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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天立义:清代江南文人与天主教文化

【摘要】:它并未采取前揭《圣学入门书》日量“分数”的敬怠考德法,而是多记每日之“念”以及习经之体会。但其日记存佚不明,现能查阅的仅有《志学录》,此书所记,乃崇祯十四年三月初一至十二月三十日间陆世仪的个人琐事,但多与群体活动有关,故实为考察太仓诸子之道德践履的最佳材料。

三、“敬天”与“成人”:太仓文人群体的道德践履

陆、陈等人的日记善过文字,现存于世者甚少,大多数可能是在“小结”、“大结”之时被焚烧掉了。不过,从陈溥《安道公年谱》的记载来看,陈瑚的日记是有备份的,并被汇订成册:崇祯十二年日记一卷,名《治事录》;崇祯十五年日记一卷,名《求道录》;顺治二年《相观录》一卷;顺治四年日记二卷(是年于蔚村恢复讲会);顺治十二年日记一卷;顺治十六年日记二卷;十八年日记一卷;康熙十一年日记一卷。陈瑚卒于康熙十四年,由此可以推测,日考敬怠的做法,他可能是“死而后已”。国家图书馆现藏《确庵日记》八卷,第1卷为《经义录》,起讫时间是丁丑(崇祯十年)至己卯(崇祯十二年);第2卷为《治事录》,起讫时间也是丁丑至己卯(与《年谱》所云一致);第3卷为《穷理录》,起讫时间是庚辰(崇祯十三年)至辛巳(崇祯十四年);第4卷为《求道录》,起讫时间是壬午(崇祯十五年)至丙戌(顺治三年)。后四卷只纪年,而不另题名称,所记之事,最迟者系于康熙十一年(1672)[36]。《确庵日记》,前人少有论及者。它并未采取前揭《圣学入门书》日量“分数”的敬怠考德法,而是多记每日之“念”以及习经之体会。他是有意如此,因为在答复学生“静坐一室,无善可记奈何”之问时,他说:“记事之善否则甚少,若记念之善否则甚多。只恐记不尽耳!不患无所记也。”[37]

陆世仪自云从丁丑年便开始“记考德录”,即“日书敬、不敬于册,以考验进退”;崇祯十二、三年间,又“以所考犹疏,乃更为一法,大约一日之中,以十分为率,敬一则怠九,怠一则敬九,时刻检点”[38]。但其日记存佚不明,现能查阅的仅有《志学录》,此书所记,乃崇祯十四年三月初一至十二月三十日间陆世仪的个人琐事,但多与群体活动有关,故实为考察太仓诸子之道德践履的最佳材料。

此书于临睡前记当日之“事”,次日晨记昨夜之“梦”,每十日一小结,总计十日内之“敬怠分数”以及在格致、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平六个方面之得失进退。这里且抄录首日纪录及首旬(三月上旬)小结如下:

崇祯十四年三月上旬初一日:敬胜。

纪录:午后阅文。僧达本至,盖吴仲连家僮曾服事先君者,不觉动畴昔之感。坐谈时言容、手容不肃。盛(按:盛敬)、陈(按:陈瑚)二兄同奠故友冯大翼,予亦偕往。阅约正图籍,其间多误,予不知其弊,语令改正。曰夏(按:陈瑚之字。通常作“言夏”)征以为言,予不觉之。虽非过端,然亦可见粗疏之失,不可涉世。奠冯大翼,圣传欲以吉服就揖,曰夏欲用麻布行衣,予正之。予揖立仲孚上,圣传正之。同殷重(按:顾士琏字)、曰夏、圣传在景贤(按:王承昭字)斋夜饮,席中无失,不失事长之礼,而酒觉微多。

宿馆,寝肆梦杂。[39]

格致之学:为善只是寻常。《志学录》只须纪过。男女婚娶之期。伊尹空桑。《思辨录》一条。讲学一日。不知约正俗弊。

诚意之学:省察亦严,为善亦勇。寓目邪书,有护过之心。会讲晏至。

正心之学:容止多倦。初十日口腹之欲。多晏起。

齐家之学:时念先君,闺门和敬,事母无失,教子有方,喜弟进德,不纳狷仆,待下严正。(www.chuimin.cn)

治平之学:作“讲学纪事凡例”六条、“纪事式”二叶。思以女配亡友遗孤。肃清亡友门庭。嫉恶太严之言。

纪诸兄言行八条。[40]

