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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天立义:清代江南文人对天主教文化的研究

【摘要】:中者、仁者,为天命、人心之所系属。依此,他质疑无论是“戒慎与慎独的念头”,还是“主一无适”、“念常惺惺”,这些宋儒以来被特别表彰的工夫,若单靠自己之力,是难以“坐致中和天地”之天德境地的。何谓“以天自处”?

一、依“天”立义:许三礼对于儒学传统之重释

许三礼之敬天思想的核心,便是藉“告天”仪式而重整天人关系,故其学亦可称为告天之学,其枢纽就是作为意志主宰神的“天”,或曰“上帝”、“帝天”。他一方面据此对整个儒家道统加以重新评估,另一方面又以此一线贯穿,形成了一个条贯有序的思想系统。毋庸说,这个系统仍然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其旨归的构造,换言之,它不过是在程、朱的“太极”、“天理”以及陆、王的“良知”、“仁体”之上、之先找到一个创造的“本原”,下面接续着的,则仍然是“八条目”之类的人间功业,而贯通天理人道的线索,仍然是万物一体、天人一气之“仁体”、“中体”。且看下面一段话:

千圣百王,飞潜惕跃,随时变化,总只一片心肠,做的一个事业,要从上天降中溯起。天地民物,与我同此生生不息之仁中来的,但此统系,要叫作君作师者担任。故自尧舜汤文以至孔孟言之,妙在一个与一个局面各各不同,而见知闻知总不异此。中者、仁者,为天命、人心之所系属。[8]

此“中”、此“仁”,既是天地民物之共“性”,故能贯穿天人,统理人事。但是必须指明,此“中”、此“仁”,本身并非本原、本体[9],而是本原、本体之“天”(亦即“上帝”、“帝天”)的创生之“物”:

先天地生,后天地终,为万物命,为造化根,谓之曰无极而太极。唯天降衷下民,厥有恒性,是曰:天之明命。《大学》曰德,《中庸》曰诚,《鲁论》曰仁,《孟子》曰善,皆此物此志也。虞廷之一中,孔门之一贯,舍此无源。孝弟也,忠恕也,根于此,乃有来历。敛之退藏于密,放之则弥六合,该内外,全体用,是诚千圣百王之真脉络,万民万物之大主宰也。[10]

他把周敦颐的“无极而太极”之宇宙演化图式与《尚书·汤诰》所云“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引文据《十三经注疏》阮元刻本)等同起来,统谓之“天之明命”,很明白地指出,“恒性”(即所谓“仁体”、“中体”以及德、诚、仁、善)只是帝天创生之结果,同时,作为“恒性”之源的“天”也具有浓重的意志主宰神的蕴涵。这个新的本原与本体观念一经确立,便导致许三礼对一系列传统问题的看法做出了相应的调整与重释:

其一,程、朱理学之“理”以及陆、王心学之“心”,在许三礼的思想系统中都变成了次一级的概念,相应,原来在程朱与陆王系统里具有本体意义的太极、性或良知、心体,也都是如此,都是“天之所与我者”,其本源在“天”。依此,他也对一些重要的概念、命题进行了重释,如释“性之本善”:

爱敬居仁义之实,仁义扼化道之大。孟子见到源头处,尤在知仁义礼智,曰:此天之所与我者。此处来,唯见及此,所以竖说横说,无不条畅。试看性善两字,门墙人尚多疑义,岂惟仁义?盖此不但不知性,实由不知天。诚知天与人,原如亲之与孩童者然,是一气一体而分,再无有疑性者矣,谁更疑仁与义?窃尝谓孟子就爱敬恻隐羞恶证性之善,俱是即流以验源,不如据天命以言人性,可谓由根以知枝。如既知天人一气而分,不可作二者观,则不可以三说疑之天者,即不可以三说疑人性矣。……天,全是一团善气,人受此气而生,自亦是善的,故曰:继之者善,成之者性。以此言性,真觉直捷痛快。总要在天降衷于人、天人一气一体源头看得分明。[11]

