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清代江南文人应对天主教文化：论文分析

五、关于附录诸文

附录部分论文4篇，有2篇撰于20年之前，其中《中国文化语境中的“天”、“上帝”与“天主”》从“天”、“上帝”与“天主”等三个关键词入手，考察基督教文化之语义蕴含在中文语境里的变异、失真和转换，试图藉此来加深对中西两种文化固有观念之对比与认识，发掘潜藏于词汇之下的文化规则系统，并进而去探索两种文化之接触、碰撞和交汇所赖以进行的运作机制。《中西文化碰撞中的徐光启及其“文”的超越》系笔者硕士学位论文（初撰于1990年），主要探讨徐光启对于西学的接受所造成的文学新变与超越，曾连载于澳门《文化杂志》。今校阅一过，发现材料已显得较为单薄，但年少之作，姑且留存为昔日写照吧，故此次收录，除了校正文字错讹以及改篇注为脚注之外，不复作其他调整。《晚明“汪汝淳”考》系笔者的学生胡金平所撰，该作整合天主教史与晚明史两方面的材料对晚明积极刊刻西人著述的汪汝淳之籍贯、地望与生平事迹进行了新的辩释，考论严谨详覈。《烟草与文学：清人笔下的“淡巴菰”》一文，专论清代文人诗文中的烟草（最主要的译名“淡巴菰”，乃葡萄牙文和西班牙文tobaco之音译）。笔者在翻检清代文献时，找到不少表现西方器物如眼镜、望远镜、钟表、玻璃、绘画、舆图乃至花草虫鱼的诗文，从形象学的角度看，这些器物乃承载了一定异国信息的文化“意象”，值得深入研究，本书第二章曾就东吴文人诗文中的眼镜和钟表描写为主作了一些初步的探讨。这里专就“烟草意象”成文，从四个方面入手，讨论其与名公巨卿、与江南文人、与妇女以及与笔记小说之诸重关联。因文献搜查范围较广，论题名之曰“清人笔下的‘淡巴菰’”，实则绝大部分材料出自清代前中期，所涉及者则多为江南文人。此文认为，明清中西文化的大规模交往对中西历史进程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如开篇所言，中国典籍所蕴含的自律性文化品格给西方启蒙运动提供了强大的推力，另一方面，天主教东传虽然成效有限，但伴随天主教而来“副产品”却宏图大展：瓷器、茶叶、香料等物产的大量西传让产自南美洲的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西洋大炮加剧了明清国运鼎革，传教士主修之崇祯历书成为国人生息行藏的“正朔”凭依，其他如历算、水利、机械、逻辑、宗教、美术、语言等领域对我国学术之影响，时贤论之甚详，不必赘述。不过，就时间的持久性、空间的广阔性以及感受的切身性而言，烟草造成的影响，其他任何西来物品均难以与之匹敌。借助文献之钩沉抉隐，文章归纳出以下几个结论：

1．清代的文人，知烟草为“淡巴菰”而酷嗜如命者莫可名数，却鲜有因其为异域之物而予以排抵拒斥的（禁止的理由主要是伤农、靡财以及害身）。而同为远西舶来之物，上自天主教、下迄可以利用厚生的象数之学，如火炮、历算、水利、机械等，都曾遭遇到本土的激烈反对和排斥。究其原因，可能是我国士人尚不知“淡巴菰”来自远西之美洲、欧洲，而以为乃吕宋所产，故“淡巴菰”在整个有清一代均未曾激起因其为远西之物而有意排斥、厌恶的反应。

2．“淡巴菰”传入中土不久，国人对其利弊两端便有清楚认知，禁烟之举，历朝皆有；恶烟之人，屡见不鲜。何以屡禁屡恶而难绝呢？全祖望之《淡巴菰赋》所作之答案，其思考允称完备：“岂知金丝之薰，足供清欢；神效所在，莫如辟寒。若夫蠲烦涤闷，则灵谖之流；通神导气，则仙茅其俦。槟榔消瘴，橄榄祛毒，其用之广，较菰不足。而且达人畸士，以写情愫；翰林墨卿，以资冥功。于是或采湘君之竹，或资贝子之铜，各制器而尚象，且尽态以极工。时则吐云如龙，吐雾如豹，呼吸之间，清空杳秒；更有出别裁于旧制，构巧思以独宣，诋火功为下策，夸鲸吸于共川，厥壶以玉，厥匙以金，比之佩镌，足慰我心。……或者惧其竭地力，耗土膏，欲长加夫屏绝，遂投畀于不毛。斯非不为三农之长虑，而无如众好之难回。观于‘仁草’之称，而知其行世之未衰也。”^[51]时至今日，烟草之害，举世皆知，然全氏“仁草”之辩，似仍有其合理性。烟草行世之将盛耶？将衰耶？至少现在仍然难以料定。

