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文人与西方科技：清代前中期的应对方式

二、东吴文人与西方科技之关系

当然，即使在最严厉打压天主教的雍正时期，朝廷也未曾全盘否定西学。雍正之后，清代官方处置西学的态度可见于纪昀的概述，他说“欧罗巴人天文推算之密，工匠制造之巧，实愈前古；其议论奇诈迂怪，亦为异端之尤。国朝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具存深意”；又说，天主教“欲人舍其父母，而以天主为至亲；后其君长，而以传天主之教者执国命”，等于将儒家伦理政治之核心——忠孝观念完全颠倒，故纪氏断言其“悖乱纲常，莫斯为甚”^[48]。总之，“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准确而完整地表述了清代中期的西学政策。

以耶稣会士为主体的西方传教士，在晚明至清前中期的中西文化之间承担着最重要的居间者角色：给中国输入西学，又向西方输出中学，其结果，若用今日之学术眼光来考量，堪称伟大奇迹。仅就所输入之西学论，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所附《在传人重要译著书目》，收录传主自晚明迄于清乾隆间各类著译近700种，其中西学部分达300余种。艾儒略撰《西学凡》，将其概述为“六科”，即文科“勒铎理加”（Rhetorica，今译修辞学）、理科“斐录所费亚”（Philosophia，今译哲学）、医科“默第济纳”（Medicina，今译医学）、法科“勒义斯”（Leges，今译法学）、教科“加诺搦斯”（Canonis，今译法典）和道科“陡禄日亚”（Theologia，今译神学）^[49]。上述知识类别，皆有迻译为汉语者，只是“道科”和“理科”占居其中的绝大多数，因前者出于传教目标之驱使，后者则出于接受者之需求，其势皆出于自然。

对于这些西来“知识”，国人的回应态度与处置方略可谓相差悬殊。入教的士人均表示“惊喜”，如徐光启、李之藻、王征等都说，人家的文化经过千百年的积累和千辛万苦的传承，一旦都化为中文，这是何其幸运之事！因此，他们都投入极大精力来做西学的翻译和传播工作。仅就徐光启而言，他认为，“道学”可以“补儒易佛”、使中国重回三代之治，“理科”可以格物穷理、磨练思维，而作为其“绪余”的“象数之学”，可以上测天象、下勘地理、旁该万事，是利用厚生、富国强兵的最佳门径。在他看来，无论“道科”、“理科”，还是“教科”、“法科”，全都是有用的“实学”^[50]。西方诸“学”之间，虽然差等有序、高下判然，但在传教士以及中国信徒看来，经过神学家巧手融汇，无论“格物穷理之学”，抑或“象数之学”，都被纳入“道科”（神学）的统贯之下，彼此一体、互不凿枘。

至于未曾入教的士人，除了极端的反西教人士之外^[51]，其余则大都将“道科”、“理科”区别对待，往往鄙薄前者，而揄扬后者，方以智所云西学“详于质测而拙于言通几”^[52]之论，最能代表一般士人之立场。雍正、乾隆以降，为配合禁教政策，纪昀等进一步将“道科”贬损为“异端之尤”，于是西方的“道”、“理（器）”二学处于完全割裂、对峙的状态之中，“理科”中“格物穷理”的部分（今云“科学原理”）日益荒疏，仅剩其“绪余”的“象数之学”（今云“应用技术”）来继续充当西学之“长”。年深日久，“象数之学”也终于萎缩殆尽，只剩下一些器物作为西方奇巧的表征（无方法论原理的贯穿纽结，器物便只是零散的部件，不能成其为“学”；仿造者不关心技术原理，仿制术沦为工匠之“艺”，也很难成其为“学”），在一般士人眼里，西学之“长”便基本消融干净了。

面对上述西学知识，江左（据明清间一般看法，指长江下游两岸地区，故包括皖南及江浙一带）文人在引介与传播方面居于全国领先，东吴文人又是其中的佼佼者。不过，除了徐光启、孙元化、吴渔山、王宏翰等入教者之外，东吴文人对于西学的兴趣全在“象数之学”方面，更进一步说，是在历算及钟表、望远镜制造术等方面。以下试围绕这几个方面依次展开论述。