这个“小结”缺十日之“敬怠分数”和“修身之学”,其他方面则相当完足,可以窥一知全。崇祯十四年是陆、陈等人实施“寡过之学”的第五个年头,从《志学录》的记载来看,这个以诸生(秀才)为主的底层士人群体仍然往来密切、活动频繁,活动的主要内容有三:一是经学会讲,二是观摩彼此的日谱(包括纪录彼此言行的“相观录”),三是考德会,即在彼此切磋之中互陈善过。这些活动都有群体均予认同的规程和记法。

一同践履“寡过之学”的士人大都是太仓人(也有外乡人,如崇祯十六年任太仓学正的云南呈贡人文祖尧[41]明清鼎革之后弃官,滞留蔚村等地,与陆、陈诸人过从甚密,顺治十八年辛丑卒于归乡途中。外地士子慕名前来并愿执贽称弟子者为数更多)。据陆世仪外甥许焜(字舜光)记载,这些本地士人,除开“娄东四君子”之外,另有一二十人,经常“朝夕过从,风雨联床,此问彼答,天机互发”[42]。这些人是活动的中坚,其名可考者有:王发祥(字登善,别字长源)、王育(字子春,号石隐,别号庄溪)、王承昭(字景贤)、曹鈖(字尊素,别字雪堂)、顾士琏(字殷重,号樊村)、曹耀(字德公)、郁法(字仪臣,号存斋)、黄幼玉、龚挺(字无竞)、钱蕃侯、夏有光(字玉汝)、江升士、吕云奇(字元英,曹尊素弟子,又问学于陆世仪,乙酉死难,有《讲学纪事》)、陶鸿祚(字裔昌)、华乾龙(字天御,崇祯十二年举人)、郭士髦(字斯士),等等。此外,还有一些本地或邻近一带的士人,虽非核心成员,但也曾间或参与其事,如曹炜(字晖吉)、钱墀(字人衷)、吴殳(又名乔,字修龄,《围炉诗话》作者,好佛)、陆菊隐(字元辅,又字翼王,号默庵,清顺、康间“嘉定六君子”之一)、侯记原(一作侯纪原,名汸,又字秬园,侯歧曾长子)、侯研德(一作侯研得,名泓,号掌亭,侯岐曾次子)、侯龙泉、许允三、顾梦麟(字麟士,一作麐士,属陆、陈诸人之父执辈,撰有《诗经说约》)、顾湄(字伊人,顾梦麟养子)、钱埰(字通侯)、钱靖侯(乙酉死难)、江君遴、袁贲(字幼白)、周西臣(字淑文)、陆衍先、陆羲宾(字素朴,号鸿逸,为陈瑚第四子陈舆之养父)、王尚宾(字完我)、王瀚(字元达,国变为僧)、宋龙(字子犹,崇明人,国变为僧)、郭子坚、王挺(字周臣,王时敏长子)、王揆(字端士,号芝廛,顺治十二年进士,王时敏次子)、王撰(字异公,号随庵,王时敏第三子)、王抃(字怿民,号巢松,王时敏五子)、诸士俨(号湛庵,字庄甫)、诸永明(字合甫,又字千如,1614—1659)、诸鼎甫、诸惠甫、何叔熙、周家屏(字扆工)、李萼青(名国梅,号北村)、李湛明、李三有、钱嘏(字子纯,号梅仙)、徐次桓(浙江嘉禾人)、徐文若,等等,陈瑚、陆世仪、王撰、宋龙、郁法、顾士琏、盛敬、陆羲宾、王育、汪士韶,时人称为“娄东十老”,在当地享有盛誉[43]。此外,著名诗人归庄也曾痴迷于此学,其来源正是陆世仪[44]

(张蟾:《娄东十老图》)

作为“寡过之学”重要内容的经学会讲,就其形式而论,主要有两种:一可谓大会讲,一可谓小会讲。前者指事先定好主讲人及主题,听众多,规模大,如顺治六年元夕(正月十五)的蔚村会讲(组织者陈瑚,主讲人陆世仪,论“乾卦及迁善改过”[45])、顺治七年的隐湖会讲(组织者毛子晋,主讲人陈瑚,论“居敬穷理及迁善改过”[46])、顺治十一年元夕的蔚村会讲(组织者陈瑚,主讲人文祖尧,论“蔚村三约”)、顺治十三年仲春上丁(二月四日,传统祭孔日)的静观楼(郁法私宅)会讲(组织者陆世仪,主讲人文祖尧,论“成己成物、为善之学”),常常合一郡士子暨一村邻里皆与讲会,故环而听者达数百人。后者则指士人之间围绕经学所进行的讨论切磋,如崇祯十二年的淮云寺会讲(彼此切磋)、顺治四年的蔚村会讲(主讲人陆世仪)、顺治十一年六月十五日的沙溪书舍会讲(主讲人陈瑚)、顺治十二年中秋及十三年二月初一的两度玉峰会讲(主讲人陈瑚),等等。从现存材料来看,明清鼎革之前,“寡过之学”局限于太仓少数文人之间,主要活动形式是小规模的群居切磋以及彼此观摩日记、举行考德之会等,很少举办大规模的讲学活动,后者主要是在鼎革之后、特别是顺治年间开展的。