3．烟草至清代前中期，举国嗜之若狂，殆无疑义。刘廷玑言清初之“黄童白叟，闺帷妇女，无不吸之”，而且“时刻不能离”者“十居其八”（《在园杂志》卷三“烟草”），有人甚至说：“士不吸烟、不饮酒者，必无风味。”（蔡家琬《烟谱》，第6页）对文人骚客而言，烟草又有催发灵感、润绵诗文之力，故嗜之者尤甚。然总体而言，付诸歌咏者不多，故陈琮集20余年之力，饾饤必录，所汇辑者亦不过区区230余篇/首，其中，40多首还是因陈琮之邀约而作（多为吴中当地士人）。笔者于此之外又搜抉到40余篇/首（有些是长诗，如康熙年间吴县人张埙的《烟花行》、四川富顺人张翔凤的《种烟行》、乾隆年间第67代衍圣公孔毓圻之孙孔继涵的《烟草诗千一百字》），不乏才力雄健之作，但相比于咏唱酒茶之浩瀚篇章，仍显数量匮乏。笔记、小说、戏曲等其他文类之烟草描述，多系偶然提及，鲜见其为叙述之关键者。看来，烟草之于清代文学，其催发灵感、滋育巧思的间接贡献，远大于对吸烟及烟草的直接描述，反过来说，这也许还是明清文人之吟咏不足而今人之钻研不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总的来说，由于本课题所涉及的材料较为分散，对于材料之搜集、整理（含鉴别、参证）、分析与综合的工作难以十分到位，故研究的开展只能以个案方式为主，而对于诸个案成果的体系化会通尚需加强。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新的问题和新的视角产生出来了，如清初“敬天”的思想还可以做进一步的开掘，再如明清之际中国思想与文化的转型问题，历来是中外学界关注的热点，也有不少力作问世，但是将这一转型的问题与西学的因素全面、深入地结合起来加以考量，仍然有许多工作可做。笔者愿意继续沿着这一思路向前推进。

本书中的文章，部分已发表于海内外刊物或论文集，兹亦一并汇列如下（借此机会，对这些书刊表示衷心感谢）：

1．《杂糅的信仰与情感世界——清初上海的天主教文人许缵曾再论》，《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高校文科学术文摘》2008年第5期摘要；

2．《徐光启姻亲脉络中的天主教文人》，《世界宗教研究》2009年第1期；

3．《清初宁波文人的西学观：以黄宗羲为中心来考察》，《史林》2009年第2期；

4．《依“天”立义：许三礼敬天思想再探》，台湾中原大学宗教研究所编：《汉语基督教学术论评》（A＆HCI刊物），2009年第2期；

5．《“天监”与“成仁”：陆世仪之敬天思想与清初娄东文人的道德践履》，收录于《乐黛云先生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2011年；

6．《清初“程山之学”与西学：以谢文洊为中心》，《史林》2011年第1期。《高校文科学术文摘》2011年第3期转载。

7．《谢文洊与西学》，《中国比较文学》2011年第3期。

8．《行旅中的精神求索者：吴渔山之信仰嬗变探析》，香港：《道风》（A＆HCI刊物）第2期（总第36期），2012年；

9．《烟草与文学：清人笔下的“淡巴菰”》，《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高校文科学术文摘》2012年第4期转载；《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2012年第9期全文转载；《新华文摘》2012年第21期摘目。

10．《清代前中期江南文人与西学》（上下），连载于《基督教文化学刊》第29—30辑（2013年7月和12月）。

11．《天文教东传与清初中国文人的知识重构：《“敬天”风潮为中心》，《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人大复印资料·明清史》2014年第5期全文转载。

【注释】

[1]N．Standaert，“Introduction”，in N．Standaert，ed．，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vol．One 635-1800．Leiden，Boston，Koln：Brill，2001，pp．ix-x

