孟子所说的天，乃是义理之天或命运之天；荀子所说的天，则是自然之天。”见曹著《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三联书店，1986年，第86页。笔者要补充的是：一，“以形体言天”实有广狭二义。广义之天囊括万有，泛指天地宇宙人物：狭义之天则单指与地相对而论的天体天象。二、以命运言天是从孔子始出现的观念，此前，天命是帝命即天帝意志的体现。三、在生宰义上，也有学者以天与帝间义互用，均指太阳神。阳光滋生万物，故帝又有生育繁衍意，与生殖崇拜相关。

[5]景教在佛教如日中天时东传，故各方面均依附于佛门之下。其教理文字、神职人员名称、寺院名称等方面都具有十分浓厚的汉译佛教色彩，而后来发现的景教资料也多出自佛藏圣地敦煌。

[6]《一天论》是景教经典《一神论》中的一篇短文。据方豪先生说，该书现为日本富冈谦藏氏收藏。见方著《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9页。

[7]较早以“天”指称天主教之God的，还有唐玄宗时的中国人王环。王氏于751年（天宝十年）随高仙芝远征大食（波斯），回国后著有《经行记》（已失传）《通典·大秦传》中仍有从该书中引用的原文（“不拜国王、父母之尊，不信鬼神，祀天而已。其俗每七日一假，不买卖，不出纳”）见方豪著《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上），第4页。

[8]犹太教入华年代有周、汉、唐、元之争。详见徐宗泽著《天主教传教史概论》，上海土家湾印书馆，1938年，第4—6页。

[9]参见陈垣著《开封一赐乐业教考》，《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55—302页。

[10]分别见于朱熹述，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23“为政以德章”，见《朱子语类》（二），王星贤据清光绪庚辰（1880）贺瑞麟校刻本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535—536页；朱熹撰《晦菴先生朱文公文集》卷72《北辰辨》，四部丛刊初编本。

[11]高攀龙著《知天说》，《高子遗书》卷3。

[12]据方豪著《中西交通史》称，该书现藏马德里国家图书馆，作者佚名，以僧自称，因入华耶稣会士早在1595年便已着儒服，故该书应成于此前。

[13]戴震著《续天文略》对“天九重说”有所说明：“古九重之说，以列宿与日月五星皆右旋而南北推移，加大气左旋以九也。”

[14]参见李杜著《中西哲学思想中的天道与上帝》，台北：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第6页。

[15]利玛窦在其札记和给欧洲人的信函里多次谈到中国古籍中的“天帝”，并认为这是中国古人的至高神，“他”既管天也管地，还管理其他各种神祇。由于中国古人的这一至高神，利玛窦说：“在欧洲所知的所有异教徒教派中，我不知道有什么民族在其古代的早期是比中国人犯更少错误的了。”（利玛窦、金尼阁著《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等译，何兆武校，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上册，北京：中华书局，第99页）基于这一认识（误解），他才敢于把“天主”同“上帝”相比附。

[16]参见拙作《从语言视角看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中的错位现象》，《湘潭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

[17]利类思著《不得已辩》又引用《诗经》中的“文王在上，在帝左右”、“三后在天”和《尚书》中的“乃命于帝庭”、“兹殷先多哲王在天”等记载来证明“天堂地狱之说”。

[18]参见拙作《从语言视角看明淸之际中西文化交流中的错位现象》，《湘潭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

[19]早在1628年（崇祯元年），传教士和徐光启、李之藻等著名的皈依者即针对当时所盛行的用不同中文词汇指称“天主”的做法，专门在嘉定召开会议；会上决定，除了已在知识阶层广为流传的利玛窦神父的著作外，严禁把中国典箱中的“天”和“上帝”作为基督教的“天主”的对应词来使用。

