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江南文人与天主教文化互动研究

二、孙元化家族文人之情感与信仰世界：以孙致弥为中心

孙元化生于明万历十一年，卒于崇祯五年（1583—1632）^[11]。元化自称自万历三十四年（1606）始在京从徐光启习几何算学^[12]，时年24岁。受洗时间则在天启元年（1621）之前^[13]。其与光启应先为弟子^[14]，后结姻亲。

万历末年至天启年间，西洋火器经徐光启等极力推荐而渐为人知。宁远大捷（1626年正月）之后，更被赋予重望。孙元化亦因之而得到迅速擢用。天启二年，其受到乡人侯震旸荐举（有姻亲关联，元化女归侯岐曾子），被徐光启进士同年、又同入翰林院的好友孙承宗任命为经略衙门赞画军需；四年升任兵部最重要的职方司主事；崇祯二年正月，升该司郎中，同年四月，又先后任山东布政司右参议、按察司副使；三年六月升都察院佥都御史，巡抚东莱、东江、登莱。四年冬所遣援辽部将孔有德等在吴桥县发生兵变，次年二月其又回马攻陷登州，元化被叛军放回后，被解送京城。如何处置叛军，朝臣分出截然对立之主抚与主战两派，论争直接关涉权力中枢：首辅周延儒主抚，而次辅温体仁主战^[15]。后主战派取胜，孙元化遂于崇祯五年七月二十三日与登州副总兵、李之藻弟子张焘一同被斩弃市（或云后者自缢于登州）。

孙元化生平著述丰赡。据“嘉定六君子”之一、其长子和鼎之婿赵俞亲眼所见，其《水一方人集》卷帙浩繁，多达一百多卷。和鼎曾以杜诗“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为目，分十四卷，纂言纪事，撮其要领^[16]。三个儿子和鼎（字九实）、和斗（字九野）、和京（字九服）曾商议分卷校雠抄录，但终究未能刊刻。元化被系诏狱期间，和鼎兄弟皆先后在京。其中，幼子和京衣囚服入狱，起跪水窟，为元化吮舐血肉。出则兄弟一起，叩当事者门，“祈全中丞，冀得遣戍”^[17]。元化赴市被斩，“头血溅地，和京舐之尽，观者流涕”^[18]。乙酉年（1645）嘉定抗清之役，和京以母“病足不能行”决定“效死以邀天幸”^[19]，城陷，因痛骂清兵而遇害。《江东志》称，和京夫妇死难之后，“和斗与兄鼎谢去诸生，埋名著书，不涉世务”，因而事迹被收入“隐逸”^[20]。元化抚登时，手下反叛之军，偏裨之将也多封疆裂土，其中，靖南王耿仲明之子耿继茂（1649年袭封，驻广州。1660年迁福建）尤与元化后人友善。和斗曾为其幕僚，“嘉定六君子”之一陆元辅（字翼王，一字默庵，号菊隐，1617—1691）有诗《送孙生恺似侍父九野游武林》，末句云“中丞无限伤心事，不谓年来佐胜游”^[21]，即言和斗入幕耿府事。其子致弥也受耿氏后人^[22]荐举“采诗东国（按：朝鲜），以布衣赐二品服，临轩策遣”^[23]。

孙致弥（1642—1709）^[24]，初名翙，字恺似，一字松坪。他是元化后人里最光显的一位，康熙十七年（1678）举顺天乡试（是年四月充朝鲜采诗使），二十七年成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后以侍读学士致仕。康熙己巳年（1689），为嘉定折漕事因邑中奸民等诬告卷入“部费案”，初拟处绞，后以捐免^[25]。康熙帝于二十三年巡幸曲阜（1684），事隔数年后衍圣公孔毓圻（1657—1723）疏请孙致弥修纂《幸鲁盛典》，辛巳年（1701）书成，复官授编修，次年典试山西，升右春坊右中允，再晋侍讲学士、侍读学士^[26]。康熙四十八卒于官，极为穷困，以至于柩停老家中堂，十年未曾下葬，后由学生楼俨（1669—1745）经纪其丧，且为独立营葬。楼氏曾撰诗十二首，表达对老师的怀念，其中两首便谈及此事^[27]。