清代前中期把大量精力投放在历算方面的学人，其数目之多令人惊讶，自顺康以迄乾嘉，一流的学人而不瞩目于历算者，是很少见的，但是，他们对于历算之学又往往停留于在演述和传习的层次，真正能在历算的理论方面大有建白或者能够拿历算知识来解决经史中的悬疑问题（如以日月食知识来解决武王伐纣之年）者，也是少之又少的。这批少之又少的精英，不管以何种标准来筛选，吴江王锡阐（1628—1682）也理应名列其中^[53]。王氏是清初最负盛名的天文学家之一，先与青州（今淄博）薛凤祚（1599—1680）并称“南王北薛”，后实超越薛氏而与宣城梅文鼎双峰并峙。薛、王、梅三者之所以能够卓然成为大家，其实都与西学有直接关系，而“会通中西”是其殊途同归之所，这也是三者承接徐光启“镕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之构想而能有所超越之处^[54]。薛氏先后曾就历算问题求教于罗雅各（罗雅谷，1622年入华）、穆尼阁和汤若望，特别是与穆氏，问学时间达一年有余（约1652—1653年间），二人有师生名分，故其对西方历算之学批评甚少；王、梅则不同，两人虽然从未谋面，对西学所取批评之态度却相当一致、同时又给“西方天文学知识逐一贴上‘中国造’的标签”^[55]，而且，二者之会通中西的目标在于超越西学或者说摆脱西学。自王、梅之论出，加上康熙帝的有力推助，后来论历算者，不惟“西学中源论”日益深入人心，而且“超胜”西学本身转变成“政治正确”的标志，而非单纯的知识问题了。仅就东吴学人而论，潘耒的立场已见上文，兹不再叙；嘉定钱大昕（1728—1804）《与戴东原书》（1754年撰）一文也清楚表明其在偏好西学的江永（1681—1762）与“挑剔”西学的梅文鼎之间扬梅抑江的立场，其依据，与其说是江、梅之间在论岁实、论定气等方面的“知识”差异，不如说更取决于二人对于西学的不同处置态度。他说，江氏《翼梅》之论岁实、论定气“大率祖欧罗巴之说而引而伸之，其意颇不满于宣城，而吾益以知宣城之议之高。何也？宣城能用西学，江氏则为西人所用而已”^[56]。早在乾隆初年（1740年至1741年间），江永持《翼梅》（又名《数学》）一书，请梅文鼎之孙梅瑴成（1681—1763）作序，后者拒绝了。理由是，江氏不惟“泥于西说，固执而不能变”、对于“西说之不善者，必委曲为之辞，以伸其说”，而且更对“古人创始之功”，“吹毛索瘢，尽心力以肆其诋毁”，全然丧失了先贤“闲圣距邪之旨”^[57]；这里虽未指明江氏之学乃自愿“为西人所用”，但已清楚表露出这样一个观念：西方历算之“长”不能掩盖西方宗教之“邪”，西人之本意在因其“术”而传其“教”，最终达到取华夏之根本而代之。倘若不能辨明此一道器本末、华夷正邪之别，一味就“术”而论“术”、甚而诋毁中国固有之传统，这就无异在“入室操戈”之后，又“授敌以柄而助之攻”（出处同上），成为以夷变夏之“罪人”。梅瑴成以华夷正邪观来处置西方历算的做法，既上承乃祖，又下启钱（大昕）、纪（昀）等人，并最终将其变成朝廷的文化政策。到最后，态度和立场（即“政治正确”）成了判别知识高下的衡石，就正如李天纲先生所指出的，乾嘉时期的汉学巨子，一向以“实事求是”来自我标榜，但是一旦涉及对“西学”的态度，问题就似乎超出了“实事求是”的原则范围，偏见就加入了^[58]。而毋庸置疑，王锡阐在这一源流有自的演变中居于关键位置，因为借历算之学将中西夷夏之辨的思想加以淋漓尽致的发挥，实先由王锡阐臻于极致（杨光先虽首开尝试，但其历算功底太差，故效果远不如王、梅诸氏之彰明较著）。二十余年之后，戴震入京协助纂修《四库全书》。作为江永入室弟子，他仍然欲秉承并捍卫师说，但是遭到钱大昕、纪昀等人的批评和抵制；在“讳言西学”的时代情境下，他只能隐晦委婉地将其对于西学的体会渗透在自己的哲学著述之中，其因或许与此有关^[59]。(www.chuimin.cn)