[20]竺可桢著《近代科学先驱徐光启》，《申报月刊》（上海）1934年第3期。

[21]阮元著《畴人传》卷32，“徐光启”，北京：商务印书馆，1955年，第407页。

[22]徐宗泽编《徐文定公逝世三百周年纪念文汇》，上海土山湾印书馆，1934年，第39页。

[23]王重民辑《徐光启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526页。

[24]同上书，第454页。

[25]同上书，第97页。

[26]《上海县志·徐文定公传》。

[27]王重民辑《徐光启集》，第69页。

[28]徐骥著《文定公行实》，王重民辑《徐光启集》，第560页。

[29]王重民辑《徐光启集》，第66页。

[30]竺可桢著《近代科学先驱徐光启》，《申报月刊》（上海），1934年3号刊。

[31]罗光著《徐光启传》，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26页。

[32]梁启超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36），北京：中国书店，1985年，第337页。

[33]杨廷筠撰《同文算指通编·序》。

[34]王重民辑《徐光启集》，第244页。

[35]王重民辑《徐光启集》，第73页。

[36]同上书，第81、66页。

[37]阮元著《畴人传》卷32，“徐光启”，北京：商务印书馆，1955年，第407页。

[38]黄贞著《徐光启传》（1906），徐宗泽编《徐文定公逝世三百周年纪念文汇》，上海土山湾印书馆，1934年，第9页。

[39]王重民辑《徐光启集》，第492页。

[40]利玛窦撰《译几何原本·引》。

[41]王重民辑《徐光启集》，第80页。

[42]同上书，第87页。

[43]同上书，第433页。

[44]徐宗泽编《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9页。

[45]钱穆著《现代中国学术论衡》，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第174页。

[46]阎国忠著《基督教与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74页。

[47]王征撰《代疑篇·序》。

[48]李之藻撰《译寰有诠·序》。

[49]林起撰《代疑篇序》。

[50]王重民辑《徐光启集》，第532页。

[51]同上书，第87页。

[52]同上书，第432页。

[53]同上书，第438页。

[54]王重民辑《徐光启集》，第100页。

[55]同上书，第105页。

[56]同上书，第476页。

[57]同上书，第454页。

[58]同上书，第87页。

[59]同上书，第433页。

[60]同上书，第75页。

[61]毕方济撰《灵言蠡勺·序》。

[62]同上书，第80页。

[63]同上书，第66页。

[64]同上书，第68页。

[65]同上书，第95页。(www.chuimin.cn)

[66]毕方济撰《灵言蠡勺·序》，第515页。

[67]同上书，第521页。

[68]毕方济撰《灵言蠡勺·序》。

[69]王重民辑《徐光启集》，第433页。

[70]利玛窦撰《天主实义》（下卷）。

[71]李天经撰《明理探·序》。

[72]利玛窦撰《译几何原本引》。

[73]见李文著《书生有用——明清实学思潮回顾》，《读书》，1990年第8期。

[74]所谓模拟式论证，黄仁宇认为其特征是“以近似之处代替逻辑”，如“孟子以水之下比喻人之性善”，其实，人性与水性并没有联系，所谓相似，不过是存在与孟子的主观之中。朱熹的格物，在方法上也与之相同，总是以自然界之“理”，去支持孔孟的伦理之“理”。参见（美国）黄宇仁著《万历十五年》，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19页。

[75]按：衡量的标准主要是指时间，即徐光启是我国最早运用西学意义上的逻辑推论的士大夫之一。

[76]王国维著《论新学语之输入》，《王国维遗书》（5），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77]毕方济撰《灵言蠡勺·序》。按：此序虽非徐光启所作，但无疑曾经徐氏润饰，故此亦将其列入为徐氏所了解的范围。

[78]王国维著《论新学语之输入》，《王国维遗书》（5），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79]王重民辑《徐光启集》，第532页。

[80]同上书，第432页。

[81]利玛窦撰《（李之藻刻）万国全图·序》。

[82]王重民辑《徐光启集》，第432页。

[83]同上书，第73—74页。

[84]王重民辑《徐光启集》，第327、330页。

[85]同上书，第374页。

[86]同上注。

[87]同上书，第377页。

[88]王重民辑《徐光启集》，第75页。

[89]同上书，第432页。

[90]同上书，第89页。

[91]郭绍虞著《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425页。

[92]王重民辑《徐光启集》，第95页。

[93]同上书，第66—80页。

[94]郭绍虞著《中国文学批评史》，第469页。

[95]此文为胡金平著，原刊于《基督教文化学刊》2010年第1期。

[96]李光涛撰《毛大将军海上情形·跋》，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十八本，1968年，第248页。按：后文中引用《毛大将军海上情形》均出此本，仅以“图版”字样标注，不再详注。

