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文人汪汝淳与天主教文化研究

三、晚明“汪汝淳”考^[95]

学界主要是在两个研究方向下提及汪汝淳的：一为明末天主教研究，涉及的是汪汝淳校梓并题跋的天学著作；一为毛文龙历史研究，涉及的是汪汝淳所撰的《毛大将军海上情形》。然而由于史料的缺失与学科的不通，两个研究方向下都普遍存在着对汪汝淳的忽略、含混与错谬等现象。笔者试综合两个方向的研究成果与各种史料，对汪汝淳做一粗略的考证，以澄清史界的一些疑惑。

（一）汪汝淳其人与《毛大将军海上情形》

对于汪汝淳其人的揣测主要集中在《毛大将军海上情形》的研究成果中。1962年台湾李光涛自日本获得《毛大将军海上情形》的照片，撰成《跋〈毛大将军海上情形〉》一文，1968年随图片一起发布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十八本上。其中提及：

读《毛情》书册，其最后一行，书“天启癸亥仲秋朔日天都汪汝淳书”。天启癸亥，即天启三年。至汪汝淳其人，履历不详，当系毛文龙之门客。如图版六所书“生以既望归”，据此一言，特别是说“生”，便是“门客”口气之明证。^[96]

1993年王钟翰于《淡江史学》上发表《〈毛大将军海上情形〉跋》一文，认为：“李氏断定本书作者汪汝淳为毛文龙之门客，甚确。今为补充者，汪汝淳不但为毛文龙之门客，而且是毛文龙的同乡”，其理由在于“杭州灵隐山南一带，似即汪汝淳所署之天都所在。人所共知，今杭县即故杭州府仁和县，毛文龙明云仁和人，然则杭县之汪汝淳自是毛文龙的小同乡了。”并以“《毛情》书稿写成之时，作者汪汝淳应即在杭县”^[97]为佐证。

2001年乔治忠教授在《中国典籍与文化》上刊发了《〈毛大将军海上情形〉与中日两国的学者》一文，其中辨析，“‘生以季夏既望归’的‘归’字，是返回原本居地之意，表明作者虽然造访毛文龙处，但不是毛文龙的部下”，“汪汝淳可能是支持毛文龙的大臣派去视察的下级官员，《毛大将军海上情形》即为视察后的书面报告，其最后一段曰：‘愿当事勿以文法相拘持，同心佐主，勉图接应……因并笔之，以俟裁察。’表现为向上司请示的口气。”^[98]

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汪汝淳究竟何方人氏；二，汪汝淳与毛文龙是何关系。

汪汝淳实为安徽歙县丛睦人。在《毛情》一书的题款中称：“天都汪汝淳”，在《重刻天主实义跋》的落款中称：“新都后学诸生汪汝淳”^[99]，在《畸人十篇》的《汪汝淳跋》的落款中也称：“新都汪汝淳跋”。“天都”与“新都”之称，俱指歙县。

《民国歙县志》有记：“《三国·吴志·贺齐传》，孙权遣齐讨丹阳、黝歙时，武疆、叶乡、东阳、丰浦四乡先降，齐表以叶乡为始新县，复表分歙为新定、黎阳、休阳，并黝歙凡六县，权遂割为新都郡”^[100]，此记载亦可见于《三国志·吴志》中。歙县文人好古称，多以新都为籍贯之别称。如现存桂林龙隐岩的《平蛮碑》落款“万历八年庚辰夏六月朔，通议大夫兵部左侍郎新都汪道昆撰，吴郡周天球书”汪道昆即晚明歙县人。汪道会，歙县人，《式古堂书画汇考》中亦有“万历己丑九日新都汪道会谢陞汪一渭吴门戚伯坚同观于金陵鹫峰寺”^[101]这样的落款。以“新都汪”为检索词，在《四库全书》电子检索版中可检索到31条记录，记录中的汪姓人氏均为祖籍歙县。可见以“新都”称歙县，在文人中是极为普遍的。