崇祯十七年至顺治二年间,陈瑚一家为避乱计,一、二年内曾十数迁,顺治三年秋方于昆山城东北三十里的蔚村(按:今属太仓县双凤镇)定居下来。陈瑚离开太仓后,包括会讲在内的群聚切磋活动均一度中辍;蔚村定居之后,陈瑚又重约诸友为迁善改过之学,顺治六年元夕的会讲便是明清鼎革之后的首次大型讲学活动,之后基本每年皆有大规模的“岁会”。这里值得特别指明的是,陆、陈等人通过会讲,总是要把具有他律性色彩的敬天思想以及仪式规程(日谱、考德法)引入当地士子及村民的道德生活之中,如顺治六年元夕之蔚村会讲,陆世仪便反复申明“人人头上有乾、人人心中有乾”、“以吾心之元合天地之元,当下便是天人合一境界”[47],要求士人与村民时刻把“天监”放在心上;通过日记善过,促成道德境界“日日进、日日变、日日化”,从而最终把书本上的道理与孝弟、力田、为善等生命实践融会贯通起来。再如顺治十二年中秋之玉峰会讲,陈瑚反复致意会讲切勿流入“与身心性命绝不相干”的悬空清谈,而要与孝弟、力田之生命践履相结合,即“讲学必要躬行”、“身心与书义融洽贯通”;同时,又强调行住坐卧、学效古人,“毕竟要与天道相似”,在“天监”之下,保持“终日乾乾,夕惕若”,方能称为“时习”之君子。[48]

彼此观摩日谱和考德会往往与会讲活动在同一天里进行(一般是上午考德,下午会讲),地点则在陆、陈、盛、江、王(发祥)的书斋之间轮流转换,规模很小。据陆世仪《志学录》所载,崇祯十四年的活动频率如下:三月3次,四月3次,五月1次,六月2次,七月1次,八月至十二月间:无。这一年,周边地区战事频仍,太仓文人也都是人心惶惶的,如何避地与逃难成了陆、陈等人的主要话题,考德会自然也难以持续下去。明清鼎革之后,“娄东四君子”虽说还是避地于太仓、昆山一带,但是毕竟各居一方,频繁的群居切磋与考德活动更是难以开展了。因此,国变之后,只有每年一度的大会讲还能得以维持,日记敬怠的考德之法主要变成了个人的道德践履,不过,这种考德之法不仅一直都是陆、陈诸人讲学的重要内容,而且还是他们自己始终坚持、死而后已的一个践履方式。

在明清易代之前,陆、陈等人的“寡过之学”是含有准备科举考试之功利因素的,会讲都是围绕《四书》的理解而展开的;不过,即使在明季,他们便已自觉地把学识与践履结合起来,试图通过围绕经学文本的彼此切磋来提高自己的生命境界,把“读书”与“成人”打成一片。“成人”便是成“圣贤”、成“君子”,陆、陈诸人反复申明,这才是他们“敬天”以“寡过”的最后目的,如陆世仪所云:“吾辈学为圣贤,不过欲成就自己一个人品。何为人品?君子是也”[49];再如陈瑚所云:“天下有布衣食粟之事而人以为怪且迂者,儒者之学道是也。学道非他,读书、成人而已。”[50]有此般内在超越性的诉求作为依托,陆、陈等太仓文人方能在易代之后,一方面焚弃儒士衣冠,标明遗民身份,另一方面,倡导群居切磋,却又拒绝结社植党;发明经学大指,则又主张切于世用,使自己“学为圣贤”之途既有精神的纯粹性,又有行事的具体性,可谓知行、内外(成己与成物)的有机结合,此一结合,又因为引入了“天监”的他律维度,故实为重新注入了新义的天人合一,是将“敬天”与“成人”融贯为一体的合一,在这种合一里面,“成人”是目的,是“体”,敬天是手段,是“用”,以此而论,其时时颤惧以对的“天”或“上帝”归根结底不过是“居敬工夫论”的一个环节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