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江南文人应对天主教文化影响：髻山、翠微学人的回应

2023-11-2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谢氏与江右学者往来最密者有二：一为星子以宋之盛为首的“髻山学派”，一为宁都以魏禧等人为主的“翠微学派”。所幸学术差异并未造成彼此隔阂，而

三、“程山之学”的流播与影响：以髻山、翠微学人之回应为主

谢文洊以一介布衣开馆授徒、昌明学术，虽然四方来归者渐多，声名渐著，但是步履未出江右，学术影响亦主要限于江右。《谢程山集》收录谢氏书信111函，其中虽有远及安徽、江苏、浙江、河北（按：此寄孙奇逢函，但是编者将孙氏地望误系为陕西）者，但都是个例，而且彼此间并无深入且持续的互动。谢氏与江右学者往来最密者有二：一为星子以宋之盛为首的“髻山学派”，一为宁都以魏禧等人为主的“翠微学派”。以下试就其间之往来状况略作论述：

宋之盛，乡荐名之盛，字未有，国变后易名佚，又名剔，字未知，号白石野人。崇祯十二年举人，乙酉（1645年）弃举子业，先设馆于黄龙山青霞观，后迁髻山，四方从游者众，六人（吴一圣、余晫、查世球、查辙、夏伟、周祥发）从之偕隐，时人称为“髻山七隐”^[49]。宋氏有《髻山语录》、《丧礼订误》、《匡南所见录》及诗文杂编，今已失传；所述《程山问答》作为附录，收入《谢程山集》。张尚瑗叙其《髻山语录》，云首论仁，次性辨异，穷经、订古、经世各数百千言。明季江右学者多宗阳明，剔（宋之盛）举其最表表者，以为李见罗（按：李材）、罗念庵（按：罗洪先）皆未能穷理，欧阳东郭（按：欧阳德）议论极疵，独以明道、濂溪为宗主，阐发朱子极高明而道中庸之指。可知宋氏亦由心学转宗理学，其学术宗旨，《宋剔传》以为可见于其《仁论略》，此作系宋之盛杜门山中二十年后精心结撰，张尚瑗将其概述如下：“其学以识仁为归，谓仁之道，生生不已者也。天地以是生而生人生物不已者，天地之所以为心也。人得之以生而不容已，与群焉俱生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之心也，只是个仁。默识识此、学不厌学此、诲不倦诲此。此心安为仁，此心不安为不仁，因不安而求安谓之求仁。”^[50]最高诉求是，藉求仁而臻抵与天地万物合一之境。

谢、宋二人在面晤之前已书信论学近10年，至康熙乙巳年（1665）农历四月初九日，宋氏方亲抵程山，经其邀约，在江西新城讲学的魏禧、彭任亦嗣后抵达。这次聚会，自初九至二十五日，历时共17天。《乙巳会语》、甘京《亲炙录》及宋氏自述之《程山问答》记录了三方讨论之大要。谢氏在与宋氏互质所怀后，认为宋氏工夫似专在涵养，他自己则更倾向于“畏天命”而于“事上克治”。此以《已巳会语》述谢氏所论“畏天命”之旨：

天命者，古人见得此理亲切，故无事不称天以临之。一部《尚书》，一部《诗》，在在称天、称上帝，如孩提之呼爷娘，开口便是，必如此方是真畏。然所以必须用“畏”者，盖为人心善于自私、善于用智，谓天甚高，谓上帝甚远，今且就便，故尔违犯天命，自戕自贼，自取殃咎，只是欠此一畏。若果知畏，则凡謦欬呼吸、日用常行之间，一一有所禀承，不敢粗心大胆、自私用智。存诚既久，工夫纯熟，人与天命合而为一，便于夫子五十时境界自不远矣！人生不到此境界，亦终于有负于天命、有愧于圣贤也。……宋儒宗旨，关聚到一敬字上，敬亦非可空言也。言天命，则敬有着落，合下有个归宿，尤为且要也。^[51]

据甘京记载，宋氏承认其学“于静坐处稍偏，此来程山知过矣”^[52]。宋氏于该年作《程山问答》，云“（于程山）就正者半月，咨义叩疑，每应如响。剔退而太息：正如古人所云‘某某几乎枉过一生者’”^[53]。宋氏自程山返乡，三年后就去世了，但是每当谈起程山，就感叹程山弟子“为今之祥麟威凤”^[54]，可见其所云“不到程山，几乎枉过一生”之叹，的确出自真心；从其赋别诗所云“团坐春风久，及门多我师。爱看众峰好，本此一峰为。魏子再三叹，比于鸳湖聚。鸳湖有凿枘，程山投水乳。非敢苟为同，天命原则一。畏天知昭事，尊洛讵意必”^[55]！又可知宋氏对谢氏学问宗旨亦表认同。

谢氏与“易堂九子”交往时间更长。康熙十八年（1679）仲冬，他在《宁都魏季子五十一序》中称自己与之“为兄弟交三十余年”^[56]；顺治十二年（1655）冬，他曾亲自上翠微峰拜访九子，其与“易堂”之往来，除李腾蛟（字咸斋）、曾灿（1626—1689，字青藜，号止山）之外，均见于《谢程山集》；不过最称密切者是魏禧、彭士望和彭任。“易堂九子”以气节、文章著称于时，主张君子当以“适用”为先，“明体”为次，如九子之领袖魏禧在致谢氏信函中，对此曾反复三致意，他说：“今之君子，不患无明体者，而最少适用。然在学道人，尤当练于物，务使圣贤之言见诸施行，历历有效，则豪杰之士争走向之”；“愚谓先生之学，以调养心气为主。然心处虚静，何由征之？但能于横逆之来不愤激，于逆耳之言不嫌忤，于烦杂之境不躁乱，则此中学问，得力与否，便可自考。故养气者，不止在静中得力，而须以平心察理，小心耐事，夹辅成之”^[57]。易堂诸子偏于适用的倾向，使其在理学方面有所轻忽，故造诣相对薄弱。宋之盛在比较魏禧与谢文洊之学术差异时指出：(www.chuimin.cn)

