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的看顾者司铎吴渔山的职责实践

三、“心灵的看顾者”：司铎吴渔山的职分践履

渔山于康熙二十二年春回到江南，起先是在苏州地区综理教务。二十五年春赴上洋（上海），自此至终老，一直负责嘉定、上海两县之教务。其嘉定居所系孙元化所建教堂，至康熙中期已严重破败，渔山曾有《破堂吟》纪其颓落；上海居所应为坐落于黄浦江西岸的敬一堂。此堂是以徐光启第四孙女（教名玛尔蒂纳）为居间中介，于1640年将著名的潘氏豫园之世春堂改造而成，渔山有《石庭日晷》一诗，记录其在此堂用膳、散步、谈论天学的情景。此外，又多次提到东渡黄浦去拜访教徒、西归晚迟的情形。从现有材料看，此二教堂俱是渔山长居之所，但前期以嘉定为主，大概在康熙四十七年春之后便以上海为主而很少回嘉定了。

如前所述，在生命之第二阶段，渔山尽管远离故土，却少有哀愁萦心，但是回到江南之后，精神新生所带来的喜悦似乎并未得以持续，相反，浓浓愁绪时时缠绕心头，流溢笔下：

两鬓荒荒雪渐盈，十年无计出愁城。

钟声不管愁难度，日夕回环只自鸣。^[55]

漫说酒能解，愁人饮复愁。旧翻心内火，新作鬓边秋。

风雨灯残促，关河岁晚稠。樽前无避地，何处豁眉头？^[56]

浓浓哀愁因何而来？显然不是羁旅之客的乡愁。如前所述，渔山作为国人中少有的司铎，“天主的旨意”已然融彻生命骨髓，故其能自感天涯处处皆为胜境，不必仅在桑梓故邱寻其“桃源”。晚年在东南传教，思乡情绪虽时时仍在心中萦绕，但不复只有哀愁相伴了。康熙二十九年及三十一年前后，渔山曾数次回乡探访，却坦言对于故乡已“久无怀恋心，随风去来好”^[57]，至《东楼》一诗，则径称“风观露台有几在？而今且寄此为乡”^[58]。东楼，就是渔山在嘉定天主堂的寓所。

综览渔山第三阶段的诗歌，笔者认为，他的烦恼乃至哀愁主要来自作为司铎的身份意识、使命感与其“事功”衰微的现实挫败感之矛盾；更深地说，来自因事功衰微而担心死后“审判之严”^[59]。渔山学成归来，五年后便被祝圣为司铎，他的身份意识和使命感是清楚而强烈的，如《牧羊词》云：“渡浦去郊牧，纷纷羊若何？肥者能几群？瘠者何其多！草衰地远似牧迟，我羊病处惟我知。前引唱歌无倦惰，受栈驱狼常不卧。但愿长年能健牧，朝往东南暮西北。”^[60]当然，他要不辞疲倦、日夕看顾的，并非“群羊”的身体，而是他们的心灵。在他看来，“羊”之所以得病，是因为他们常常受到世俗贪欲之“狼”的侵扰，因此他发愿要歌唱引领，将“群羊”带到健康的灵魂天堂，祈愿“千村与万落，人人向道为死生”^[61]，他自觉把自己视为一位“心灵的看顾者”。但事与愿违，人们“但忧贫贱不忧道”，因而“但见似羊亡去路，不见谁从悔复归”^[62]，很少人把心思精力用在灵魂永生的诉求之上。渔山年近六十之时，已从澳门归来近十年，从此际所撰诗歌之中，可找出不少类似“兹者学道日已少”（《哭司教罗先生》）、“道房冷暗遍生苔，问客难逢为道来”（《破堂吟》）、“感叹渡来多少客，不求一掬洗尘心”（《渡头观浴禽》）之类的词句。身心投入与事功衰微，催生了诗人无尽的失落与哀愁。再看其《叹庭树》：

庭栽不喜凡桃李，远觅奇柯护养深。

堪叹此间多雨雪，十年犹未翠成荫。^[63]

渔山自比园工，欲在本土培育远来“奇树”，结果是，无论他如何费心养护，十年过去，“奇树”还是受困于此间“雨雪”，无法苍翠成荫。诗人长期居住的东楼，因长年失修而“四壁漏痕如篆草，屋角风潮半倾倒”（《破堂吟》），却连维护修理之资也难以筹措，这样一来，诗人便难免要发出“志欲申无力”（《次韵杂诗七首》）、“谁言超世天爵荣？踯躅东南尘土贱”（《六十吟》）之类的哀鸣嗟叹了。总之，十年的穷病遭际与微细收获所滋生的失落情绪，时时笼罩在渔山心头，使其本欲高飞远举的心灵渐渐丧失了轻灵的翅翼。