他认为,性善论之证成,不应从人自身的经验世界入手,而应从超越性的“天”直接下贯,由源及流而达成。其依据有二:一是“天”全然皆“善”,不像人,有可善、可不善之二重性(由人的“不善”,便不可能推溯出人的“性善”);二是天人一气一体,正如父母与儿女,虽有先后源流之分,但其质性同一。很显然,这里的“天人一气一体”以及“天”的全善两个命题,其性质是超验的,以此为前提,是基于信仰而非理性。许氏由此入手,的确把程朱系统中的本体概念“(本)性”变成了非本体的概念。

其二,“天”既有意志知觉,则“天心”所系,无非要人“以天自处”,随处体认“天理”,以达成以人合天之“天德”。许氏说:“生当程朱、阳明之后,经明行修,知认自己本心,而未达此心之源,未达此心之用,所少在天心未见,圣学未明,则讲道者仍只在心上做工,未免有体无用、有用无体之两讥。”[12]所谓“天心未见,圣学不明”,其关键是,这种明心见性的道德诉求及其相应之道德践履,必须引入“时时事事上帝临汝”的他律维度。故他又说:(www.chuimin.cn)

道原出天,一个大主宰。……君子知性原自天,而道修自己,不得不将致中和的担子任在自己身上也。由是知天地是自我位,万物是自我育,自上天赋我此性时已有难辞之责。则静也戒惧、动也审几修道工夫,又焉可须臾驰耶?若不在独中提撕警觉,认出天命之性是天地立心之源,万物立命之根,千古道教延绪之关,千分着力,万分担当,岂能坐致中和天地耶?但问这所不睹所不闻,与这隐也、微也、独也是何如境地?又问这戒慎与慎独的念头是如何警惕,还是主一无适耶?还是念常惺惺耶?还是随事体认耶?有一个直直条条、最实最大的法门,今日特特指出,却是千圣朝宗一脉。果是何法门?就是开章说破一天字,时时事事存一个上帝临汝之心是也。[13]

慎独之说,最能显示中国古人道德践履的自律品格。身处不睹不闻的隐、微、独之境地,如何才能暗室无欺?许氏认为,除却肯认“天命”,把个上帝时时念在心中,更无别种良策。因为“上帝临汝”,时时监观,故所谓“未睹未闻”,其实是“有睹有闻”,天地万物,没有哪一件在上帝的照临之外。依此,他质疑无论是“戒慎与慎独的念头”,还是“主一无适”、“念常惺惺”,这些宋儒以来被特别表彰的工夫,若单靠自己之力,是难以“坐致中和天地”之天德境地的。

其三,人对天命的担当,是君子自觉起迎天心的使命意识,其内涵既包括存养省察、推扩仁性的个人道德活动,同时也表现于开物成务、建功立业的社会关怀层面,总之是“以人合天”。不过,依人所到层次的不同,人所臻抵的境界也是各有差异的。圣人无疑是“以人合天之极则”,他们达到了“以天自处”、“随处体认天理”的自由境界。

何谓“以天自处”?他说:“所谓以天自处,又曰口代天言、心代天意、手代天工、身代天化,犹觉多一拟议。故但曰从心所欲不逾矩。”[14]前一段话,其实是转述邵雍之语,若分而疏之,其内涵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动止举措,不假计虑,无非天道,即《中庸》所谓“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的圣人境界;二是一气流通天地民物,“天下国家万民万物视为一身家、一性命之事”[15],“五官百骸,一派天机,顺动流行,不出无极而太极一点真元”,从心所欲,放之则弥六合,敛之仍藏于密,鸟语花片,皆如符命[16]