致弥也是“嘉定六君子”之一，很早便有诗名。其生前刊刻或抄录的诗词，先后有《未申集》（多为辛未、壬申二年系狱期间所作）、《梅沜词》、《别花余事》、《词衲》、《琴词》等，这些作品，经后人选辑，多保存在《杕左堂集》之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及其《补编》先后收录的《杕左堂集》、《杕左堂续集》，是清乾隆年间刊刻的诗词选集。前者是经同为“嘉定六君子”之一的张鹏翀和昆山朱厚章（字以载，号药庭，廪生，有《多师集》八卷）汰沥后之余存，集中最具历史价值的“泛滥酬应”之作因缺乏“文学价值”而多见剔删；后者由诗人外甥程宗傅（字悦岩）汇辑刊刻，多为晚岁创作。又，上海图书馆现藏《孙致弥遗诗》（不分卷），抄本，共4册。据扉页赵姓士子手记云，其于甲辰年购之于城隍庙地摊。此人对孙诗评价甚高，以为其“诗格在竹垞（朱彝尊）、初白（查慎行）之间”，但不知孙诗是否有刊刻本^[28]。我觉得，此抄本之年代应该在上述《杕左堂集》及《续集》刊刻之前，理由有二：其一，抄本中有不少诗，此二集里没有，说明抄手之所本并非此二书；其二，购者尚不知是否已出刻本，说明题记所云“甲辰”应为雍正甲辰（1724）^[29]，此时二集均未付梓。二集之刊刻时间不一，但均在乾隆年间无疑。因二书之序各有作于乾隆年间者。让笔者颇感疑惑的是，作为一位天主教徒，他的作品里却既看不到与西方传教士的往来酬应，又很难找到其天主教信仰的迹痕。我们知道，他一生所处的顺、康时期，对天主教基本上是不禁止的，康熙三十一年（1692）还正式获得过容许自由传教的敕令。由于上述三书的编选、刊刻或抄录时间都在禁教颇严的雍、乾年间，我怀疑编选者乃至抄录者出于忌讳心理而有意剔去了“天学”诗篇。

他的性格与情感、思想与信仰的世界，只能借助其家世背景和人际脉络的透镜来迂回地加以勘探。

从旁人的描述和他自己诗歌的风格来看，他的性格与思想还是比较清楚的。杭州人汪霦（字朝采，康熙十八年举博学鸿词，官至户部右侍郎）乃其翰林院同馆，他在序《杕左堂集》时赞誉致弥乃“古之所称有道者”。他说：

（致弥）忽以无妄去位，浪迹江湖间。今年（按：指康熙甲戌，1694年）冬，余得把晤西陵旅舍，为追叙已事，不胜痛定思痛之感。而先生萧然高寄，饮酒赋诗，初不以忻戚介意。夫遁世无闷，圣人每难言之，况乎婴患难、历艰险，极人世之所不堪，而皆非其所自取，则夫忧愁无憀、感愤不平之气，贤者当亦不免。乃今读其诗，抒写怀抱，流连光景，温厚和平，深得小雅怨而不怒之旨。^[30]

可见，致弥的性格是相当达观洒脱的。他的诗作，王鸣盛以为“六家（按：指嘉定六君子诗）中最工”，其由在他以诗为志意性情之所寄，不止是以诗为“余事”^[31]。在笔者看来，六家中固然孙诗最工，还有一点也很关键：孙致弥骨子里就是一个诗人，其诗最称诗人之诗。其余五家，张大受（字日容，一字拙斋，号匠门，1660—1723）、张鹏翀（字天扉、天飞、抑斋，号南华、南华山人、南华散仙、抑斋居士、合荫亭主人、双清居士、静寄轩主人，1688—1745）之诗整肃严正，颇有“官气”；陆元辅宽博雅致，堪称学人之诗；赵俞（字文饶，号蒙泉，致弥进士同年，其妻乃致弥伯父和鼎之季女，1636—1713）诗遒劲有余，蕴藉不足，只有张云章（字汉瞻，号朴村，1648—1726）诗与致弥相近，堪称文人之诗^[32]。