但是，渔山自己却从未丧失向道的虔诚，在司铎的职分上，他的付出可谓全心全意。实际上，这个时期的渔山，他的精神诉求主要是倚赖职分践履而彰显出来的，其特点可归纳为以下几方面：

首先，他的生命重心由第二阶段的求知“学道”转为第三阶段的“秉铎”实践，也即全身心地履行他的司铎职分。所谓司铎职分，主要包括在（天主）堂的布道和外出探访教友、劝人“归正”（信教）两个方面，前者可在《天乐正音谱》和嘉定教徒赵仑笔记的《续口铎日抄》中得到印证，后者则表现在他的诗歌之中。渔山说，热爱天主之心，如神圣之火，火明则心热，心热则无所畏惧于前程艰险；身为信徒，当效法基督与教中圣人，“负十字架”、“勤行无倦”、“日惟劝人归正为本分”。又云，劝人归正，恰似“驱羊于豺狼中，化狼为羊”，故应耐苦备劳、无所怨尤^[64]。由此可知，渔山之愁忧不安亦非肇自物质生活的穷苦贫瘠。

在第三阶段的诗歌中，颇多记录渔山外出“顾病”之感受者。“顾病”，一方面指探访生病的教友，另一方面指为临终前的教友行“终傅”礼。“顾病”不受季节之限，次数频繁，故应为渔山的主要职分之一。他曾自陈，此种“风雨行未阻，饥冷坐相忘。切切分课程，劳劳转牧场”^[65]的“顾病”行旅，常常使例行的每年八日默省都难以保证。有时因为迷路，夜深都找不到要探访的教友，“村行人易倦，误走问尤难。……信道者何处？肩舆冲夜寒”^[66]。有时，“顾病”归来，适逢暴雨，夜渡黄埔江时，海潮与江雨一同肆虐，“黄浦东归夜二更，海潮江雨合纵横”^[67]，可见，在当时条件下，“顾病”是很艰苦的事工。不过，渔山既视之为职分，故遭遇此类状况时心态便也十分平和，且看其《暮程》一诗：

日薄荒荒道，凭谁慰暮程？独行心似火，四顾路来生。

听鸟啼多异，逢人喜且惊。不愁前去晚，山月出林明。^[68](www.chuimin.cn)

此诗所述的是，诗人独自去探访教友，薄暮时分出发，一路荒村鸟语，难得见到行人，直至明月当空，仍未到达目的地。但是这种孤独的行旅，并未产生孤寂愁闷的情绪，相反，诗人内心的“神圣之火”，因独行而更显炽热。

其次，渔山常常以诗画为手段来“劝人归正”。这一点何以必须专门予以指明呢？因为渔山作为名震东南的诗画高手，他的作品并非轻易便可得到的。特别是自澳门学道之后，渔山把主要精力长时间放在拉丁文及神学教义上，故绘画很少。诗人张云章云：“（王翚、吴历）身在东南，天下之言绘事者归之。石谷交满天下，名人巨公，与夫仕宦商贾，莫不宝其一纸，重若珠贝。渔山则晦影灭迹，求之者尤难，但隐然名与之埒。”^[69]时人陆廷灿（字秩昭，号幔亭，嘉定南翔人）认为，渔山的“笔墨奇逸，实出耕烟散人（按：王翚）之上”，同时也指出：“欲其画者，不可以利动，不可以力得。贵官大贾，求其寸楮尺幅，莫能致也。”^[70]陈垣先生云：“宋荦抚苏十四年，号称振拔名流，总持风雅，一诗诗人画客，奔凑其门，然先生与荦无一诗一画相酬答。先生《七十》诗所谓‘不愿人扶迎贵客’，盖有所指也。”^[71]其实，渔山与宋荦（1634—1713，字牧仲，号漫堂、绵津山人）早年曾有过往，康熙元年曾题赠宋氏《松林烟岫图》。嘉定、上海，当时均在江宁巡抚辖内，渔山与之重续旧交，对于拓展教务未必无益。这一点，他自己当然很清楚，但仍然选择清洁自持。陈垣先生所引《七十》之诗，指渔山《七十自咏》四首，其中第二首云“甲子重来又十年，破堂如磬尚空悬。虫秋四壁鸣还歇，漏雨三间断复连。不愿人扶迎贵客，久衰我梦见前贤。床头囊橐都消尽，求舍艰难莫问田”^[72]。饮食与居处均甚穷苦，却坚定效仿教中前贤，把心思精力放在天主教事务上。第三、四首表达了对于子孙及故居的思念，一句“两儿如愿随修业，却爱传家道气全”（《吴渔山集》，第260页），表明二子皈依天主，使其欣慰有加。