[97]王钟翰著《毛大将军海上情形·跋》，见《王钟翰清史论集》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308—2309页。

[98]乔治忠著《“毛大将军海上情形”与中日两国的学者》，《中国典籍与文化》第37期，2001年，第102页。按：2007年1月，笔者曾用电子邮件向乔教授索求李光涛影印的《毛大将军海上情形》所缺之页，得到乔教授热情快捷的回复，在此特别要感谢乔教授的帮助。

[99]汪汝淳撰《重刻天主实义跋》，见朱维铮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01页。

[100]石国柱等纂《民国歙县志》，辑入《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第51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0页。

[101]卞永誉撰《式古堂书画汇考》卷四十七，《四库全书》本。

[102]王钟翰撰《毛大将军海上情形·跋》，见《王钟翰清史论集》第四册，第2308页。

[103]李之藻撰《圆容较义序》，见徐宗泽编《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76页。

[104]转引自杨世明著《杨基眉庵集版本及佚文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6年第3期，第78页。

[105]《畸人十编题解》，辑入郑安德编《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第三册，北京：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第1页。

[106]朝际祥撰《净慈寺志》，《中国佛寺史志汇刊》第一辑，台北：明文书局，1980年，第346页。

[107]钱谦益撰《牧斋有学集》卷三十二，《续修四库全书》第139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15页。

[108]石国柱等纂《民国歙县志》，第152页。

[109]《顺治六年己丑科登科录》（清顺治刻本），国家图书馆藏，编号02402。

[110]婺源大畈有三风坊即表彰都御史汪舜民、通判汪天民、知县汪济民。

[111]延丰纂修《钦定重修两浙盐法志》，辑入《续修四库全书》第84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60页。此处参考了郑志良于“戏曲·民俗·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所提交的论文《明代徽商与昆曲的兴盛》。

[112]石国柱等纂修《民国歙县志》，第404页。

[113]钱谦益撰《牧斋有学集》卷三十二，《续修四库全书》第1391册，第315页。

[114]释大壑撰《南屏净慈寺志》，辑入《续修四库全书》第71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96页。

[115]图版三·“庙廊”之称二，“当事”之称无计，“肉食者”之称一。

[116]图版五。

[117]图版二十六至二十七。

[118]罗汝芳《近溪子明道录》，辑入《续修四库全书》139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3页。

[119]汪清源《医方简义》卷五，《子疟篇》，《珍本医书集成》本。

[120]汪汝淳撰《七克后跋》，辑入《天学初函》，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6年，第1125页。

[121]汪汝淳撰《重刻〈天主实义〉跋》，见朱维铮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01页。

[122]汪汝淳撰《汪汝淳跋》，见朱维铮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第506页。

[123]汪汝淳撰《七克后跋》，辑入《天学初函》，第1126页。

[124]汪汝淳《重刻〈天主实义〉跋》，见朱维铮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第101页。

[125]朝际祥撰《净慈寺志》，《中国佛寺史志汇刊》第一辑，台北：明文书局，1980年，第347页。

[126]释大壑撰《南屏净慈寺志》，《续修四库全书》第719册，第398页。

[127]《净慈寺志》中存有“寓庸居士黄汝亨作”的《香严戒约碑》其戒约有：“一不杀生、一不演戏、一不借人寓、一不许舆皂等人进扰、一不许跟随等人损伤竹石花木，一茶饭自办不得骚扰守僧。万历辛亥春正月香严社主黄贞父勒石”（朝际祥撰《净慈寺志》，《中国佛寺史志汇刊》第一辑，第17—19册，第345页），戒约中的“不杀生”正是佛教与天主教争论的一个焦点，汪汝淳助修参加香严社，说明在信仰上，汪汝淳像传统文人一样圆融，这表明当时他并未皈依天主教。

[128]图版二十五。

[129]图版二十一。

[130]参考杨世明著《杨基眉庵集版本及佚文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6年第3期；杨铸著《明初诗人张羽静居集版本考辨》，《文学遗产》2004年第5期。

