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江南文人对天主教文化的研究:信仰与情感变迁

2023-11-2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在江南天主教文人研究部分，本书着重分析了三位上海教徒——孙致弥、许缵曾和吴渔山的信仰与情感演变，前二位乃天主教世家出身，但是属于第三、四代教徒。吴历（渔山）的情形与许、孙有所不同，他走的是“弃俗而圣”的道路。

三、“由圣而俗”与“弃俗而圣”：清初江南天主教文人之信仰与情感演变的个案研究

黄一农先生巧妙地借用上海著名教徒孙元化的《两头蛇》，把明末第一代天主教徒形象地比喻为“两头蛇族”，注意到他们“首鼠两端”、“相牵无穷”，“毕生难并趋，终朝不离咫”然而“杀一诚便一，一杀一亦死”的复杂状况^[31]，并以魏学濂、王徵、韩霖等为个案揭示了其生命展开过程中表层糅合与内在含蕴的新旧对抗和冲突，把以传教为介质的明清中西文化关系研究引向了新的高度和境界。相比于本领域最有成就的前辈学者如陈垣、方豪，其最大的突破就在于看到、并以大量史料深入剖析了上述入教儒士的内在两难及其复杂呈现^[32]。

在江南天主教文人研究部分，本书着重分析了三位上海教徒——孙致弥、许缵曾和吴渔山的信仰与情感演变，前二位乃天主教世家出身，但是属于第三、四代教徒。通过研究，笔者发现孙、许的情形较为相似，他们虽然来自天主教世家，置身在中西两种文化的夹层之中，天然禀具生命价值观念的诸重差异，但是相比于其祖辈，其“内”、“外”冲突的张力似乎减弱了很多，发生了“由圣而俗”、“圣俗并存”（按：这里借用“圣”字来表述天主教信仰，而“俗”则特指非天主教的精神生活）的态度转换：与绝大多数中国士子一样，他们都曾执著于科举之道；在中国文人圈里，他们优游不迫地相互唱酬，很少感到“当南更之北，欲进掣而止”（孙元化《两头蛇》）的紧张；对于释道“异端”，他们也不复如祖辈那样嫉恨如仇，而是常常彼此往来，甚至相互从对方那儿谛听对人生的体会与领悟；异域观念的影响，除极少数教理书籍的序跋文章之外，在其他诗文之中已淡若无痕，只有将其置于生平、家世、事功及其人际脉络等诸重透镜之下方能予以辨析。缺少了对“真道惟一”的执著，也就增加了对别种见地的宽容，像许缵曾（1627—1698以后；他是晚明第一代教徒许乐善的曾孙，徐光启的曾外孙），他的人生指南便是由多种价值理念和宗教关怀杂糅而成，以道家仙境来诠释天主教的“永生之境”，在他那儿没有甚么矛盾，只要能够劝人为善，便都合乎先儒圣贤之旨。他的信仰世界，便不止“两头”，而是“三头”（天、儒、道）、甚至“四头”（再加上佛教因素），众多的“头”绪，被劝善禁恶综摄统贯，彼此牵合而非对抗。纵观他的一生，之所以少见其逼仄紧张，多见其雍容不迫，其由正在于斯。

再如孙致弥，其进士及第之后却两番以无妄之灾系狱，他对于生命的理解便愈加洒脱超然。从康熙三十三年（1694）所作《生朝述怀戏用东坡诗为起句》（共12首）来看，天主教似乎的确是其生命的重要支撑，如第十一首云：“白发苍头五十三，关心幽事老尤耽。种鱼经就溪翁乞，医树方留野客谈。退笔丛残分作冢，异书钞撮合成函。闲中自忏多生业，已断嗔痴未免贪。”^[33]诗中所云“幽事”，指鬼神之事。《礼记·檀弓下》有“望，反诸幽，求诸鬼神之道也”，《礼记·乐记》有“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等说法。“幽事”之大者，无过于生死安顿。而在信仰天主教的孙致弥这里，它应当是指天主教的信仰事工；至于同诗所言“异书”，笔者以为当属天主教理著述。诗人年过五十三，对于信仰反而更加热忱痴迷了，这里面肯定有上述牢狱之灾的推助作用。(www.chuimin.cn)