对于教中道友，渔山却不吝惜笔墨。笔者根据章文钦笺注《吴渔山集》所提供的材料对渔山与教中道友的诗画往来进行统计，自康熙十四年之后，渔山记录与包括教友在内的“有道”、“道兄”、“道翁”的诗画往来为32次，其中多数为题赠绘画。从渔山游于天学的画士相当多，其中，陆道淮（字上游，又字桐源）、张观光（字汉昭，号北田）、沈惠于、金造士（字民誉）、王者佐（字师尹）后来均以绘画知名，他们获赠的书画笔墨自然最多，张云章曾言“（渔山笔墨）余家汉昭罗致特多，余每过其处，出而观之，彷徨叹息而不能去”^[73]，这里虽只说到张观光，但亦可由此推断其他教友之富于渔山之馈赠。另，渔山《岁莫逢友人写梅以赠》云：“岁暮相逢雪尚迟，超言未尽日斜时。旧囊西物今无有，聊写梅花赠一枝。”（《吴渔山集》，第322页）诗云与教友畅论天学，日暮言犹未尽，分别时赠画一幅。康熙四十三年二月，渔山离开嘉定赴上海，舟过南翔，与王者佐话别。渔山谓其“有向道之诚”，故“拟痴翁一纸为赠，以勖别后能守于道”^[74]。又，据赵仑（字修令）记载，康熙三十六年五月六日（1697年6月24日），嘉定教友金民誉（名造士）率子紫六，偕一画士同到天主堂。赵仑问画士是否愿意领洗？答曰：愿意^[75]。可见，一些嘉定士子的确因拜师渔山而皈依天主教。不过，必须指出，与教友诗画往来，并非只是渔山的单向付出，而是互有应和唱酬，渔山自己也在这种情感与友谊的互动之中得到心灵的慰藉，如在渔山年近六十之时，苏州的沈惠于及范姓教友曾赋杂诗十四首寄呈渔山，渔山反复披诵之后，作《次韵杂诗七首》。此选其中五首：

尘世日多感，此心触不惊。病身如瘦竹，道侣类飘萍。

畏俗逐高下，避人称轻重。栖迟拟深处，何必买山耕？

近究西文学，竟虚东下帷。残篇多鼠迹，新简乱萤飞。

忻见官除妄，绝无衲叩扉。不求闻荐达，懒解旧腰韦。

潜修惟耐久，闭户等书囚。往事难追悔，秋怀易堕愁。

子胥虽去楚，王粲只依刘。愿以常生道，引人笃信谋。

嗜义超然乐，无须笋肉餐。岂知沈子瘦，空念范生寒。

燕札辞交往，朱门谢不干。数椽容膝处，知足似湖宽。

尘远居多僻，竹深风自摇。不忧眠食少，那许梦魂漂。

名托山当掩，形藏雾未清。一壶沽酒在，且醉且歌谣。^[76]

在此，渔山把自己以灵魂为真生命的天主教价值观以及淡泊处世、不求闻达的态度与立志引人皈依天主的志节表露无遗，自然，这同时也可视为教中道友间的相互勖勉、相互砥砺。这种因志业相同而生发的身心相契，也只能在教友之间得到充分表达。