如王钟翰所说，“天都有三说：一位于甘肃固原县西北170里；二指安徽歙县黄山之最高峰为天都峰；三位于浙江杭县灵隐山飞来峰之南。”然而王钟翰简单地以“一说远处西北，应在排除之列；二说天都峰人烟稀少，亦不应予以考虑”^[102]，而认为“天都汪汝淳”应该指杭县灵隐山南一带。殊不知在明清天都峰附近士人中，以天都称籍贯者甚多。如晚明潘之恒，歙县岩寺人，自称“天都逸史”，撰《曲宴》，国家图书馆有藏；如汪立名，婺源人，在其所刻《唐四家诗》中落款“天都汪立名”。可见“天都”称籍贯，常指天都峰附近的地域。

既可称“天都”，也可称“新都”的，唯有歙县。所以我们说“天都汪汝淳”指的是歙县汪汝淳。

汪汝淳曾参与校梓《同文算指》，李之藻在《圆容较义序》中称，“近友人汪孟朴氏因校算指，重付刊刻，以公同志”^[103]，故知汪汝淳字孟朴，在《重刻杨孟栽眉庵集》中，亦署“新都汪汝淳孟朴同校”^[104]。郑安德在《畸人十篇题解》中注“汪汝淳”曰：“字师吉，号泓阳，生于1551年，1571年中士，卒于1610年”^[105]，不知所由。笔者遍察《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未见有汪师吉或汪泓阳。查隆庆五年（1571）进士，始知其错将王汝训混同为汪汝淳。王汝训，字师古，号泓阳，聊城东昌府人，生于1551年，隆庆五年进士，卒于1610年。

汪汝淳曾与汪汝谦助刻、校梓《南屏净慈寺志》，其中收有《汪汝淳香严社纪事》一文，其中有“季弟谦构小阁聚竹中”^[106]，可知，汪汝谦为汪汝淳最小的弟弟。在钱谦益所撰《新安汪然明合葬墓志铭》中有汪然明之行状：

按状，然明姓汪氏，讳汝谦，先世出唐越国公，宋秘书丞叔敖，分居歙之丛睦，祖某周府审理，父某万历丙子乡进士，生五子，然明其季也。然明生十三年而孤，……然明生万历丁丑八月，卒乙未七月，年七十有九……^[107]

查《民国歙县志》万历丙子科举人汪姓唯有汪可觉，“汪可觉，字天民，丛睦人”^[108]，可知汪汝淳父亲为汪可觉，这在《顺治六年己丑科登科录》中得到了印证，“汪继昌……曾祖珣，祖可觉，父汝谦”^[109]。汪可觉曾任徽州府通判，婺源大畈曾建牌坊三凤坊来纪念他^[110]。从汪然明的行状中，我们看到，汪可觉有五子，最小的为汪汝谦，汪汝淳字孟朴，“孟”常代表兄弟排行中最长的，汪汝淳很可能是五兄弟中最长者。从“然明生十三而孤”可知，万历十七年（1589），汪汝淳父亲去世。根据汪然明生卒年月，大致可推算汪汝淳生于万历元年（1573）前。又据《毛大将军海上情形》撰于“天启癸亥仲秋”（1623年农历八月）可知，汪汝淳卒年当在天启甲子（1624）至顺治十二年（1655）前后。

汪氏家族是丛睦望族，以经商侠义著称，明季迁杭。然传统的重农抑商观念使得后来的传述者均隐讳其商人身份，或许从汪然明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其家族之富庶兴盛。汪然明是在两浙行盐的徽商，《钦定重修两浙盐法志》有：“汪汝谦字然明，歙丛睦人，万历丙子贡生。……业盐桐江，急公办课，杜绝私贩，桐民至今赖之，子孙会元以科第世其家，称望族云。”^[111]《民国歙县志》称其：“轻财乐施，族戚待爨者数百人。”^[112]钱谦益也称其侠义，“抚孙恤甥，睦收族，三党婚嫁葬埋，于我乎取，人以为有《葛藟》之仁，缓急叩门，不以无为解，分宅下泣，侧席而坐，存亡死生不见颜色，人以为有《伐木》干喉，我行收卹之义”^[113]。

