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宗周对西学的彻底否定-依天立义研究

2023-11-2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3]相比于明清之交的另一位极端的西学排斥者杨光先，刘宗周对于西学的否定更加彻底。

一、刘宗周的西学观

刘宗周早年习朱熹之学，中年始服膺王阳明，将阳明良知本体与慎独、诚意的工夫论会通为一，生生不息的性体与一团生意的心体互为贯通，在凸显“以心著性”之道德主体性的同时，又始终把持“以性定心”之超验性理的方向引领，理气心性双向对显，构造了一个心性圆融、理气合一、体用无间的严整体系。这一体系，既发扬了阳明心学的良知主体精神，又持存了朱熹理学的客观超越性维度，可谓朱、王二脉学术思想的扬弃与融通，具有相当深刻的思想史价值。中国学界，尤其自牟宗三之后，已对其哲学给予了比较充分的关注，且成果不菲。本章研究重心在宁波文人的西学观，故兹只论述刘宗周对于西方天主教文化的处置与反应。

崇祯时期，刘宗周堪称清流领袖，名望如日中天，崇祯元年以来屡被委以重任。他的救世方略基本上是围绕“正人心”这个枢轴来规划布置的，从崇祯元年起，在短暂的顺天府尹（1828）、工部侍郎（1636）、吏部侍郎（1641）及左都御史（1642）任上，他向崇祯帝频繁上疏，阐述了其治世用人的主张。这些疏奏，多因不避权贵、内容质直或者崇祯帝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故不惟少见采纳，而且数惹皇帝不满甚至大怒。作为一个杰出的哲学家，他的救治方案立足于根本、着眼于长远，论说层层下贯，条理严谨缜密，堪称基本国策，但是它在局势鱼烂瓜溃、民生极为凋敝的时机之下，也的确难以换来眼前效应。至于他对天主教文化的看法，且先看他向崇祯帝所上的一段疏奏：

何谓异端之教？则佛、老而外，今所称西学者是。始万历中，西夷利玛窦来中国，自言航海九万里而至，持天主之说以诳惑士人，一时无识之徒稍稍从而尊尚之，遂为南礼卿沈榷论列以去。不意其徒汤若望等，越十余年复入中国，遂得夤缘历局以行其一家之说，又有西洋火器逞其长技，皇上因而羁之京师，至表之为天学，而其教浸浸行于中国矣。臣窃意历家之说大抵随疆域以分占候，故四夷各有星官，未必尽行于中国也。而今设局多年，卒未有能究其旨者，至历法为之愈讹。况一技若火器，岂中国有道圣人所恃乎？不恃人而恃器，兵事之所以愈不振也。若天何主乎？天即理也。今以为别有一主者，以生天而生人物，遂令人不识祖宗、父母，此其说讵可一日容于尧舜之世！而近者且倡仁山大会，以引诱后进，率天下之人而叛君父者，必归此矣。^[2]

崇祯十五年（1642）闰十一月二十九日，五府、六部、九卿面觐崇祯帝，中间论及京城布置西洋大炮以资防守事，御史杨若桥推荐汤若望具体负责，当场便遭到刘宗周反对。此引其子刘汋所述：

御史杨若桥奏曰：“臣前有切实可行之效一疏，举远臣汤若望制火器，如西洋无间等炮，可以布设城上，亦可以那用行间。”上曰：“城守大炮不便移动，各边隘口不患无炮，总在用得其法。”若桥对曰：“无如汤若望。”上曰：“尔与之讲求。”

先生出班跪奏曰：“杨御史之言非也。臣闻古之用兵，太上汤、武之仁义，其次桓、文之节制，以故师出有名，动有成绩。今纵不能一于仁义，亦当以节制为本。乃纪律、步伐全不讨究，但见今日讲火器，明日讲火器。任彼到一城破一城，至一邑陷一邑，岂无火器而然与？先臣戚继光在塞上，严习斗，谨斥堠，军法明肃，虏骑数十年不敢犯边，何尝专恃火器！瓷其已事彰彰可师也。且火器彼此共之，我可以御彼，则彼得之亦可以制我，不见河间反为火器所陷乎？今武备积弱而难言者，正徒讲火器而置兵法不问，不恃人而恃器，所以愈用兵而国威愈损也。至汤若望，西番外夷，向来倡邪说以鼓动人心，已不容于圣世。今又创为奇技淫巧以惑君心，其罪愈不可挽。乞皇上放还彼国，以永绝异端，以永遵吾中国礼教冠裳之极。”

上意不怿，曰：“火器乃国家长技，汤若望非东寇西夷可比，不过命其一制火器，何必放逐？若仁义、节制之论，亦是。”

先生又奏曰：“火器终无益于成败之数。国家之大计当以法纪为主，法纪修，则人心肃；人心肃，则阃外用命。”^[3](www.chuimin.cn)