再次，晚年的渔山把职分践履与生命体悟融为一体，到此境界后，中西文化之于渔山，似已通体融贯、无有隔阂了。作为画家，渔山在精神领悟与技法表现两方面很早便已达到很高境界，故能得到一代国手王时敏、王翚等人的称赏。康熙十三年（1774）二月，渔山在《仿梅道人山水图跋》中云：“古人论画曰：人品不高，用墨无法。乃知用笔点墨，大非细事。必须无一毫世念，澡雪胸中了了，而后了了于笔，自然与天地生生之气，烟云凑合，吐出万象，无不如意。”^[77]又云“笔墨之道，非有道者不能”，“见山见水，触物生趣，胸中了了，方可下笔”^[78]。及至后来以传教为专务，一度笔墨荒疏。随着对教义的了解加深，教义问题不再对司铎职分造成负面影响，渔山用于笔墨的精力渐多，且以此吸引了一批有志于绘事的东南士子。此时的渔山，在精神境界上已臻极圆熟、极浑融的地步，能够把中西文化化作一体而无丝毫生疏隔阂，具体而言：其一，在晚年渔山的笔底，已不复流露因教务不顺而焦虑愁闷的情绪了，如晚年所作《渔夫吟》，虽然坦承“朋侪改业去渔人，闻比渔鱼更苦辛”，但是接着便因“晚知天学到城府，买鱼喜有受斋户”^[79]而欣感胸次磊落明朗；其二，在现存有关渔山的各种文献中都鲜见中西文化差异给渔山自己的道德世界造成了冲突与紧张，倒是雍正、乾隆朝之后一些反教文人如张庚（1685—1760，字溥三，号公之干、白苧村桑者、弥伽居士，秀水人，王翚弟子）、徐渭仁（字紫珊，上海人）、叶廷琯（1792—1869，吴县人）等借渔山信教事多予不实之诬（如将昆山人顾卓借王翚所摹黄公望《陡密林图》不还一事转栽于渔山）。渔山对西方文化有较深之了解，因此对中西文化差异多有领悟，如《墨井画跋》对中西见客礼俗、文字、书画的比较即为显例^[80]。中西差异之所以未能在渔山的精神世界产生类似晚明第一代教徒的内心失衡与焦虑，主要原因可能是：第一，渔山自幼奉教，信教与孝亲本无矛盾；第二，渔山育有二子，故亦无从滋生一般入教儒士最常见的纳妾传后与十诫之冲突；第三，渔山专心奉教之时，二子均已长大，故其有“辞家廿载等浮鸥，穷饿兼无儿女怨”（《六十吟》）之语；第四，渔山年少时形成的遗民心态与出世倾向，与天主教以灵魂归宿为价值之究竟鹄的之生命超越观，自中晚年以后便被渔山协调统一起来了，正因此，渔山才能在中西文化之间我行我素、从容淡定，如前引《七十自咏》之四：“甲子重来又十年，道行此地少安眠。夕朝奋理游荒径，俯仰搜观坐井天。对雪未忘驴背上，思山常念墨池边。而今啖蔗无多齿，自笑粗知老味全。”^[81]人老了，思乡念儿的心绪又开始滋生蔓延了，但是诗人的心境仍然从容平静，曾经的人生波澜起伏，都化作浑厚平实的淡然一笑。

作为画家，渔山对于自然界声光色影的亲近与爱慕远比常人深刻。面对“涧水无声饶竹流，竹西花草弄春柔”，诗人可以“茅檐相对坐终日”；有竹木处，择地而居，把酒作画，自足自怡，便是人间“桃源”^[82]。在自然风物之中，渔山特别青睐竹子，于其画中，常以岩石、风雨、霜雪来衬托“竹君节操”。至其晚年，渔山则更觉一切草木竹石无非天主之造化，所以，早期的隐逸理想至此已与天主教的宇宙造化论合而为一：天地万物之情状，莫非天主之“道”的流行发显；反观天地万物，便可助人领悟天主创世之“超性”义理，进而唤起昭事虔敬之信心，正如渔山之诗所言：“爱此一方绿，高藏守道心。物情春后见，超性句中深”^[83]；“排分竹柏烟云里，领略真能莹道心”^[84]。另，渔山晚年作《农村喜雨图》，所题跋云：“村农望雨，几及两旬。山无出云，田禾焦卷。虽有桔槔之具，无能远引江波，广济旱土。第恐岁荒，未免预忧之也。薄晚，树头双鸠一呼，乌云四合，彻夜潇潇不绝。晓来东阡南陌，花稻勃然而兴，盖忧虑者转为欢歌相庆也。予髦年物外，道修素守，乐闻天下雨顺，已见造物者不遗斯民矣。喜不自禁，作画题吟，以纪好雨应时之化。”^[85]画中山色苍茫，林木蓊郁，流水欢畅，充分表达了画家心情的欣喜雀跃。渔山将其归之为天主的恩典，因而认定云行雨施的自然节律、大化流行的天地情状，莫非天主存在之见证。此时的渔山，虔诚钦服的向“道”之心已然剔透晶莹，将一切都统贯消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