王锡阐之后，东吴因治中西历算而成专门名家者还有无锡杨作枚（字学山，生卒年不详）和苏州惠士奇（1669—1739）。惠氏祖孙三代治汉《易》，声名极著，今人陈祖武以为，这是乾嘉学派成为学术主流的标志^[60]。惠士奇撰有《交食举隅二卷》，明显受到西学影响，但不知何故在清代历算领域名声不彰。杨氏则不然，其撰述得到了梅文鼎、陈厚耀等人的高评。他出身历算世家，祖国钧，字定三，著有《历学大成》（似已失传）。康熙四十九年冬，杨作枚在梅文鼎南游吴下时将其《锡山历算书》送呈梅氏，据梅氏之序，此书共八册，其中《溯源星海》四卷、《王寅旭历书图注》二卷、《三角法会编》二卷，此外还有句股、八线、测量、方程等各数种，“皆有精思奥理，自成一家”^[61]。《锡山历算书》似亦失传，但其著述之一部分借补订梅氏历算全书而留存至今。康熙后期，魏荔彤（1670—？）在先后出任江苏按察使、苏州兵备道之时，打算将搜集到的梅氏著述30余种汇编付梓，邀请杨作枚为之订补疏剔，“义之未明者阐之，图之未备者增之，文之缺略者补之”（见魏荔彤撰《兼济堂纂刻梅勿庵先生历算全书·凡例》），故雍正初刊刻的兼济堂版梅氏《历算全书》均由杨氏补订，此书所录梅氏《弧三角举要》、《句股阐微》、《割圆八线之根》、《揆日侯星纪要》等著作均含有杨氏的补订成分。所以，梅氏的主要著述能够得到保存并流传至今，杨作枚算是一位功臣。

不过，王锡阐之后东吴士子因通西方历算而声名最著者，得首推钱大昕（1728—1804）。钱氏在世即已获极高声望，后来江藩（1761—1831）、罗士琳（1784—1853）均称其“不专治一经，而无经不通；不专攻一艺，而无艺不精”^[62]。对于钱氏在律历算学方面的贡献，罗士琳又说：“律历一道，古法至明全佚。自梅宣城倡之于始，江、戴诸君又踵而振之，于是古法渐显。特宣城处剥极初复之时，诸古算书尚多未出，江、戴则囿于西法，其见究失之偏。惟詹事实事求是，集其大成，视江、戴二君尤精。昔詹事尝谓宣城为国朝算学第一，余窃谓宣城犹逊詹事一筹焉。”^[63]罗士琳本身乃杰出数学家，又曾精研钱氏历算诸著，故其论断应属内行评价。不过，若撇开究竟谁当为“清代算学第一人”而不论，笔者认为，上述议论之最有价值者在于，它暗示王、梅、钱等赏叹不置的古代历算之学，原来在明代已晦暗不彰，它的重新显明光大是依靠了西学的砥砺与反照。这一点，尽管王、梅、钱诸人不予承认，甚至颠倒因果、反称“西学中原”，但它毕竟是一个事实。