[2]此前30年（1807年），第一位新教传教士、英国长老会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虽已进入大陆本土（按：晚明天启四年即有荷兰籍新教传教士进入台湾，直至清康熙元年荷兰在台殖民统治的结束方告终结，但对大陆未造成影响。详见林金水主编《台湾基督教史》，北京：九州出版社，2003年，第1、37—38页），他的《圣经》中文翻译也的确堪称新时代产生的一个标志，不过，其正式身份始终是东印度公司的职员，是一位“商人”。

[3]如李伯重的《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周振鹤的《释江南》（《中华文史论丛》第49辑，1992年）、徐茂明的《江南的历史内涵与区域变迁》（《史林》2002年第3期），等等。

[4]围绕此一“共同体”，今人提出了不少新表述，如罗时进的“江南文化型社会”（见氏著《明清江南文化型社会的构成》，《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胡晓明的“江南认同”（见氏著《“江南”在发现——略论中国历史与文学的“江南认同”》，《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吴海庆的“江南生态乌托邦”（见氏著《古代江南生态乌托邦及其实践》，《浙江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等等，均认为江南具有一定的“文化共性”。在笔者看来，“江南”的确已成为一个文化“隐喻”，不过，其指谓虽有某种稳定性，但蕴含则处于不断的现代建构之中。

[5]按：这是李伯重在《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第101页）一文中提出的看法，学界似较为认可。

[6]按：勤劳品性之形成，还可能与明清时期江南赋税过重有关。可参阅陈江著《退隐与抗愤——晚明江南士人的生存困境及其应对》，《史林》2007年第4期，第99—101页。

[7]这里借鉴了赵晋镭、沈守云对于江南古典园林的评价，详见氏著《论江南古典园林艺术风格的形成及特征》，《南方农业》（园林花卉版），2008年第1期。

[8]此即李之藻在《寰有诠·序》所云：“由有形入无形，由因性达超性，大抵有惑必开，无微不破。”见刘凝编《天学集解》卷三“法编”，清抄本；又见其子李次霦撰《名理探·序》，北京：三联书店，1959年，第5—6页。

[9]按：这些译述都有中国士人参与“达辞”、“译义”或“笔受”，某种程度上说，他们也是译述之共同的撰者，但因本书非论“翻译”之作，故此处不一一说明。

[10]利玛窦撰《译几何原本引》，见刘凝编《天学集解》卷七“器编”，俄国圣彼得堡图书馆藏清抄本（按：后文引用《天学集解》，其版本只标为“清抄本”）。

[11]利玛窦撰《题万国坤舆图》，见刘凝编《天学集解》卷三“法编”，清抄本。

[12]李之藻撰《同文算指·序》，见刘凝编《天学集解》卷七“器编”，清抄本。

[13]李之藻撰《题万国坤舆图》，见刘凝编《天学集解》卷三“法编”，清抄本。

[14]王应麟撰《钦敕大西洋国士葬地居舍碑文》，辑入杨廷筠编《绝缴同文纪》，钟鸣旦、杜鼎克、蒙曦编《法国国家图书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六册，台北：利氏学社，2009年，第335页。

[15]关于李之藻生年，方豪、裴化行据传教士的记载，分别系为1565年和1566年。龚缨晏、马琼据新发现之《万历二十六年进士履历便览》断为隆庆五年（1571），见于氏撰《关于李之藻生平事迹的新史料》，《浙江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第90—91页，但是郑诚认为，考虑到晚明有较为普遍的“官年现象”（即出于晋升动机而虚改年龄的现象），他倾向于信赖传教士的说法，详见氏著《李之藻家世生平补正》，台湾新竹《清华学报》新39卷第4期，2009年12月，第656—657页。此从郑诚之见。

[16]余英时著《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明清社会史与思想史之一面相》，见氏著《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56—564页。

[17]详见王汎森著《晚明思想十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2—88、118—185页。(www.chuimin.cn)

[18]马良著《〈墨井集〉序》，见朱维铮主编，李天纲编校《马相伯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99页。

[19]此文原刊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本（1936）第二分，后被辑入陈受颐著《中西文化交流史事论丛》，台北：商务印书馆，1970年，第57—94页。

[20]按：“风潮”一词，笔者原拟采用“思潮”（如发表于台湾《汉语基督教学术论评》2009年第8期上的《依“天”立义：许三礼敬天思想再探》便用过此词），吴伯娅教授以为不妥，她觉得“敬天”在清初尚未达到“思潮”的程度（出自吴教授在2012年11月18日上海大学举办“文本、叙事与历史：明末以来的天主教研究工作坊”上对本人发言的回应）。笔者三思之后，感觉吴教授所言有理。今从其之见，不复使用“思潮”，但出于正文所述之理由，将其改为“风潮”。在此顺便向吴教授致以谢意。