[131]吴晗著《谈烟草》，《光明日报》1959年10月28日。按：英国汉学家卜正明（Timothy Brook）也提出烟草传入中国的三条线路，与吴氏略有不同：一是葡萄牙人由巴西传到澳门，再进入广东；二是由西班牙人从墨西哥传到马尼拉，再进入福建；这两条线路大致同时并进，向中国北方和东南一带推移。三是由葡萄牙商人自澳门传到日本南方港口长崎（时间约在1605年左右），然后依次传入高丽、满洲和北京。详见卜正明著《维梅尔的帽子：从一幅画看全球化贸易的兴起》（Vermeer’s Hat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nd the Dawn of the Global World），刘彬译，上海：文汇出版社，2010年，第128—132页。

[132]按：若由葡人首先传入，时间上不应如斯之晚。

[133]按：“盖露”指烟草顶上的三片叶子，由之而成的烟丝最为名贵，故又有“醉仙桃”、“赛龙涎”、“胡椒紫”、“辣麝”、“黑於菟”等别名。

[134]按：《在园杂志》作“佘塘”，认为它与“石马”、“浦城”、“济宁”一样，是“因地得名”。详见刘廷玑撰《在园杂志》卷三“烟草”，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17页。

[135]晚清张煜南（1861—1911）云，“肉”字当是“白”字之误，“淡白果”即“淡巴菰”之转音也。见氏撰《海国公余杂著》卷一。按：张煜南亦有咏烟诗一首，收录于氏撰《海国公余辑录》卷一之“槟榔屿流寓诗歌”。

[136]《渌水杂识》卷二云：“今所啖之烟草，孙光宪已言之，载于《太平广记》：有僧云，世尊曾言，山中有草，然（按：同‘燃’）烟，啖之可以解倦。则西域之啖烟三千余载矣。”（见纳兰性德撰《通志堂集》之卷十六，《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47册，影印清康熙三十年徐乾学刻本，第378页）按：这一推断，把烟草一直追溯至佛祖释迦牟尼时代，故称“三千余载”。

[137]方氏诗《吃烟》自序引僧人言：佛藏之南藏“以”字函、北藏“下”字函“根本一切昆尼杂事部”记录具寿比丘病，服烟药而愈。请于世尊，世尊许之，始以碗合而吸，后改为木筒，又改为铁筒，即今之制。详见方孝标撰《钝斋诗选》卷一六，见于《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405册，影印清抄本，第442页。按：这里也把吸烟与佛祖相联系。

[138]博通如全祖望（见氏撰《淡巴菰赋》）、俞正燮（见氏撰《癸巳存稿》卷十一）皆以地望释之。清代嘉庆、道光间松江青浦人陈琮所撰《烟草谱八卷》博采群书，最称专门，其释“淡巴菰”亦云：“淡巴，国名，菰菜类也，盖淡巴国所生之菰耳。”详见氏撰《烟草谱》卷一“淡巴菰”，清嘉庆间刻本。按：“淡巴”国名，见王圻《三才图会·地理卷》、清初陆次云《八纮译史》（卷二），这是全、俞、陆诸人以地望误释“淡巴菰”的重要依据。

[139]（明）张介宾撰《景岳全书》卷四十八，见《四库全书》第778册。按：张介宾（1563—1640），字会卿，号景岳，绍兴人，晚明名医。

[140]（清）方孝标撰《钝斋诗选》卷一六，《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405册，第441—442页。全诗云：“塞俗如同麻麦收，翠茎红蕊种三秋。沙畦摘焙传方法，土坑宾朋当款留。金碗吸如鸿渐品，玉山颓似杜康谋。革囊铜管偕刀璲，已见吹嘘遍九州。”

[141]（清）陆耀撰《烟谱》之“好尚”，《昭代丛书》世楷堂刻本，《续修四库全书》第1117册，第484页。

[142]据杨士聪《玉堂荟记》记载，崇祯帝之谕禁烟，相传是因其“以烟为燕，人言吃烟，故恶之也”。详见《玉堂荟记》卷四，民国间吴兴刘氏嘉业堂刻顾湘舟藏本，见《续修四库全书》第1175册，第211页。按：这一揣测，很合乎崇祯帝善于猜疑之性格，故可聊备一说。