有意思的是，有人以宋诗为由叹赏之，有人则称其已臻抵唐诗的最高境界，也有人称其兼淑唐宋。宗宋论者，如著名诗人冯班（1602—1671）曾赞誉其诗“蚕吐五采，双双玉童，树覆宝盖，清谈梵宫”。这是冯班题其诗作《未申集》的评语。评语本身是一个谜语，谜底为“绝好宋诗”^[33]。兼淑唐宋论者，如同为“嘉定六君子”之一的张鹏翀说其诗“声调格律以盛唐为宗，而雄放挥洒时出东坡、放翁之间”^[34]。宗唐论者，如嘉定秦倬（乾隆十三年进士，曾任江川知县，罢官后长山东少陵书院），此人对致弥之诗评价最高，他自称“稍知拈韵，即奉《杕左堂集》为拱璧，知之最深”。以下所录者乃其序《杕左堂续集》之文：

诸生进而问曰：“自弟子受教以来，于文则宗八家，于诗则宗少陵，于本朝则师王阮亭，今时则有张南华。阮亭出蓝历下，不知南华之学亦有所自乎？于我师为同里，愿闻其略。”余曰：“诗学岂易言哉！就我乡而论，四先生外尚不下十余种，孰非家稷契而户皋夔？而兼宗众流、导乎先路者，则莫如松坪先生矣。”因出《杕左堂集》示之。诸生复请其详，余曰：“河流九折也，出碣石则弥雄；玉耀连城也，孕蓝田则更贵。先生之诗，气韵沉郁。言其意表，颇近谢康乐；蕴藉脱落，不染凡尘，有类岑嘉州；沨沨乎仙游，英英乎霞举，又善学李供奉；至于格律严警，雄深浑健，则非少陵不可拟。古诗俊逸，如王子晋向月吹凤笙，随风抑扬，声在云外；近体澹宕，犹长安少年饮酒，百华场中，莺歌蝶拍，春风煦然，朴人终日传杯而醉，达旦不休。诗人之趣，至是以可谓之不凡矣。盖诗品贵高，必天赋超轶之才，具潇洒出尘之致，有振衣千仞、濯足万里之概，而后藻思不群才备矣。取法欲上，原本风雅，及于楚骚，兼乎汉魏，式乎大历，为之轨度。宋元以下亦宜别之，授我裁成，取法得矣。又必有颖悟绝特之资，而济以该博宏伟之学，察乎古今天人之变，而通其洪纤动植之情，然后足以奔□百氏而驰骤千里功加矣。又必具温柔和平之养，严庄凝重之度，然后其音淳庞而雍和，铿而鞺鞳。亢戾消则气象从容，弇鄙去斯尊严典雅，养优矣。处江湖之远，必得山川之助，呼吸穆清，吐纳云气，凌万顷之烟波，登峭削之危峦，气势恒连乎霄汉，而又有草木虫鱼之玩，林樾苍碧之瞻，俾精神凝合，物我两忘；居庙堂之高，览乎城观宫阙之壮，陈纲布纪之宜，典物文章之美，兵甲车乘之雄，朝会燕享之盛，及乎郊社褅尝、钟磐干戚之仪，备斯数者，然后可以言诗矣。置品不高，负骨匪异，其识必陋以卑；师法不古，绮丽为工，其音必靡而滞；学之不充，则师心自用、空疏寡当，其辞必芜，而庞养之不邃，则难言风度，必流于下里巴人；无江山之胜，则尘土之思胶扰蔽固，无以发挥其性灵；鲜岩廊之观，则风云月露之形、园廛漆林之碍，其情必湮。而郁古之人，所以擅一时之名，虽其格律有不同，声调有不齐，未有不资乎此六美者也，而惟先生则兼之。是固先南华而唱，后阮亭而和，而实祖述乎少陵。诸生有志乎吟咏，舍是将奚取则焉？于是群仰先生为少陵的派，而杕左一编遂大行于邹鲁间。”^[35]

秦氏竭力表彰致弥之诗“兼宗众流”、“兼备六美”，其鹄的则是，认定其具有作为“少陵的派”之唐诗风采。

其实，孙致弥兼宗魏晋以来诸大家，并不刻意规摹某派某人之诗。集中指明次前人诗韵的作品，包括谢灵运、李白、杜甫、韩愈、苏轼等大家，其中尤以苏轼为最，达30余首。他以无妄之灾两次入狱，其精神世界所亟需的，主要不是诗歌风格的认同，而是一种面对苦难挫折的洒脱达观，而这一方面苏轼最能引起他的共鸣。如《生朝述怀戏用东坡诗为起句》（共12首），是此类作品中的典型之作，此录其中之三：