入狱不久（康熙辛未），他虽叹息“分争正洒元黄血，中立难容憨直人”，却也坚信“松饱严霜增磊砢，玉经猛火见精神。屈信自信儒门理，不向禅宗引昔因”^[34]。甚至二度入狱之初，还是认定“天岂终遭黄雾塞，心原不受黑风吹”^[35]，感到君亲之恩未报，心有不甘。这里的“天”，无论是指“天主”还是“皇帝”，总之还是表明诗人之心仍然较为乐观，而且对禅宗基本持排斥的态度。但是，狱中时日一长，便不免有些灰心丧气（“残雪自明无月夜，寒花相笑背时人”）^[36]，并开始与佛门人士往来，如系狱期间，他曾反复与禅师西潜上人往来唱和，从观棋中悟透“杀机对面谐谈里，始信心为最憯兵”^[37]，对人心险恶、官场黑暗有所领悟。上述《生朝述怀戏用东坡诗为起句》，撰于出狱不久，从“闲中自忏多生业，已断嗔痴未免贪”的自嘲里，我们可以从明显的佛教用语里清楚感受到禅宗对于诗人的影响。

吴历（渔山）的情形与许、孙有所不同，他走的是“弃俗而圣”的道路。他虽幼年领洗，但是44岁之前，其最为引重的生命知己乃禅友默容（？—1671）。他的性格，重精神品格、重生命超越而淡于物欲名利，乃一极具宗教“宿根”之人。这种于纷纭万象里偏重于精神超越的价值诉求既使他区别于很多救世情怀浓烈的遗民儒士，同时，也使今人对于其生命与信仰变化历程的追踪有了一条始终贯穿的线索。大致而言，其精神世界曾经“三变”：一是世运鼎革后自居为明代遗民。其实，明清易代之时，渔山仅十余岁，他之所以后来自视为遗民，主要是受到作为“遗民渊薮”之江左风气的陶染；在这一阶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陆世仪、陈瑚等娄东一带的文人群体（以明遗民为主导）奉行将“天”予以重新意志、情感、主宰化诠释的“敬天”之学，对于渔山的思想变化起到一定的推助作用，但是，遗民群体的浓烈用世情怀终究无法安顿他的超越性精神诉求，因此，才有紧接而来的精神再变：好禅。这一精神趋向的转换，与常熟兴福寺方丈默容存有密切关联。渔山是天分甚高的画手，他对于绘画的领悟力和表达力一般人是绝难企及的，而默容也在这些方面表现出同样惊人的天分和理解力。他不仅精于绘事（《清代画史补编》云其“从吴墨井学画，深得师法，几能乱真，墨井最为称许”^[38]；渔山本人云，其若“早得三昧，当以弘、秀名闻”）^[39]，而且更善于将绘事与参禅融通贯穿。二人自何年起始结“同心”之志，已不得确考；康熙六年，渔山为之作《卧雪图》，至康熙九年夏渔山与许之渐（1613—1701）结伴北游之前，期间渔山常常一连数月都在兴福寺度过。康熙十年默容过世，直至十四年底，渔山之哀恸仍然无以言表，作《兴福庵感旧图》以志伤感。可见二人之心，是同契于生死安顿之道，同具超越性的宗教情怀。默容圆寂，渔山又与默容弟子圣予继续往来，但是后者的精神造诣显然无法给予渔山足够心灵抚慰，于是，渔山于康熙十五年春“弃俗从天（主教）”，追随比利时人鲁日满（François De Rougemont，1624—1676），做了常熟、太仓地区的传道员，实现了个人生命的精神三变：决意从西来的新路径寻求超越生死的大道。

清代江南文人对天主教文化的研究:信仰与情感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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