[143]按：今人多将此书名误作《勇庐闲诘》。其实，作者好友、安徽绩溪人程秉铦为此书作序，已明确指出书名用意，即：“勇庐”乃《龙鱼河图》（《太平御览》八百八十一引）所云“鼻神之号”，而“间诘”则出自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所言“书缺有间”。程氏云：“间则诘之，儒者之责。”以此作为赵之谦此著之动机。详见程秉铦撰《勇庐间诘·序》，见于《丛书集成新编》第47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第762页。

[144]《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二十一，见《清实录》（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83页。

[145]杨士聪撰《玉堂荟记》卷四，民国间吴兴刘氏嘉业堂刻顾湘舟藏本，见《续修四库全书》第1175册，第211页。谈迁撰《枣林杂俎中集·荣植·金丝烟》（北京：中华书局，罗仲辉、胡明校点校，2006年，第478页）认为勅禁之年在崇祯十六年，不如杨说可信，因为杨氏亲身经历此事。按：杨士聪（1597—1648），字朝彻，号凫岫，崇祯四年进士，山东济宁人。

[146]李调元《淡墨录》卷六“不吃烟应制诗”，清光绪七年（1881）刻本。

[147]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三“圣祖不喜吸烟”，杨璐点校本，详见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72—73页。按：陈其元（1811—1881），字子庄，晚号庸闲老人，浙江海宁人。

[148]《熙朝定案》乃晚明即始编纂的天主教史文献，版本甚多，此据韩琦、吴昊校注之版本，即《熙朝崇正集·熙朝定案》（外三种），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55页；赵之谦撰《勇庐间诘》，《丛书集成新编》第47册，第763页；张义澍认为，“西蜡”乃“士那（按：鼻烟之译名）之音转”。详见氏撰《士那补释·序》，《士那补释》，第1页，见刘声木辑《鼻烟丛刻》，清光绪间直介堂丛刻本。

[149]马国贤著《清廷十三年——马国贤在华回忆录》，李天纲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73页。

[150]李伯元撰《南亭笔记》卷五，第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据大东书局1919年石印本影印，1983年。

[151]李伯元撰《南亭四话》卷一，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据大东书局1925年版重印，1985年，第46页。

[152]详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以及赵之谦《勇庐闲诘》、张义澍《士那补释》等著述。不过，中国文献有关鼻烟之最早记载似迟至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方见于王士祯《香祖笔记》。详见《香祖笔记》卷七，收入《四库全书》子部第870册，第469页。按：《香祖笔记》皆康熙癸未、甲申（1703—1704）间所记，王氏称其所见各式贮烟之玻璃瓶乃内府制造，故可知其流行时间应早于康熙癸未、甲申间。

[153]徐珂撰《清稗类钞·饮食类》。

[154]全诗见金武祥撰《勇庐闲诘评语·序》，周继煦《勇庐闲诘评语》，第1页，收入刘声木辑《鼻烟丛刻》，清光绪间直介堂丛刻本。

[155]引自方濬师撰《蕉轩随录》卷六，清同治十二年刻本，《续修四库全书》第1141册，第387页。

[156]吴省钦撰《小极试鼻烟戏作》，见氏撰《白华后稿四十卷》卷三十六，清嘉庆十五年刻本，《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448册，第693页。按：吴省钦对于烟草流行，以至“满座围高朋，十可醉八九”不予认可；即使鼻烟，他以为也是“小利害差大”，对众人嗜烟而毁茶废饮颇为不满，故吟诗而予以“弹纠”。详见上揭长诗《小极试鼻烟戏作》。

[157]详见薛福成撰《庸庵笔记》卷三，清光绪丁酉（1897）刻本，《四库存目丛书》第1182册，第652页。按：周寿昌（1814—1884，字荇农、应甫，号自庵，长沙人）撰《思益堂日札》亦录有查抄和珅府的“籍没单”一份，其中玉鼻烟壶只有24对，不知孰是。见《思益堂日札》卷四，清刻本，《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1161册，第403页。

[158]李伯元撰《南亭笔记》卷三，页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据大东书局1919年石印本影印，1983年。