其　　一

白发苍头五十三，今年真不负江南。

窥人新月弦初上，索笑寒梅蕊尚含。

纤手玉盘过送菜，星桥火树待传柑。

明朝便有春光到，准备清鞵次第探。

其　　六

白发苍头五十三，免教涧愧与林惭。

静听酿蜜蜂衙闹，笑看争膻蚁战酣。

号四宜休安我分，立三不朽让人谈。

自注：宋孙昉号四休居士。

艾归况有同心约，自喜岩栖野性堪。

自注：石门吴青坛侍御^[36]尝相期年至五十便当解组，筑艾归之堂以娱老。侍御未及艾而归，予则适当其时。(www.chuimin.cn)

其十一

白发苍头五十三，关心幽事老尤耽。

种鱼经就溪翁乞，医树方留野客谈。

退笔丛残分作冢，异书钞撮合成函。

闲中自忏多生业，已断嗔痴未免贪。^[37]

致弥53岁那年，正值康熙甲戌（1694），时其刚刚出狱，故上述诗中弥漫出的，尽是些闲淡自适、安分守拙、林涧娱老的情绪。同时，诗人比从前更加沉迷于宗教信仰了。第十一首所云“幽事”，指鬼神之事。《礼记·檀弓下》有“望，反诸幽，求诸鬼神之道也”，《礼记·乐记》有“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等说法。“幽事”之大者，无过于生死安顿。而在信仰天主教的孙致弥这里，它无疑是指天主教的信仰事工。从现存诗文之中，固然难以找到直白赞颂“天主”的痕迹，但是，我们仍然能够肯定，天主教信仰对于孙致弥能够较为平静应对劫难提供了精神的支撑。赵俞作《亡妻孙氏述》，记载孙氏除了具有贤淑劬劳之德，还格外对“幽事”关心备至：“岁时祭祀，脯酢酒浆必丰洁。祖先忌日，一入门问知，终身不忘。常先期告诫，办治无遗忽者。……编修（按：指孙致弥）以便道省姊，必以主眷国恩相勖勉，编修亦敬诺焉。”^[38]原文之“主眷”、“国恩”之前均空格，推究上下文义，“主眷”实指“天主眷顾”。赵俞本人不是教徒，但也许受到其妻影响，故对鬼神之道颇为痴迷。上文之中有愤激之言“夫既敝屣一官，不沾荣利矣，造物主犹靳而不与乎”？此造物主便带有人格意志神的含蕴。

从其现存诗文遗存，我们可知孙致弥对西方文化有相当多的了解。其《欧罗巴剑子歌》谈到双剑来历时说“战罢悬赏达未楼，佩来每侍欧罗殿”，注中指明“达未楼”、“欧罗殿”皆在西国，并附陈公沙的西劳、若盎、末略等西人将卒名称；诗中又云“军前百战血长殷，城上一挥头毕白，别有阴符祖泰西，神机用火称无敌”，可能是指城上白色旗帜绘十字架或骷髅之形^[39]。晚年作《咏西洋雪香兰》（1701），从诗中“乍从蛮舶到”、“重译来嘉卉”^[40]推测，他在京期间，与赠花的西洋传教士应有密切往来。又，其序《幽梦影》（张潮撰），曾借西方典故以释题意：

顾题之以梦且影云者，吾闻海外有国焉，夜长而昼短，以昼之所为为幻，以梦之所遇为真。又闻人有恶其影而欲逃之者。然则梦也者，乃其所以为觉；影也者，乃其所以为形也耶？廋辞隐语，言无罪而闻足戒，是则心斋所为尽心焉者也。读是编也，其亦可以闻破梦之钟，而就阴以息影也夫。^[41]

《幽梦影》收录了孙致弥评语共8条，从中亦可窥知其思想风貌，如“新月，恨其易沉；缺月，恨其迟上”条下，孙氏评语为：“第勿使浮云点缀尘滓，太清足矣”；它显示孙氏的人格诉求，或与基督教的超越思想有关联（尽管词汇表述是道家式的）。另如“求知己于朋友易，求知己于妻妾难，求知己于君臣则尤难之难”及“发前人未发之论，是奇书；言妻子难言之情，乃为密友”二条之下，孙氏评语为：“前二语，是心斋著书本领。”^[42]此种以友伦为核心并将其诠释为《幽梦影》全书根本的见地，或许与利玛窦、卫匡国等传入的西方神学伦理学之影响有关^[43]。