上述诸人之外，以历算名家的东吴学人，除了长洲褚寅亮（1715—1790）及钱大昕从子塘（字学渊）、侗（字同人）等人，还有沈大成（1700—1771）和徐朝俊（1752—1823，字冠千，号恕堂）^[64]，二者皆为华亭人。沈大成，字学子，号沃田，与惠栋（1697—1758）、杭世骏（1695—1773）、戴震、王鸣盛（1722—1797）等相往来，是乾隆时期的著名学者。他的学问，甚得惠栋赞赏，却未深契于戴震。前者谓“殚见洽闻，同志相赏，四十年未睹一人”，最后因得沈君而“大喜”^[65]；后者虽承认沈氏有学问，但又暗示其思想不够^[66]。乾嘉朴学之两大阵营——皖学与吴学，本就各有重义理与重文献之偏好，前贤于此论之甚详，故吴、戴对沈氏产生不同之评价，并无可怪之处。此仅就沈氏现存著述中所涉及之西方历算者而论，可知其颇具科学素养，如《九章解》，实以西洋算术来一一诠释《九章》：“衰分”即西洋之借差互征，“少广”即西洋之开平方、立方及圜容较法，“赢朒”即西洋之比例法，“句股”即西洋之三角法；如《西洋测时仪记》，叙述此仪器之原理结构甚清晰；再如《句股小述》、《句股三述》诸文，均演述西洋算术有条不紊^[67]。至于徐朝俊，其一生心力之结晶为《高厚蒙求五集》，内容包括天文、地理、日月星测时晷图及自鸣钟表图说，其中《日晷图法》图文并用，逐一介绍了数十种日晷制法；《中星表一卷》，针对汤若望纂修《西洋新法历书》中恒星出没表的刊刻舛误，以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来归除，将重要恒星之距时分刻一一标出，意在使“言天者，欲定中星，随时可改”^[68]；《高弧合表》则将二十四节气之园景（影）、直景、倒景及其相应之度、分、秒一一对应胪列，以上著述均显示作者对于西方天文学的精深造诣。

但是，续编《畴人传》的罗士琳对徐朝俊的历算造诣不太认可，认为其著作“捃摭成说，随人步趋”，未臻于会通超越之境；而另一方面，对于徐氏自制钟表、仪晷的能力则赏叹不已^[69]。《高厚蒙求》第三集“定时仪器”，善于用图表来展示自鸣钟及日晷的结构原理。

更早仿制自鸣钟与日晷的是吴江孙云球（约1650—1681以后）。据康熙十九年（1680）天台人文康裔言，孙氏“尝准自鸣钟，造自然晷，应时定刻，昼夜自旋，风雨晦明，不违分秒，奇亦至矣”^[70]，但孙氏最精于制作的是望远镜，前揭文氏又言：“其远镜尤为奇幻，偕登虎丘巅，远观城中楼台塔院，若招致几席，了然在目；睹彼天平、邓尉、穹隆诸峰，崚嶒苍翠，如列目前，体色毕现。神哉，技至此乎！”孙氏《镜史》一书，对各种西洋眼镜（昏眼镜、近视镜、童光镜）及远镜、火镜、端容镜（梳妆镜）、焚香镜、摄光镜、夕阳镜、显微镜、万花镜、鸳镜、多面镜、幻容镜、察微镜、观象镜、佐炮镜、放光镜等的功能与性质一一做出简介，丰富的西方光学知识实在令人惊讶。李渔的小说名作《十二楼》之“夏宜楼”，其纽结叙事的关键即千里镜（望远镜）：旧家子弟瞿佶以高价购得望远镜一台，借此最终与一才貌双全的官小姐詹娴娴结成良缘^[71]。据学者考证，该小说所介绍引用的诸种西洋“奇巧”均出自《镜史》^[72]。在孙氏之前，苏州薄珏（字子珏）也曾制作望远镜，邹漪《启祯野乘》称，崇祯四年，流寇犯安庆，应天巡抚张国维礼聘薄氏为造铜炮，“每置一炮，即设千里镜以侦贼之远近。镜筒两端嵌玻璃，望四五十里外如咫尺也”；此外，薄珏还通晓阴阳占步、历算勾股之术，是一位对西学有精深修为的学者。丙子（崇祯九年）为仇家所陷，诬以大逆，幸友人魏学濂（1608—1644）出面营救方得解脱^[73]。魏氏乃晚明知名的天主教徒，据称亦颇精于星象盈缩之理，相关的知识，一方面得之于传教士，另一方面也与薄珏有关^[74]。薄珏寓居嘉善多年，或因魏氏之中介而与西人有直接交往。有学者指出，薄珏、孙云球的光学仪器制作均受到西学的影响^[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