[159]查为仁《莲坡诗话》卷下，清乾隆刻蔗塘外集本，见《续修四库全书》第1701册，第145页。按：查为仁（1695—1749），字心谷，号莲坡，北京宛平人，天津盐商查日乾长子，著名的天津水西庄主人。天津查氏家族本籍浙江海宁，故与江浙文人往返甚密。

[160]王士祯撰《分甘余话》卷二“韩慕庐嗜烟”，《四库全书》子部，第870册，第558页。

[161]陈其元撰《庸闲斋笔记》卷五，中华书局杨璐点校本，1989年，第112—113页。

[162]查为仁《莲坡诗话》卷下，清乾隆刻蔗塘外集本，《续修四库全书》第1701册，第145页。

[163]详见《民国德清县新志》卷八“人物志·列传·二分编”。

[164]徐以升撰《南陔堂诗集》卷六，乾隆二十六年刻本。

[165]沈德潜撰《咏烟草》，见氏撰《归愚诗钞余集》卷十，清乾隆刻本，辑入《续修四库全书》第1424册，第528页。

[166]袁枚卒于嘉庆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公历为1798年1月3日。详见江庆柏编著《清代人物生卒年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604页。

[167]袁枚撰《随园诗话》卷九，清乾隆十四年刻本。按：袁氏本人似乎并不吸烟，亦无咏烟之诗。他在《犊外余言》中说过这样一段话：“习俗移人，始于薰染，久之遂根于天性，甚至饮食男女，亦雷同附和，而胸无独得之见，深可怪也！烟草的是何味？女子足小，有何佳处？而举世趋之若狂！吾以为戕贼儿女之手足以取妍媚，犹之火化父母之骸骨以求福利也。悲夫！”（详见《随园全集》第4册，上海：东方文学出版，1936年，第6页）从指摘严厉的语气可以推知上述结论。另，《随园全集》第6册收录袁枚之孙袁祖志（字翔甫）所撰《涉洋管见》，中有“吕宋烟亦耗财说”一文，知乃孙对烟草亦持否定之态度。

[168]诸锦撰《绛跗阁诗稿》卷十一，清乾隆二十七年刻本。按：此诗辑入陈琮《烟草谱》卷五，所引“高鸟聚密林，游鱼守潜渊”一句，《烟草谱》作“餐霞自有客，吐火宁无仙？”

[169]王端履《重论文斋笔录》卷一，清道光丙午年（1846）刻本。按：王端履，字泰伯，号小谷，萧山人，嘉庆十九年（1814）进士。

[170]翟灏撰《无不宜斋未定稿》卷一，清乾隆刻本。

[171]万光泰撰《柘坡居士集》卷八，清乾隆二十一年汪孟刻本。按：关于万光泰之生平，有几种不同说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其为乾隆庚午（1750）举人，翟灏《万孝廉传》则言其“庚午八月卒”（详见氏撰《无不宜斋未定稿》卷四），万氏同里好友钱载（1708—1793，字坤一，号萚石、匏尊、万松居士、百福老人，乾隆十七年进士，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于庚午年撰“哭万孝廉（光泰）于夕照寺”、“重哭万孝廉二首”（见于钱载撰《萚石诗集》卷十三，清乾隆刻本），说明万氏去世时，钱载同在北京。故《百度百科》所云“万光泰，生于1717年，卒于1755年，乾隆元年（1736）进士”是错误的。今又查《清嘉庆嘉兴府志》：万氏于乾隆元年由浙江总督管巡抚事程元章荐为该年博学鸿词科候选人（未应试），旋举此年恩科乡试。后为大学士梁诗正（1697—1763，字养仲，号芗林，钱塘人，雍正八年探花）延请董理续修《文献通考》事，卒于京师，年三十九（详见《清嘉庆嘉兴府志》卷四十七“选举”、卷五十二“列传三”）。综合上述材料，可知万氏并未成进士，生卒年则为1712—1750。

[172]袁枚曾记程晋芳（1718—1784，字鱼门，号蕺山，乾隆三十六年进士，安徽歙县人，寓居江苏江都）读万光泰五七言古体诗而拜服之事。详见袁枚撰《随园诗话》卷一，乾隆十四年刻本。按：程晋芳亦有咏烟诗：“渔洋才调接元虞，迟日闲寻主客图。沈叹宗风太牢落，凉花开遍淡巴姑。”收入氏撰《勉行堂诗集》卷七，清嘉庆二十三年邓廷桢刻本，《续修四库全书》第1433册，第150页。

