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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江南文人研究程山与西学:以谢文洊为中心

【摘要】:“三山”学人之间,声息互通,往来密切,宋之盛、“三魏”中声名最著的魏禧以及“易堂九子”中的彭任、林时益、彭士望,都曾较长时间逗留于南丰程山或髻山,与谢文洊师生子弟问疑答难、相互切磋,各自的思想受到对方的感染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三家学人各有所长,但在理学方面实以谢文洊的“程山学派”最有创见,因此本章将以谢文洊为中心,探讨“程山之学”的思想内蕴、特点及其与西方天主教文化的关联。

第七章 清初“程山之学”与西学:以谢文洊为中心

在广义的中国理学发展史上,江右理学(狭义)不甚发达,自宋至明,除开宋代杨万里(1127—1206)、元代饶鲁(生卒年不详)、吴澄(1249—1333),明代初期吴与弼(1391—1469)、中叶与王阳明(1472—1529)同时而略早的罗钦顺(1465—1547)等人之外,有创见的人才并不太多,至少可以说,理学的开山宗师鲜出江右。然而心学一线则全然不同了,自宋至明,心学的开山宗师大都与江右、特别是南赣地区的抚州、吉安存有密切关联。陆九渊是抚州金溪人,亲炙其教诲而结聚的槐堂学派大多出自抚州、吉安以及与赣南接壤之浙江、福建一带的士子(详见黄宗羲等撰《宋元学案》卷七十七“槐堂诸儒学案”);明代弘治朝以后,心学潮流在江右勃然而兴,蔓延日广,影响益深,心学巨擘,多出江右,从亲炙王阳明教诲的邹守益(1491—1562,吉安安福人)、欧阳德(1496—1554,吉安泰和人)、聂豹(1487—1563,吉安永丰人)、黄宏纲(1492—1561,赣州于都人)、何廷仁(1483—1551,赣州于都人)、刘文敏(1490—1572,吉安安福人)、刘邦采(约1490—约1578,吉安安福人),到再传弟子罗洪先(1504—1564,吉安吉水人)、王时槐(1521—1605,吉安安福人)、胡直(1517—1585,吉安泰和人)、李材(1519—1595,丰城人)以及泰州学派之后学中坚颜钧(1504—1596,吉安永新人)、何心隐(1517—1579,原名梁汝元,字夫山,吉安永丰人)、罗汝芳(1515—1588,抚州南城人)等等,都是心学发展史上标志性的人物(这些人,活动时间集中于弘治、正德、嘉靖、隆庆之间,地望位于江西南部,故其勃然而兴,显然与王阳明正德年间在江西南赣地区的活动与作为直接相关。按:黄宗羲撰《明儒学案》,“姚江学案”以下,立“王门学案”以分疏王学之流变,其中“江右王门学案”在篇幅上大大超过其他地区,而且还未包括李材“止修学案”在内)。明清易代之后,心学末流遭到学者清算,江右心学之发展也受到阻遏,此时享有理学声望的江右学者,时人多归之于“三山”,即抚州南丰以谢文洊为中心的“程山之学”、九江星子以宋之盛(1613—1668)为中心的“髻山之学”和赣州宁都以魏禧(1624—1681,字冰叔,又字凝叔,号裕斋,“三魏”中排行第二,人称“叔子”)、魏礼(1628—1693,字和公,“三魏”中排行第三,人称“季子”)、魏际瑞(1620—1677,原名祥,字善伯,“三魏”中排行第一,人称“伯子”)为中心的“翠微之学”,合而称之,即“三山之学”。“三山”学人之间,声息互通,往来密切,宋之盛、“三魏”中声名最著的魏禧以及“易堂九子”中的彭任(1624—1708,字逊士,号中叔,人称“草亭先生”)、林时益(1618—1678,本姓朱,字确庵)、彭士望(1610—1683,本姓危,字躬庵,又字达生),都曾较长时间逗留于南丰程山或髻山,与谢文洊师生子弟问疑答难、相互切磋,各自的思想受到对方的感染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三家学人各有所长,但在理学方面实以谢文洊的“程山学派”最有创见,因此本章将以谢文洊为中心,探讨“程山之学”的思想内蕴、特点及其与西方天主教文化的关联。文章将首先论述谢氏“以畏天命为宗旨”的理学建构和道德践履之具体内涵,然后将探讨其为学旨趣与西方文化的关系、二者在关键问题上的差异,最后将讨论其学在髻山、翠微学人之中引起的回应以及在当时的流播状况。(www.chuimin.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