[21]谢文洊撰《谢程山集》卷之一《日录》，见《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09册，影印道光三十年刻本，第37页。

[22]同上书，第15页。

[23]陆世仪撰《书〈淮云问答〉后》，见《桴亭先生文集》卷六，《续修四库全书》第1398册，据清光绪二十五年唐受祺《陆桴亭先生遗书》刻本影印，第516页。

[24]陆世仪撰，张伯行编《思辨录辑要》卷三，《四库全书》子部第724册，第35页。

[25]陆世仪撰，张伯行编《思辨录辑要》卷二，《四库全书》子部第724册，第23页。

[26]陆世仪撰《答杨亮闻论居敬穷理书》，见《桴亭先生文集》卷一，《续修四库全书》第1398册，第449页。

[27]《告天楼告法》，见许三礼撰《天中许子政学合一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65册，影印清康熙刻本，第548—552页。按：还可参阅许氏《从天定宪候图说》，见许三礼撰《天中许子政学合一集》，第552—562页。

[28]陆世仪撰《志学录》，见《丛书集成三编》第15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清道光十五年刻本，第173—224页。

[29]陈瑚撰《圣学入门书》卷二，见氏撰《圣学入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9册，清宣统至民国间吴兴刘氏刻留余草堂丛书本，第904页。

[30]谢文洊撰《七克易·序》，《谢程山集》卷之十四，见《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09册，第251页。

[31]孙元化撰《两头蛇》，全诗载朱彝尊撰《静志居诗话》卷十七，中华书局据清嘉庆二十四年扶荔山房刊本重印，2006年，第506—507页”；此诗又收入（清）王辅铭辑《明练音续集》卷四，《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395册，影印清雍正二年至乾隆八年刻本，第360页。

[32]详见黄一农著《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按：本书此后引用该著，均用此版本，只注书名及页码。

[33]孙致弥撰《生朝述怀戏用东坡诗为起句》，见氏撰《杕左堂集》卷六，清乾隆刻本。

[34]《初八日入郡狱再叠前韵》，《杕左堂集》卷五，清乾隆刻本。

[35]《六月十三日复入郡狱》，《杕左堂集》卷五，清乾隆刻本。

[36]《莫讶》，《杕左堂集》卷五，清乾隆刻本。

[37]《观棋五绝句次西潜上人韵》，《杕左堂集》卷五，清乾隆刻本。

[38]盛鑂（叔清）辑《清代画史补编》，页十三，上海：有正书局1927年。

[39]吴历撰《仿古山水册跋》（1675），见《吴渔山集》，章文钦笺注，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455页。

[40]（明）刘宗周撰《辟左道以正人心以扶治运疏》，见吴光主编《刘宗周全集》，第三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05页。

[41]刘汋撰《召对纪事》，见吴光主编《刘宗周全集》，第三册，第235页。

[42]刘宗周撰《辟左道以正人心以扶治运疏》，见吴光主编《刘宗周全集》，第三册，第206页。

[43]黄宗羲撰《孟子师说·当路于齐章》，见沈善洪、吴光主编《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60—61页。

[44]黄宗羲撰《孟子师说·明堂章》，见沈善洪、吴光主编《黄宗羲全集》，第一册，第55页。

[45]黄宗羲撰《破邪论·上帝》，见沈善洪、吴光主编《黄宗羲全集》，第一册，第195页。

[46]黄宗羲撰《破邪论·魂魄》，见沈善洪、吴光主编《黄宗羲全集》，第一册，第196—197页。按：此种凡圣之别也是受到许三礼的影响。

[47]黄宗羲撰《破邪论·地狱》，见沈善洪、吴光主编《黄宗羲全集》，第一册，第198页。

[48]黄宗羲撰《王仲撝墓表》，见沈善洪、吴光主编《黄宗羲全集》，第十册，第267页。

[49]黄宗羲撰《叙陈言扬句股述》，见沈善洪、吴光主编《黄宗羲全集》，第十册，第37—38页。

[50]此用纪建勋的考证。详见氏撰《我国制造望远镜第一人薄珏及其与西学关系之考辨》，《史林》2013年第1期，第77—88页。

[51]全祖望撰《淡巴菰赋》，见朱铸禹汇校集注《全祖望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