[173]全祖望撰《万循初墓志铭》，收入氏撰《全祖望集》，朱铸禹汇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68页。

[174]查礼撰《铜鼓书堂遗稿》卷二，清乾隆查淳刻本，《续修四库全书》第1431册，第15页。

[175]见厉鹗撰《樊谢山房集》卷九，《四库全书》集部第1328册，第140页。

[176]王昶生于雍正二年（1624）十一月二十二日，西历为1625年1月6日。详见江庆柏编著《清代人物生卒年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6页。

[177]钱大昕撰《咏道中所见草木》第八首，见于氏撰《潜研堂诗集》卷六，清嘉庆十一年刻本。按：著名诗人查慎行对于农村弃本业（农业）而逐贸易之现象也深表忧虑，曾赋诗《自汶上至济宁田间多种蓝及烟草》，诗曰：“本业抛农务，群情逐贸迁。刈蓝初用染，屑草半为烟。树艺非嘉种，膏腴等废田。家家坐艰食，那得屡丰年。”见于氏撰《敬业堂集》卷四十二，《四部丛刊初编》集部第283册，上海涵芬楼景印原刊本。

[178]详见陈琮《烟草谱》卷七，清嘉庆间刻本。

[179]王昶撰《春融堂集》卷二十七，清嘉庆丁卯（1807）刻本，《续修四库全书》第1437册，第640页。

[180]王昶撰《春融堂集》卷十九，清嘉庆丁卯（1807）刻本，《续修四库全书》第1437册，第544页。

[181]王昶撰《春融堂集》卷二十七，清嘉庆丁卯（1807）刻本，《续修四库全书》第1437册，第640页。

[182]董说撰《石马烟谣》，见氏撰《丰草庵诗集》，《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33册，影印民国吴兴刘氏嘉业堂刻《吴兴丛书》本，第47页。

[183]徐沁撰《香草吟传奇》第二十四出《烟诫》，辑入李渔撰《李渔全集》第18卷，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81页。按：徐沁、李渔关于烟草的叙述，得悉于陈四益先生的文章《烟草的“文化牌”》（《文汇报》2011年5月31日第11版），特此致谢。

[184]徐沁撰《香草吟传奇》第三十二出《丸散》，辑入李渔撰《李渔全集》第18卷，第202页。按：李渔认为，此剧以“淡把姑”作结，堪称“妙不可言”。因为，烟草之迷诱众人，“有如夫妇两同床，胶还着漆，蜜里加糖。比名利一般，待开交依然欣往”（《香草吟传奇》第三十二出《丸散》）。点出追名逐利才是众人之贪嗔相，其害更有甚于烟草。

[185]徐沁撰《香草吟传奇》第二十四出《烟诫》之李渔评点，辑入李渔撰《李渔全集》卷十八，第181页。

[186]全祖望撰《淡巴菰赋》，见朱铸禹汇校集注，《全祖望集》，第79页。按：“梁溪明府”之事，全氏称出自《南北略》（此非计六奇之著述，因其《北略》、《南略》二书，迟至嘉庆、道光间方有刻本问世），今无考。

[187]见《全祖望集》，朱铸禹汇校集注，第2449页。

[188]王元启撰《烟草小论》，见氏撰《祇平居士集》卷一，清嘉庆十七年王尚绳恭寿堂刻本，《续修四库全书》第1430册，第487页。按：王元启自己并不主张禁民食烟。他说，既然近时男女长少皆嗜吸烟，为政者何不“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民之种烟者，借卖烟之利以籴米贸布，实合于古人“通功易事之义”。若不知从宜、从俗之道而慢然禁之，食烟之风未必能绝，却又徒生胥吏扰民之恶果（详见氏撰《烟草小论》）。