相比于明清之交的另一位极端的西学排斥者杨光先，刘宗周对于西学的否定更加彻底。杨氏至少还承认西方历法有其优长一面，只是相比于儒家道统和华夏正统，这种优长不足以容忍，因为那些擅长历法的传教士个个都包藏祸心，只是借此而藏身于京城乃至宫廷的“卧榻之侧”，一有机会，便会阴谋破坏千古之道统学脉。杨光先之所以著书立说，对西人西学激愤排诋而不遗余力者以此。刘宗周则有所不同，在他看来，天主教的人格神观念不符合“天即理”，而天主作为万有创生者（既是逻辑本体，也是宇宙本原），又与儒家伦理相冲突；至于器用之学，西方历法发源于西方“疆域”，亦应只在此疆域中有效，一旦越出特定疆域，比如应用于中国，便一来无法究明其宗旨与蕴含，二来这种错误的运用反而会导致固有历学的混乱和舛误。而火器的泛滥，则不惟造成“不恃人而恃器”以至“兵事愈不振”的恶果，而且更令固有之本末、体用的价值秩序错乱颠倒，促使人心日益邪僻放滥，“其罪愈不可挽”。循着此种体用无间、道器合一的逻辑理路，对于西人西学，其结论自然只能是一概抹煞、一体驱逐：“仰祈皇上将西人汤若望等立驱还海，毁其祠宇，悉令民间燔其文字。”^[4]这种处置方略，尽管有其哲学的支撑，但实在有点类似在肉体层面解决思想问题。

不过，表面上的激进、极端，未必能够否定实质上的冲撞与影响。如刘宗周在《人谱》中设计的纪过格、讼过法，表面看是对袁黄（字坤仪，号了凡，江苏吴江人，1533—1606）《功过格》^[5]的改进（纪过而不纪功），究其实它也是受到了天主教的间接刺激的。他所创立的“讼过法”，一反陆象山将“涵养”与“省察”分为两截的主奴先后次序，指出“讼过法”虽为其“奴者”，但除此之外“亦别无所谓涵养一门”，这种打通动静、即本体即工夫的“讼过法”就是将“静坐”涵养与“省察”改过的结合，这一结合是借助一个外在的仪式来实现的：

讼过法（静坐法）

一炷香，一盂水，置之净几，布一蒲团座子于下，方会平旦以后，一躬就坐，交趺齐手，屏息正容。正俨威间，监临有赫（按：此二句一作“匪闻斯闻，匪觌斯觌，祗祗栗栗，如对上帝，如临师保”），呈我宿咎，炳如也。乃进而敕之，曰：“儿俨然人耳，一朝跌足，乃禽乃兽，种种堕落，嗟何及矣。”应曰：“唯唯。”复出十目十手，共指共视，皆作如是言，应曰：“唯唯。”于是方寸兀兀，痛汗微星，赤光发颊，若身亲三木者。已乃跃然而奋曰：“是予之罪也夫。”则又敕之曰：“莫得姑且供认。”又曰应：“否否。”顷之，一线清明之气徐徐来，若向太虚然，此心便与太虚同体。乃知从前都是妄缘，妄则非真。一真自若，湛湛澄澄，迎之无来，随之无去，却是本来真面目也。此时正好与之葆任，忽有一尘起，辄吹落。又葆任一回，忽有一尘起，辄吹落。如此数番，勿忘勿助，勿问效验如何。一霍间，整身而起，闭閤终日。^[6]

除开上述将内在涵养变现于外在仪式的尝试，以及在祓除过恶时引入上帝鬼神或师保等“他者”监视之外，引言中所云“监临有赫”（按：这是化用《诗经·大雅·大明》“明明在下，赫赫在上”、“上帝临女，无二尔心”，《大雅·皇矣》“皇矣上帝，临下有赫”以及《鲁颂·宫》“无尔无虞，上帝临女”等诗句）或“匪闻斯闻，匪觌斯觌，祗祗栗栗，如对上帝，如临师保”，也实在为后来以宁波为主的浙东士人（包括黄宗羲在内）以意志释“天”、以主宰释“帝”开启了先机^[7]。

刘宗周对于浙东学术、士人风节甚至处世心态都有巨大影响，清初的浙东思想巨子泰半与其具有师承或砥砺关系。事实上，透过师生脉络所产生的影响之流传承纳，也主要发生浙东。全祖望撰《子刘子祠堂配享碑》，所列刘氏及门弟子35人，只有6人是非浙江人士，而浙江人士中又大多属浙东籍。当然，发挥其学说最为忠实、准确者，黄宗羲一人而已。通过黄氏，刘宗周的哲学思想在浙东一带得到了深入播扬。

刘宗周虽然视天主教为邪教，但是他的弟子们对于西人、西教、西学的回应与处置并不齐整划一。《子刘子祠堂配享碑》中所列35位及门弟子中，有一位便是天主教徒，即慈溪张成义，字能信（一作名能信，字成义，又字秉修）^[8]。此人乃晚明工部尚书张九德（字咸仲）之次子，曾序耶稣会士孟如望（又作孟儒望，1640年起在宁波传教）的《天学四镜》（又称《炤迷四镜》，崇祯十六年刻于宁波），与另一位宁波著名教徒朱宗元过从密切，曾为朱氏之《答客问》作序并加以订正^[9]。黄宗羲的态度要比乃师温和，但其宁波弟子又有差异：或与刘宗周一致，对西人西学持警惕防备的姿态，或与黄宗羲相近，取其象数之术，弃其神学义理，但骨子里又接受了天主教的某些蕴含（如“上帝”的人格化等）。以下试从上帝观、魂魄观、器物观来对黄氏之西学观逐一予以分析。

刘宗周对西学的彻底否定-依天立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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