从此我们可以看到汪然明家族之兴盛，而作为其长兄的汪汝淳，亦当不在穷困之列而为人门客或受人钱财撰写《毛大将军海上情形》专为人颂扬功德。截至校梓《南屏净慈寺志》的“万历乙卯佛成道日”（1615年农历二月八日）^[114]，汪汝淳虽与官至江西布政司参议的黄贞父等有着很好的私交，在《汪汝淳香严社纪事》一文中，我们看到的是汪汝淳与汪汝谦充当的是出资人与兴修人，在黄贞父的约定下兴修香严社，但从现有文献中我们看不到汪汝淳万历乙卯年之前曾为一官半职的任何记载。至天启癸亥年著作《毛大将军海上情形》时，汪汝淳已年约五十，考虑到汪汝淳终生未中举人，家族富庶，可以推断，汪汝淳应当终生未入仕途。

在《毛大将军海上情形》一文中，汪汝淳始终以一个在野之士的姿态进行叙述。称朝廷为“庙廊”，称官员为“当事”、“肉食者”^[115]，这种明显地将自己与朝廷当事分立的评议时政姿态，很难在在位官吏的文章中看见。文中汪汝淳更是明确指出其撰文目的是“以祈当事，念天外之孤忠，勉图接应，收关东之实效，奏凯歌云”^[116]，以并非当事的身份向当事祈求，且“小册纪将军之实功，俾寓内晓然，知此成效，张当事之胆，以鼓揄斗之气，兼以镇定娇弱之兵将，非独以接济望当事也”^[117]，汪汝淳此文所设定的隐含读者是“寓（作‘宇’）内”的所有人，而非仅仅只是“当事”。(www.chuimin.cn)

全文走笔谦逊而谨慎，以实学为指归。文中，汪汝淳多以“生”自谦。“生”一词科举制度中多指入学生员。汪氏家族与文人墨客、豪门府吏往来之盛，以及此书“俾寓内晓然”的目的，使汪汝淳所设定的读者群是进士出身的豪门爵士，因为汪汝淳未曾中举，在传统科举的等级制度下，秀才出身的汪汝淳自称“生”是谦卑而得体的姿态。这也是我们看到汪汝淳的跋文中自称“诸生”的原因。此外，在文末又以“以俟裁察”搁笔。“以俟裁察”之语，常见诸于奏疏，以祈求上级明察。明清文人亦用类似语句作书信文章搁笔之谦语，《近溪子明道录》中有“聊述愚忱，以俟裁正”^[118]，清汪清源的《医方简义》在解释“妊妇患疟”时，最后也用“特著之以俟裁正”^[119]结束。文中征用大量细致数据，用材料说话，倡导“实功”“实效”，以实学强国为指归。

综合前文，笔者以为，汪汝淳既非毛文龙之门客，亦非视察毛文龙的下级官吏，汪汝淳实为歙县寓杭之商人与下层儒生，撰写此文意在批评朝政，倡导救国实功。

（二）汪汝淳与天学

据现有史料，汪汝淳曾参与多部天学著作的校梓与题跋，现列表如下：

续　表

从此表可以看出，大约在1604—1614年间，汪汝淳与信教士大夫及友教文人过从甚密，常以助刻、校梓及题跋的方式参与天学著译的刊行。李之藻称之为“友人”，杨廷筠与之亦有私交，汪汝淳校梓《七克》即是从杨廷筠处得见的，《七克后跋》就有“顷从杨淇园先生所获观《七克》”^[120]。然而底层儒生与商人的身份，使我们除了在其校梓、刊刻、题跋的天学著作中可见其名外，很难在李之藻他们的著作中看到有关汪汝淳的记载，甚至其校梓的《重刻畸人十篇》在收入《天学初函》之时，《汪汝淳跋》也被排除在外。学术话语权的等级区分，常常是中下层文人淹没不名的重要原因。