许氏依此标准而重新展现出一个新的儒家道统的圣人序列。在他看来,孔子及其之前的十大圣人,即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无疑是以人合天之极则,以天自处之典范。孔子之后,他频繁予以表彰的儒者是董仲舒、王通、周敦颐、张载,但推崇为极致者则是宋儒邵雍。他认为,孔孟之后,儒者多“以理看视生动活泼之天”,造成“道源不明,圣学阔绝”[17],敬天之道统因而几乎中绝,董、王、周、张在某些方面能够领悟到此一道统之真谛,如董氏云“道之大原出于天”,王氏云“征天命以正帝位,以明神器之有归”(《文中子·魏相篇》)、“天者统元气焉,非止荡荡苍苍之谓也”(《文中子·立命篇》),张氏云“乾父坤母、民胞物与”,但是“入手用功,犹有未详”。后者显然是指敬天、告天之法及其相关仪轨。在回答学生关于程朱与阳明为何不能以达天德教人以及此数人与邵雍有何异同之问时,他说:

自己造有未到,难以教人耳。程朱、阳明自己俱从下学入手,未能到上达处。如遽以达天德教人,恐人专意事天,不修人事,不迪己德,堕在符箓修炼元上一门矣。……所谓顾天命者,仍从自心自性中常照见天命之原也,不但曰子尽孝、臣尽忠、去人欲、存天理云云者。此处则康节与程朱、与阳明,想不能或殊,同则在此。若遇事,则康节先生能知人,还能知天,能达理,又能达数,所谓“卷舒万古兴亡手,出入几重云水身”。而在程朱、阳明,则俱恐未之有逮。异则在此。若问达天德一境界,则有到、有不到,从可知矣。[18]

这里很直白地批评程朱与阳明未到以天自处、天人贯通之达天德的境界。处于此种思想层次,而又要以达天德之法教人,则只能堕落在道家念符炼丹的份上,将天道与人事裂为两截。后面说邵雍与程朱、阳明之异,在于他还能“知天”、“达数”。知天,当然是指自觉认定天的意志主宰蕴含,而“达数”是指天人相合、万物相通之表征。许氏自陈,他之所以叹服邵雍,就是因为其天人理数之学所涉及的天道、地理、时令、物候之间件件调谐、事事印合:

余尝想《大易》所谓大人者,与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时合序,鬼神合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时,若这个学问是何学问?因而作告天楼工课一册,将《尧典》钦若昊天,乃命羲和、羲叔一章序前,即将周公《十二月令》(按:指《礼记·月令》)序后,以三个月令分配一时;又将京房卦气、四节卦、十二辟卦、廿四节气、六十公侯卿大夫卦、七十二候序于内,以一节气配一爻,以二节气配以月,以三候配半月;又以太元拟卦日星节候八十一首、七百二十九赞序于下,见每日系某一节气之第几日,日行某一宿,第几度,候逢何生化,《易》拟何一卦,元逢何一首,第几赞,值日又系某一宿,星门在何宫,神将在何方。每日照此细参,叹服大圣人经学,一衣服,一饮食,一补救,一节宣,那一件不与天道、地理、时令、物候相调燮、相印合?确确知其有一定者,然后再参其无一定者,乃知吾人一身,与天道,与圣经,件件关涉;又与神机,与物理,事事响应,处处见得天心,处处是内圣外王之道。[19]

这是说,其《告天楼工课》以《月令》、京房卦气及邵雍象数之论相互参较,乃知吾人一身与天机物理、时令节候处处关涉,而圣人之所以为圣人,是因为其饮食居处、日用言行莫不与天心密合,以此许氏认定经学之至善境界便是此种知天、达数的圣人之境。邵雍便是此一境界的最高代表,程朱、阳明只悟到天理、良知的层次,而未上达帝天之“本体”,所以,许氏说,他在程朱工夫上讨出“大儒本领,”而于邵雍《观物篇》则得出“大圣分量”[20]。他心目中之儒家道统的圣人序列,邵雍是直承孔子的真正大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