[189]赵翼撰《吃烟戏咏》，见氏撰《瓯北集》卷五十，清嘉庆壬申（1812）刻本，《续修四库全书》第1447册，第179页。

[190]施闰章撰《矩斋杂记》卷上，清康熙乾隆间刻《施愚山全集》本，见《四库存目丛书》子部第249册，第591页。

[191]洪亮吉撰《七招》，见于氏撰《卷施阁集·文乙集》，清光绪三年《洪北江全集》增修本，《续修四库全书》第1467册，第372页。

[192]黄之隽撰《堂集》卷二十四，清乾隆二十六年刻本，见《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71册，第463页。

[193]黄之隽撰《堂集续集》卷四，清乾隆二十六年刻本，见《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71册，第777页。

[194]方文撰《北游草》，辑入氏撰《涂山集》，清康熙二十八年刻本，《续修四库全书》第1400册，第156页。

[195]此诗辑入邓之诚撰《清诗纪事初编》卷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739页。

[196]详见皇甫枚撰《非烟传》，周广培编《历代笔记小说集成·唐代笔记小说》第二册，影印《说郛》清刻本，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167页。

[197]尤侗撰《西堂小草》，辑入氏撰《尤太史西堂全集》，清康熙间刻本，《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29册，第435页。

[198]见陈琮撰《烟草谱》卷六，清嘉庆间刻本。

[199]同上注。

[200]按：祝德麟另有《烟筒》诗一篇，辑入氏撰《悦亲楼诗集》卷七，清嘉庆二年刻本。

[201]江之兰撰《文房约》，辑入《丛书集成新编》第62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第547页。

[202]见陈琮撰《烟草谱》卷三，清嘉庆间刻本。

[203]过春山撰《天香·淡巴菰》，王昶辑《国朝词综》卷三十七，《续修四库全书》第1731册，影印清嘉庆七年王氏三泖渔庄刻增修本，第283页。

[204]见陈琮撰《烟草谱》卷六，清嘉庆间刻本。

[205]（清）陆耀撰《烟谱》之“好尚”，《昭代丛书》世楷堂刻本，《续修四库全书》第1117册，第484页。

[206]曹雪芹、高鹗著《红楼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据三家评本排印，1988年，第837—838页。

[207]李伯元撰《南亭笔记》卷二，第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据大东书局1919年石印本影印，1983年。

[208]见纪昀撰《纪晓岚文集》，第二册，孙致中等校点，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36、162页。按：后一文字又收录于蔡家琬撰《烟谱》一卷，拜梅山房丛书，清道光九年（1829）刻本，第4页。

[209]见纪昀撰《纪晓岚文集》，第二册，孙致中等校点，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36、162页。按：后一文字又收录于蔡家琬撰《烟谱》一卷，拜梅山房丛书，清道光九年（1829）刻本，第371页。

[210]张潮辑《虞初新志》卷十六，清康熙三十九年刻本。按：此为张潮自述之故事，系于周亮工撰《因树屋书影》之后。

[211]董潮撰《东皋杂钞》卷二，页六至页七，见吴省兰辑《艺海珠尘》土集，苏州：听彝堂清刻本。

[212]佚名撰《夜航船》，转引自陈琮撰《烟草谱》卷三。

[213]陈寅恪先生曾指出，西洋火器本为明之所长，后竟转为明之“厉阶”，此事“实为明清兴亡之一大关键”（详见氏著《柳如是别传》，上册，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159页；牟润孙先生也较早便指出这一点，认为徐光启苦心策划制造的新武器，大部分辗转落入满人手中，成为明与后金之战争中胜负转变的重大关键。详见氏撰《明末西洋大炮由明入后金考略》，收入氏著《注史斋丛稿》，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31页）。陈、牟二人之后，研究此一专题的成果不少，其中尤以黄一农先生为翘楚，其曾著专文多篇以究其原委，如《天主教徒孙元化与明末传华的西洋火炮》（《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7本第4分，1996年）、《红夷大炮与皇太极创立的八旗汉军》（《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董少新、黄一农著《崇祯年间援华葡兵新考》（《历史研究》2009年第5期）等；另可参考刘鸿亮著《明清王朝红夷大炮的盛衰史及其问题研究》（《社会科学》2005年第12期）。

[214]全祖望撰《淡巴菰赋》，见朱铸禹汇校集注《全祖望集》，第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