“易堂之学主于用，程山之学主于体。叔子欲以经世而正人心，先生欲以正人心而经世，二者均不可偏废。究之人心是本，有体然后用有所根。”^[58]

此处所云“易堂之学”的特点，不仅限于魏禧。参考谢文洊与彭任、林时益、彭士望之书信，可知谢氏以为易堂其他诸子也有此特征，如《乙巳与易堂魏冰叔书》（《谢程山集》卷十）辨正彭士望称“经义、气节”均为“虚美”之非（按：魏禧《复谢约斋书》及彭士望自己专门对此做了回应。魏氏虽承认“程山、易堂大抵于体用中各有专致”，但认为究其实二家之间未必有什么不同，都不过是“各出所见以辅所不足”罢了^[59]；彭氏先后撰《复宋未有书》、《与谢约斋书》、《与甘健斋书》，均为长篇宏文，所辩白之大旨则有三点：一是理学、心学，其源相同，所不同者取径各殊而已，“其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者，则青田原无陆子静，新安原无朱晦翁”；二是本原相同，其不同者“相”也。本原无弊而“相”有弊，时日变迁而救弊之法各异，故“伏羲之所不言，文王言之；周公之所不言，孔子言之”，世所论争者，大都不外乎彼此立名相高而遗其本末之变；三是宜“主活敬”、“去习气”，而不能“专久静一、屏谢杂物”^[60]。），《与彭中叔书》指出彭任“不研精于思，以故读先儒骨髓语，只作皮肤领过”（《谢程山集》卷之十二）。所幸学术差异并未造成彼此隔阂，而是相反相成、促进了彼此的学术发展和生命情谊，如谢氏之重经世、重当下、重事上体认，就有彭士望、魏禧的影响；而“易堂九子”之于“畏天命之学”则各自不同：以彭任而论，其与此旨契合日深，故他与谢氏虽云为“兄弟交”，其实则直视谢氏为师长，于其学甚折心焉^[61]；魏禧则认为“畏天命”之旨已包含于宋明诸儒的“主敬”之说了，不必特别予以拈出^[62]，但以“主敬”为工夫之体，显示魏氏对性命之学亦有所重视，这是受到程山学派的感染所致。不过，从魏禧、彭士望“低估”“畏天命”的宗旨来看，他们对于此学之“新义”的理会并不深刻。

《魏叔子日录》还显示，魏禧对“泰西书”与儒学之同异亦有所“格义”：

泰西书，其言理较二氏，与吾儒最合。如《七克》等类，皆切己之学：所最重者曰“亚尼玛”，即《大学》所云“明德”；“至美好”即《大学》所云“至善”。特支分节解，杂以灵幻之辞耳。所尊“天主”，细求之即古圣所云“上帝”。先儒所云天之主宰，绝无奇异，而（按：当为“尔”之误）故为耶稣等说，荒诞鄙陋，反成可笑。尝读其书，每每于说理时无故按入天主，甚为强赘。吾意天主之说，西国自古有之，后有妄男子造为异论，乃置之于身，其徒转相增衍推崇，遂至此耳！^[63]

从引言可知，魏禧对西学的诠释与谢文洊并无二致，但是他对于西方“自修之功”所蕴含的“他律”内容无有体会，这一方面可表明魏禧对《七克》所倾注的精力不如谢氏之大，另一方面或亦可反证魏氏之“天”与“天命”的思想，尚缺乏谢氏的情感化、主宰化之内涵。

髻山、翠微学人之外，能够在思想上与谢氏发生深刻砥砺者很少，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谢氏新创之见，难以为时人所切实体认，即使宋之盛在程山之会后也感叹“明学，必贵乎亲炙”（《程山问答·引言》），认为若不相互面质所怀，便很难真正了解其思想之新异处；二是闻名前来问学者，大多乃“浮慕虚骄之士”（《己酉答吉安邓勿非书》，《谢程山集》卷之十一，第190页），很难见到屏绝俗务、专心志学者；三是以“畏天命”为宗旨，表明谢氏之学具有一定程度的宗教倾向，但究其性质，仍属微危性命之学，故只能为少数士绅所知见，而难以推行于寻常百姓，影响范围极为有限。细检谢氏书信，“二山”学人及程门弟子外称许“畏天命”之宗旨者有二人：一为新城孔正叔，据魏禧所言，此人收到谢文洊于康熙九年（1670）写给他的信后（此函论“畏天命”之旨甚详），“喜溢颜面，谓禧曰：‘恨多此七十年，不得及程山之门。但得闻畏天命之旨，即夕死亦何憾！’”^[64]另一为桐城陈焯（字默公，号越楼，顺治九年进士，官兵部主事）。陈焯以耳疾及亲养辞官，康熙十一年赴新城、程山等地，与魏禧、谢文洊等切磋问学，深悉二者学术趋归之异，但对于二者“与古为徒”、“和而不同”的交友之道称赏不置，并表明自己受到谢氏之启迪，当将此学“奉以自勉”^[65]。

清代江南文人应对天主教文化影响：髻山、翠微学人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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