虽史料不丰，然据现存的几篇跋文可知，汪汝淳是以挽虚归实、阐道救世的态度来看待天学的。汪汝淳在《重刻〈天主实义〉跋》中认为圣贤以救世为急，继天命而立人极，“体阴骘之微权，随时而登之觉路”。在“上帝降衷，厥性有恒，时行物生”的天道观与修缮“伦常物则”的道德伦理建树方面，耶儒之会通，可谓“不券而符”。“持今日救世之微权，非挽虚而归之实不可”。“今圣道久湮，得闻利先生之言，不啻昆弟亲戚之謦欬其侧也。淳不佞，深有当焉，特为梓而传之”^[121]。在《畸人十篇》的《汪汝淳跋》中，汪汝淳又称：“今世学士，务为恢奇，习圣贤之言，往往取道于高岭，岂真有所证合哉？暗托微燐，徒立义以救饥耳。利先生从西域来，推天主之教，以羽翼圣真”，对晚明学士为说多取佛道之言甚为不满，认为利玛窦所推崇的天学，是合乎道统的，“此利先生所以畸于人而侔于天也”^[122]。在《七克后跋》中更有：“今庞子之《七克》成，一洗文人之陋用，是与利子之书并刻，以为世人药石云。”^[123]汪汝淳冀望借助校梓广传天学之书，以挽虚归实、拯时救世之心，可谓急热。

然而，尽管对“逃空虚”之风颇有微词，但汪汝淳并不排斥佛教。“然竺乾居士，予以正觉超乘而上，庶几不堕于迷途，盖化实而归于虚，欲人人越诸尘累，不谓于世道无补也”。汪汝淳认为佛教超脱世俗、化实归虚，并不至于堕入迷途，也不可谓于世道无益。惟是“夫始而入，既而濡，乃今虚幻之谈，浸为真谛”，以致于“学人不索之昭明，而求之象罔，唱棒则扬眉，持咒则瞬目”^[124]。汪汝淳对佛教的不排斥，也可在其《汪汝淳香严社纪事》中看到。汪汝淳兄弟修葺香严社是受寓庸居士黄贞父之意，汪汝谦考察山麓之形状而规划设计，“图成，先以授壑公”，壑公即净慈寺寺僧释大壑，又称玄津法师壑公。“庚戌春鸠工首事于忏堂”^[125]，时在万历三十八年（1610）。从此我们看到，在校梓天学著作的同时，汪汝淳与佛教僧侣也保持着相当密切的往来。

1610年，李之藻信教，1611年，杨廷筠信教，杭州开教是在1611年5月份。从《南屏净慈寺志》刊刻时，仍保留“汪汝淳银二两”^[126]的助刻字样及主修香严社^[127]可知，1616年前，汪汝淳并未信教。其后是否信教难以确证，且李光涛所影印的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所藏的《毛大将军海上情形》中，同时有汪汝淳信仰天主教与不信仰两方面的证明，兹提出以供参考。在《毛大将军海上情形》一文中谈及庙岛之时，曾用小字注来解释天妃信仰，其文如下：

六十里至庙岛猪羊献祭，挂袍于天妃娘娘，毕，候顺风竟往碗矶岛，亦用猪羊献祭，挂袍于天妃娘娘。娘娘姊妹三人，一在福州，一在庙岛，一在蛇矶岛，皆显应，必要虔诚祭献。庙岛二百里，至陀矶岛。天纪娘娘在套里，如遇大顺风，不可泊船，许望岛于船上遥祭。^[128]

这些小字注，如是汪汝淳之文，则汪汝淳以为天妃娘娘“皆显应，必要虔诚祭献”，从天主教看，实为悖主。这可证汪汝淳并非天主教信徒。而另一方面，图版《毛大将军海上情形》一文，逢“天”“主”“神”顶格的形式又是明清天主教徒著作格式的一大特征，且文中描述毛文龙中伏祷天：

……公急呼

天祷祝云文龙赤心报

主念切救民，不顾生死，遂中伏，望

天垂怜，祝始毕，海水忽涌数丈……^[129]

祷告似乎又有天主教徒向天主祷告的印记，具有《圣经》传统的读者都能想起耶稣令海平静与《出埃及记》中天主令河水分开等许多故事，而来华传教士的许多书信与日记中，也常常看到，传教士向天主祷告使得船只平安渡险的记载。

这些相互矛盾的佐证使我们很难判定1616年之后，汪汝淳是否信仰了天主教。进一步的研究还需要新的史料的发现。

汪汝淳除参与天学著作的校梓和撰《毛大将军海上情形》之外，还曾与陈邦瞻共同编刻校梓“明初四家诗”，收《重刻高太史大全集》十八卷、《重刻杨孟载眉庵集》十二卷补遗一卷、《重刻张来仪静居集》四卷、《重刻徐幼文北郭集》六卷，共四十一卷^[130]。在文献保存上也有一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