“部费案”对孙致弥的人生观产生了重大影响，藉此我们也可进一步了解其信念根基究竟为何。入狱不久，他虽叹息“分争正洒元黄血，中立难容憨直人”，却也坚信“松饱严霜增磊砢，玉经猛火见精神。屈信自信儒门理，不向禅宗引昔因”^[44]。甚至二度入狱之初，还是认定“天岂终遭黄雾塞，心原不受黑风吹”^[45]，感到君亲之恩未报，心有不甘。但是，狱中时日一长，便有些灰心丧气（“残雪自明无月夜，寒花相笑背时人”^[46]）。并开始与佛门人士往来，如系狱期间，他曾反复与禅师西潜上人往来唱和，从观棋中悟透“杀机对面谐谈里，始信心为最憯兵”^[47]，对人心险恶、官场黑暗有所领悟。出狱日赋诗曰：

鲤鱼风信暖于春，吹醒邯郸梦里身。

生死忽分天上诏，悲欢相半路傍人。

余生所负惟山志，结习难忘向酒神。

历尽惊波频魇呓，一弹指悟来去因。^[48]

诗中氤氲出浓浓的悲观情调，而解脱之道无非是，悟透人在官场，生死系于他人（皇帝的意志），不如就此解脱，隐遁山林，诗酒娱余生。出狱之后，他的确有一段时间看淡人间功名，遣尽诸缘，蜷伏山野，不与人事，以致都门有传其人“已殁”。不过，不久他便官复原职，回到京城。康熙三十九年（1700），他还应皇帝要求对祭祖拜孔的礼仪问题发表过意见，晚年则受命总纂《佩文韵府》。

有意思的是，他在狱中赋诗，反复提到“吉凶之兆”，很显然，他自己对此深信不疑，如“狱中甲夜鸡鸣，必有恩赦”、“狱神李、王及杨忠惠公屡示吉兆”、“屡感梦兆，甚异”。兹再引《秋日感怀》如下：

每逢白露暗伤神，痛忆先公被祸辰。

屈指行年同大衍，惊心纪岁又壬申。

自注：先中丞以崇祯壬申白露节遭变，时年五十。致弥今年亦五十有一矣。

谁怜濒死非其罪，自愧偷生有此身。

一事差堪见吾祖，不曾摇尾向时人。^[49]

遍考孙致弥诗文，我们发现乃祖事迹在在皆是。他应该知道，孙元化被杀时的气候景况：“临刑西市，风雷起足下，黄霾翳日，徐光启在内阁谓体仁曰：此足明登抚真冤矣。”^[50]这种上天垂象的“征兆”，对于天主教徒来说，其蕴含当然远不止传统固有的天人感应观念。徐光启以之来诠解元化之冤，就因为他相信它显露了主宰之“天”——“天主”的意旨。孙致弥对待佛、道二教，虽然不像祖辈那样采取决绝排斥的态度，但其基本倾向仍然是放在儒、耶互补这一边的。所以，他心中的吉凶征兆，也许也包括了主宰神的意旨蕴含。

从现存文献里已很少见到孙致弥与传教士的直接交往状况，他似乎也很少参与传教书籍的润色订正，后者是他的祖辈信徒常常从事的工作。不过从他的诗文中可以看出，他与清初一些著名的天主教徒有所往来：《杕左堂集》、《杕左堂续集》等收录了他写给徐光启四世孙徐有袽、徐宝弓（曾润饰潘国光撰《天主十诫劝论圣迹》）的诗5首^[51]，写给佟汇白（佟国器字）的诗2首，题吴历（渔山）“凤阿山房图”绝句2首（按：此系渔山为侯开国拟建造屋宅所绘之构想图。二诗收录于陆心源《穰梨馆过眼录》三八），次许缵曾韵1首^[52]。此外，从孙元化祖孙三代的诗文里，看不到同时代其他文人诗文别集里总会看到的有关妾的作品。孙氏家族为了信仰放弃纳妾，以致元化曾孙辈男丁总共才十人^[53]。这在文士偎红倚翠、又常常著文津津乐道的明末清初颓艳习气中，确然不易。

孙致弥子农祥，字若望，曾任珙县知县（见《光绪嘉定县志》卷十五《选举志下·荐举》），也是教徒，但事迹无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